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拉斯堡，法國須比德國更勝一籌。①我們是勤懇的匠人……[但我們是]合格的公民嗎?②
斯特拉斯堡處於宗教、政治和語言反複衝突的前沿地帶，是西歐的曆史交匯節點。1681年路易十四占領以前，斯特拉斯堡是一個自由的帝國城市，曾是宗教改革幾大鬥爭的戰場，此後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加爾文教徒各自聚居，與古老的猶太社區共享此地。經過一個世紀的法國管轄，斯特拉斯堡逐漸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邊陲重鎮，《馬賽曲》在此譜成，一批阿爾薩斯人——包括布洛赫的曾祖父——艱苦跋涉，從這裏開赴沙場。1621年，新教徒建立了斯特拉斯堡大學。波旁時代，該校安然無恙，但在1793年被迫關閉，到1808年才由拿破侖重建，並將其納入法國的中央高等教育係統。雖然曆經幾次大的政治與經濟動**，但縱觀19世紀，這一萊茵河下遊中心的城民們大都保留著本土的語言、習俗和宗教，創造出一種獨立於“內陸地區”與阿爾薩斯大區的文化。①
德國的統治令斯特拉斯堡改頭換麵，德意誌軍人、管理者、商人和教師大量湧入該地，多種法律、工業和文化設施方興未艾。城市建80設如火如荼，舊城土牆被拆除，在外圍建起了更為寬闊的新式城牆、大片綠意盎然的寬闊郊區居住地，以及麵目一新的現代大學和醫學校。德國人翻修了一座市政府和大學共享的圖書館，該館藏書逾50萬冊，是當時世界上館藏最多的圖書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才被哈佛圖書館超越。②德國人試圖令當地人信服德意誌的物質和精神的優越性，在多次的徒勞無功後，德意誌帝國的代表們才如夢方醒，嚐試展現其對斯特拉斯堡文化的尊重，以贏得本地人的擁戴。但斯特拉斯堡從未成為一座德國城市。到1919年，這裏仍然隻是一座擁有167000名居民的中型萊茵河城市，保留著其傳統的獨立性，各種方言、信仰和政治類型在此匯集。①
1918年11月22日，法軍進駐斯特拉斯堡，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曆經四十餘載，這片德意誌土地終於回歸法國管轄。當地的主要學術機構——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學(Kaiser-Wilhelms-Universit?tStrassburg),也重歸法國控製。②戰爭初期，法國政府已經開始籌備將阿爾薩斯-洛林的機構與母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機構再次統一。1915年，外交部和國防部共同委任的調查小組提出方案，建議在斯特拉斯堡新建一所法式大學，以促進對阿爾薩斯的再融合，保障法國知識和文化在歐洲地區的領先地位。1917年年末，隸屬於國防部的阿爾薩斯-洛林事務局(Service d'Alsace-Lorraine)組建了一個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七名巴黎教授，負責製定兩省的高等教育方案。布洛赫的啟蒙老師、曆史學家克裏斯蒂安·普菲斯特概括了委員會的討論成果，寫成一份長達90頁的報告。在戰爭結束前幾天，兩部門共同審核並通過了該報告。①
普菲斯特在報告中呼籲，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應配置教員，代替此前的德國隊伍，並與萊茵河對岸的各個大學抗衡。該大學將延聘部分阿爾薩斯教授，保留神學係，以承擔重整之“特殊使命”。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由愛國者(七名委員中的四名來自阿爾薩斯)組成的戰時委員會，特別強調斯特拉斯堡大學應成為一所法國大學，其中的一切標準和課程設置都應與內地保持一致。報告中並未提及任何建設國際性大學的實驗，也未暗示會在這塊新獲自由的土地上采取激進的改革措施。在普菲斯特的計劃裏，文學院的教師規模與德國大學相當，但他同時要求將研究重點轉向現代語言與文學，他還希望能保留心理係教職，並嚐試設置法國首個社會學係。②
