的確，我身處黑暗時代!
——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致後代》(To Posterity)年歲漸長，人性理應漸增。①
1940年5月的法軍潰敗導致新政權建立，第三共和國的統治結束。與1814年複辟的君主政權一樣，貝當政府不隻尋求與勝利者和占領者共存，也代表了近幾年來外族的勝利。1940年夏，反共和一派的傳統分子甚至準備用工作、家庭和祖國幾個詞來取代自由、平等和博愛。
慘敗令法國一蹶不振，它幾乎放棄了抵抗，甚至還為“新秩序”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事實上，當時有兩個法國。這個國家三分之二的地區②受德國軍事部門的統治，即法國占領區的德國軍事政府。剩餘的“自由區”或未占領地區則由水療之鎮維希統領。第三個法國——戴高樂在倫敦極力統一的流亡力量——尚未成型，或還需要贏得法國人民和此前盟友的承認。1940年7月10日，議會以569票讚成、80票反對的結果，同意貝當全權廢止1875年的憲法。在“國家複興”這一宏偉的旗號下，在副總理皮埃爾·賴伐爾的強硬統治下，在陸軍元帥這一聊以慰藉的傳說下，維希法國在誕生後的一百天，在迫在眉睫的德國審慎監督之下，已經被轉化成了一個右傾、通敵、獨裁的政體。①
知識分子的私人日記記錄了當時的情形：對共和國失敗的震驚和憤怒此起彼伏，自我反思不斷，還有承認失敗但保持希望的微弱聲音。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重讀了左拉有關1870—1871年戰敗的描述，還有歌德(德語原文)作品選段和卡夫卡1914年的名作《審判》(TheTrial)。②兩大地區都隻出現了為數不多的“在第一時間便奮起抵抗的人”,他們零星舉行了一些抗議活動，也經營著一家小型地下出版社。譬如，巴黎便在人類博物館建立了一個人類學知識分子的集會網絡。另一方麵，希特勒-斯大林協定的簽署加上1940年10月的大規模逮捕大大挫敗了共產主義分子，而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則因為潰敗而信譽盡失。③
正因為有了上述的顧慮，布洛赫決定舉家搬遷到美國，前往“自由和友善之國”②避難。1940年7月25日，布洛赫剛到富熱爾不久，便寫信給四名美國同僚求助，謀求一份中世紀、經濟或比較曆史領域的學術職務。布洛赫隻需要一個臨時職位，一年或幾年即可，但他暗示會帶上妻子和六個孩子，或許還有他年滿82歲的母親。
眼下，布洛赫打算回到巴黎家中，重拾索邦的教授職務。他事先已有準備，複員後，他爭取了帶薪休假，時間是1940年7月12日到8月31日。③但是，全家遷回納粹占領區顯然是障礙重重，何況這時候他們已飽受長期分離和此前的轟炸之苦，對未來更是萬分忐忑。“變天的政治環境”讓布洛赫小心翼翼，他決定將三個年長的孩子留在未占領區，繼續讀大學。至於年幼的孩子們，布洛赫仔細權衡利弊：他擔心孩子們在巴黎遭遇種族清洗或其他困境，否則他就隻能孤身返回，忍受又一次的長期分離。④
最終，布洛赫沒有回到巴黎。9月初，他前往維希谘詢教育部，得到的信息是，作為非雅利安人(non-Aryan),他可能遭遇危險，而政府不能為他提供任何保護。一名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員同情布洛赫的遭遇，建議他在未占領區謀求職務。於是，布洛赫立刻決定前往流亡克萊蒙費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然而，他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太久，反而244對重回阿爾薩斯的大學可能遇到的困難憂心忡忡，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公寓、藏書和大部分筆記。尤其是聘任他的正式審批程序進展緩慢，用去了整個9月的時間，布洛赫第一次感到自己無能為力。①
布洛赫向費弗爾吐露了審慎的樂觀情緒。布洛赫“露宿”鄉間，與獨一無二的檔案分開，夾在業已失去的舊世界和尚未獲得的新世界之間，此時的他體會到一種並不討厭的“脫離”感，這種感覺大約在四個月前的斯滕韋克就已萌發，彼時布洛赫正“開始分發他的塵世俗物”,它也許會在流亡時結束，而一切的身外之物都會被拋諸腦後。類似費弗爾的孔泰，克勒茲的居民也用鄉村的熱情使布洛赫安心(“我們最後的希望”)。在最近的交流中，之前的一位軍官朋友也提到了美妙的“斯多葛主義”(“stoicism”)。布洛赫想到，百年戰爭並未在克雷西(Crécy)結束，甚至也未能在普瓦捷終結，而那些投身沙場的可憐蟲們都沒能活著看到最後的美好結局。②布洛赫滿足了生存在黑暗時代所需要的全部條件：自我放逐、堅持自律、不屈不撓。③
1940年10月3日，維希政府頒布猶太法令(Statut des Juifs),象征著自7月中旬以來發布的一係列法令的高峰，剝奪了未占領區內法國猶太人作為公民的權利，並規範、限製了他們對國家生活的參與。10月4日，維希向外籍猶太人開刀，授權對其進行拘留和警方監視；三天後的10月7日，政府收回了阿爾及利亞裔猶太人的公民身份。和當時及此後猶太與非猶太社會所認為的相悖，這些行動並未受到德國的指使，也不是為了避免更嚴重的德國行動而打出的煙幕彈。它們更不是對普遍壓力的反應。1940年10月一係列的排猶法案皆由維希政府的高級官員擬定，反猶正式成為法國的政策。這些都是“自發的行為，以達成本土的目標”①。
