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曆史研究的對象是人。①
萬千起伏的地貌，層出不窮的工具機械，最為正式的書麵文件，或者看似渾然天成的設施，這一切背後都隱藏著曆史試圖去捕捉的人。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曆史學家的一次考驗。他們客觀性、學術性的原則及其基礎——對科學事實的搜集和對證據的嚴格評判，受到了公開的檢驗。在許多虛假的科學麵具背後，浮現了民族主義的幽靈——他們寧願利用學術的聲望和資源，為占領比利時、法國東部和俄羅斯帝國的行為開脫，或者幹脆直接宣揚國家自由主義，為來自協約國的各式委托人服務，卻不願客觀地依據“事實”得出結論。戰爭的餘震不斷，曆史學家們對巴黎和約褒貶不一，歐洲的和平、安定和經濟複蘇完全無法實現。①
戰時的人口總動員，層出不窮的新興科技，讓一小部分曆史學家深受震撼。他們決心擴展曆史學的疆域，開放傳統的政治、戰爭、外交和偉大領袖的研究，升華純粹的敘事，輔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105曆史學更加完備、精確並“以人為本”。雖然實證主義的衛道士仍活躍在各自的職位上著書立言、訓練弟子，但與布洛赫同時代的一些退伍軍人開始在大學裏嶄露頭角。他們得益於戰前的社會和行為科學，受經濟、社會、法律和宗教史等創新性作品的影響。這些人不僅對傳播偽科學的法國手冊作者嗤之以鼻，也與其競爭對手德國曆史主義者意見相左，因為他們一貫堅持曆史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人的曆史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亟需相關學科的支持，以便解釋國家和世界性問題，解答新的經濟和科技疑惑，同時吸引更為廣泛的國際關注。新舊史學之爭在美國已經根深蒂固，又從西歐傳播到意大利、西班牙、新興的東歐各國和日本。之後的一係列事件令這一爭論持續發酵，包括早期蘇維埃和歐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蓬勃發展，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法蘭克福學派經典著作的出版，還有一批新刊物的發行，如波蘭的《社會和經濟史》[Dxiejow Spolecznych i Gospodarc-zych(1926)]、英格蘭的《經濟史評論》[Ecomonic History Review(1927)]和布洛赫與費弗爾共同發起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the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1929)],本書下一章會討論這些刊物。①
這一注定少數派的守護神是亨利·皮朗。皮朗的名字廣為人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研究早期資本主義、中世紀城市和比利時曆史，奠定了其學術地位；此後他反對德國占領時期的政策，在獄中缺少圖書和筆記的情況下，完成了有關歐洲基礎的名作，聲望進一步提升。②從兩人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首次見麵開始，皮朗便對布洛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位身材略胖、精力旺盛、生性開朗的巨匠，是《年鑒》的靈感來源，是淵博知識與分析性想象、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忠於過往與立足現實的完美結合。除此之外，皮朗還是比較曆史研究的擁護者，他認為這是拯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的曆史學的一劑良藥。③
1923年4月，皮朗恢複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在布魯塞爾主持了第五次會議。這一組織成立於1898年9月1日，由一批經驗老到的曆史學家在海牙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曆史科學會議，很快又在1900年巴黎世博會期間複會。之後該組織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議題廣泛的世界性組織，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在羅馬(1903)、柏林(1908)和倫敦