1918年12月7日，法國當局下令關閉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學，結束了該校四十六年的光輝曆史。除了阿爾薩斯的教師外，大部分教師被遣散，一個月內即被驅逐至萊茵河對岸。①與此同時，法蘭西第83三共和國教育部(French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組建了一個17人學者委員會，由物理學家保羅·阿貝樂(Paul Appell)擔任主席，12月中旬抵達斯特拉斯堡的普菲斯特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為防止最優秀的阿爾薩斯學生流失，阿貝樂領銜的委員會促請盡快成立一所法國大學。②在巴黎，法國政府正在籌備和平會議，教育部遂決定推遲大學正式重開的日期，但同時也在主要領域開設了少量課程。1919年1月16日已經開課。最初的教員規模很小，由從其他院校借調的臨時教授、從德國大學接收的阿爾薩斯教師和駐守當地的軍官組成，其中便有布洛赫上尉。③
臨時的行政安排導致此後教育狀況的混亂，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間的距離使之更為加劇。1919年3月，總代表亞曆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走馬上任，改善了上述格局。米勒蘭身處斯特拉斯堡，直接向首相匯報，並有權立即下達權威決定。④
休戰期間，布洛赫一直在情報部門任職①,他為能從僵硬的軍隊職責中解脫而歡欣鼓舞，也為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職而倍感喜悅。3月13日複員後，他結束了在亞眠中學的學期，以正式休假的形式離開了該校的教師隊伍。布洛赫最初的教學任務包括初級法語，因為在當時的800名阿爾薩斯學生中，仍有部分學生未能掌握法語。學校設備的狀況參差不齊。布洛赫遭遇了昏暗不明、供暖惡劣的房間，而中世紀史的圖書館內幾乎沒有收錄任何法國史，甚至連一部庫朗熱的著作都沒有。②
在米勒蘭的領導下，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在設施和人員上逐漸成形。時任代理教務長的普菲斯特負責文學院常任職員的聘任。經其舉薦，布洛赫被任命為中世紀史課程助理講師，自1919年10月1日起生效。③
結束授課後，布洛赫即刻趕回巴黎，在7月19日與西蒙·維達爾(Simonne Vidal)喜結連理。四天後，宗教婚禮儀式在比福路(rue Buf-fault)的一座禮拜堂舉行。①1894年，西蒙在迪耶普(Dieppe)出生。其父保羅·維達爾(Paul Vidal,1869—1929)任公共事務部下屬橋路總長(Inspecteur-Général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他畢業於綜合理工學校(Ecole Polytechnique)與橋路學校(Eclole eds Ponts et Chaussées),是法國首屈一指的內河航道專家。他的兒子和女婿均為政府工程師，分別來自法國南部和阿爾薩斯。1895年至1912年，維達爾主持了波爾多港的現代化改造，戰時則負責塞納河(Seine)的航道管理，保證物資供應到巴黎。1919年，第三個孩子嫁給布洛赫後，維達爾從政府離職，轉85而在橋路學校任教。1923年2月魯爾占領時期，維達爾主動請纓，回到崗位組織各通航水域內複雜的航路調配工作。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期間，除了在巴黎研究時的住處，位於第十六區莫紮特大街三號的維達爾寓所就是布洛赫的家。②