雖然貝當盡力安撫，在外媒麵前更是如此，但法令還是極大地震顫了法國的猶太人。他們的身份被從種族的角度定義，否認了他們和法國的長期關聯。他們一下子便被政府、軍隊、媒體、教育和文化機構除名，未來還麵臨著可能喪失公民身份的危險。②法令起草之時，布洛赫正焦急地等待著克萊蒙費朗的正式任命通知。10月23日，教育部門“暫時”將他安置在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文學院。③
1939年9月，戰爭爆發，按照之前的計劃，已有二十年曆史的斯特拉斯堡大學需要撤離到克萊蒙費朗。教員保持自治，和當地大學共享新落成的大學城駐地，移居此處的阿爾薩斯人得以享受足夠的空間和設施。克萊蒙費朗三麵環山，隻在北部有一條狹窄的平原，看似也是一處天然的堡壘。雖然因教員和學生被征召而缺席導致規模劇減，246但在1939年11月，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仍然恢複了行課。①
1940年，克萊蒙費朗的人口約為十萬，是法國的第十七大城市，也是奧弗涅地區(Auvergne)的首府。當地曆史悠久。公元前52年，在南部的哲哥維高地(Plateau de Gergovie),高盧領袖維欽托利(Verc-ingetorix)短暫地阻礙了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的征服。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在中部地區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648年，在西部的多姆山省(Puy-deD?me),布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實驗證明了空氣也有重量。自拿破侖時代開始，克萊蒙費朗就是一個大學城，20世紀則主要因為米其林工廠而聞名，而在1940年夏季，克萊蒙費朗突然從狹隘的行省身份中覺醒。從6月21日到28日，德國短暫占領了當地。這以後，在7月的前兩天，法國政府倉皇逃離即將成為德統區的波爾多，暫時駐紮在克萊蒙費朗，之後才前往以北60千米的維希安頓。與未占領區的多數城市一樣，克萊蒙費朗的人口迅速膨脹，1940年夏天大批難民湧入，擠壓了當地有限的住房和社會服務空間，更引起社會和政治緊張，但此後克萊蒙費朗的人口並未顯著減少。①
1940年夏，斯特拉斯堡大學被遣散的教員和學生湧入克萊蒙費朗，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負擔。敵對形勢煙消雲散，前一年撤去內地247的八十五萬名阿爾薩斯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德國統治下的家鄉。占領者宣稱要在斯特拉斯堡重開一所國家社會黨大學。流亡克萊蒙費朗的人們因此認為，即便孤立無援、與家人分別，還處於德國和維希的微妙境況之中，他們也仍然有必要維持他們的法國阿爾薩斯學校。一部分學生返回故鄉，但絕大多數在1939—1940年入學的學生都留守克萊蒙費朗，另有大約兩三百名難民加入，這樣總共就有大約一千名阿爾薩斯學生，而他們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1940年10月下旬，克服資金和材料困難，還有維希模棱兩可的支持，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再度複學。②
布洛赫和他的家人，還有布洛赫的母親和一個侄女，都在克萊蒙費朗安頓下來。他們租了一間二樓的小公寓，餐廳充當了布洛赫的書房兼臥室。不論此前失去多少，至少一家人並未分離。布洛赫無筆記、無藏書，隻有克萊蒙費朗少得可憐的資料，但之前同事的熱情歡迎讓他開始振作。①隨著朋友們結束假期，返回巴黎，布洛赫也開始教授新課，他為準備學位考試的學生開設了兩門課程：“中世紀城市”和“意大利、德國與教皇，1056—1152”。②但未來還很不明朗。
在美國，布洛赫的申請緩慢地通過了學界和行政的渠道，因為新248世界新近正接收一大批受到威脅的學者。即便在法國淪陷之前，縱然是精力充沛、資源豐富的艾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也不得不呼籲緊急救助委員會(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準備迎接一批新移民，而他已是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for Social Research)的校長，該學院在20世紀30年代時就為歐洲逃難的知識分子建立了流亡大學(University in Exile)。新學院方麵能提供辦公設備和讚助名額，約翰遜又成功取得基金會的承諾，救助一百名“頂尖學者”,讓他們在主要大學或新學院任教。但是，救助機構和國務院逐漸反對美國接收更多的猶太裔或可能的左翼知識分子，約翰遜自己的機構也出現財政困難。盡管如此，他成功推動一項決議，在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期間將五十名歐洲一流學者帶到美國，其中包括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③
