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真正有趣的書，不是應該能引人深思，激發問題，甚至提出異議和批評嗎?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裏，法國的民族主義開始複興。 39莫裏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萊昂·都德(Léon Daudet)等人的作品，就是極好的例證。這在政治上的表現則是“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caise)。這不僅僅是德國武力威脅的產物，君主製、天主教和軍國主義的複興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上一代人相比，“1905年一代”更為保守。這些即將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的年輕人，推崇勇氣、個人主義和創造力，尊重權威和傳統，以身著戎裝為榮。1910年的索邦，到處彌漫著對朗格盧瓦、瑟諾博斯、塗爾幹等學者“阿加東”式的批判②,人們指責他們用科學主義和專業知識腐蝕高師。1912年，四十名“高師人”公開聲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1905年時還隻有三四個人。①
布洛赫在巴黎高師學習曆史專業。1908年畢業後，他前往德國柏林和萊比錫求學。在此之前，他曾申請梯也爾基金會(Fondation Th-iers)的獎學金，但終因競爭激烈而失敗。他在萊茵河彼岸求學時，經曆了波斯尼亞危機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事件——這是“威廉帝國”(Wilhelmian Reich)在外交和製度上動**的縮影。1909年春，布洛赫回到巴黎，再次申請梯也爾獎學金。他參加了體檢和由法蘭西學院傑出成員組織的麵試，短暫地投身於學術政治爭論中。這一次他獲得了成功。他曾在萊比錫有過短暫的停留，於夏日返回巴黎。①
梯也爾基金會成立於1893年，由法國政治家、曆史學家梯也爾41(Adolphe Thiers)的遺孀創建，旨在資助傑出的青年學者撰寫博士論文。它每年資助五個人，最長可達三年。在獲獎者中“高師人”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布洛赫獲獎的那一年，有三個人來自巴黎高師。作為一名常駐學者，布洛赫不僅能享受到專設的府邸、優厚的獎金、與同人們交流的機會，而且他還可以利用國家檔案館、圖書館以及周邊各市政部門的豐富收藏。②
布洛赫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12、13世紀巴黎鄉村農奴製的消亡史。他充分利用莊園和教會的各種資料，首次從社會、經濟和法律等方麵，對特定地區農奴解放的曆史進行了係統的考察。③
早在1907年，布洛赫就對此有過初步的研究。為撰寫學位論文，他曾在國家檔案館研究過巴黎聖母院南方牧師會的財產契約。他的結論很有創見，受到了導師普菲斯特的首肯。普菲斯特(1857—1933)也是一位阿爾薩斯流亡者，曾與來自東部的愛國者龐加萊(RaymondPoincaré)在皇家中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普菲斯特在巴黎高師求學期間，師從福斯泰爾、拉維斯和莫諾等人，後來在貝桑鬆和南錫(Nancy)執教十六年。1902年，普菲斯特回到巴黎，結識了更為保守的中古史學家朗格盧瓦。他向梯也爾基金會大力舉薦布洛赫：如果布洛赫在德國，那麽他關於鄉村經濟轉型的研究必然會得到肯定，而且會大受歡迎；但是在庫朗熱之後的法國，這一課題卻一再受到忽視。①