西蒙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務，她於1914年至1918年幫助囚犯和難民，並獲頒勳章。所有人都認為，她是一名睿智有謀的女性，在音樂和外語上頗具天賦，婚後更兼任丈夫的私人秘書、研究助手、旅行伴侶和摯友。她與布洛赫誌趣相投，遍閱布洛赫的文字，也將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條，這成為布洛赫幸福生活不可分割的一環。③西蒙帶來豐厚的嫁妝和大量的仆人，她自己也是一名精明節儉的主婦。
布洛赫夫婦育有六個子女，都出生於他們在斯特拉斯堡生活的十來年間，他們分為以下三組：長女愛麗絲(Alice,生於1920年7月7日)、長子艾蒂安(Etienne,生於1921年9月23日)、次子路易(Louis,生於1923年2月26日)、丹尼爾(Daniel,生於1926年3月11日),還有年少的讓-保羅(Jean-Paul,生於1929年8月25日)和蘇珊娜(Suzanne,生於1930年10月15日)。作為母親，西蒙無微不至，雖不及丈夫嚴厲，但卻為家庭的健康、教育和福祉盡心竭力。
布洛赫一家居住在斯特拉斯堡，與夫妻雙方在瑪爾洛特和巴黎的祖父母、嬸、叔、姐、弟、表親等人往來密切，假日裏多有團聚。除女方一名祖母外，布洛赫家人基本沒有再保持與猶太正統的聯係。布洛赫家的“假日”隻有聖誕節、複活節和幾個傳統法國節日。布洛赫雖然會給年長的孩子們朗讀《聖經》,但他們並未接受宗教教育，並且和他們的父親一樣，在一個完全同化的法式家庭成長。1922年3月16日，布洛赫長兄路易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緊接著，1923年12月3日，布洛赫父親逝世。布洛赫成為家族之首，照料著母親、兩個年輕的侄子和一個守寡的嫂嫂，還有他自己在阿爾薩斯日益壯大的家庭。①
1919年秋，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正式開課。10月15日，七大院係聚集一堂，選舉各自的院長和大學理事會代表。①11月上旬，學校開始授課。11月22日早9點，正式的開幕典禮舉行，此時適逢法軍進駐斯特拉斯堡一周年。這是一場光鮮亮麗、充滿愛國熱情的盛會，出席者包括總統龐加萊、前總理喬治·克列蒙梭、費迪南·福煦元帥以及大量的法國和國際學者、政治家。典禮以《馬賽曲》開場並結束。典禮過程中，新成立的斯特拉斯堡藝術學校(Strasbourg Conservatoire)演奏了塞薩爾·弗蘭克(César Franck)、夏爾·卡米爾·聖-桑(CharlesCamille Saint-Saens)和喬治·比才(Georges Bizet)的交響作品來活躍氣氛。新任校長塞巴斯蒂安·沙萊蒂(Sebastien Charléty)、歡欣自豪的普菲斯特院長、德國占領時期的親法學生領袖皮埃爾·布歇爾(PierreBucher)和龐加萊分別致辭，四人均強調了德意誌帝國的失敗、法國人對卓越的追求和斯特拉斯堡的特殊使命。②此後三天都籠罩在濃濃的歡慶氣氛中，各類宴請、話劇演出、音樂表演、參觀遊覽和榮譽學位的授予儀式輪番上演。代表索邦出席的古斯塔夫因為法國的勝利和兒子的新職位而備感歡愉。③
斯特拉斯堡不失為布洛赫開始大學教學生涯的理想之地，這裏有聯係一個光輝傳統的精神紐帶。19世紀60年代早期，庫朗熱——布洛赫父親的模範、普菲斯特的老師和偶像——出版了《古代城邦》(Lacité antique),開創古希臘和古羅馬社會比較研究之先河。①約二百五十年前，斯特拉斯堡大學校長讓·若阿基姆·岑特格拉夫(JeanJoachim Zentgraff)研究過法國國王施行的治療儀式，成為布洛赫《國王神跡》一書的先導。②