布洛赫的申請得到了很謹慎的處置，被提交給洛克菲勒基金會，說明是一名重要人物的家庭因其猶太血統而受到威脅。約翰遜更以個人名義向美國主要學者寫信求援，而學者們則一致支持此事。他們稱布洛赫為法國最傑出的中世紀經濟和社會史學家之一，“一流的學者”,極具原創性，著作豐富、明晰、精準。①1940年10月25日，洛克菲勒基金會同意支持援助布洛赫，並提供6000美元，供新學院邀請布洛赫赴美。②
得知基金會應允後，布洛赫取得維希政府高層的非正式批準，準許他短期赴美任職。他同時促請美方的資助者抓緊時間，因為歐洲事態“快速變化”,“可能會出台更多的旅行限製”。他也要求對方同意其母的移民請求，表示她在“這把年紀，依舊青春洋溢”。③
11月19日，新學院同時以電報和信件的形式任命布洛赫為中世紀史副教授，任期兩年，自1941年1月1日開始，或從他到達紐約之日計算，年薪2500美元。布洛赫立刻接受了上述條件，開始規劃路線，申請假條和簽證。①布洛赫如約伯一般等待“解救”③。
12月13日，布洛赫在裏昂的美國領事館遇到了第一個障礙。主管簽證的職員和總領事沃爾特·肖爾斯(Walter Sholes)都表示，布洛赫本人、他的妻子和四個年幼的孩子可以即刻獲得非定額簽證，但他的母親、20歲的女兒和19歲的兒子則不符合要求。依據正常程序，三人需要按“時間順序”審核，其中包括對他們財產狀況的嚴格審查。雖然法國的移民配額一直充裕，但到1940年12月中旬，已經有超過五百份申請等待處理。裏昂領事館人手嚴重不足，除要代表比利時和法國的利益外，如今它還要在法國的“第二首都”——作為財政、工業和交流中心的維希——代表美國處理大量的政治、經濟和私人問題，因此直到1941年5月甚至6月之前都無法得到結果。①
布洛赫和至親們迅速逃離的計劃破滅了。他不能讓年滿82歲的薩拉·布洛赫獨居克萊蒙費朗，德國法律禁止身為猶太人的她穿越分界線回到位於瑪爾洛特的家中，她也不能去巴黎投奔兒媳。即使布洛赫能勉強把大兒子暫時留在法國，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拋下女兒。此外，1941年2月26日，布洛赫的次子即將年滿18歲。布洛赫焦急萬分，他思考著是應該將旅途推遲半年，還是應該繞道馬提尼克(Marti-
①沃爾特·肖爾斯(Walter Sholes):《1940—1941年法國裏昂的部分領事工作及條件》(機要)[“Some Aspects of Consular Work and Conditions at Lyon,France during 1940-1941(confidential)”],巴塞爾(Basel),1941年9月5日[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美國國防部RG84美國駐巴塞爾領事館，機密檔案1941123-L,涵蓋期間為1940年6月9日至1941年4月30日],詳細描述了1940年10月初至1941年1月初的這段“艱苦”時期，期間他手下隻有寥寥幾名未經訓練、任務繁重的員工處理簽證申請，以及“來自大使館和每天湧入我們擁擠使館駐地的數百名美國和外國公民各式各樣的要求”。1940年12月底和1941年1月初，情況稍稍緩解，但在1941年仍有一些簽證處理遲緩的投訴。1941年2月10日，裏昂領事館新增一名副領事和兩名文員，預計每月能處理45個移民簽證和15個過境簽證，但已經積壓了5000份申請。見肖爾斯致美領事館秘書H.弗裏曼·馬修斯(H.Freeman Matthews)的信，1941年2月10日，同上；李希(Leahy)致國務院的信，1941年2月12日，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美國國防部檔案811.111Refugees/959。感謝理查德·布萊特曼(Richard Breitman)提供上述文件。
nique),在那裏也許可以更快地取得三個非定額簽證，但也可能需要三人在法國繼續逗留一段時間。布洛赫請求約翰遜盡其所能“解決我們的困難”①。
與此同時，按照猶太法令，布洛赫需要取得繼續授課憑證。依據251 法令條款，憑證頒布的三個月內，或從1941年1月開始，他可能失去職務，無法維持生計。法令第八條授權政府豁免那些為法國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在約4000名猶太裔大學教授中，125名憑借其文學、科學和藝術成就以及他們的服役記錄向教育部申請豁免。②
維希政府方麵則十分謹慎，避免給自己的種族法律設置太多例外，故而隻把名額留給重要崗位上的傑出個人。③此時，布洛赫的私交派上了用場。1940年12月，他前往巴黎討論自己的處境。④在索邦，代理校長傑羅姆·卡克皮諾負責整理猶太教授的檔案和豁免申請，將它們排序後提交維希政府。卡克皮諾師從古斯塔夫·布洛赫，兩人也是摯友，因此他極力支持布洛赫。⑤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ier)任維希政府的教育部長，他是一名巴黎高師畢業生、哲學教授、格勒諾布爾(Grenoble)的前院長，也是貝當的教子和親信，參與了和英國的非正式協商。其子也恰是布洛赫名下最具天賦的學生。舍瓦利耶為布洛赫的豁免申請作保，依據是其在法國和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還有他出色的服役記錄。①更看重布洛赫軍旅記錄的行政法院(Conseild'Etat)核準了他的請求。②1940年12月23日，貝當在維希的公園飯店(Hotel du Parc)接見了卡克皮諾和舍瓦利耶，討論了包括猶太法令在內的一係列問題。③
