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我曾祖父是一名現役軍人……1870年，我父親參加了斯特拉斯堡守衛戰……我從小受到愛國主義傳統教育的熏陶，在愛國熱情方麵，沒人能與我們這些流亡阿爾薩斯的猶太人相媲美。①
布洛赫是法國東部猶太人的後裔。在現存最早的家庭檔案中，有1一封他曾祖父加布裏埃爾[Gabriel(Getschel)Bloch]寫的信。該信以希伯來語寫成，落款時間是1793年(猶太曆5554年)7月5日。當時加布裏埃爾年僅23歲，正在美因茨(Mainz)抵抗普魯士軍隊的進攻。他在信中簡要地提及了一下慘烈的戰事，並向父親表明自己對上帝的篤信和捍衛先人的決心；他的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和平的向往，希望能盡快返回位於阿爾薩斯地區溫森海姆(Wintzenheim)的故鄉。②在阿爾薩斯流亡的猶太人長期居住在猶太區，生活十分拮據，對1790年和1791年的解放法案積極響應。加布裏埃爾是家族中該法案的第一個受惠者，但也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出身商販之家的他——其父本雅明[Ben-jamin Marc(Wolf)Bloch]是一個商人——應征入伍，既是舊傳統的繼承者，又是新傳統的開創者。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他的曾孫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名法國公民。①
加布裏埃爾的兒子馬克(Marc Bloch,1816—1880)開創了家族中的另一個傳統——教書育人。馬克11歲成為孤兒，由一個叔叔撫養長大，對知識懷有極大的熱忱。他信奉盧梭的學說，是科爾馬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d'Instituteurs of Colmar)的第一個猶太裔學生。為提升自己的法語水平，他在南錫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in Nancy)學習了一年。在此後的十二年間，他一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小鎮費熱爾桑(Fegersheim)任教。1847年8月23日，他與蘿絲(Rose Aron)在那裏喜結連理。蘿絲是當地拉比——猶太法典傳授者——亞曆山大·阿倫(Alexandre Aron)的女兒，卡爾斯魯厄(Karlsruhe)和梅茨(Metz)大拉比的外孫女。1848年7月21日，馬克與蘿絲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古斯塔夫(Gustave);兩年之後，他們搬到了斯特拉斯堡。在新開的斯特拉斯堡猶太中學(Ecole Israélite de Strasbourg)校長競選中，馬克排名第一，成為校長的不二人選。此時，他已遠離了費熱爾桑的鄉村世界，3在阿爾薩斯的首府定居下來，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文化生活欣欣向榮，讓他獲益良多。①
馬克一家住在弗朗克-布儒瓦路(rue des Francs-Bourgeois)6號，生活相對簡樸，卻非常舒適。他在學校開設了四門課，都與猶太文化有關。學校的生源主要來自上層猶太家庭。1864年，斯特拉斯堡民事法庭認定，該校校長是希伯來語的權威譯者。此時，馬克又有了兩個兒子——奧斯卡(Oscar Bloch)和路易(Louis Bloch),分別生於1861年和1864年。在各種猶太節日和暑假時，他們一家往往會去費熱爾桑，與阿倫拉比共同度過。阿倫拉比給外孫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不僅擁有淵博的宗教知識，而且非常和藹，經常給他們講述各種趣聞軼事。1874年，阿倫拉比去世，馬克一家與傳統和鄉村的紐帶從此被切斷了。①1870年，54歲的馬克接連遭受沉重的打擊。他先是患了中風，接著斯特拉斯堡被普魯士軍隊占領。馬克所在的學校被德國人控製，必須使用德語教學。馬克日益不堪重負，不得不在62歲時退休。此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於1880年11月9日與世長辭。②
古斯塔夫是家中的長子，分別比奧斯卡和路易大13歲和16歲。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視為神童。一開始，他就讀於父親所在的學校，後來前往斯特拉斯堡中學，幾乎囊括了該校所有的一等獎。他深受古代史專家埃米爾·貝洛(Emile Belot)的影響，後來兩人在裏昂成了同事。然而，對古斯塔夫影響最大的人，卻是他的外公。他和外公時常在阿爾薩斯的平原上散步，幾乎無話不談。外公雖然身材矮小，卻口若懸河，妙語連珠，總是在與天才外孫的聊天中，傳授一些經久不衰的智慧。古斯塔夫保留著外公所有的信函，非常珍惜過去的點點滴滴。他在臨死前，出於對祖先的尊重，要求按照宗教儀式舉行葬禮。③