33歲的布洛赫並未取得博士學位，但他被任命為中世紀曆史研究協會(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s Ages)會長，該研究協會取代了此前的德國“研討會”(“Seminar”)。③布洛赫支配著充足的經費，坐擁一座規模尚可但他希望擴建的圖書館，並能隨意取閱學校保存的大量文件、期刊和曆史文獻。④普菲斯特親自組建的文學院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學改革。為將法國學者的研究發揚光大，普菲斯特的小組申領了津貼，用於出版通訊和專著係列。夏季課程很多，也有慷慨的補助鼓勵教員授課、寫作、參加國家與國際組織，還有出訪，特別是進行國際訪問。①也有專門的項目邀請外國名人來校，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的皮朗便受邀開設兩門課程，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並和文學院各教師討論他正在進行的經濟史研究。②
學校也提供赴萊茵河對岸交流的機會。布洛赫本人便經大學下屬部門的安排，在萊茵河對岸的克爾(Kehl)向法國軍官麵授法國史。③1921年，應法國駐萊茵蘭高級長官之邀，文學院在美因茨成立德國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Germaniques),為法國軍官、記者和公務員專門開課。布洛赫不是常任教員，但也在美因茨授課，更兩次擔任學位外審。1930年，法軍撤離萊茵蘭，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幫助重建了該研究中心。④
斯特拉斯堡大學成為法國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並以“綜合精神”而聞名。⑤亨利·貝爾令人欽佩地首先注意到了文學院充足的師資，較低的師生比例，在研究中投入的熱忱和時間，以及致力於打破傳統曆史學科的人為分野的全新研究中心。與法國多數大學不同，五大院係(文學院、法學院、羅馬天主教神學院、新教神學院和許多自然科學係)的教師都居於大學宮(Palais Universitaire),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可能。①相對於法國學者各自為政的習慣，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教授們在這幾年裏聆聽同行教學，更合作開設課程。他們的合著、專著頗豐，宛若知識疆域的拓荒人。
1920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發起禮拜六聚會。②聚會最早隻是語言學和宗教史研究所的非正式黃昏討論會。曆史係加入後，實行了三周輪換製，並逐漸有了更為統一的形式。教員們或陳述自己的研究內容，或就各自領域的最新研究展開討論，隨後是有關文獻、方法和理論的提問和探討。古斯塔夫·布洛赫和亨利·皮朗等人都曾以賓客身份參與討論。③在這些氣氛熱烈的跨學科聚會上，布洛赫結識了一批最為德高望重的前輩同僚：地理學家亨利·鮑利希(HenriBaulig,1877—1962),宗教史家普羅斯珀·阿爾法裏克(Prosper Alfar-ic,1876—1955)、阿爾薩斯羅馬語言學家歐內斯特·厄普夫內(ErnestHoepffner,1879—1956)、考古學家阿爾貝·格勒尼耶(Albert Greni-er,1878—1961)、德國研究專家埃德蒙·費爾邁爾(Edmond Vermeil,1878—1964)、心理學家夏爾·布隆代爾(Charles Blondel,1876—1939)、社會學家莫裏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911945)、法學家加布裏埃爾·勒布拉斯(Gabriel Le Bras,1891—1970),還有布洛赫近代史學研究的前輩，也是其隔壁的鄰居和未來的合作者呂西安·費弗爾。後者從第戎大學(University of Dijon)離職——很可能耽誤了他在巴黎的前程——以便能為斯特拉斯堡大學服務。①