(1913)舉辦的會議，吸引了上千名曆史學家的參與。會議議程既包含全局性討論，也有按照傳統斷代(古代、中世紀、現代)和主題(宗教、法律、經濟史)劃分的專門研討。①類似集會為曆史學家們提供了與國外同行直接討論的機會，主辦國將其視作一種榮譽，有助於弱化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一點對於中世紀學家尤其中肯。德國學者主導著該領107域，盡管皮朗不遺餘力地試圖引入經濟和社會史的視角。
曆經十年斷層，戰後的首次曆史學會議終於召開，嚐試在曆史學家內部恢複國際主義的精神和結構。然而，時過境遷。此前的會議分別受阿爾弗雷德國王、比利時政府和大學基金會(Fondation Universita-ire)的大力資助，相較之下，這次會議則一改鋪張的習氣，轉而在一家德國戰地醫院舉辦。不少與會者曾為協約國效力。皮朗雖信奉世界主義，譴責戰後的敵對情緒[稱其為“戰後精神”("lesprit d'après-guerre”)],卻一直拒絕頂尖德國學者的參與，而且大會也沒有邀請蘇聯學者。與新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一樣，在布魯塞爾的曆史學家並不歡迎戰時的敵人、理念的對手。①
在1923年舉辦的布魯塞爾會議上，布洛赫首次踏足國際舞台。斯特拉斯堡大學派出了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布洛赫展示了在君權神聖及封建主義方麵的最新研究成果，聽眾則是一群資深的中世紀研究專家。不出所料，他還參加了有關曆史主題和方法論的熱烈討論，駁斥了同僚們對“源頭”的堅持，認為當手頭材料不足以闡明某一術語比如“封地”(“fief”)的意義時，有頭腦的曆史學家需要從公認的封建主義時期出發，向前回溯，直至能力可及之範圍。②布洛赫的這次參會標誌著其身份的轉變，即從巴黎的研究員轉變為斯特拉斯堡的學者。
斯特拉斯堡坐擁萊茵河中心之地利、思維活躍的教員之人和，還有豐富的圖書館資源，是一個優越的工作環境。然而，布洛赫頻繁地往返各地做研究、參會和辦講座。布洛赫熱愛旅行。他熱衷於搜集第一手的文獻和資料。他也喜歡會見學者，頻頻地與曆史學家、圖書館員和檔案管理員通信。雖然布洛赫隻是一個省級地方學校的教員，但他很早便意識到國際交流和曆史學家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布洛赫的研究有幾大鮮明的特征。與一些同行不同，他反對浮於表麵的現實考量，拒絕“將克洛維斯(Clovis)或查理大帝簡單地引入到當今歐洲的爭論中”,也很反感模仿學究們在羊皮紙上定奪所有民族命運的行為。①他反對體係的奠基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和H.G.威爾斯(H.G.Wells),也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包羅萬象的解釋。一切形式的決定論和華而不實的理論，都為他所不容：“大自然千變萬化，本該對應著人類情感與理智的紛繁複雜。”②布洛赫認可塗爾幹的研究，並高度讚賞其後繼者讓《社會學年鑒》(Ammée So-ciologique)複生。雖然布洛赫是曆史學家而非年鑒學家，但他堅信因時而變的維度，強調細微的變異與難以預測的缺口，也讚成同輩曆史學家推崇備至的表層裂變(surface ruptures)思想。③布洛赫認為，對於任何問題，曆史學家的責任都在於理解，而不是去評判研究對象。①實事求是的工匠，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淺薄、平庸和偏頗。
布洛赫經曆過戰爭對人類心智和知覺的扭曲，深知人們容易接受人為的概念——“一些虛假的必然性”:暢通的河道如何成為國界，看似精細、抽象的地圖為何經常影響政客的決策，種族概念緣何“縈繞10919世紀的思想界”,抽象或缺席的黃金如何扭曲了商業交換。在研究與教學中，布洛赫一貫自律，與曆史學者天生的“惰性”相抗爭。這種惰性往往使人偏好貌似可靠的抽象解釋，而不是努力去追溯某一現象的獨特源頭。①
布洛赫致力於尋求曆史更廣泛的定義。像皮朗那樣，布洛赫植根於祖國，心係法國和法國人民，始終將其作為研究的基礎和比較的主體。戰後不久，布洛赫便將大部分教學、寫作和研究重點放在法國君主製度的嬗變、法國國家統一和文化發展上。他不僅研讀經典名家伏爾泰、米什萊、基佐(Guizot)、庫朗熱和拉維斯，也涉獵當代著作。②在完成論文《國王與農奴》後，布洛赫便在法國和英國進行深入調研，著手準備自己的第一本專著《國王神跡》(Les rois thaumaturges)。③