1864年，16歲的古斯塔夫離開阿爾薩斯，前往巴黎準備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巴黎是一個舉世公認的浪漫之都。④古斯塔夫住在斯普林格公寓(Springer Institution)——一個猶太人居住區，七年後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也在這裏住過。古斯塔夫在波拿巴中學(LycéeBonaparte)學習哲學，在班裏排名第二。①
四年後，古斯塔夫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晉升到巴黎高師。巴黎高師創立於1795年，其宗旨是“培養具有啟蒙精神的教師隊伍”。在第一帝國時期，巴黎高師就已初具規模，到拿破侖三世統治的時候，它培育的畢業生已經形成了一個精英隊伍，在很多中學和大學裏占據教授的職位。②古斯塔夫聰明睿智、朝氣蓬勃，後來曾回憶道，巴黎高師的學術氛圍極其乏味，課程因循守舊，以哲學和修辭學為基礎，根本無法滿足職業訓練的要求。他對波拿巴主義非常反感，因為這會讓法國大學中滲透的德國當代學術成果化為烏有，並產生一種極其單調、迂腐的學術環境，最終會導致國家走向衰弱。③
盡管如此，對古斯塔夫來說，躋身名校仍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5巴黎高師以其自身的民主傳統著稱於世，它的生源來自法國各個地區，涵蓋了不同的宗教派別和社會階層，這為古斯塔夫認識首都的政治、文化和學術環境提供了一個良機。巴黎高師為他卓越的學術業績奠定了基礎，培育了他良好的“文化素養”(culture générale)——他後來的一位同事曾用該詞描述19世紀70年代的青年人：他們具有相似的文學和藝術品位，熱衷於社會事業，對一切充滿了好奇之心，甘願為科學獻身。①正是在巴黎高師，這個解放後的第三代猶太人，最終蛻變為一名歸化的、具有世界意識的法國公民。②
1870年的暑假，古斯塔夫抵達斯特拉斯堡，在那裏遭遇了德軍持續七個星期的進攻。當時，烏爾利希(Ulrich)將軍積極組織民兵救火，並奮力營救傷員，古斯塔夫成為第一批民兵成員之一。9月27日，烏爾利希將軍被迫投降。在此之前，德國人對斯特拉斯堡狂轟濫炸，造成了極大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當地著名的大教堂被毀壞，市圖書館及館藏的珍貴手稿也損失嚴重。此時，古斯塔夫的學業已無法繼續。
1871年2月26日，德法雙方在凡爾賽簽訂預備和約，法國將阿爾薩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區割讓給德國。5月10日，德法雙方正式簽訂《法蘭克福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了一些條款，允許當地居民保留法國國籍。古斯塔夫曾經嚐試在說法語的中學求職，經曆了幾次失敗之後，他決定重回巴黎高師。那時，159000多名阿爾薩斯人選擇離開家園，遷往內地(約占總人口的15%,占天主教為主的上萊茵省人口的21%,占古斯塔夫所在的下萊茵省人口的10%),這為第三共和國的6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德國人統治的近50年裏，該地區逐漸失去了獨立地位，人們大批離開，人才流失嚴重。③
古斯塔夫回到巴黎之後，開始覺察到巴黎高師的變化。普法戰爭的失敗，使法國學術界麵臨著越來越大的改革壓力，政府最終不得不表態支持重要的人事和課程改革。①福斯泰爾·德·庫朗熱(Fustel deCoulanges)所做的有關法國古代史的講座，為巴黎高師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古斯塔夫也深受影響。1872年，古斯塔夫以文學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②
古斯塔夫在24歲時離開巴黎，前往貝桑鬆(Besan?on)的一所中學擔任古代史教師，當時他對曆史還沒有太大的熱情。③一年之後，他獲得機會前往雅典法國學院(Ecole Francaise d'Athènes)學習考古，被分配到羅馬分部，其負責人阿爾貝·杜蒙(Albert Dumont)也畢業於巴黎高師。羅馬考古所(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e Rome)最初與普魯士合辦，1871年德意誌第二帝國停止了對它的讚助。雖然雅典學院的曆史更為悠久，資力也更雄厚，但杜蒙教授反對將羅馬考古所作為其實習機構。他極力主張，在羅馬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國研究院，提供一流的考古學訓練，甚至“超越德國人的成就”。眾所周知，德國人在基礎設施、學術研究、專業帶頭人、學術期刊等諸多方麵，均處於壟斷地位。1873年，在羅馬法國學院(Ecole Fran?aise de Rome)成立之初，古斯塔夫來到了這裏，當時這裏隻有五個熱心的學生。①