為了在斯特拉斯堡大學謀得一個穩定的職位，布洛赫必須取得博士學位。他從政府為照顧戰爭老兵而設立的特別項目中受益，得以提交簡略作品而取得學位。布洛赫迅速達標後，並於1920年12月4日重返索邦。下午一點，布洛赫在博士廳(Salle du Doctorat)就其主要論92文和附屬論文進行答辯，高級教授夏爾·瑟諾博斯擔任了六人答辯委員會主席，布洛赫受到了最高的評價——“非常優秀”①。
附屬論文的要求較為寬鬆。布洛赫提交了業已發表的作品 —1912年的文章《古代封建效忠儀式破裂的形式》。基於原文中對儀式存在和性質的假說，布洛赫呈交了他稱之為“第二版”的作品：該版本增加了新的資源索引列表和方法論闡釋。②大約二十年後，在布洛赫關於封建社會的權威研究中，領主和封臣紐帶儀式破裂再度出現，成為決定性因素。③
布洛赫的主要論文《國王與農奴》在索邦大學的資助下迅速發表，奠定其研究中世紀的專家的地位。④該文與布洛赫的設計初衷相去甚遠，他原本希望研究法蘭西島的農村人口和農奴廢除問題。由於“各種條件大大拖後”了布洛赫的宏偉計劃，他隻能退而選取單個典型事件，抽絲剝繭，深入研究細節。布洛赫承認研究的缺陷，也表達了未來研究整個巴黎地區農奴製度的願望。⑤
在《國王與農奴》一書中，布洛赫選擇了兩個法令進行討論，即1315年路易十世和1318年菲利普五世的法令，從這兩個法令中發展出了幾個曆史傳說。布洛赫依賴其證據考察的功力，論證了二者頗為相似的著名前提——人“生而自由”的說法——其實並未體現王權對自由的認同。相反，它們隻是老生常談，但也反映了中世紀政治理論的深層矛盾，即自然平等的理想與等級製度現實之間的矛盾，後者更有人類墮落觀念的支持。布洛赫揭穿了由最後一代卡佩王朝解放所有封建農奴的謊言。實際上，這些耳熟能詳的政令隻在兩個地區施行。最後，布洛赫對這些政令的首創性表示質疑。早在此前一百年，君主便已經著手解放農奴。1315年和1318年頒布的兩個法令實際上以老好人菲利普三世的政令為藍本，後者早在1302年便下令保障農奴能享有更廣泛的自由。①
《國王與農奴》與附屬論文一脈相承，預示了布洛赫此後的主攻方向：研究王權、王室官員的職能及角色，還有撲朔迷離的普通人的曆史。雖然篇幅有限，但本書卻勾勒出農奴製度的本質屬性，初步得出了法蘭西島城鄉範圍內王權、神權和領主解放的模式，並涉及卡佩君主的曆史，他們與此後四百年間的繼位者們別無二致，都隻考慮眼前利益而不計未來。布洛赫將王權解放運動(該運動最初進展緩慢、十分謹慎，隻有相對自由的條款，而最後幾個窮兵黷武的卡佩王朝君王——這些“堅定販賣自由之人”——更是把這些條款轉換成固定的收入來源)與農奴的自由運動結合。12世紀，封建紐帶日漸衰弱，地主不斷增收苛捐雜稅，整體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城鄉居民聯係日益緊密，這些條件都促成了農奴自由運動的興起。文字雖然書寫的是君主王權，但農奴的境況才是字裏行間的主題。①
布洛赫的風格和方法在《國王與農奴》中一覽無餘。書中完全沒有94敘事成分，取而代之的是布洛赫如法庭審查官般展開對文檔的研究，提出堅實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又生發出其他問題),並且時常對證據本身進行尖銳的批判。他在好幾處都引入了比較的例子，填補源頭的空白，為研究王室政策提供參照。《國王與農奴》代表了布洛赫日後的發展方向，即熟稔地結合法律、政治、社會、經濟和心理因素，提供一個更為全麵、客觀的曆史版本。本書也揭示了布洛赫對經濟狀況的重視②、對形式和儀式的興趣③,以及將現代思維同中世紀思維區別的敏銳意識。④對於這幅宏大且還在不斷發展的圖景，《國王與農奴》隻能勾勒其形，但本書成為連接布洛赫戰前研究與斯特拉斯堡生活的橋梁，如今他可以盡情地擴展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
