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學們一致認為，我們是經曆“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後一代人。①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充滿了各種悖論。它是法國戰敗(普法戰爭)和13國內政變的產物；1875年的憲法，是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第三共和國“社會異常地穩定，政治卻異常地不穩定”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四十年裏，它經曆了五十多個內閣。然而，繼任的一係列聯合政府，進行了一係列重要的社會和教育改革，實施了較為成功的外交和殖民政策。它雖然有過幾次嚴重的衰退，但總體上卻很繁榮；它雖然落後於德國、英國和美國，但正是在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發展成了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在藝術、文學和醫學等方麵，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1886年7月6日，布洛赫出生於裏昂。在他不滿2歲的時候，全家就搬到了巴黎。他的童年、少年和成年初期，都在首都度過。所有布洛赫的成長期正值第三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巴黎曆來以其魅力和文化聞名於世，當時它還是法國的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大眾文化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布洛赫沒有直接經曆過普法戰爭的潰敗，也不存在什麽複仇情緒。他在一個自由、進步的政權下長大，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是共和理念，也具有很強的反民主色彩。布洛赫屬於中間的一代：他的上一代人創立了共和國，並對其進行各種改造；他的下一代人要麽極左，要麽極右，始終挑戰著國家的政治、理性和哲學原則。②
關於布洛赫的童年，我們所知甚少：一方麵，他很少談及；另一方麵，相關資料也非常匱乏。幾乎整整二十年裏，他們一家都生活在巴黎南部，住在14區阿萊西亞街(rued'Alésia)72號。布洛赫是家裏的小兒子，父母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他孩提時代，40多歲的古斯塔夫就對他進行曆史學的訓練。他的母親薩拉聰慧過人，富有音樂才華，是一個細心的組織者，一生致力於丈夫的事業和兒子的教育。布洛赫身材單薄、沉默寡言，非常崇拜他外向的哥哥。雖然兄弟倆分開了七年，關係卻一直很好，而且誌趣相投。路易學習醫學專業，尤其精通小兒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一個索邦大學教授的女兒結婚，並生有二子，後來他成了兒童疾病醫院(Hopital des EnfantsMalades)白喉科的主任。①
布洛赫一家是典型的阿爾薩斯猶太人——共和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們切斷了與祖先和家族的聯係，逐漸淡忘了對猶太區的記憶；他們把首都當作家園，宣稱法國大革命讓他們獲得了自
由，第三共和國是他們的庇護所；他們強調，法國在道德、自由和文明方麵所體現出來的高貴和理性，是他們所秉持的理念。法國猶太人既不是沙文主義者，也不是盲目的仇外者；他們在狂熱的雅各賓派愛國主義和左翼的反民族主義之間，努力尋求一個平衡點。②
毋庸置疑，布洛赫早年所受的教育增強了他的愛國熱情。第三共和國可謂是一個教學改革的動態實驗室。由於第二帝國飽受質疑，第三共和國的學校改革者便把公共教育看作“色當戰役之後解決法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③。隨著費裏法案(The Ferry Laws)的實施，法國於1879年至1886年建立了一種集中化、標準化的教育製度，用公立學校的“公民教育”取代了過時的宗教訓誡。這樣一來，曆史學便成了一門必備的科目，因為它可以再現昔日的輝煌，治愈法國被外國入侵和戰敗所造成的創傷。受歐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作品的影響，法國開始重寫教科書，以培養青少年對祖國的自豪感。而且，最早的一批共和派教師，也以激進的愛國主義著稱。①在布洛赫的青17年時代，人們非常重視體育運動和身體素質，因為這是自我重生和國家複興的必備技能。②