《國王神跡》一書構思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被染上了戰爭的熱血和痕跡，“為廣義的、真正的歐洲政治史研究作出了貢獻”④。為達到一定的廣度，布洛赫旁征博引，參考醫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知識，追溯一則流傳甚廣的虛假消息起源、發展和持續的過程：人們在長達八個世紀的時間裏，普遍相信君主能行神跡，治愈瘰鬁病(scrofula)。110 布洛赫拒斥風行一時的做法，反對將歐洲中世紀君主與波利尼西亞或非洲的巫術國王，以及《聖經》或羅馬統治者相提並論。他強調說，英法兩國出現的國王神跡現象，有其獨特的時代和地理背景；國王通過觸摸治愈瘰鬁病——一種頸部腺體淋巴結炎症，帶有極強的政治動機。公元1000年左右，法國正值卡佩王朝國王虔誠者羅貝爾二世(Robertthe Pious)在位，他通過踐行這一奇跡樹立權威，明確繼承權，為當時尚未穩定的王國增添一縷神秘色彩。布洛赫認為，一百年後，亨利一世或亨利二世采取同樣的方式宣示君權之神聖，應對英國教會中格裏高利改革者的挑戰。
布洛赫闡釋了對正統君主的普遍尊崇，特別是基督教語境下的神聖統治者如何同施行神跡的國王們的廣泛傳說相結合。與歐洲其餘地區不同，法國和英國的君權不僅體現在軍事、法律和製度層麵，更在流行的神秘傳說裏顯現，使得君主得以與教堂爭奪人民的忠誠。英法兩國國王依靠其醫者天賦，依賴親信官員的鼎力相助，扮演起類似牧師的角色。布洛赫精準地掌握了傳統和最新的資料，包括圖像證據、王室名冊和記錄國王觸摸病人數目的賬簿，勾勒了有關國王行神跡記錄的發展脈絡：從中世紀早期開始，曆經宗教戰爭和專製統治的發展，一直到儀式和君權神聖信仰衰弱的時期——18世紀的英國和19世紀的法國。①
《國王神跡》強化了一種流行的觀點，即王權——包括其野心和王朝更替——在最初便主導了歐洲的曆史。②持共和理念的父親為該作品貼上了“獵奇主題”的標簽，布洛赫本人則稱之為自己的“長子”。本111書的確體現了布洛赫的學術精神和創新能力，為他贏得了國際聲名。書中涉及了大量與神跡相關的細節，但布洛赫的首要問題始終非常明確：權力是如何獲得、運用並最終失去的。①
由於借用了塗爾幹的術語“集體意識”,而且在浩瀚的資料中搜尋證據，《國王神跡》被視為心態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és)的先驅——盡管這一稱呼並不準確。②對布洛赫而言，這並不是嶄新的研究興趣，然而它表明，無論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時，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餘震期，布洛赫始終對大眾心理的變化非常敏感。一批斯特拉斯堡的同僚，包括莫裏斯·哈布瓦赫、夏爾·布隆代爾、呂西安·費弗爾、加布裏埃爾·勒布拉斯和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也都在文化曆史和集體觀念的疆域探索。③
在研究普遍曲解和虛假時，布洛赫同時運用了兩種方法：去神秘化和分析法。一方麵，對虛假消息產生和傳播的過程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另一方麵，深刻地揭示孕育和散布這些“集體表述”的時代和現實。布洛赫反對標準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因為它們往往追求刻意而為的抽象性，搞錯不同的時期，尤其是排斥心理和物質現實。他的著作在心112態史學方麵首開先河，為這兩個研究領域的溝通提供了可能性，使人類現實中的理性和情感再度結合在一起。①
上述問題布洛赫此前已有涉獵，發表了《一個曆史學家對戰爭虛假消息的反思》一文。②在這篇文章中，他大力推崇“證言心理學”(“psy-chology of testimony”),這門新興學科由犯罪學家、心理學家和民俗學家共同發展，在認知和記憶方麵進行了突破性的實驗，進一步幫助人們理解做假的起源。布洛赫卻認為，研究的重心不該止步於個體證詞，而應上升到更豐富、更複雜的問題——虛假消息何以廣為流傳。這就要求曆史學家不僅能夠參透集體意識，也得明了某一誤解在一片適宜土壤內紮根的過程：人們的偏見、仇恨、恐懼等類似的強烈情感如何讓“一個錯誤的認知成為傳奇”③。