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教員學術成就斐然，但他們在教學改革方麵的成果卻十分有限。與絕大多數同僚相比，布洛赫是法國僵硬體製的嚴肅批評者，這種體製擅長培訓學生參加綜合性考試，迫使教授依照教育部的既定課表授課。①雖然與內地大學相比，斯特拉斯堡大學開設的課程更加豐富，但是無論年輕的後輩，還是資深的教員，仍要一絲不苟，花大力氣，隻為滿足主要由巴黎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所設立的學士學位和教師資格證考試。人為的障礙——古代、中世紀、現代和當代的分野——限製了曆史教學；很多老師則繼續研讀“學術”手冊，而它們最多隻是教師資格課程的提綱讀本。②另一方麵，即便是斯特拉斯堡最堅定的改革者也清楚目前的困境。斯特拉斯堡大學隻是一所省級地方大學，學生的視野和能力有限，老師的評定不僅要看他們的學術能力，也要看他們在法國傳統學術圈的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③
布洛赫從一群睿智雄辯的教員中脫穎而出。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職十七載，有機會開設類型眾多的中世紀課程。學生們一致認為，布洛赫的課程組織細密、方法係統、知識詳實、批判得力，並且時而加入篇幅宏偉、引人入勝的評述來豐滿教學——類似他的寫作風格。
布洛赫是一名嚴格的老師，對學生的報告要求很高，尤其討厭缺乏視角或僵化的文章。有的學生認為布洛赫“冷若冰霜”、尖酸刻薄、吹毛求疵。布洛赫的教學方法十分傳統，但作為新晉教授，他憑借對文獻的掌握、對相關學科的了解，他那高超的語言技巧和獨特的洞見，奠定了在學生心中的地位。①
布洛赫反對一切教條主義——不論是種族的、經濟的、等級的還是環境的。曆史學家的技藝之一便是多提問題，而不是僅僅展示超驗的真理。他常表示，曆史學家既不是神學家也不是道德家，他們的角色並非譴責或開脫某一特定情況，而是去理解造就如此現象的原因， 96找尋現象背後的目的。②
布洛赫教學的獨到之處在於，緊抓一個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穿越時空，直至得出階段性結論，再提出新的問題。他樂於展示探索的方向。有時，為了激發聽眾的興趣、批判的精神或反思，抑或他自己也不確定的答案，布洛赫便坦然承認自己的“無知”(他也經常指責他人避談無知的行為)③。
布洛赫的教學方式與德國古典思想中的育人理念、知識總體、全麵發展(Bildungsideal,the alles wissen,alles tun)等差異明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這些思想建立了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均衡了對個體自主、修養的理想追求，懷有綜合情結的學者已經習慣於消極地服從這一普遍現實。布洛赫把教育看作是一種自我追尋，尋找自身與無法把握之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個體需要訓練心智，發展批判思維和鍛煉分析能力，也要學會邏輯抽象、普遍歸納和明智判斷，同時得保持開放的姿態，接受全新的觀念。布洛赫認為，這一過程本身便意義不凡，事實的搜集遠比不上事實的質量和事實的評判。此外，布洛赫教給學生的曆史是一種偉大的精神遊戲(jeu d'esprit):一項充滿樂趣、富於人性的挑戰。①
世界主義是布洛赫引以為傲的立場，他對時間或空間的分隔深惡痛絕。他喜歡扮演頑固的文獻審查者，如一名學生所說，布洛赫總是嚐試“證反”。他的課程代表初步的論斷。他既不提出任何“方法”,也沒有任何“宏偉計劃”,堅持每個人都需要發展出各自理解文本的方式。部分學生認為布洛赫的教學令人泄氣，尤其是他列出了長長的書單，其中不乏外文書目。而布洛赫更堅持學生通讀全文，力求精準，加以批判。一名學生承認，他常常因為有這樣一個“開放”的老師而深感挫敗。學生也很容易在布洛赫加諸的自由裏“迷失”。但此後，布洛赫這個苛刻的老師也會安慰學生，告訴他們雖然個體無法遍閱群書、無所不知，但個體卻能發展一項技能，使視野得以“兼顧左右”②。