布洛赫在家裏不太可能接受猶太人的傳統教育，或親曆任何宗教儀式。一個世紀前，他們全家就已成為法國公民，接受過法國大革命的洗禮。像大多數歸化的法國猶太人一樣，古斯塔夫和薩拉把傳統的猶太教看作過去的遺物，是分裂和蒙昧的表現。①因此，“教育”意味著為進入主流社會所采取的訓練和準備。通過在學校的學習和各種競爭激烈的考試，任何人都有機會進入一流的高校，並能在一些受限製的領域任職，如政府、軍隊、藝術領域、出版社、法律係統、醫學行業、學術機構等。法國的猶太人雖然不多，卻在各行各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②
當然，社會上也不乏諸多反對之聲。在布洛赫出生的1886年，愛德華·德魯芒(Edouard Drumont)的兩卷本暢銷書《猶太人的法國》(LaFrance juive)問世。該書羅列了對猶太人和第三共和國的一係列指控，很快就大獲成功，一年之內售出了十幾萬冊。《猶太人的法國》標誌著現代法國“反猶運動”的誕生。長期以來，猶太人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宗教指控和法律歧視，如今又加上了經濟、政治、種族和意識形態等方麵的指責；而且，這種指責與大眾傳播工具、現代政治結合在一起。法國的反猶主義者打著德國“科學”的幌子，宣稱猶太人雖然獲得了解放，也逐漸融入了法國社會，卻始終存在一個集體的身份認同，這是分裂祖國的潛在因素。作為個人，他們永遠也不能融入法蘭西民族，因為他們在民族、曆史和宗教方麵不具備“法國性”。1893年出生的皮埃爾·德裏厄·拉·羅歇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借文學人物之口憤怒地說道，猶太人從猶太教堂一下子躥升到了高校索邦，玷汙了他所珍愛的“古老而又豐富多彩的法國文化”①。
在德雷福斯事件發生之前，法國猶太人傾向於淡化反猶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舶來品(德國),對它的態度非常謹慎，甚至不屑於發表任何評論。②然而，在德雷福斯被捕之後，這就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且不論是真是假，反猶主義者將德雷福斯的“罪行”渲染成一個民族的汙點：“猶太裔法國人”再次成為“猶太佬”,一個不能歸化、獨立的民族。③
法國猶太人麵臨著身份危機和人身安全，因此他們的反應慎之又慎。一開始，就連古斯塔夫也認為德雷福斯有罪，因為他很難相信，身為國家衛士的軍隊會犯錯——而且會有人僅僅因為一個人的宗教信仰，就去迫害一個法國軍官。①其實，德雷福斯並不是第一個在總參謀部任職的猶太人，法國軍官中的猶太人不在少數。不論當時還是現在，這或許出乎不少人的意外。②饒勒斯(Jaurès)等法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一案件會根據德雷福斯援助德國的程度而從寬處理。德雷福斯的家人則四處奔走，為爭取改判不懈地進行著鬥爭。此外，施以援手的還有勇敢的猶太愛國者貝爾納·拉紮爾(Bernard Lazare),以及自由派政治家約瑟夫·雷納克(Joseph Reinach)。在營救德雷福斯的整個過程中，一些非猶太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瑪裏·喬治·皮卡爾(Marie Georges Picquart)、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奧古斯特·修雷爾-凱斯納(Auguste Scheurer-Kestner)、饒勒斯等人，把一個原本的地方性事件變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猶太人被排斥的感覺。然而，當時有關“辛迪加”的一則流言開始盛行：據說，在爭取案件重審的行動背後，有一個財力雄厚的組織企圖借機控製和消滅法國。於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們開始謹慎起來：他們作為忠誠的法國公民，決心表現出對司法公正原則的信念。③
巴黎高師的德雷福斯派運動，由呂西安·埃爾(Lucien Herr)和加布裏埃爾·莫諾(Gabriel Monod)領導。埃爾是一個圖書管理員和社會主義者，莫諾是《曆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雜誌的創刊人和編輯。
後來，又有一些人加入了這一運動，其中包括主管學生事務的院長保羅·迪普伊(Paul Dupuy)、日耳曼學家夏爾·安德勒(Charles Andler)、文學史家古斯塔夫·朗鬆(Gustave Lanson)和數學家、科學部副主任朱爾·塔內裏(Jules Tannery),以及古斯塔夫。巴黎高師是支持共和理念和德雷福斯派的重鎮，它逐漸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實際上，德雷福斯事件將整個法國學術界分成了幾個派別，使學者們“卷入到群眾集會、政治同盟和報刊論戰等不太熟悉的領域”。①