布洛赫的《一個曆史學家對戰爭虛假消息謠言的反思》實際上是對四個新近研究的評論，它們研究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謠言，以及臭名遠揚的不萊梅預備役軍人傳說。布洛赫認為，虛假消息無一例外均緣起於“業已存在的集體表象”,雖它的出現是偶然現象，但實際上，是集體意識的自我寫照。布洛赫向曆史界同僚們發出呼籲，號召大家勉力搜集類似的證據——這些證據包含重大的政治意義，但也正在快速消逝或被人遺忘，同時，更不應將其托付給未經訓練或不負責任的研究者。①
布洛赫並不準備全盤承擔這一任務。相較於分析產生於集體意識並使謠言萌發的文化，布洛赫停在第一部分，著手調查不可靠的見證人、不稱職的文本闡釋者，並將重點放在誤入歧途的曆史學家身上。他尤其對與聖徒和國王生平相關的錯誤記載感興趣，這些是構成中世紀信仰和文化的核心元素。在布洛赫的時代，無論普羅大眾還是學者精英，都關注著這些人物的生平，他們的故事則繼續成為虛假消息的沃土。例如，布洛赫揭示了公元4世紀機緣巧合的政治環境，使當時鮮為人知的修道士圖爾(Tours)主教化身為舉國愛戴的聖馬丁(SaintMartin)。但布洛赫的研究重點仍然是分析源頭處互相矛盾的說辭、解讀者的猜測與誤解，以及我們在提到身世模糊但聲名顯赫的人物時幾乎無法逾越的認知鴻溝。同理，對於12世紀時懺悔者愛德華(Edwardthe Confessor)被經典化的事例，布洛赫考察了其中的政治背景，但他仍不厭其煩，將大量篇幅用來考證本源資料的時間與真偽，包括英國最後的這位盎格魯-撒克遜君主的品格、預言與奇跡。他調查了桑利斯(Senlis)教堂西麵的騎士像，傳統的看法認為騎手是菲利普六世(PhilipVI),但布洛赫發現塑像最初描繪的是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此後因為政治和宗教原因，到公元6世紀時，又被因時製宜地“重新考證”為瓦盧瓦國王(Valois king)。此外，法國大革命期間“君士坦丁”像幾近損毀，但毫無疑問，這座塑像以哲學家馬克·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為模板，後者完美展現了異教偶像被流行的中世紀文化所吸收的過程。最後，布洛赫分析了英法兩國兩則戲劇張力十足的中世紀神話，它們講述的是所羅門王死後所受的懲罰，以及他未能在第一時間升入天堂的故事。布洛赫掌握了幾百年來浩瀚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神學知識，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民間傳說，還有大量偶像崇拜的事114例，他據此指出，兩則奇怪的傳說雖然描述了大衛王的不孝子所受的苦難，但實際上卻發源於懺悔觀念日漸重要的特定政治和宗教環境。①
布洛赫依賴文獻和二手資料，非常享受發現一些模棱兩可、自相矛盾和確定無疑之事。他小心求證，尤其注意避免偏離實證，很少對群體和社會妄下定論。這塊學術陣地上布滿爭議，受到意識形態和國家矛盾的侵蝕，但布洛赫對自己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②對他而言，“現代”思維和所謂的原始意識之間有著明顯分界，雖然這一分界並非無法克服，但前者基於懷疑精神、證據批判和識別矛盾的能力，而後者則信服奇跡之說，將偶然與超驗視作存在之根本。誠然，人之自由充分依仗理性的發展。①作為曆史學家，布洛赫既認同對人類現象的伏爾泰式解析，也承認對此的浪漫主義解讀：
若有這樣一個機構，以個人意誌界定其具體目標，並得以掌管整個國家的運作，則必定受到集體意識潛流的支持。反之亦然：某一原本模糊的信仰若要形成普遍而具體的儀式，清晰的個體意誌表達對其成型舉足輕重。②
評論者們讚賞布洛赫的智慧和博學，更驚歎於他盡心盡力的數據115搜集。但也有人質疑他的解讀，攻擊他的懷疑主義，或反對他對源頭的片麵重視。③一個批評家直截了當地質問布洛赫，是否理解“中世紀人的精神”。但布洛赫堅持己見，他承認部分的錯誤和遺漏，但始終維護研究的核心。④布洛赫對待思想的方式，巧妙處理心理和政治因素的能力，使他無疑成為心態史學研究的先驅之一。可是，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雖然布洛赫繼續關注君權、儀式、偶像，還有宗教、社會關係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聯係，但他已經轉向了新的領域。原因也許是研究方法趨於局限，可能是研究成果反響平平，或許是斯特拉斯堡大學材料不足，無法再寫出一本《國王神跡》,抑或是布洛赫偏愛更為具體的研究對象，而他也確實朝著這一方向轉變。①
