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治靈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醫生”和“教師”，是從所長起一直到看守員的每一個所方工作人員。
我們這裏，對他們有一個習慣而籠統的稱呼：“所方”。我每逢回憶起過去這十年的經曆，想起了任何一個細節，我總有這樣一個想法：他們的許許多多令我難忘的那些舉動，與其說那是出於一種外來的職務上的規定，倒不如就是發於他們內心的精神的自然流露。
我參加醫務組之後不久，有一次護士交給了我一個任務，把脫脂棉團成一個個的小棉球，供外科門診使用。她大概沒料到我會這麽笨，所以給我做出幾個樣子來，便忙著去向別人交待其他任務去了。我們參加醫務組的一共是四個人（我和老邦學中醫，老振和老憲兩人原是西醫，所以，他們這次學的都是西醫），他們都在另外屋子幹著別的活。我一人團棉球，護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沒有人可以問問，結果團得大大小小，亂七八糟，到了下班時間，也沒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護士做給我看的標本一比，大小不合格，連顏色也似乎灰暗了許多。到護士來收成品的時候，我簡直都抬不起頭來。我知道如果是在號裏，這必定又是老正向我嚷的話題。但是護士把那些足夠引人嘲笑的寶貝拿起來看看，不過是笑笑說：“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心裏嘀咕著醫生和護士不知怎麽來處理這件事。批評？給我另找粗活？限定時間叫我重新做？結果這些猜想都不對，不過是把學西醫的老振他們叫到一起，讓我和他們一起把團棉球再學一次，叫我跟著他們做。這幾個當過幾天西醫的果然對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規格，我一邊看一邊試，慢慢地也就學會了。
在哈爾濱的時候，就有許多在看守員來說也許很自然，而在我們心裏卻留下異樣感覺的事。按規定，我們吸煙的犯人每月每人發給一條半紙煙。開頭的時候，煙癮大的人自己不知節製，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個看守員是吸煙的，他吸的是煙袋，他有個一尺長的小煙袋，上麵掛著個小煙葉荷包。輪他值班的時候，發現犯人裏麵有人斷了煙，就笑笑，解下了小煙葉荷包，隔著欄杆扔進去：“拿紙卷一顆抽，過過癮。”
看守長姓劉，是一個準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娛活動時間來巡查，經過我們這間的鐵欄外麵，像發現了新奇的問題似的問我：
“別人下棋、打撲克，怎麽總不見你玩？”
“我全不會。”
“打撲克也不會？”
“不會。”我把小時候的遊戲告訴了他。除了和小太監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過，室內遊戲我除了打手板，別的全不會，打撲克，我看別人玩，總是不明白。
“不會玩還行？好，我交了班來。”
這個矮壯身材紅光滿臉的準尉走了一會兒，果然來了。來了就坐在鐵欄杆外麵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撲克來了。
“我就不信玩撲克還有學不會的。我連一分鍾不用就學會了打百分。”他一邊教一邊宣傳，還回過頭對王看守員說：“那時候行軍打仗，一有空兒俺們就打。班長要不攔著，幾個小夥子連覺都不睡了呢！”
我那時也不好意思不學，心裏卻充滿了疑問：“他怎麽有這大的興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後來我才明白，這裏麵原沒有特別原因，原因就是他認為一個人不會玩，特別是不會打百分，那簡直是件不幸的事。
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懷不忘。那是除四害運動在監獄裏剛開展了不久的時候。這天，我在所長的會客室裏會見一位首長（就是在哈爾濱曾問過我為什麽不向日本人抗議對中國人屠殺行為的那位），在談完我的學習和勞動情況後，談話轉到零碎的生活上，談起了這幾天除四害運動的事情，所長笑著插進來問我：
“你打了幾隻老鼠？”
“沒有打著。”我說。
“蒼蠅呢？你還不殺生嗎？”
這一句話，讓首長和我都大聲地笑了起來。我早已不幹那糊塗事了。可是蒼蠅打到的也不多，因為經過幾次衛生運動，實在不容易看到蒼蠅了。
“老鼠還有的是呢。”所長說：“給你一個任務：一星期之內捉兩隻老鼠，能不能辦到？”
我有點畏難，想還一個價，可是最後還是把任務接受了下來。
我接受了任務，拿著一根棍子，跑了幾個地方，也沒有發現老鼠的蹤跡。我心裏非常愁，不用說兩隻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對我也比千斤擔子還重。同伴們知道了我的任務，有人告訴了我露天會場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說溫室裏有。線索有了，可是還沒辦法去捉。這時候值班的江看守員從門前走過，我又把困難向他說了一遍。誰知這一說，連不值班的王看守員、劉看守員也知道了，也全幫起忙來，有的教給我做老鼠夾子的辦法，有人給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給我借工具材料。簡直好像辦喜事一樣，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夾子，我超額超時完成了任務，我捉了三隻老鼠！