申請截止後不久，1941年1月5日，在教育、內政、青年和家庭幾大部長與行政法院的建議下，貝當簽署法令，宣布準許十名猶太教授繼續保有教授的職位，布洛赫便是其中之一。④十人中有七人來自巴黎大學，但隻有兩人仍然留守當地。名單中包括三位人文學者：布洛赫，布洛赫的競爭對手索邦大學中世紀專家路易·哈爾芬，以及法蘭西公學院的語言學家朱爾·布洛赫；兩名科學家：化學家保羅·約伯(Paul Job,索邦大學)和生物物理學家勒內·維爾姆塞(René Wur-mser);五名醫學教授：巴黎大學的安德烈·馬耶爾(André Mayer)和羅貝爾·德布雷(Robert Debré),還有斯特拉斯堡的保羅·賴斯(PaulReiss)、馬克斯·阿倫(MaxAron)和馬克·克萊因(Marc Klein)。對布洛赫嘉獎令中的語言令人震驚。為應和維希政府的基督教與民族主義導向，他被形容為一名中世紀學者，研究法國國王、農村曆史和封建社會。至於布洛赫在比較曆史、經濟曆史和《年鑒》方麵的工作，則隻字未提。①
盡管得知自己已被豁免，但麵對族人所受的極不公正待遇，布洛赫卻難掩失望之情。不幸之人無論老少都遭到放逐，與貧苦為伴。嘉獎令簽署僅僅一天前，法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亨利·柏格森猝然離世。布洛赫質問卡克皮諾：“若法令在柏格森僅僅隻是一名年輕的克萊蒙費朗中學教授時頒布，他的命運又將如何?”①
1941年2月，卡克皮諾就任國家教育部長後，全力安撫一些權利被剝奪的同僚。此後一年，出現了一批教育部執法鬆弛的案例。除此254之外，斯特拉斯堡、裏昂、蒙彼利埃和圖盧茲等地的教員公開表示，他們拒絕參與壓迫猶太裔的同僚，這些學者的愛心幫助了幾個光榮的家庭渡過饑餓的難關。②布洛赫了解並欣賞上述行動，但法令仍讓他怒火中燒，他也十分清楚自己隻是“少數幸存者”③之一。
1月5日的豁免法案僅是一個特殊、矛盾的現象。維希政府在此事上極端敏感，《官方日誌》(Journal Officiel)上並未一次性刊登赦免消息，而是采取分期更新的形式，由此可見一斑。1月24日，德國軍事部門正式表態，強烈反對在占領區施行豁免，並考慮撤換哈爾芬和馬耶爾。巴黎的德國大使館更詆毀其他得到豁免的人為“猶太宣傳的產物”,是讓·紮伊的部門人為操控的結果。使館抗議該法案，稱其去除了“猶太和非猶太法國人之間的明晰界限”,並質疑維希政府貫徹其種族法律的熱情。①直到2月20日，布洛赫才直接從卡克皮諾處得知自己被豁免的消息。
同時，布洛赫取得了教育部批準，允許他和妻子、母親及六個孩子前往美國，“以繼續其經濟史之研究”②。他本計劃帶著八人一同“撤離”,這最多隻是一個繁重的提議，卻因母親的突然患病而更顯困難。雖然約翰遜(已經和國務院取得聯係)承諾在馬提尼克可以立刻取得非定額簽證，布洛赫卻不願和母親哪怕是短暫地分離。如今，在沒有拿到簽證或任何切實承諾的前提下，他決意不趕赴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他兩次前往馬賽，卻被告知他的“財產情況無法”支持全家人到達紐約。他的命運已交由裏昂和華盛頓決定。③
布洛赫再次向紐約求援，希望國務院加快審批，但華盛頓政府顯然無能為力，本地的簽證機構基本全權掌握進程。④在裏昂，領事館的人手有所增加，但是堆積的卷宗卻增長了十倍。①得知情況的布洛赫在2月13日告訴裏昂的美國官員，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在法國繼續等待三個月，“直到所有人都能得到最終結果”,之後再一道赴美。約翰遜認為這是一步險棋。為減輕領事對財政的顧慮，約翰遜成功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將布洛赫的旅行經費從1000美元增加至3000美元。但要一次性預訂九人的船票困難重重，取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過境簽證也是一個問題。約翰遜勉強同意布洛赫繼續等待，但催促布洛256赫取道馬提尼克，這樣便能令所有人“早日離開歐洲”。②
布洛赫身處兩個世界之間，為了拯救孩子，他即將“背棄”故土。但即便如此，麵臨著未來更為嚴重的歧視，54歲的他寫出了遺囑。短短三段話裏，布洛赫總結了主導其人生的信仰和堅持，他希望友人能在自己的墓前朗誦遺書——不管他葬在法國還是國外。③
伴隨布洛赫所有先人入土的都是希伯來禱文，但布洛赫卻隻想在墓碑上簡單刻上Dilexit veritatem(吾固愛真理),他此前也曾用這句話來形容老師普菲斯特。④布洛赫忠於自己的原則，反感一切謊言，即便在“最後一刻”,他也拒絕向任何從未認同過的宗教儀式祈願。但布洛赫不曾否認自己“生而為猶太人”的事實：
在一個受野蠻無情摧殘的世界裏，希伯來牧師們的優良傳統，被最純粹意義上的基督教吸納和發展的這一傳統，難道不是激勵我們生存、信仰和抗爭的最好理由之一嗎?