德雷福斯事件是當時社會的焦點，貫穿了布洛赫的整個青少年時期。布洛赫8歲的時候，德雷福斯以叛國罪被逮捕。雖然軍隊對此事極為保密，但在10月29日，德魯芒創辦的《自由言論報》(La LibreParole)還是將其披露了出來。為此，總參謀部加快了軍事審判的進程，他們利用虛假的文件，倉促地將德雷福斯定罪、判刑，並把他流放到法屬圭亞那的魔鬼島進行單獨監禁。②1895年7月，布洛赫9歲的時候，皮卡爾中校被任命為情報處處長，開始獨自調查這一事件。在布洛赫10歲的時候，貝爾納·拉紮爾的小冊子《一個司法錯誤：德雷福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在布魯塞爾出版，後來它開始在巴黎流傳，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德雷福斯派運動。1898年，布洛赫12歲的時候，一係列事件如狂風暴雨一般紛至遝來：左拉發表檄文《我控訴》(“J'accuse”),埃斯特哈齊(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乘航班逃往英國，偽造證據的於貝爾·約瑟夫·亨利(Hubert Joseph Henry)自殺，法庭決定重審德雷福斯案。
然而，左拉對政府的指控反而激化了拉丁區的反猶暴行，洗劫、毆打猶太人和“猶太人該死”的咒罵聲在整個法國和阿爾及利亞蔓延。①
布洛赫剛過13歲生日不久，法國被迫於1899年8月7日至9月9日在雷恩軍事法庭開庭重審德雷福斯案。不出所料，他依然被判有罪，但“情有可原”。法國總統埃米爾·盧貝(Emile Loubet)隨即宣布赦免，條件是德雷福斯放棄證實自己無罪的努力。如今，德雷福斯派開始占據優勢。1906年7月，在布洛赫20歲的時候，最高法院撤銷了雷恩法庭的判決。法國議會作出決議，授予德雷福斯榮譽軍團勳章，並恢複了他的軍籍。②
德雷福斯事件對布洛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曾在一篇簡短的證詞中說，自己與這個時代的人格格不入，他更認同的是老一代人的價值觀。1904年，當他步入巴黎高師門檻之時，恰逢一個傑出時代的終結。1890年至1904年，典型的巴黎“高師人”投身於共和主義理念：他們反對一切教條主義和等級製度，是饒勒斯式的社會主義者、尚未染上沙文主義的愛國者、沒有任何宗教派別或偏見的自由思想者。很多學生與教師一起簽名請願，要求法庭重審德雷福斯案。③然而，“1905年入學的年輕人”卻迥然不同：他們是“**裸的非理性主義者，甚至是反理性主義者”。德雷福斯派對教會和軍隊的報複使其群情激憤和異化，他們的靈感來源是貝璣，而不是饒勒斯。①四十年之後，布洛赫在法國的黑暗時期回憶道，貝璣在這一事件中大無畏地站在猶太人一邊，像詩人和記者那樣對“世事”疾惡如仇；然而，他更欣賞饒勒斯明晰平和的曆史視角。
布洛赫並不像父親那樣，盲目地相信法國軍隊的領導才能。德雷福斯事件讓他看到了軍隊勢利、反猶主義和反共和的一麵，其教育體係非常狹隘，尤其是在麵對國家政治和司法部門時，它極力維護自己的自治權。沒過多久，布洛赫就親曆了軍隊的生活。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法國在1905年推行的征兵法確立了普遍征兵製，但服役時間從三年減少到兩年。布洛赫充分利用了此前針對大學生的豁免權。1905年9月至1906年，他誌願在皮蒂維耶(Pithiviers)第46步兵團服役。在申請休學的時候，布洛赫向巴黎高師的教導主任保證，身體訓練應該可以彌補他離開的一年——他優雅地將其稱為“智力休眠”。①
布洛赫對新聞界也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指出，即使是最好的記者，也會受到商業行為和時間因素的限製。在很多年之後，他依舊認為這些人“思維模式化”,“一味追求畫麵感”,始終站在“謊言鼓吹者”的前列。②
布洛赫對法庭程序非常迷戀，這或許與德雷福斯事件有關。他主張曆史學家在對待材料時，應該像法官訊問證人一樣一絲不苟——雖然也難免存在缺陷。他一生反對欺騙和謬誤，這無疑與他年輕時所受的刺激有關。在德雷福斯獲得平反六年之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布洛赫出席了亞眠(Amiens)中學的頒獎典禮，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近期學術造假的目錄。布洛赫以精明的德尼·弗蘭-盧卡(DenisVrain-Lucas)為例，討論捏造史料、抄襲他人的史學家，認為他就像亨利上校一樣，為回應人們的各種質疑，不斷偽造伽利略與帕斯卡的通信。①