布洛赫認為，研究中世紀的史學家最大的敵人是西米昂所謂的“源頭崇拜”:這是19世紀曆史學家們的遺產，他們為國家利益將研究與政治掛鉤，“發現”某些種族或部落“首先到達某地”。布洛赫在兩種態度之間保持中立，其中一派認為羅馬帝國的版圖和摧毀帝國取而代之的原始政體之間存在著鮮明的界線，而另一派則強調拉丁和日耳曼文明之間的諸多傳承因素。他也對皮朗的論證持類似一分為二的態度，116後者認為伊斯蘭擴張“關閉”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之門，催生了中世紀歐洲的諸多基本特征。②在研究中世紀英國史時，布洛赫指出，一些維多利亞時期及後來的學者要麽誇大，要麽模糊了盎格魯-薩克遜和諾曼政治文化之間的差別。這些學者還有另一個傾向，即將自己偏好的意識形態投射於12世紀國王與貴族的鬥爭中，或者走向反麵的極端，完全忽視了中世紀人們的政治導向。①德國史學家往往具有民族主義的傾向，尤其是在中世紀國王的研究領域，布洛赫對此持保留態度。對布洛赫而言，所謂的“帝國理想”,以及自1250年起的德國思想大潮，都指向“一種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誌”。他讚賞鄰國德國在法律理論領域的成果，褒揚其在人口流動(Siedlunskunde)方麵的研究，然而威廉帝國的史學突破甚少。此外，他也指出了其中的危險之處，因德國學者往往大力構建抽象的係統，因而對比較的方法置之不理。②
關於歐洲封建主義本質的討論，引起了布洛赫的興趣。18世紀的法學家最早提出“封建主義”這一術語，至19世紀中葉逐漸成為中世紀研究的主導。③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在10世紀和13世紀之間存在一個獨特、統一的封建體製，另一種則堅持研究各自的特點，否認任何宏觀的相似之處。布洛赫與這兩種觀點都保持著一定距離。他避免陷入“種族困境”(“ethnic dilemma”)——不論封建主義發軔於羅馬文明還是日耳曼文明——他堅持認為封建主義代表的是一個融合凱爾特、羅馬和日耳曼特征的“混合體”,由“幾大處於不同階段的文明相撞、相融而生”。
布洛赫也嚐試概括封建製度的特征：由於缺乏一個強力的政體，封建體製難以保證物質和領土的安全，它是一種建立在個人和互惠依附關係基礎上的製度，存在著不同的等級和契約關係，充斥著“束縛、暴力和虐待”。封建製度在歐洲各地不盡相同(有的地區根本不存在，有的地區則是人為地輸入),世界其他地區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相似的形式。隨著城市和貨幣經濟的發展以及民族國家的建立，封建製度逐漸走向衰弱，為後世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曆史遺產，使政治契約的概念足以抗衡並最終戰勝了君權神授的傳統。①
“比較法”並非布洛赫的獨創，而是從皮朗和語言學家梅耶那裏借鑒來的，不過他很早便是這一方法的忠誠實踐者，並且認為這是今後研究的“完美工具”。②比較法包羅萬象：研究者可考察被時空分隔的118文化和社會，尋求相似或共通的現象，發掘相似性及延續性，但可能會得出一些局限或狹隘的結論；亦可秉持曆史的態度，對相鄰或同時代的社會進行平行研究。布洛赫便認為後一種更具體的研究法能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①。在探究英國圈地運動時，還有什麽能比在歐洲大陸找到相似(但不盡相同)的進程更具啟發意義呢?反之亦然。怎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加洛林(Carolingian)政體的原創性，是從取而代之的梅羅文加(Merovingian)王朝入手，還是從比利牛斯山另一側的西哥特人(Visigoths)身上尋求曆史聯係?要更好地把握中世紀歐洲主要機構的起源，是專注於單一的事例，還是廣泛研究歐洲大陸?若將比較法運用得當，曆史學家便能區分本源和變異，譬如分辨中世紀英國、法國和德國階級和法律地位的差異(德國“自13世紀以來，等級觀念以前所未有的勢頭發展”)。當然，其中也依然存在一些問題：研究者建立聯係時必須一絲不苟，保持清醒，嚐試多種解釋，但有一個基本前提絕不能背棄——比較是必要的，能將研究從人為的界限和時代的混亂中解放出來。但具體如何操作呢?布洛赫廣邀學者設計問卷調查，使其不受地域和國家的限製；他鼓勵分工協作，但不論從事什麽專業，“研究計劃、問題論述甚至是使用的術語，都應該建立在他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②
布洛赫將比較法運用在一個相對具體的領域，研究法德兩國的行政階層。他將法國的軍士(sergent)與德國的家臣(Dienstmam)做對比。