但歸根結底，布洛赫還是一名“合格的法國人”:
我與一切信仰教條或所謂的種族團結形同陌路，一生中我首先將自己簡單地視為一個法國人。悠久的家族傳統將我和這片土地聯係在一起，它的精神遺產和曆史把我哺育，而我也實在無法設想自己能在另一片國土上如此自如地呼吸，因此我熱愛我的國家，願意為它傾盡所有。我從不覺得我的猶太身份曾有分毫地動搖過上述情感。過去的兩次戰爭中，命運並未讓我為法國獻身。至少，我可以誠摯地宣布，我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國人而死，正如我也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國人而生。①
這份溫暖、泰然的愛國主義，以及他的希望和鎮靜隨即受到了考驗。1942年複活節的周日，布洛赫的母親中風。此前一天，布洛赫的妻子胸膜炎發作，高燒不退。布洛赫被迫留在富熱爾照顧二人，並推遲返回克萊蒙費朗的日期，還取消了自己的課程。4月27日，他的母親薩拉·布洛赫去世，葬於勒布爾登(Le Bourg d'Hem)的鄉村公墓。妻子西蒙臥病在床，5月中旬才有好轉。從現實角度考慮，這些不幸既簡化又複雜了他們的未來。布洛赫一家的移民隊伍減少一員，但是妻子的健康狀況無法再熬過一個克萊蒙費朗黑暗、潮濕的漫漫冬季，因此一旦布洛赫的移民計劃無法成行，他便不得不另謀他就。從更深的層次來說，在這樣一個與祖國的聯係岌岌可危的時刻，布洛赫痛失其母，而母親乃布洛赫直係家族中僅存的親人，也是他和美好過去的唯一關聯，是他長久以來的知己和向導，因而母親的逝世對於布洛赫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①在過去二十二年間，妻子一直是布洛赫生活的支柱和心愛的伴侶，她的痼疾和一直虛弱的身體也影響了布洛赫的健康，拖垮了他的精神和意誌。②
但戰事遠未結束，布洛赫表麵上仍勉強保持樂觀。盡管德國已入侵薩洛尼卡(Salonika),對蘇伊士運河虎視眈眈，但“如果他們能入侵倫敦，他們就不會去薩洛尼卡；如果他們能進入利物浦，他們便不會260襲擊運河”③。同之前遭遇困難時的情形一樣，布洛赫的忘憂劑仍是工作。他投入到教學之中，而那時教學頂多能以混亂兩字來形容。盡管與幾名準備學位考試的學生多次中斷聯係，布洛赫仍然堅持上課。他盡可能謹慎、主動地參與流亡中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生活。①5月上旬，他希望成為羅貝爾·博特魯齊的評定報告人，後者曾是他的學生，如今則是他的同事，他在過去幾年裏指導了博特魯齊的博士論文，現在更大力舉薦其發表。②布洛赫堅持閱讀伊拉斯謨、斯賓諾莎和孟德斯鳩，也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他將日記命名為“吾”,其中有他對當下事件的曆史和哲學思考。1941年的寒春，布洛赫羅列了幾個計劃，但發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一本有關法國形成的小冊子③、法國貨幣史、德意誌第一帝國研究，美國殖民研究、一起謀殺迷案，還有自“假戰”期間開始的研究，或他關於曆史和曆史方法的思索，即後來的《為曆史學辯護》(Apologie pour l'histoire)。④
到了需要決定《年鑒》命運的時候。10月起，費弗爾心事重重，勉強回到巴黎，再次承擔起刊物的主要工作，並主持印刷了1940年的兩期刊物。布洛赫前往美國的計劃令雜誌的未來繼續懸置。⑤來年春，為了繼續兩人開創的事業，他們需要在占領區首都解決一係列問題。因其所有者並非雅利安人種，《年鑒》隨時可能被德國或法國政府沒收或取締。①
此時，布洛赫妻子和母親先後患病，他去美國的計劃也被推遲，但他仍被迫和費弗爾就《年鑒》的未來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密集討論，這是他們合作以來第三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爭吵。②複活節的周日，費弗爾致信布洛赫，讓他解除合約，放棄職位，將《年鑒》的所有權全部移交給自己。③