有時候，歪曲的現實會以集體的方式呈現，布洛赫對此也有所警惕。虛假消息(謠言和錯誤信息)源於人類的錯覺、判斷失誤、不可靠記憶以及特殊的環境。在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湧現出了各種名目的現代反猶主義，然而其內容和傳播絕不是“自發的”。雖然布洛赫的思想植根於19世紀後期的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但是他也承認，流言和錯誤是不可避免的。1914年，他強烈建議自己的學生采取“批判的精神”,因為這是哲人麵對現在和過去應有的反應：
機靈的人知道，確切的證據不好找，反而不如無知的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責朋友說謊。如果有一天，你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參與重大辯論，不論是考察一個倉促判決的案件，還是為某人或某個觀點投票，你都不應該忘記批判的方法。它是邁向真理的一24條路徑。②
德雷福斯事件最終水落石出，這讓很多已經歸化的法國猶太人相信：任何勢力——不論是教會、保皇派，還是它們在軍隊、城鎮和鄉村中的支持者——都無法剝奪一個世紀前法律賦予他們的自由。根據1789年的《人權宣言》,他們並不是寄居在法國的猶太人，而是“猶太裔法國公民”,其公民權利受到法律和政治程序的保護。作為回報，他們必須對渴望融入的祖國絕對忠誠。布洛赫在關鍵的青年時期，見證了這些理念所經受的考驗和實踐，對它們信心十足。
布洛赫在學業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他在名校路易大帝中學學習三年，於1903年通過了古典課程(文學與哲學)的畢業會考，等級是“優秀”。他每年都在班裏名列前茅，曾獲得過曆史、法語、英語、拉丁語和博物學的一等獎學金。一年之後，他通過了巴黎高師嚴格的入學考試，其中曆史科目的分數很高，還獲得了獎學金。這時他還不滿18歲，在文科預備班(巴黎高師預科)學習了僅僅一年。中學校長在給他寫的推薦信中說，他是一名“優秀的學生，極具創造力，又不乏技巧性”;他是一個教授的兒子，“前途一片光明”。①當年夏天，布洛赫開啟了個人的首次英格蘭之旅。這一年，英法兩國簽訂“友好協約”(En-tente Cordiale)。然而，讓布洛赫印象深刻的並非張伯倫(Chamberlain)時期倫敦的繁華，而是泰晤士河邊大量無家可歸的失業人群。②
1904年11月1日，布洛赫抵達位於烏爾姆街的巴黎高師，當年巴黎高師與巴黎大學合並。學校為整合兩校的資源，進行了一係列改革。嚴格的寄宿學製被取消了；全體教員由學校任命；除塗爾幹教授開設的必修課法國中等教育史外，高師學生所有的課程都在索邦。11月23日，新任校長拉維斯在就職演講中敦促高師學生，要努力讓自己成為訓練精良的教師，為國家服務。①
事實上，1904年的教育改革並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雖然巴黎高26師取消了自身的教師和課程，但仍保留了自己獨特的學術氛圍。在布洛赫學習期間，許多教授依舊在巴黎高師開設小班和研討會。“高師精神”並沒有像一些人希望或害怕的那樣隨之消失。巴黎高師的入學門檻依然很高，吸引著第三共和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記者、政治家、法官、外交家和教師。①巴黎高師積極參政和報效祖國的傳統得到了傳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800多名“高師人”參軍，其中239人壯烈犧牲。②
布洛赫在巴黎高師參加了一個精英團體，他們獨特的表達方式、略帶諷刺甚至偶爾刻薄的幽默，將他們與其他人區別開來。他們普遍使用親密的第二人稱“你”來稱呼彼此，終生維持著良好的私人和職業關係。布洛赫與一些“高師人”保持了終生的友誼，如地理學家菲利普·阿波(Philippe Arbos,1882—1956),社會學家喬治·戴維(Geor-ges Davy,1883—1950),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古希臘學者、巴黎高師後來的圖書管理員保羅·埃塔(Paul Etard,1884—1962),數學家保羅·列維(Paul Lévy,1886—1940),哲學家伊曼紐爾·勒魯(Emmanuel Leroux,1883—1942),古典學者路易·塞尚(Louis Séchan,1882—1968),以及法學家雅克·瑪斯格裏(JacquesMassigli,1886—1971)。