布洛赫在第一部重要的曆史著作中，采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材料，甚至敢與德國學者相抵悟。他探討的主題是農奴解放：其發生於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和速度展開?主要的條件和連帶的問題又有哪些?布洛赫申請獎學金時強調的幾個興趣點，清晰地表明他對動態的曆史演變情有獨鍾：(一)領主與農民關係的轉變：從前者對後者身體和財產的全麵占有轉變為布洛赫所謂的收租者(rentier)和佃戶(petit propriétaire)的關係；(二)鄉村經濟的轉變：鄉村在城市的資助下，開始引進貨幣與信貸體係，使農民的自由和領主的經濟利益得到了保證(萊比錫大學教授卡爾·布歇爾稱之為“中世紀經濟革命”,即鄉土化的市場、標準和理念為城市化所取代);(三)人口結構的轉變：從幾乎靜態的鄉村群體轉變為流動的勞動力(布洛赫在之前基於籍貫的姓氏研究中已有所提及);(四)農民對領主法律義務的轉變：從原來任意、多變的形式轉變為每年固定征收的人頭稅。②
布洛赫在從事研究時，有意識地采用塗爾幹學派推崇的比較法。他在眾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察了法國農奴製消失較早的地區(諾曼底)、較晚的地區(勃艮第)以及國外的類似地區。布洛赫坦承，自己缺乏治思想史的經驗。但是，思想的世界會影響一切“社會轉變”(他將之籠統地表述為“新觀念”的結果或目標),因此他宣稱自己要爬梳當代的宗教文本，尤其是布道辭，以期發現更重要的脈絡和線索。①
隨之，布洛赫迎來了歡樂而又卓有成效的三年。在23歲到26歲43的時候，他已成為一個專職研究者，完全不用擔心個人生計和教學壓力；而且在一個人口超過二百五十萬的現代都市，他可以近距離地接觸所需要的各種材料。他當時住在奧爾良大道(avenue d'Orléans),離父母和哥哥的住處都很近。布洛赫與戴維、葛蘭言以及古希臘研究專家路易·熱爾內(Louis Gernet)——布洛赫在巴黎高師的朋友、梯也爾基金會的同事——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個人生活更加豐富多彩。這幾位學者精力充沛，富有開拓精神，經常在堆滿圖書和筆記的書案前埋頭苦讀。布洛赫從父親那裏學會了一套適用於學術研究的分類體係，這讓他受益終生，龐雜的學術工作因此而變得井井有條。②
布洛赫的博士論文進展非常緩慢。第一年，他收集整理了很多法蘭西島(Ile-de-France)農奴製演變的地圖，考察過農奴製自身的發展演變。作為一種製度，農奴製幾乎完全建立在習俗之上，隨著時間和地域的變化而有所差異，是古代奴隸製殘餘和中世紀附庸製相結合的產物。①
此外，布洛赫還考察了一係列與農奴製相關的問題——它們也成為他終生的興趣所在，如封建法製的形式和實踐，古代奴隸製的終結，封建主義的源頭，什一稅的發展演變，貴族的特征，牧師在社會和經濟中的地位，商業、貨幣和信貸的發展演變，古羅馬到中世紀以來城市社會的曆史，中世紀藝術、文學和建築中的社會和政治維度。②
布洛赫後來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他在評論庫朗熱有關法國農村社會特征的研究時，專門考察了圈地與敞田的區別。③他站在大師的肩膀上，進一步考察近代法國的起源；在民族認同的問題上，他對風行一時的種族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④布洛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比較曆史學家，研讀過英德兩國法律、社會和經濟史的基本文獻。⑤同時，他還是一名區域史研究專家，對巴黎周邊的鄉村地區進行了詳盡的考察，比如11、12世紀的開荒運動——後來導致了大型種植園的出現，促使教會主要領地形成的宗教活動，新型城鎮的發展，巴黎的經濟影響力，該地區的城堡、教會、地形和氣候等特征。此外，他還將這裏與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國外進行比較。①在獎學金即將到期之時，他對卡佩王朝(Capetians)後期的農民政策產生了興趣，這也成為他的博士論文《國王與農奴》的靈感來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才完成了博士論文。②