10世紀時，社會尚未定型，擁有一技之長的兩個群體逐漸崛起，居於奴隸和權勢階級之間。布洛赫闡釋了這一少數群體發展的異同，他反對德國同僚毫無依據甚至時期混亂的分類，也批評某比利時曆史學家在“語詞分析”上不夠準確。法國有不少農奴可以獲得自由，但在萊茵河對岸的德國，階級理念和階級分化的現實根深蒂固，幾乎難以改變。①
奴役與自由的二重性，是布洛赫作品中反複出現的主題，在這一點上，他深受父親——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的影響。布洛赫年輕時閱讀了大量關於農奴解放的文獻，在此後的研究中，他多次回歸這一主題。②布洛赫一如既往，在一些界定分明的領域展開研究，重視技術問題，能熟練地掌握各種資料和語言的發展、變化。眾所周知但含義模糊的短語“serfde la glèbe”(字麵意義為“土地的奴隸”),其源頭來自何處?9世紀和11世紀歐洲的某一被貼上“耕農”(culverts)標簽的群體——該詞用於指稱曾做過奴隸之人，他們既非農奴也沒有被完全解120放——如何構成一種典型的階級和社會力量，並反映出中世紀法律和觀念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中世紀的農奴製與奴隸製有什麽區別?為什麽在古代世界覆滅很久以後，它依舊存在於中世紀歐洲各基督教國家之中?農奴製和奴隸製的消亡有何種人為、經濟和偶發的因素?
在研究無自由的群體時，布洛赫詳盡地檢驗了各種定義及其區別——它們受中世紀法律和實踐的影響；考察法律和習俗全部細微的等級分別及其限製——它們經常帶有侮辱性，偶爾會自相矛盾；關注獲得自由的過程——它們往往代價昂貴、步履蹣跚、不無壓迫性。他的研究涉及教堂在封建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將其與王權和世俗領主並列。①他強調了9世紀和12世紀的相異之處：9世紀政局動**，階級和封建義務的概念尚未定型；隨著羅馬法的複興，12世紀的關注點愈加轉向地位、義務和等級。布洛赫主要研究法國，尤其是巴黎周邊法國北部地區的狀況，但也不時與法國南部及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的情況進行對照。對布洛赫而言，農民是潛在的參與者，在時代動亂、王朝更替之時若隱若現；布洛赫筆下世俗或宗教的領主，大都是單維度的人物。在布洛赫複雜的、帶有說教性的討論背後，有一種強大的現代語調脫穎而出，在評論中世紀歐洲廣泛存在的剝削和暴力時，混合著同情、反諷和憤怒之聲，並伴隨著一些法學、語言學和文學的例子。試舉一例：
與所有的封建製度一樣，農奴製在艱難的環境中發展，在日常生活中法律經常被濫用……不少文章描繪出一幅井然有序的奴役圖景，這不啻說，擁有淩駕於他人之上權力的曆史學家，無法傳達現實中全部的殘暴和無序。①
布洛赫也認為當時與現在一樣，人們無法享有“絕對的自由”。語言模糊了加諸個體之上的各類限製，但語言的靈活性(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會阻礙對最本質區分的理解，也不會妨礙人們去追尋促進人類對121自由之追求的各類力量。②
不論是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教職，還是國內外會議對史學的一貫劃分，都未能使布洛赫將研究局限於中世紀，他廣泛涉獵在此之外的各類主題和問題。自青年時代起，布洛赫便鍾情於經濟史，看重其具體和確定的性質，可以為搜集和解釋統計證據提供機會。③在此，他看到了同時研究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可能，結合政治、社會和物質文化，打破特定的時代劃分，反對追求“某些機械的、毫無人性可言的事物”④。
布洛赫尤其鍾情於貨幣史，對他來說，貨幣作為交換行為的工具和標準，構成了經濟生活中敏感而恒久的一個因素。①他與當時如日中天的經濟理論保持著距離，偏好踏實的研究，而非對經濟現象的機械化解釋。布洛赫同樣排斥實證主義者所穿的“曆史束身衣”:他認為，了解資本主義的萌芽需要“對日新月異的現實有足夠精準的認識”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一盤散沙；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又引發了各種危機。於是布洛赫堅信，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有著某種微妙的聯係，存在著連續性——相似和相異之處；我們不能給過去強加上“因對現實缺乏理解而滋生的觀念”③。