在杜蒙教授的領導下，羅馬法國學院蒸蒸日上。最初，該學院與法國藝術研究院在同一個地方，都位於美麗的梅蒂奇宮(VillaMédicis)。1875年，經官方正式批準，羅馬法國學院搬到了華麗的梅達雷宮(Villa Mérode)。年輕的杜蒙教授與學生們誌同道合，他不僅開設了考古學課程，而且在處理學校的外部關係方麵也非常精明。他呼籲法國為該學院提供更多的學術資源；主張利用德國的貸款，大力補充圖書館稀少的藏書。該學院的曆史研究，建立在巴托爾德·格奧爾格·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Mommsen)所代表的批判傳統之上。
古斯塔夫從事古羅馬行政史研究，專攻碑銘學，成績顯著。他於1874年秋和1876年春去過雅典兩次，但他更喜歡羅馬。古斯塔夫受庫朗熱的影響，試圖研究對法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羅馬文明。在25歲到28歲的三年裏，他潛心研究文本、古代遺址和曆史文物，增強了對曆史的直覺和洞察力，豐富了語言學和曆史學的研究內容。古斯塔夫的羅馬時光非常充實，充滿了樂趣，尤其是他與杜蒙教授以及眾多法國藝術家、雕刻家、考古學家和外交家的友誼，成了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①
1876年，古斯塔夫回到法國。在杜蒙教授的推薦下，他在裏昂大學文學院找到一份教職，準備開設一門新課——古希臘羅馬史。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稱，自己將恪守古典史學的教條。他指出，“要重建過去的真實”,應該考察各種各樣的證據，不僅要充分地研究文本和文物，還要不斷地相互比較和印證。在他看來，從業者必須非常勤奮，具備多種優秀的品質：“對事實的認識要全麵、準確，這是一切知識的首要條件；在追根溯源的過程中，要實事求是，具備廣闊的視野；能洞察流行風潮與重大事件的差異；具有再現時代氛圍的想象和把握最細微差別的直覺。”對於這種具有“反思精神的折中主義”,古斯塔夫深信不疑，而且他還身體力行，將其傳授給了自己的學生。①
這個從羅馬回來的年輕人抱負遠大，思想新銳，在裏昂必然會受到一些老派學者的排擠。不過，由於他中學老師埃米爾·貝洛的庇護，以及巴黎高師和羅馬學院的同事夏爾·巴耶(Charles Bayet)和萊昂·科萊達(Léon Clédat)的支持，古斯塔夫最終在裏昂獲得了一席之地。他是一名很受歡迎和敬重的教師，在教學上贏得了最高的評價；1882年，他被推薦成為一門新課——考古與碑銘學的帶頭人。這個羅馬史專家既能匯聚大量的人氣，又能提供非常專業的曆史訓練。②
1878年3月26日，古斯塔夫與差兩個月20歲的薩拉·埃布斯坦(Sarah Ebstein)結婚。埃布斯坦出生於裏昂，也是一名阿爾薩斯人。他們結婚不到一年，兒子路易(Louis Constant Alexandre)誕生了；七年之後，38歲的古斯塔夫迎來了第二個兒子馬克(Marc Leopold Benja-min)。1880年在父親去世之後，古斯塔夫把母親接到了裏昂。十五年後，母親也離開了人世。③
這段時期，古斯塔夫的事業突飛猛進。1884年，他在索邦大學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其主題是關於羅馬元老院的起源，官方的報道中充滿了讚許之詞。在巴黎高師通過文學教師資格考試之後，古斯塔
夫雖然在大學任教多年，卻始終沒有博士頭銜，他在很長的時間裏，都被認為是最有實力、最優秀的博士候選人。如今，巴黎高師終於認可了這個自己培養出來的曆史學家。評委會認為：“這個矮小、結實、黝黑、留著胡須的人……信心堅定、朝氣蓬勃，他的演說鏗鏘有力，非常得體，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優勢。”①古斯塔夫花費十年的時間考察古羅馬頭幾個世紀晦澀不明的曆史，將貴族元老院(Senate)作為一項重要、持久的製度進行研究。他從在羅馬法國學院學到的知識中深受啟發，將庫朗熱的觀點(曆史就是一係列問題，並非每一個都能得到解決)與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和博學風格相結合；他的演講博采眾家之長，具有比較的眼光。他熱衷於指摘古人文獻中的錯誤，反映出他對民眾持久的興趣。②
這個時候，巴黎向古斯塔夫拋來了橄欖枝。雖然他沒能成為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候選人，卻被提名為母校巴黎高師的古代史教授，任期從1888年1月1日開始。十一年之後，由於他對巴黎高師的貢獻，古斯塔夫獲得了榮譽軍團(Legion of Honor)軍官勳位。1904年，教育部將巴黎高師和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合並，廢除了各自獨立的院係，古斯塔夫成為索邦大學古代史的教授，直到1919年退休。③