布洛赫起初拒絕了這一提議。在占領區繼續合作與將他從刊頭除名的做法，使他的自尊和榮譽受到了雙重不公正的打擊。布洛赫認為，決不能在納粹的鐵十字下妥協。他拒絕效仿梅尼克屈從決議，離棄崗位。在法國解放以前，《年鑒》必須轉移到未占領區，不然隻能停刊，或者暫時拆分為布洛赫與費弗爾各自名下的兩個獨立刊物。布洛赫表示：
倘若我們的工作有任何意義，那一定是它的獨立，它拒絕接262受貝璣所謂的壓力——這個奇怪的保護人，將會被自己的擁護者所震驚——他稱之為“世俗”,那種狹隘的學院做派，忠於特定的思想學派，或一切類似事物。將我除名便是一種失職……①
費弗爾對布洛赫宣判《年鑒》“死刑”一事反應強烈。他悲慟於同僚的“逃亡”,背棄他的(而不是“我們的”)國家；這將送給敵人“又一場勝利”。在分界線這邊，費弗爾撕毀了布洛赫和解的建議。現有的占領條款規定不可籌辦新刊物。即便《年鑒》搬遷至未占領區，審查想必也會尾隨而至。另外，在未占領區發行的刊物無法觸及法國的大部分(三分之二)地區，不能直達主要城市和學術中心，也很難到達荷蘭、比利時和德國等國外讀者的手中，因為這需要取得特殊的、幾乎是無法獲取的核準。
費弗爾呼籲布洛赫承擔責任，犧牲自我，他堅稱隻有《年鑒》才是唯一重要的名號。他試圖喚起布洛赫的愛國主義。在那段困難時期，他們必須團結，拒絕分裂。“團結”則意味著選擇巴黎，而在承受著占領區內最痛苦壓迫的巴黎，“堅持”(maintenir)是共識。費弗爾提到，兩人最親密的友人們痛心於布洛赫的犧牲，但他們一致認為《年鑒》需要繼續在首都刊行。其他期刊，比如《曆史評論》,已經作出調整。他們的同僚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爽快地答應為《年鑒》匿名撰文。費弗爾起誓將“勇往直前，至死方休”,保證作出努力，貢獻勞動，秉持希望。他大肆讚揚伏爾泰和狄德羅，二人在另一個壓迫政權下英勇地進行出版活動。費弗爾承諾，布洛赫仍能以非官方的形式繼續參與他們的事業。最終，費弗爾孤注一擲，嘲弄布洛赫說，一個請求朋友拯救自身自由之人，不應親手毀滅超越物質存在的精神自由。①
一開始，布洛赫不為所動，承受著合作夥伴暴風驟雨般的責備和非難。而費弗爾卻更進一步，他強調刊物麵臨隨時被取締的危險，堅稱不能為了一個原則而犧牲一個[刊物的]生命。①5月16日，布洛赫勉強接受了費弗爾的現實“政治”,但警告說，他在此刻背離的原則一定會在今後以壓抑和排斥的形式縈繞周圍。②
費弗爾的論述遠未說服布洛赫，因而很難判斷布洛赫為何讓步。兩位主事人之間嫌隙漸生，如同一分為二的法國。也許出於責任、忠誠和愛國，或者因為悲憫，布洛赫無力控製事態發展，他對未來感到迷茫，不得已地屈服了。
此時布洛赫的旅行計劃愈發顯得不切實際。在向費弗爾讓步的第二天，他便聯係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長，告知自己與日俱增的困難。首先，他不能為所有家庭成員訂上跨洋旅行的船票，從裏斯本到美國需要過境簽證，取道馬提尼克則不僅需要殖民部長簽署的特殊安全通行憑證，也要在同樣擁擠的航線上預訂艙位。其次，新通過的法國法律禁止18歲至49歲的男性移民，布洛赫的兩個兒子如今需要出境簽證，很可能還得前往馬提尼克，因為當地簽證比國際簽證更容易獲取。再次，布洛赫妻子尚未康健，恢複緩慢，無法立刻動身。最後，布洛赫依然在等待仍未獲批的美方簽證。③
布洛赫堅持取得所有簽證，但他並非毫無怨言，因為等候裏昂的處理結果看似遙遙無期，馬賽(Marseille)方麵也不能提供幫助，這阻礙了他趁法國方麵阻力較小時盡早離開的計劃。雖然布洛赫仍然希望接受新學院的慷慨資助，也在竭盡全力促成這一目標，但他其實已不再確定自己能夠成功。①