與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相悖，布洛赫認為交換經濟缺乏自我約束機製，無法依據貿易狀態調整貨幣供應。收支平衡理論過於簡單，不足以解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複雜關係，比如，加洛林時代便廢除了金幣。中世紀晚期，貨幣供應長期不足，直到海外發現和征服補充了歐洲金庫後，這一問題才得以解決。1620年，由於來自新世界的金屬進口減產，貨幣匱乏的局麵重現，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半世紀，依靠新礦藏的發現和西方現代銀行係統的發展才渡過危機。①布洛赫深入考察了價格和貨幣變遷史。他既研究籠統的趨勢，也重視經濟生活中的運氣和非理性成分。同時，貨幣曆史為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絕妙的機會：現代世界的殖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世紀歐洲混亂的財政經濟。②
布洛赫的大部分研究興趣和主題都與農業史相關，這也是他畢生研究的問題。他很早便鍾情於土地係統的研究，特別是圈地運動如何123給農村生活帶來了巨變：用於集體耕種、輪作和放牧的敞田如何轉變為被密集圍欄、灌木或其他標誌分隔出的個人財產。③這便是在物質層麵與個人自由的對應——這一革命進程源自個體經營的精神，受益於科技進步和城市人口的膨脹，因而迫切地需要集約型農業，以達到糧食增產的現實目的。布洛赫把目光投向了英國，該國自16世紀開始，到17、18世紀日益出現一係列現象：議會中資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壯大，人們熱衷於官僚體製改革，法律、銀行和地方行政機構不斷發展。這些現象加速了在公共土地上進行的圈地運動，也和該國的工業革命互相聯係。他認為，雖然從長遠看，圈地運動收益明顯，但當時確實使農村的貧困雪上加霜，受到權勢者、窮人和附屬階層的一致譴責。①
農業史這一領域曆來被外國巨頭主導：德國的格奧爾格·漢森(Georg Hanssen)、格奧爾格·弗裏德裏希·克納普(Georg FriedrichKnapp)、奧古斯特·梅茨恩(August Meitzen)和羅伯特·格蘭德馬恩(Robert Gradmann),還有英國的弗雷德裏克·西博姆(Frederich See-bohm)、弗雷德裏克·威廉·梅特蘭(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保羅·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和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Henry Tawney)。除了庫朗熱和亨利·西(Henri Sée)(布洛赫參考、發展和修正了二人的學說)之外，法國的主要學者，包括朱爾·西翁(Jules Sion)、呂西安·費弗爾、喬治·勒費弗爾和保羅·拉沃(PaulRaveau),大部分都在封建記錄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區域問題。布洛赫麵前是一個開放的領域。他在語言、法律、社會學和經濟學上的知識，他對地圖的熱衷，他對法國農村及其地理範圍長期以來的熱忱，他對集體意識的興趣，以及他對比較方法的熱情，都有助於他研究各類型的農村居所、鄉村社區和農業工具，尤其是不同形態的農業生活。②
多種形式的係統、地理形態和人種將法國分隔，使之成為理想的實驗室。1928年，布洛赫成功申請了一大筆政府薪金，資助他未來五年利用每年春假往返於選定的法國各省檔案館，對土地分布進行跟蹤、複製和拍照。③此後一年，他號召所有研究地方史的法國專家，共同查閱此前被忽視的土地登記地圖，包括第一帝國時代和古代王朝保存下來的地圖。他也呼籲外國的曆史學家，分享他們在研究各國農村發展時取得的成果。①從此以後，布洛赫畢生都致力於發掘、分析各類土地規劃。他認為，這是研究農村土地使用和管理的關鍵。②