從這一階段布洛赫發表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原材料的批評視角和處理技巧，以及對主要問題提煉和分析的能力。布洛赫的第一篇文章《卡斯蒂利亞的布朗歇與巴黎牧師會的農奴》(“Blanche de Ca-stille et les serfs du chapitre de Paris”),“糾正”了兩篇14世紀王權紀事中的不實之處。這兩篇作品記述了被困於聖母修道院裏的農民獲得自由的過程，但誇大了1251年至1252年王後諭令所起的作用。布洛赫追根溯源，指出這次逮捕事件起因於修道院教士與奧利(Orly)農奴之間的稅收爭端，後來王室出麵幹預，作出了對反抗者不利的判決，但他們最終獲得了解放。作為一名年輕的曆史學家，布洛赫將自己的專長展示得一覽無餘。他揭示出13世紀中期巴黎地區在法律、政治、經45濟和社會等層麵上的奴役狀態，剖析了農奴解放運動的複雜性：野心勃勃的巴黎資產階級和王室官員，如何增強了農民對自身解放的渴望?受財政危機和王室稅收逼迫的教會莊園主們，在剝削農民的問題上存在著何種分歧?一個相對孱弱的王權麵對不同主體之間的爭端時，用什麽樣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司法權?③
布洛赫對考據工作情有獨鍾，但絕非為考據而考據。19世紀後期，法國湧現了一大批區域史專家，但他們往往熱情有餘，知識儲備不足，文獻考據則能有效地矯正這一弊端。布洛赫在《瑟尼還是塞林》(“Cerny ou Serin?”)一文中，運用古文字學和地理學的技巧，糾正了一個區域史研究專家的錯誤。該學者提到一個領主曾於1345年釋放了自己的所有農奴，但是他把地名弄錯了。①此外，布洛赫還利用文獻闡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在《古代封建法下臣服禮破裂的形式》(“Lesformes de la rupture de I'hommage dans I'ancien droit feodal”)一文中，布洛赫借助大量的文本分析，再現了象征封建關係破裂的儀式，即一方在另一方的麵前扔掉或折斷一根或一縷稻草。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看似普遍的儀式又各有差異。由此可見，封建主義在法律和現實中並非鐵板一塊。布洛赫對於資料的來源非常慎重，雖然有證據顯示法蘭克人解除家庭紐帶束縛時的方式與之類似，但布洛赫不像德國學者那樣草率，並未將日耳曼的先祖放置到六個世紀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封建儀式名下。②
在這個階段，布洛赫的代表作是一篇有關法蘭西島的論文，這是研究這一主題的第一篇學術作品。這種地域研究在1903年至1913年之間達到了**。在貝爾主編的《綜合曆史評論》雜誌上，刊登了一係列名為《法國各個地區》(“Les régions de la France”)的文章式。在他看來，民族不應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人們應該從事非常具體的研究。他在“綜合精神”的名義下，建立了一種普遍適用的模式，要求參與的學者們評估當今的學術狀況，完成各自領域的工作。①
作為一名新出道的學者，布洛赫在法蘭西島區域史的研究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的重要問題。他勾勒了這個地區的自然特征，肯定了一些區域史學專家的作品。然而，他也質疑他們沒有提供一種特殊的視角，對“總體”或真正的曆史貢獻不大。②布洛赫與貝爾組織的其他作者有所不同，他否定了該區域的整體性特征：弗朗什-孔泰、洛林、布列塔尼(Brittany)以及諾曼底都有它們各自的曆史，在地理意義上也具有自身的一貫性。布洛赫描繪法蘭西島時用的副標題很樸實：“巴黎周邊地區。”
布洛赫雖然受過地理學的訓練，但他研究問題時主要用的是曆史和比較的方法：人們何時以何種方式來到幹燥或濕潤的平原定居?城鎮或鄉村的自然特征與人類的選擇和行為之間有什麽關係?哪些具體特征使一個地區與其他地區有所區別?在第一篇論文中，布洛赫否定了自然科學研究的作用，因為它並不是建立在人類時間和變化的基礎上。③