因此布洛赫不得不為當下打算，包括在一個更適宜的環境中謀求來年的教職。他的朋友卡克皮諾自告奮勇，將他推薦到蒙彼利埃大學(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布洛赫三十年前便知道當地。這個城市的“吸引力勝過克萊蒙費朗不止一籌”,當地氣候也更適合他的妻子，而布洛赫還很可能與新同事一起開展有益的合作。1941年6月，布洛赫
第一次到訪蒙彼利埃，順道參觀了附近的圖盧茲，許多巴黎猶太裔知識分子流亡此處，他在此得到不少支持。流亡中的朋友們讚成布洛赫有關《年鑒》的立場，為他的最終失敗而扼腕歎息。布洛赫也受邀參加新成立的心理學研究會(Société d'Etudes Psychologiques)研討會，其中涉及布洛赫關心的一大問題，即工作和科技的心理。他也與之前在《年鑒》的合作者喬治·弗裏德曼重逢，後者因猶太法令而被剝奪教職，適時正在參與反抗活動。②
布洛赫意識到遷居蒙彼利埃的計劃並不容易。蒙彼利埃大學隻有少量遷移自巴黎的知識分子，但在1941年2月，它卻是第一所正式邀請貝當和達爾朗訪問的大學。文學院院長由同是師範生的奧古斯丁·弗利什擔任，他是一名極端保守的教會曆史學家，因為一篇負麵評論而一直對布洛赫懷恨在心，並盡其所能阻礙布洛赫的任命。弗利什警告上級，由布洛赫開設的公共課程可能會引發惡意遊行，更表示他本人絕不會為此負責。①與此同時，1941年6月2日，維希政府再次修訂了猶太法令，修正了其中的漏洞，準備對猶太人開展“大清洗”,將他們逐出公共生活。猶太人口普查即將進行，而未占領區的猶太財產將被雅利安化。②忠誠的卡克皮諾繼續幫助他的同僚。由於布洛赫此前已取得豁免，1941年7月11日，卡克皮諾簽署正式決議，準許布洛赫繼續授課。7月15日，布洛赫被分配至蒙彼利埃。③
7月底，新學院給予布洛赫的延期聘書行將失效，而在富熱爾，他仍未能給業已成年的孩子們辦好簽證。也正是在那時，布洛赫致信約翰遜，告知對方自己無法赴美，並準備在新學年去蒙彼利埃就職。雖然未來並非全無危險，但克萊蒙費朗鄉間鄰裏的“希望和勇氣”一如既往地鼓舞著布洛赫，他向約翰遜表達了樂觀的估計，表示他相信法國猶太人的情況終將改善。另一方麵，隻要能帶上兩個兒子，他隨時可以移民。①在大西洋的另一頭，由於跨洋旅行與日俱增的不確定性和巨大開銷，再加上他的“簽證問題”,布洛赫的延誤顯得不可理喻。美方無疑想要解救更有行動力的候選人。收到布洛赫來信後，一直耐心的約翰遜取消了新學院的邀請，布洛赫赴美的選項就此畫上了句號。②
布洛赫一年來赴美的努力最終落空，具體情形至今仍不明晰。此後幾個月，有關他抵達美國和改變決定的傳言層出不窮。關於後者的猜測至今仍未平息。③當時美國官員們焦頭爛額，不堪工作重負，為上千名受到威脅的外國人處理文件，那麽等待遲遲未能發給成年孩子們的簽證是否算一個謹慎而現實的策略?①另一方麵，他是否能更早到達蒙彼利埃，讓自己希望保護的人們免受威脅?取道安的列斯(An-tilles)是否給維希政府帶去錯誤的信號，懷疑他借口去新學院的旅程並不是為了暫時的教職?——而布洛赫還得依賴維希政府的支持。假設布洛赫一家成功遷居國外，布洛赫會疏離法國嗎?②事實上，也許美國隻是一個模糊的幻想，布洛赫拖家帶口，覺得自己有義務去調查，但他並未全身心投入其中，難道因為這代表著另一場撤退、又一次“背棄”?不論他在當時或在可預見的未來遭遇何種考驗，布洛赫都想要留在法國。③
然而，這個法國正變得愈發充滿敵意。在富熱爾度過一個寒冷的“蕪菁之夏”後，學生的來訪令布洛赫打起幾分精神，但他仍舊氣餒、疲憊，隻是全身心投入到《為曆史學辯護》的寫作中，同時也等待著蒙彼利埃職務的確切消息。布洛赫雖後悔離開了斯特拉斯堡的傑出同僚，但他執意要為妻子和家庭尋得一個更溫暖的住處定居。不出意料，弗利什的阻撓令事態複雜。卡克皮諾擔心出現惡意遊行，延遲簽署任命書，提議為布洛赫另謀一職。①布洛赫對此猶豫不決。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布洛赫拒絕在暴力威脅或弗利什的憎惡麵前示弱。他拒絕繼續在克萊蒙費朗任職，利用周末往返蒙彼利埃。即便處在一個並不友善的環境中，他也希望保持家庭的團結。②布洛赫前往維希政府施壓的旅程無果而終後，他取得了一場小小的勝利：8月底，他終於確定可以在蒙彼利埃任教，唯一的條件是他不能開設任何公共課程。③