1931年，布洛赫發表《法國農村史》(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e),這是一本並不完備但論斷精妙的作品，根據他兩年前在奧斯陸文化比較研究學會(Institute for the ComparativeStudy of Civilizations)所做的演講修訂而成。布洛赫意識到數據仍有缺失，勉強發表本書。這是典型的布洛赫作品，分為七個相對獨立又互有關聯的章節。布洛赫首先進行方法的探討，接著研究土地使用的主要分期、土地類型、中世紀封建政權、法國大革命前兩百年的地主和農奴、鄉村生活的類型、農業革命以及過去和現實之間傳承的模式。布洛赫文筆精當有力，是同類文章的標杆。他引入了此前的理論工作，參考了區域和地方曆史，利用地理、法律、語言學、考古學和農村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從當代溯流而上直至史前曆史時期，試圖揭示法國農村曆史的基本特征。傳統的土地或農民研究主要基於封建文獻，受羅馬-日耳曼論爭、狹隘的地方主義、幹癟的抽象概念、考古癖、時代錯亂或斷續研究所主導，而布洛赫則將農村曆史視為人類與土地之間充滿活力的互動過程。
什麽是法國農村曆史的最初特征?在簡要研究了史前曆史，以及凱爾特、羅馬和日耳曼殖民問題後，布洛赫著力閱讀11世紀和12世紀的具體文獻，其中記錄了風起雲湧的土地改造工程。與幾乎同時期歐洲中東部的情況不同，這些工程由當地一批殖民者發起，旨在重新取得祖先的土地，繁衍生息。布洛赫和同胞一樣，強調法國農業文明的連續性，但他也強調其多樣性特征。布洛赫將法國分為三種農業形式：(1)北歐式類型：擁有平坦的土地和狹長、平行分布的敞田農田，使用帶輪耕犁，穀物三年一輪種，配備完善的社區法律和責任區分；
(2)南歐或地中海式類型：環抱崎嶇的丘陵土地和不規則的農田，使用無輪耕犁，穀物兩年一輪種，社區秩序相對鬆散；(3)最後是法國西部和中部的零散類型：坐擁森林和山地，土壤貧瘠，村落稀少，耕種時節斷續卻密集，耕犁酌情使用，農田多與世隔絕，個體自主性強，習慣各異。和梅茨恩的“種族”理論不同，布洛赫堅持認為上述區分(他將其簡單定義為“文明的各種形式”)是一係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氣候、土壤、科技、經濟、宗教、思維習慣，尤其是人類的適應過程。①
布洛赫將本書篇幅最長的兩章用於追溯農村權力的轉型。12世紀時，地主逐漸失去對土地的實際控製權，農奴製度衰落。但到16世紀，一些地方的通貨膨脹造成鄉村的二次封建化，導致對農業財產更加繁瑣的要求和更為嚴格的農業控製。法國最古老的農業組織“份地”(manse),在9—11世紀神秘消失，背後的原因可能就是新的農業賦稅政策，或者封建領主采取的新舉措。經過一段短暫的穩定期後，新興的農業社區開始謀求自主，但等級分化卻在內部愈演愈烈。受古代政權控製的法國，其一大特征便是“馴服”,它既不能結束混亂的社區行為，也並未穩固土地所有製和圈地運動。①即便是大革命之後，在農業和農村生產力的資本化發展方麵，法國也落後於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諷刺的是，法國恰恰是一個尊崇個體財產權利，又保存部分集體農業責任的國家。直至布洛赫的時代，農業財產的形式還多種多樣，大小不一。
在《法國農村史》一書中，布洛赫擅長從宏觀進行探討。他討論了戰爭、饑荒和減產歉收時期如何與平靜和豐收的季節交替，前者往往能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後者卻反而使得農民承受更為僵硬的人身和法律限製。布洛赫表現出對地名研究的熟稔、對貨幣發展的關注，熱衷於將法國與歐洲和世界其餘地區進行比較。他的文本中極少出現個人，因為他關注的是法國，還有法國人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留下曆史的印記。
本書在歐洲和國際上收獲了廣泛的讚譽。國外讀者讚揚這位庫朗熱名副其實的繼承人，他們欣賞布洛赫客觀、博學和進步的見解，稱讚他在書中轉印的信息豐富的地圖和插圖。①法國不少評論家同意上述觀點，但一些人吹毛求疵(布洛赫對法國南部所知有限；他未將農村工業的發展納入討論；他對農村人口分布因素有所忽視),挑剔布洛赫的某些前提，比如對單一文化的強調和生態考量的缺席。②布洛赫也許是故意在集體行為方麵含糊其辭：這點是僅僅適用於耕種，還是可以推而廣之，得出整個農村人口對於共同防禦和政治控製的態度?這一行為是物質需求、科技限製、外部壓抑的原因還是結果?布洛赫對促進經濟個人主義的過程不做定論。至於大規模和小規模占有的得失，無論從人文還是經濟用語的角度考慮，布洛赫都未給出定論。該書成書之時，正值斯大林屠殺蘇聯農民的高峰，也恰逢戰後西方種植者普遍遭遇長時期的困境。布洛赫很清楚，拋開各自獨特的成分，法國農村生活恰恰折射出一台貼切而又引人入勝的劇目，曆史學家提供的綜合研究雖然常有試探性質，卻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