1912年，布洛赫的獎學金到期，之後他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中學教學一年，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個教職。④蒙彼利埃是埃羅省(département of Hérault)的省會，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區的主要城市，距地中海隻有六英裏，位於廣闊的葡萄酒產區的中心。蒙彼利埃是一個很小的大學城，居民隻有6.6萬人，卻擁有法國最古老的醫學機構。這是布洛赫第一次在外省和南部地區長期居住，也是他第一次遠離家人、朋友和巴黎的檔案館。他的日程很滿，需要備課和批改作業，一周授課十六個半小時，幾乎沒有時間寫博士論文。
蒙彼利埃是一個與巴黎迥異的世界，這裏幾乎沒有受到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更多地充斥著宗教紛爭。①1913年1月，布洛赫在大學中做了一次關於民族曆史的講座。他強調法蘭西民族的構成具有多元性，包括利古裏亞人(Ligurians)、伊比利亞人(Iberians)、凱爾特人(Celts)、羅馬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s)、哥特人(Goths)、法蘭克人(Franks)、布列塔尼人(Bretons)、諾曼人(Normans)以及猶太人。他指出，由於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以及忠君觀念的發展，現代法國民族國家在10世紀時開始形成。②
布洛赫在這個時期主要致力於王權的研究。1911年，波恩大學曆史學家漢斯·施羅伊(Hans Schreuer)出版了一部關於法國和德國加冕禮的專著。施羅伊認為，加冕禮起源於查理大帝時期，並持續到18世紀。該書還提及英國和其他歐洲大陸的一些儀式。施羅伊對塗油儀式、加冕禮、權杖和寶劍、登基典禮、效忠儀式等做了深入的研究，結合法國的中央集權和德國的分散王權，分別指出它們在萊茵河兩岸不同的政治意義。③
施羅伊的作品在法國學界引起了不同的反應。一些重要的社會學期刊對這種比較研究極力褒揚，但是曆史學家們卻指責他充滿了浮誇之風，具有化約主義的傾向，甚至不乏文獻上的錯誤。①有關施羅伊作品引起的討論，反映了在歐洲古老政權式微時期，人們對王權所持有的高度成見。傳統強國之間的競爭，以及近期頻繁上演的宮廷儀式，使這一爭論持續升溫。尤其是在柏林地區，王室成員經常會參加各種民間、國家和宗教的儀式。當時出現了很多重大的場合，比如1908年48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登基六十周年紀念典禮，1910年愛德華七世的豪華葬禮和喬治五世的加冕儀式，1913年威廉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的隆重慶典。②
布洛赫雖然從巴黎來到了蒙彼利埃，卻依舊在思考施羅伊作品的問題。他在大學圖書館查證了施羅伊的文獻來源和相關闡釋，並且閱讀了其他一些作品。布洛赫同意作者對庫朗熱的批評——他誇大了王室塗油禮的神聖麵，但是他也指出了施羅伊的疏忽之處(如聖女貞德),以及他在區分說明性文本和敘述性文本上的不足。③
布洛赫對王權的表現形式——各種神聖的儀式——很感興趣。後來，這促使他完成了《國王神跡》(1924)一書。布洛赫曾對封建效忠儀式有過研究。如今他開始關注法國中世紀的國王們——他們發展出來了各種儀式，這也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統治在不斷地加強。他在梯也爾基金會的兩個同事——葛蘭言和熱爾內，分別研究中國和古希臘的神話和儀式；他所敬重的兄長熱衷於比較民族誌，尤其是宗教心理學。年輕的布洛赫決心“糾正”施羅伊，以及德英兩國學者在研究法國王權時的錯誤。他希望將來自己能完成一本關於蘭斯(Rheims)加冕禮的專著。在布洛赫看來，對蘭斯加冕禮的認同，是法國公民愛國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①