將孩子一起帶離克萊蒙費朗令布洛赫懊喪，而蒙彼利埃則壞消息不斷。1941年6月21日，新出台的法律進一步升級了猶太法令，規定法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猶太學生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先不論布洛赫本人的特殊狀況，他還得為長子在蒙彼利埃大學修習法律而申請額外名額。④如此，他不得不搜集資料，證明父母雙方上溯五代都是法國公民，而且為法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這是一個很長的輝煌的族譜，顯示西蒙·布洛赫的祖輩——一名尼姆(Nimes)商人，於1786年獲得路易十六的君主製誥(lettres patentes),而布洛赫的曾祖父則在1793年參加過美因茨之戰。但這份文件也代表著維希法國的生存成本正日漸增加。①
還有布洛赫的藏書。過去一年，德國領導人羅森堡的特別任務小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大肆掠奪猶太藝術品和藏書室，如今他們也將魔掌伸向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布洛赫的前輩，在雷恩(Rennes)任教的經濟史學家亨利·豪塞。②布洛赫向巴黎的親屬和同僚求援，還聘請了一名法律顧問，試圖將他的藏書轉移到未占領區，但最終無果。由於蒙彼利埃的樸素住處沒有足夠作為藏書室的空間，他希望能將書籍轉移到富熱爾的鄉間居所。①
1941年秋，布洛赫在三十年後重回蒙彼利埃，這是又一次在臨時居所孤立卻堅決的流放。他致信費弗爾，表示他已決意履行一名“法國教授”的職責，教授“一種在當今狀況下並非百無一用的曆史”。他開設了現代歐洲和法國經濟與貨幣史的新課程，但可供備課的資料卻不充足。他去圖書館查閱資料的行程“十之八九都一無所獲”②。
蒙彼利埃湧入了大量難民，此處論麵積雖遜於克萊蒙費朗，但居住條件卻更優越。布洛赫遇到了友善的鄰居和一些同僚。當地雖沒有克萊蒙費朗陰鬱的天空，卻十分寒冷。該年冬天供暖不足，無法助他們抵禦持續的密史脫拉風(mistral)——法國南部沿海地帶盛行的一種幹冷北風。另外，食物短缺在蒙彼利埃已是常態，布洛赫需要往來富熱爾的鄉間居所搜集食物，但這也隻是杯水車薪。新學年伊始，布洛赫滿腹牢騷：關於自己的風濕病、“懈怠”以及對費弗爾的思念——此時二人分別已近兩年。①
公共和私人層麵的反猶主義，令布洛赫愈發憂慮，它正暗中一步步將法國猶太人從國家生活中驅除。最新出台的人口普查奠定了一個危險的基調，暗示進一步的排斥和搶奪。布洛赫相信，即便在最優秀的人群裏，也存在一種“歧視的精神”,而這比種族主義各種愚蠢和暴力的形式更加致命。這些人將不同的個體按照種族劃分(“猶太財主”,或就此事而言，“猶太知識分子”),以其所獲的利益為由，將其從法國剝離，因此，他們以微妙的方式強力地支持了官方的歧視政策。布洛赫反對一切區分，他告訴費弗爾，一旦所謂的文明公眾能夠不帶宗教偏見，一視同仁地譴責無賴和資本家，那麽反猶主義將會走向消亡。而當法國顯貴們意識到他們固有的謬誤，明白兩個群體中沒有一方能271單獨統治時，反猶主義終會滅亡。②布洛赫認為，真正的法國存在於他在鄉間的鄰裏和此前軍中的夥伴中，在那裏並沒有類似的偏執。①
布洛赫也關注法國猶太人的反應。他擔心，雖然自己有幸免受傷害，但一開始的偏執和迫害可能會引發分裂的傾向。在裏昂，他並未從美領館處取得簽證，但他遇到了一群落難的知識分子，這些人試圖在掌管法國猶太事務的猶太教會(Consistoire)的支持下，建立猶太研究中心。②布洛赫受邀加入，他建議了該中心研究的觸及範圍，以使其不會被破壞，也建議首先要真正地去強化他們“在法國社會的合法地位，因為我們從未正式脫離法國”。他們必須避免在那些“意圖將我們隨意扔向貧民窟”的人麵前落下口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