在1904年入學的四十一名學生中，有十人於1914年至1919年去世，其中七人是布洛赫的好友。最有才華的三個人——安托萬-朱爾·比安科尼(Antoine-Jules Bianconi,1882—1915)、馬克西姆·大衛(Maxime David,1885—1914)和歐內斯特·巴布(Ernest Babut,1875—1916),均死在戰場上，其中兩人死於疾病。古代語言和語法專家卡西米·朱利安·瓦揚(Casimir Julien Vaillant,1883—1918),在戰27爭結束前一個月去世，年僅35歲。當時，他剛剛接受了魯昂(Rouen)中學副校長職位。在1913年至1914年，他和布洛赫曾在亞眠做過同事。埃米爾·貝施(Emile Besch,1884—1919)是布洛赫更為親密的朋友。貝施年輕時患過肺結核，後來被迫放棄文學研究，在英吉利海峽的度假小鎮貝爾克(Berck)生活了很長時間。在此期間，他拜訪過以前的同學，並與之保持通信。戰爭期間，他在靠近前線的巴勒迪克(Bar-le-Duc)中學教過三年書，後來被迫撤退到了諾曼底的卡昂(Caen),繼續從事閱讀和寫作。他本性有些消極，又為戰壕中的朋友憂慮，再加上疾病的不斷惡化，最終於1919年3月14—15日的夜晚，在貝爾克去世。布洛赫在一天之後複員。①
布洛赫在巴黎高師的生活一帆風順，蒸蒸日上。一年後，他被授予了學士文憑(licence),其間他寫過一篇論文，分析查理大帝時期牧師會教規中關於vassi和vassali的用法。在第二學年的後期，他在中世紀學者克裏斯蒂安·普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的指導下，完成了關於巴黎南部地區社會和經濟史的論文，獲得高級研究證書(dipl?med'études supérieures)。畢業時他以第二名的成績，通過了曆史和地理學科的教師資格考試(agrégation)。①
布洛赫接受職業訓練之時，正值法國曆史學家進行自我評估的重要階段。四十年前，以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為首的一批先驅者，致力於構建一門專業的曆史學科，以客觀性和科學性為準繩，將曆史學家與同樣記錄過去的牧師、政治家、記者和業餘愛好者區分開來。他們本著“批判的精神”,對曆史學領域中常見的浪漫化和文學化傾向提出質疑。德國是他們效仿的榜樣，因為那裏資金充裕，大學和研究所的全職專家可以潛心學術，傳道授業。②
19世紀八九十年代，法國政府為了與教會和德意誌第二帝國對抗，樂於接受改革家們提出的科學理念。早在在拿破侖三世的時候，法國就進行了各種改革；如今麵臨來自商業、科學以及學術界的壓力，
第三共和國開始啟動高校體製的現代化改革。1884年，哲學家、“高師人”路易·利亞爾(Louis Liard)被任命為教育部高等教育主管。利亞爾和以前的同事密切合作，籌備並引領了接下來十八年的教育製度改革。為解決越來越大的升學壓力，他們對巴黎大學進行擴建，創建了一些省級中心，新增了不少教職和獎學金，課程的設置和考試形式也有所改變。①由於曆史在民族意識的形成過程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再加上勒南、拉維斯等曆史改革家所做的巨大努力，這門學科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庇護下，有了顯著的發展。巴黎和外省的一些大學，新增了許多曆史教師的崗位，其工資和研究津貼由政府資助。
雖然曆史是這一係列改革的中心，但與數學、生物、物理、化學、醫學等法國享譽世界的學科相比，曆史學家很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從屬地位。古斯塔夫那一代的史學家以莫諾為首，他們竭力效仿甚至想要超越德國人；他們不斷完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文本細讀、研究和文體等方麵，建立了一套嚴格的準則。莫諾是法國史學之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的學生，參加過格奧爾格·魏茨(Georg Waitz)在哥廷根舉辦的著名研討班。即使庫朗熱、拉維斯等研究民族史的老一代權威，也希望進一步提升法國的學術水平。他們創立了許多學術團體，召開各種地區和全國性的會議，其史學觀點集中體現在兩種學術刊物上——《曆史與文化評論》(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Littérature)和《曆史評論》。前者創辦於第二帝國時期(1866),專門刊登各種學術評論；後者由莫諾創辦於1878年，匯集了一批最傑出的曆史學家，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對更“深入地理解民族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史學改革在製度上取得勝利之後，實證主義史學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派係，來自外部的質疑聲也不期而至。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塊試金石，把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共識敲得粉碎。