布洛赫對國王和加冕禮癡迷的具體原因，至今讓人捉摸不透。或許，因為他與舊政權以及父親所憎惡的波旁王朝相隔甚遠，可以采用客觀的視角進行觀察，於是這便成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或許，因為他年輕時對聖女貞德的祭禮耳濡目染。或許，他吸收了勒南的一些關於神秘法蘭西的觀點——君主製與共和製、精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聯合。如今，法國已發展成了一個自由的國度，身居其中的猶太愛國者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②
1913年，布洛赫轉到了亞眠中學教書。這裏有兩個同事是他在巴黎高師認識的。亞眠比蒙彼利埃略大，居民有78400人，距離巴黎約135千米。亞眠是索姆省(Somme)的省會，是皮卡第(Picardy)地區的貿易、製造業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樞紐。它位於一個低窪的山穀，那裏聳立著一座13世紀的大教堂，是法國最宏偉的教堂之一。①
布洛赫的學徒生涯即將結束。這一年，他在兩個地方說出了自己的新觀點：給未來的合作者呂西安·費弗爾的作品所寫的評論②,以及1914年7月他在中學的頒獎典禮上麵對行政長官和其他顯貴所做的一次演講。③
對於費弗爾撰寫的弗朗什-孔泰地區(也是他的故鄉)的曆史，27歲的布洛赫在不少方麵持保留意見，比如作者華麗的文風和語言④,以及他對中世紀社會和經濟史的掌握程度。布洛赫聲稱，該主題是一片“真正的學術領地”,非常值得研究。但是，像其他地區一樣，這個勃艮第的東部縣城——包括侏羅山脈(Jura)和索恩河(Sa?ne)右岸——基本上也是政治和曆史偶然的產物。⑤
布洛赫指出了費弗爾區域史的不足之處，認為他在一些方麵缺乏係統的分析，比如勃艮第愛國主義的高漲及其本質，該地區分裂主義因素的消失，以及19世紀法國公民身份的確立等。布洛赫批評費弗爾的另一點在於，他以程式化的方式描繪“真正孔泰人”(Comtois)的特征。他所認同的一些特征如謹慎、鎮靜、近似刻薄的聰明、高度的韌性、“比寶石還要頑強”等，差不多是所有法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共同的特征。費弗爾聲稱的孔泰人的代表，如庫爾貝(Gustave Courbet)、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以及第三共和國的總統格雷維(JulesGrévy)等，其實是一種任意的選擇，忽視了古代居民和近代移民的差別。盡管布洛赫為費弗爾的結論所吸引，但他堅持認為，研究集體心理的新型科學需要更“堅實的基礎”,要建立在“小心求證和懷疑一切”的原則之上。①
1914年7月13日，布洛赫給亞眠中心的學生做了一次演講，此演講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他在演講中歸納了一些曆史學家的信條，這些“指導思想”一直指引著他的人生。②曆史學家與科學家不同，可憐的他們注定無法認識自己所研究的現象；與他哥哥那樣的內科醫生也不一樣——他們可以直接從事實驗，曆史學家則隻能依賴二手的證詞。他如同一名預審法官，隻能根據各種各樣的證人來重構“現實”。曆史批評必須剝離真實、虛假和可能性。③
布洛赫認為人類非常懶散，隨時都會將各種觀點當作事實本身。因此，曆史學家要發展出一種批評方法，將其作為一套“永恒的戒律”,與自滿、工作過度、疲憊和結果的不確定性等做鬥爭。麵對互相矛盾的證據，批判的精神必須避免做任何判斷：“如果你左邊的鄰居說二二得四，你右邊的鄰居說二二得五，不要因此而得出結論說二二得四點五。”①
如果針對一個特殊的事件，三個證人給出了相似的言辭，那麽精明的曆史學家就要找出誰是抄襲者。一般來說，原創者與抄襲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具有一定的表述風格，使用的主動詞匯多於被動詞匯。絕對的數量並不一定會指向真理，如果十個甚至一千個人堅稱北極的海沒有冰，那麽隻需要一個人——皮爾裏上將(Admiral Peary)就可以將他們的言論推翻，因為他五年前到過那裏。②在亞眠大教堂的正麵，大天使在得救者和被詛咒者的靈魂之間維持著一種平衡；同樣，曆史學家也需要兩種證人，他不能完全相信或否定任何一方。所有的證據都有瑕疵，有時虛假的證據也會包含有用的細節。曆史學家的任務是對整體進行解剖——往往是各種美好、有趣的現象，從而去偽存真。正如歌謠中所唱的那樣：羅蘭(Roland)死於龍塞沃(Roncevaux);但是曆史學家必須糾正詩人的錯誤——他並非被撒拉遜人(Saracens)所殺。③