古斯塔夫被稱為“大人物”,是巴黎高師傑出的一員。①他在這裏似乎繼承了庫朗熱的角色，成了一名嚴謹的學者，一位苛刻的老師。他精力非常充沛，卻從不感情用事。他知識淵博，說話繪聲繪色。他10個子不高，有些肥胖，頭上光禿禿，胡子一大把，雖然其貌不揚，卻無損他的“靜穆和莊嚴”。他為人正直、坦誠，處事嚴謹，卻並不教條，在課上給學生們展示自己思想演變的過程；有不少聽眾因此而投身於古代史研究。他對待學生異常苛刻，一些準備草率的發言被他批駁得體無完膚。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對學生的關心和喜愛。他非常真誠、和藹可親，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研究成果，總是關心學生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作為一名學者，古斯塔夫非常活躍，撰寫了許多文章、評論和簡短的專論，始終關注古羅馬的平民階層。②他還參與撰寫了歐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主編的法國曆史叢書，於1900年完成了其中的一卷。他的專著《凱爾特時期的高盧與古羅馬時期的高盧》(La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Gaule romaine)受到庫朗熱的啟發，也得益於他在裏昂的研究。這本書氣勢恢宏，時間跨度從石器時代持續到5世紀，深受人們的歡迎。作為一名愛國者，古斯塔夫試圖打破德國人在該領域的統治地位；然而，對於一名研究者來說，闖入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具有一定的風險性：他可能會本能地重視羅馬文化的影響，從而忽略古代高盧的傳統。大多數國外的評論家對該書持褒揚態度，但是法國國內的專家卻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的最後兩部作品《羅馬共和國》(La république romaine)和《羅馬帝國》(L'empire romain),分別出版於1913年和1921年，從總體上研究羅馬政治和社會製度形成和衰亡的過程，受到了廣泛的好評。①
古斯塔夫是眾多歸化的猶太裔學者之一。他們深受第三共和國自由和改良氛圍以及體製的影響，專注於他們民族此前不熟悉的領域。古斯塔夫有幾個終生的摯友，在德倫堡寄宿學校(Pension Derenbourg)期間，他結識了來自《聖經》研究世家的阿爾塞納·達梅斯特泰(ArsèneDarmesteter)和詹姆斯·達梅斯特泰(James Darmesteter),兩兄弟分別生於1846年和1849年，後來成了中世紀法語專家和東方語言學的權威；塗爾幹和柏格森成為他後來的大學同事。塗爾幹生於1853年，是一個阿爾薩斯拉比的兒子，後來成為法國頂尖的社會學家。柏格森生11 於1859年，是那一代人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其父是一名波蘭猶太裔音樂家，家族世代信奉哈西德(Hassidic)教派。由於在古代曆史和文化方麵的研究，古斯塔夫成了民族和國家的驕傲。②他是一位富有奉獻精神的公民，致力於推動教育改革和司法公正。他努力改進巴黎高師的教學法，呼籲將“科學文化”(culture scientifique)注入到“文化素養”(culture générale)中。後來，他成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加入了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古斯塔夫堅守在靠近前線的巴黎，他的兩個兒子則投身戰場。他一邊從事教學工作，撰寫《羅馬帝國》一書；一邊惶惶不安地關注著戰況，為失去的朋友和學生悲痛不已②,為兒子們的安危憂心忡忡。不過，他更為兒子們的勇氣和成就自豪，堅信法國必然會取得勝利。他參加了同事歐內斯特·丹尼斯(ErnestDenis)領導的愛國公民聯盟(Ligue Civique)。③戰爭勝利後，他作為索邦大學的榮譽代表，出席了斯特拉斯堡大學的複課典禮——他的兒子布洛赫已在那裏擔任教授。④當看到三色旗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飄揚的時候，他欣喜若狂，興衝衝地與兒子一起去了趟費熱爾桑。
古斯塔夫退休後，回到了位於瑪爾洛特(Marlotte)的鄉村，那裏有12 一個較小的學術團體。早上他研讀古代史和盧梭，下午和妻子在附近的樹林裏散步，晚上則與朋友們聚會。他每年有兩次前往巴黎，去看望長子一家。他的長子生有兩個兒子，都在古斯塔夫的母校讀書——如今該校已改名為孔多塞中學(Lycée Condorcet)。他又回過一次斯特拉斯堡，參加了由布洛赫及其文學院同事組織的妙趣橫生的禮拜六聚會。1921年10月，他前往巴黎接受紀念獎章，獲得了同事和學生們的敬意。此外，他還著手一項新的研究，即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44年羅馬共和國的社會和政治史。然而，疾病的打擊和親友的離世——尤其1922年3月16日長子路易的去世——讓古斯塔夫的身體和精神每況愈下。他身患黃疸病，呼吸也非常困難，而且有嚴重的心髒病，體重銳減了三分之一。1923年12月3日，古斯塔夫與世長辭，享年75歲。在臨死前，他非常平靜地對妻子薩拉說：“我很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