老一輩曆史學家信奉“德國探尋事實”的理論，然而90年代的一些新院士對此並不認同，他們甚至開始質疑曆史的科學性訴求。1896年至1897年，夏爾·瑟諾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夏爾-維克托·朗格盧瓦(Charles-VictorLanglois)在索邦首次開設曆史研究法的課程。一年後，他們出版了第一本法國曆史培訓指南——《曆史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historiques),進一步激化了專家群體與批評者之間的爭論。瑟諾博斯既反對曆史通俗化、浪漫化的餘毒，也反對學究們的迂腐之風。他認為，如果要重構過去，需要對各種碎片式的文獻進行梳理，但這絕不等同於科學家對現象的直接觀察。在他看來，曆史是研究者對苛刻的事實進行收集和綜合的一個過程。②朗格盧瓦和瑟諾博斯都是布洛赫的老師，他們強調文獻的首要地位和個案的獨特性。③瑟諾博斯在《當代歐洲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一書中，聚焦於個人和政治事件，重視宏大事件背後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德雷福斯事件引發了一係列新問題，也促使人們透過政治視角，揭示更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進程，從而拓寬曆史的研究領域。1896年，莫諾主張曆史不應該隻關注偉人和大事，還應該考察龐大而又發展緩慢的製度，以及經濟和社會狀況。①與前輩們相比，新一代史學家所秉持的共和觀點更為激進。他們受饒勒斯《法國大革命：社會主義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的影響，開始質疑占據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史觀。曆史學家亨利·豪塞(Henri Haus-er)和阿方斯·奧拉爾(Alphonse Aulard)試圖在課程設置中加入社會和經濟史；中世紀史專家費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呼籲同行們更多地從事跨學科研究。1908年，一本麵向經濟和社會史的全新雜誌問世。②
在萊茵河另一側的德國，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也在質疑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機製，提倡一種“普遍史學”,試圖將人類的一切活動囊括在內。蘭普雷希特的觀點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甚至在法國的刊物有所體現。比利時中古史專家亨利·皮朗1(Henri Pirenne,1862—1935)是蘭普雷希特的朋友和學生，他在傳統派的國立文獻學院(Ecole des Chartes)和改革派的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都有過求學的經曆。他既受惠於法國的實證主義，也對其科學性的訴求持懷疑的態度。他才華橫溢，一空依傍，在討論西方城市文明的根基和比利時的曆史時，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視角和中古史的局限，開創性地采用人口統計學和經濟史方麵的研究。他重提米什萊的理念，宣稱曆史如同人類的精神一樣微妙，與人類瞬息萬變的現實休戚相關。曆史雖然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但研究者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使命非常高貴，也很有必要性。皮朗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依舊致力於促進學者之間的文化交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德兩國史學家溝通的樞紐。①
在曆史學的一些姊妹學科中，法國學者開始撼動德國人的統治地位，並且對研究方法和目的進行重估。保羅·維達爾·德拉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引領人文地理學的新流派。1891年，他與人合創刊物《地理學年鑒》(Amales de Géographie);1903年，他完成了《法國地理學概論》(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對法國的自然特征作出了新穎的解釋。他還否定了德國人所迷戀的地理決定論，因為這經常會被用來為民族擴張、人類不平等、財富不均等現象做辯護。維達爾是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一名嫻熟的地圖製作師；他深受亞曆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代表的舊傳統的影響，強調人與環境的相互依存和聯係。他充分借助曆史和其他學科，試圖創建一種與曆史關係密切的、全新的地理學。這門學科並非建立在民族中心論或鐵律的原則之上，而是以潛心的研究為基礎，靈活地運用跨學科、比較的方法。①