布洛赫指出，人的記憶非常脆弱，也不夠完美，是一麵遍布汙點的鏡子，它所照出的圖像也會隨之變形。人類的智力在不斷地運轉，52像一個滲漏的容器，會丟失它所存儲的一些記憶，與事實本身相比，它隻能保留很小的一部分。與一件事情持續接觸最多的人，往往最不可靠。布洛赫用一些最新的實驗表明，我們往往關注重大事件，而忽略了日常生活。④醫生天天照料病人，能夠給出很好的診斷報告，但他們對病房卻視而不見。
曆史學家隻有借助比較的方法，才能在充滿錯誤和矛盾的證據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必須將每一個易犯錯的證人與盡可能多的證據進行對比，最終才能推導出真理。人們可能會指責曆史學家吹毛求疵，用事實摧毀了“詩意的過去”;一些嚴謹的學者們，也很容易受到譴責。人們依然會為古代詩歌中的細節所感動，雖然它們的時間順序極為混亂；它們不僅是在偉大、神秘而又動**的時代發生的美好的故事，同時也是反映曆史真實的一麵哈哈鏡。雖然一些美好的形象可能會被曆史批評所玷汙，但人們不必為此而遺憾。布洛赫很有信心地說：“批判的精神會為知識分子提供一種方法。我們的第一要務就是淨化它。”①
在說這些話的十五天前，哈布斯堡帝國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在薩拉熱窩被一個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刺殺。維也納政府在德國同盟者的支持下，向塞爾維亞提出了一係列無法滿足的要求，意在發動一場戰爭。布洛赫在亞眠的演講剛過去一周，法國總統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和總理維維亞尼(René Viv-iani)動身前往聖彼得堡，希望鞏固1894年結成的法俄防衛同盟，以應對人們對戰爭的恐懼。雖然德國人氣焰囂張，但多數人認為危機很快會得以解除。這時，布洛赫一家前往瑞士的奧伯朗特(Oberland)旅遊。他與哥哥、嫂子以及兩個侄子率先抵達，父親古斯塔夫因畢業會考之事，於1914年7月29日才和妻子薩拉動身前往。一天後，奧地利宣布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第二天傍晚，俄國宣布全國總動員。消息很快傳到了羅森勞伊(Rosenlaui),瑞士的預備役軍人收到堅守崗位保衛邊境的命令。布洛赫毫無選擇，必須在邊境線被攻擊或關閉之前返回法國。7月31日，布洛赫和哥哥路易選擇了從韋威(Vevey)到巴黎的第一班車。他們看過德國關於“戰爭威脅”的公告；緊接著，德國對俄國下達了最後十二小時的通牒，還詢問法國在俄德衝突時的反應。8月1日，他們抵達裏昂車站，報刊充斥著布洛赫的偶像——饒勒斯被暗殺的報道。當得知這出悲劇沒有引起**和內亂時，布洛赫的悲痛才稍微有些平複。如今，所有的城牆上都貼滿了動員令。①
布洛赫回到祖國後，看到的卻全是讓人心酸的場景：人們在一個死寂的城市裏驚慌失措，而又不乏果敢。巴黎被分成了兩派：隨時準備逃離的貴族和其餘的人——“他們當時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而是一味地縱容將來的士兵。”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並入侵了持中立態度的比利時。一天後，布洛赫動身前往亞眠參軍。他在趕往小教堂車站(Gare de la Chapelle)的途中，乘坐了一個菜農的四輪馬車——該車被一名警官所征用。布洛赫坐在馬車的後排，四周堆滿了蔬菜，卷心菜和胡蘿卜不時散發出清新而又略微刺鼻的氣味。布洛赫在興奮之餘，也疑惑重重。②這個年輕的曆史學家，在28歲之時毅然走上了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