布洛赫擅長對現象進行開放、具體和公允的研究。一次，他帶領班級到阿爾薩斯野外考察具有北歐特色的狹長敞田。這片區域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易北河(Elbe),與南歐的不規則地形形成反差，法國(“不幸!”)因此被一分為二。布洛赫鼓勵學生修習德語，他十分關注德國當時推行的獎學金政策，但也強烈譴責其中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嘲笑那些把圓屋村看成“斯拉夫式”的德國中世紀研究者，認為他們忽略了法國南部的類似建築，論證極不嚴密，還犯了時代錯誤。
在年輕學生的眼裏，布洛赫令人生畏：他溫文爾雅，舉止得體，難以親近。受邀去布洛赫家裏喝茶的學生，在老師家中舒適優雅的環境中，隻能心生敬畏。①但是麵對自己指導的學生，那個冷漠、揶揄、刻薄的布洛赫化身為心胸寬廣、體察入微的老師。他對學生生活和家人的關心，絲毫不亞於對他們學業的關注。②布洛赫熱愛農村曆史，引導學生在資料可靠、問題實際的領域從事研究。然而，他的指導從未演變成任何形式的對研究和思想的控製。
由於布洛赫和費弗爾共同的興趣、友誼和長期的合作，兩人一直被認為是傑出、強大的團隊，他們推開了阻隔中世紀和現代研究的大門，為曆史研究的發展搖旗呐喊。他們把通常隻需兩年即可獲得的曆史學“學士學位”變為了三年，堅持認為學生首先得有“過硬的曆史學背景”③。他們公開譴責過於怯懦而不敢逾越既定界限的“傳統主義者”,有時甚至非常激烈。布洛赫內斂、年輕，費弗爾活躍、年長，二人的性格差異明顯。然而，這一傑出的二人組魅力無窮，互相補充，給阿爾薩斯年輕的曆史學家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①
與半個世紀前的德國人一樣，新興的法國教授們並未融入當地社區。教員們通常在大學附近聚居，住在德國建築師修建的美麗郊區房屋。布洛赫與他不斷添丁增口的家庭在羅巴特紹大街(Allée de la Rob-ertsau)有兩處房產，這是一條寬闊、美麗的林蔭大道，從斯特拉斯堡大學宮通往橘園(Orangerie),道路兩旁是成群的19世紀末別墅。另一個住處位於自由大道(Avenue de la Liberté),這裏離大學更近。學術圈內部的社交活動頻繁，但和當地的聯係無疑少了許多。
在精神和政治方麵，他們也與當地保持著距離。不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斯特拉斯堡的教職員都讚成國家統一。作為愛國主義者，他們既不同情阿爾薩斯戰後的“痼疾”,也不同情之後由學生和當地人發起的自治運動。②除少數法律、神學教授和文學院留任的阿爾薩斯人之外，多數教員對當地的政治漠不關心。普菲斯特一派因為親德雷福斯、反教權、左傾和國際主義導向而被貼上“雅各賓派”的標簽。諷刺的是，這些法國人道主義者和他們的德國前任一樣，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種卓越的國家體製，而不是成為地區的典範。③
德語被完全摒棄，如同第二帝國時期的法語。費爾邁爾拒絕用德語教授任何文學課程。阿爾薩斯方言也被忽視。①盡管布洛赫和哈布瓦赫擁有阿爾薩斯血統，但他們從不研究當地問題。②在這樣一群持懷疑態度的同事麵前，區域問題專家弗裏茨·基納(Fritz Kiener)不得不為自己的學術聲望和對阿爾薩斯獨特性的擁護作辯護。③
也有一些同化的嚐試。文學院對學生糟糕的法語非常痛心，特別開設了夏季語言課程，並采納了布洛赫的建議，向學生提供獎學金和補助，送他們去法國內陸，用一年的時間強化法語。④為加強同當地100社區和老師之間的聯係，一些教員開設了流行的公共課程，參與了學校的衍生項目和巡回授課，並為布歇爾的溫和周刊《法屬阿爾薩斯》(L'Alsace Francaise)撰文。布洛赫隻在1930年3月於周刊上登載過唯一一篇文章，這期是紀念庫朗熱百年誕辰的專刊。①