對社會語言學家安托萬·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來說，比較的方法極為重要。德國學者長期將語言與地形、氣候等因素聯係起來，以此來支撐他們關於社會發展和統治的理論。在梅耶看來，語言是特殊群體的“即興創作”,受現實中各種不可測的因素製約，是一種跨時空的傳遞。因此，人類無法準確地再現語言流傳和轉換的過程。他在研究外來詞、古語詞和“邊緣的”語言群體方麵，具有創造性的貢獻，為修正和完善地名學(toponymy)提供了幫助。但是他依然堅持認為，自己的科學研究最終取決於概率和可能性。②
另一個“高師人”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1904年，他榮升為法蘭西公學院的院士，他在那裏麵對著廣大聽眾，對實用主義哲學進行了全麵的批判。柏格森的一些概念，如綿延和運動、記憶和感覺、科學和直覺等，為曆史現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維度。他給布洛赫那一代人的啟示是，不能人為地將過去分解或切割成某些時間周期和空間格局，應該使用“變量”的尺度和寬泛的區間，從而更貼近人類的時間和現實，這是他們學科的最終目標。①
哲學家、社會學家塗爾幹及其信徒，對學院派史學家作出的貢獻最為直接，構成的挑戰也最尖銳。塗爾幹將法國社會科學從“德國壟斷”的格局中解放了出來，並將靶子對準了實證主義者。他在創刊於1896年的《社會學年鑒》(Année Sociologique)上，在各種各樣的演講和作品中，極力批評法國曆史學家：他們對德國人亦步亦趨，漫無目的地收集事實，卻從來沒有一個可靠的理論能解釋人類的發展。塗爾幹希望社會學成為學術綜合體中的基礎學科，曆史學則主要起輔助作用，如收集數據、創建年表、關注個體等。②
曆史學與社會學之間的爭論爆發於1903年，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愈演愈烈，其代表人物分別是瑟諾博斯和塗爾幹。1903年1月，塗爾幹派經濟學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 Simiand,1873—1935)在法國近代史學會(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麵前，不僅反駁了瑟諾博斯對社會科學的諸多指責，而且對瑟諾博斯等人從事的曆史學科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指出曆史學家有三個“偶像”:政治偶像(沉迷於政治事件之中)、個人偶像(將曆史等同於某個偉人的活動),以及編年紀事偶像(關於“起源”的錯誤成見)。①
1906年5月，雙方的爭論持續升溫。在法國哲學協會(Société 34Francaise de Philosophie)的一次會議上，西米昂提出了曆史學家的四條“法則”②。一年之後，瑟諾博斯開始回擊。古斯塔夫等曆史學家則采取了中立的態度，他們認為雖然曆史學中存在一定的“法則”,但它們往往隻能用來分析相對簡單的現象，而且很容易發生改變。在兩派激烈交鋒一年之後，古斯塔夫不但批評瑟諾博斯視曆史為偶然事件的觀點，而且也抨擊塗爾幹將人類複雜的心理客觀化的主張。社會學家大致形成了統一的戰線，但曆史學家卻存在各種各樣的分歧。一門根深蒂固的學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必然會麵臨諸多批評和異議。③
真正為曆史學解圍的是亨利·貝爾(Henri Berr,1863—1954),然而他並不是曆史學家。在他看來，曆史是一股統攝人類知識的力量。貝爾曾在巴黎高師學習哲學，是亨利四世中學的修辭學教師，他於1900年創辦《綜合曆史評論》(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他認為，過度專業化會讓學術變得越來越狹隘，他希望以“綜合”的名義將人文科學統一起來。他的評論麵向各個學科的專家，甚至是蘭普雷希特和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等國外的學者；評論中經常充滿各種激進的、有爭議的詞匯和段落。1904年，貝爾就當代研究和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征求法國曆史學家的建議，但是大多數人對方法論以及曆史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並不感興趣。
貝爾的史學觀具有創新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能自圓其說，卻遊離於主流的學術圈之外。1905年，貝爾與法蘭西公學院院士失之交臂，更為傳統的莫諾得以當選。盡管如此，貝爾的雜誌對年輕的曆史學家影響很大。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曾對自己的專業很失望，認為它盡是一些陳詞濫調。1902年，他在巴黎高師的圖書館看到了貝爾創辦的雜誌，從此又燃起了對曆史的**。①
布洛赫親曆了這場紛爭和論證，他的曆史觀在二十一二歲的時候就已形成。②他深受時代的影響，將曆史學與科學進行了比較。布洛赫認為，曆史學與化學和生物學不同，不會涉及太多的分析和歸類，它本質上是一個描寫和敘述的過程。與瑟諾博斯相似，布洛赫主張一切學術研究都關注“事件”和“現象”:前者是一組事實的隨機組合，相互之間的聯係是暫時的；後者則是在對相關事件的分析之後才會產生。
布洛赫的看法與父親類似，認為科學家考察的是相對簡單的現象，他們可以進行概括，並給出一些解釋；這些現象隻是單方麵地作用於觀察者的意識。在布洛赫看來，曆史學主要研究的是“心理”現象，它們同時作用於主體和觀察者，因此幾乎可以有無窮無盡的解釋。①
這種概括的過程會受到眾多因素的阻礙，如現實因素、人為因素，以及曆史學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編年性、實證性和綜合性等。盡管如此，這門學科仍然具有一些科學性的特征。布洛赫采取中立的立場看待瑟諾博斯與塗爾幹之間的爭論：他反對“錯誤地”區分社會和個人，因為社會不僅僅是“一群個人”。實際上，兩者都遵循一定的“法則”,也存在一些重合的地方。布洛赫認為，有兩個領域適合建立永恒的法則，即語言學和經濟現象學(“人類對物質客體的利用”),這也是曆史科學性特征的基礎。在他一生的曆史研究中，這兩個領域始終處於中心的地位。②
布洛赫反對打著科學名義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這門學科被德國人所壟斷，邏輯上不夠嚴謹，充斥著各種錯誤。1908年至1909年，布洛赫在德國讀書期間，曾與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史專家有過密切的接觸。他在柏林大學時，修過馬克斯·澤林(Max Sering)和魯道夫·埃伯施塔特(Rudolf Eberstadt)的課；他在萊比錫大學聽過卡爾·布歇爾(KarlBücher)的課。布洛赫非常欣賞布歇爾“係統化”的學問，但對其形而上學的嗜好也有所批評：布歇爾在闡釋經濟發展的時候，總是借助於達爾文主義的理論框架，而且迷戀社會階級的鐵律，這往往與事實不符。③
在年輕的時候，布洛赫曾思考過曆史學家的研究方法。他拒絕研究荒誕、複雜的問題，反對諸如“路易六世時期”這樣武斷的劃分。①
然而，在一年後的教師資格考試中，他卻遇到了一些仍囿於傳統時間和地理範疇的問題，比如，該猶斯·格拉齊(Caius Gracchus)統治時期的政治生活，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在希臘帝國衰亡過程中的作用，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教會和國家。①
為消除曆史學家各自為政的現狀，解決技術上的短板，布洛赫呼籲建立問卷調查的標準。由研究者群體設計和管理的調查問卷，可以為史學家提供有用的證據，修正一些錯誤理論。三十年後，身為《年鑒》雜誌主編的布洛赫，懷著同樣的目的發起了問卷調查。②
在傳統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文化”與專業化之間、大眾普及者與淵博的學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各種激烈的爭論。布洛赫像他父親那樣，始終采取中立的立場。由於和上一代學者隔著足夠的距離，他可以很好地考察“前科學時期”伏爾泰和米什萊的作品。布洛赫不喜歡勒南，因為他的曆史野心過於膨脹。布洛赫對於庫朗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父親的書房裏掛著庫朗熱的頭像),認為他幾乎能與朗格盧瓦和瑟諾博斯相媲美。③
布洛赫從巴黎高師畢業時，年僅22歲。他選修的課程包羅古今，注重各種因素的平衡，既有專業課，也有基礎課；既有時髦課，也有經典課。他認為曆史學家的任務在於係統地闡釋一些有用而又適當的問題，為綜合精神尋找基礎。為此，曆史學家應該超越瑟諾博斯的局限，摒棄社會科學家的成見。布洛赫在評價前人時，批評方法也日益完善。在他看來，曆史學家與生物學家有點相似，他們雖然具有極好的顯微鏡，卻不知道該用來研究什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