在某種程度上，阿爾薩斯這些特殊措施強化了某種海外殖民地標簽的感覺，也明顯影響了局外人。1921年，布洛赫動情地稱他一歲大的女兒為“阿爾薩斯小胖孩”。孩子們入讀當地學校後，他們需要盡力適應規定的宗教課程和各式習俗。②20世紀20年代中期，“洛迦諾精神”(“spirit of Locarno”)刺激了當地的德國戲劇、音樂和藝術的複興。1926年後的斯特拉斯堡逐漸成為更加激進的基督教和阿爾薩斯地區，使非宗教和法語人士感到不安，也令布洛赫等以國家首都為基準定位的人感到擔憂。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的知識分子大體分為三類。在持左派和右派理念的學者和活動分子之間，以布洛赫為代表的一派或出於信念，或出於個人需要，屬於不介入派(nonengagé)。曆經德雷福斯事件和四年塹壕戰的折磨，這一派疲憊不堪，退到了國家政治的邊緣地帶。受朱利安·邦達(Julien Benda)理想主義的影響，他們守護自己的原則，成為不偏不倚的學者，超然於各個政治派別的紛爭之外。①宏觀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似乎已塵埃落定，斯特拉斯堡的雅各賓派與更為保守的同僚站在一起，共同譴責政治介入行為。他們和內地的愛國者保持一致，每晚閱讀《時報》(Le Temps),定期投票，但避免就重大公共問題發表意見。①
布洛赫聲情並茂地描述了他這一代人：
我們從上一場戰爭中重生，我們疲憊不堪，經過四年的鬥爭，四年的精神懈怠，我們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歸合適的職位，重拾我們扔在凳子上聽任鏽蝕的工具。我們已然落後於我們的研究，所以我們不惜冒著消化不良的危險，狼吞虎咽……
我們許多人早有思想準備，意識到凡爾賽和魯爾的外交策略實際是一道深淵，威脅著要將我們吞噬。我們完全知曉其帶來的兩重後果，一是將我們和同盟者卷入其中，二是使我們重新回到與宿敵公開、血腥的爭鬥，而我們在不久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才擊敗這個敵人……在一個貧困、人口相對稀少，僅能實現很小工業產能的法國，我們不會愚蠢到認為，他們設計出的這種政策是可取的。②
自打布洛赫定居斯特拉斯堡以來，他很早便意識到了戰後賠款問題的危險。它使法國需要與雨果·斯廷內斯(Hugo Stinnes)等頑固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展開不平等的較量，進行毫無意義的爭論，在選擇貨物、黃金還是一文不值的德國貨幣償付一事上互不相讓，同時也讓美國疏遠了此前的盟友。但在1923年，法國入侵魯爾區索賠時，布洛赫保持了中立態度。私下裏，布洛赫認為武力行為可能(確實)引起了德國的反擊欲望，但他拒絕公開反對政府，或發表任何形式的支持言論。不管是國家政治還是教育改革，他都反對讓當地的退伍軍人(Ancienscombattants)組織牽涉其中。①
矛盾的是，斯特拉斯堡大學活躍的知識氛圍，反而增強了教授們遠離黨派立場的趨勢。十年來，飽經苦難的法國改變了政策，避免與之前的敵人或盟友正麵衝突，轉而發揚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的防禦策略。斯特拉斯堡大學明哲保身，成為一個封閉、自足的專家機構，其後果之一便是公眾對曆史和廣闊世界的無知。布洛赫發現，英法兩國統治階級的教育程度如今不及德國，難以麵對民主的各類挑戰。①
布洛赫之後解釋說，在學生中存在著“一種宿命論”,教授們則被禁止“采取個人行為”,“我們習慣了在社會和自然中起強大作用的非個人因素。海底潛流的牽引力如此普遍和強大，讓人無法抗拒，在它麵前，幾個落水水手的掙紮又算得了什麽?”②
1940年，布洛赫憤然回首，分析法國陷落的原因，他指責學者應103該為此負責。他相信在現代文明中，曆史自我意識不斷發展的一個有機環節便是“個體意識”持續、有效地與“普遍意識”互動：
個體若要對社會需求形成鮮明的看法，並廣泛傳播自己的觀點，就要在普遍觀念中加入一粒酵母。如此，他為自己爭取了一個機會，能在某一很小的層麵上改進普遍觀念，並最終對事件的過程產生一定的影響，而這些事件歸根結底都受人類心理的左右。我們這些教授的真正問題在於，太沉浸於日常的工作。我們大多能證明自己是勤懇的匠人，但我們能同樣把自己稱作合格的公民嗎?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