我像個凱旋的將軍一樣，向所長匯報了戰績。所長髙興地點頭，笑得很開心。
“很好！你這又是一個進步！”
所長臉上的笑容，是真正高興的笑容。這天有許多下了班的看守員看見了我，都是這副笑容。這種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見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規格的紙盒，第一次和別人一樣地收拾屋子、掃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擔放上肩膀……我都遇到過這種笑容，不過，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興奮。我忽然明白：每當我有了一點進步，就會引起從所長到看守人員的每個人的衷心的髙興。我就是這樣，一步步被他們引到正路上來的。
想起剛回國時對所方人員的議論，真是可笑。因為看守員和我們想象中的不同，把我們當人待，就認為這是專門挑選來的，甚至猜測到挑選的條件首先是沒有受過偽滿的罪，對日本鬼子和漢奸沒什麽冤仇。事實上，在東北生長到三十上下的中國人，除了漢奸誰不受罪？由於這次捉老鼠的機緣，我和江看守員談了一次天，我那種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這個熱心地為我設計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員，是對偽滿懷著血海深仇的。
江看守員在幾個看守員裏比較年輕，他不像稍有點歲數的王看守員那麽穩重而略帶瀟灑，也不像滿麵紅光的劉看守員那麽從老遠就令人覺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醫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個破口袋掛在一塊大石頭上似的。江看守員不到三十歲，比王看守員矮些，比粗壯的劉看守員痩些。他平常說話不多，說起來很簡短，又很溫和，好像一輩子和誰也沒吵過嘴。有人說，他很像剛進城不久的農村人，他這是忍受過壓抑的、農民的脾氣。事實上，他也真是一個農民，但並不是一個能忍受過分的壓抑的人。那天我們從東北老鼠談到了東北的農村，談到了在北滿的他的家鄉。
“那個屯子早沒有了。集家並屯給並掉了，並到第二個屯子，又要並，這個屯子也沒有了……”他說。他原有父親母親，七個姊妹，一個兄弟，連他十一口人。九歲那年，抗日聯軍在他們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燒了，把全屯的人趕出去，並到五十多裏外的大屯子裏。不到一年，因為屯子裏百姓給抗日聯軍送糧，全屯又給鬼子燒光，又把全屯人趕出去並到另一個屯子。這次要過一條大河，鬼子漢奸通知說，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殺頭。老百姓嚇得要命，連東西都顧不得拿。江看守員這一家就隻拿出被子，牽了牛就跑出來了。新屯子裏房子不夠住，搬來的人隻好搭窩棚睡，秋天來了，傷寒流行起來，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個，這一年，死得隻剩下他一個！
“活人都沒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還有個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溝裏一扔！我那死去的八個姊妹兄弟，全是這樣扔到山溝裏喂了狼……”
住的窩棚，屯子周圍還叫挖了壕溝，壘了牆，鬼子兵在四門把著，不讓隨便出入。屯裏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來就用刺刀東挑西戳，愛拿什麽拿什麽。實在也沒什麽可拿的，因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說：“我有家親戚，全家三口隻有一條褲子，誰出去誰穿。有錢也買不到布，隻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說是可以拿戶口證去抽簽，十家能有一家買到青白布。我去抽簽，隻抽到幾尺花布，就做了條花布褲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糧的能買到好布，所以也隻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覺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後來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礦上的一坰地，沒牲口，用十五個工換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糧，隻剩了一石。我父親又總給鬼子拉去，這年我十三歲，父親隨鬼子討伐給背東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幹。十五六歲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來搜糧食，我母親把剩下的玉米子藏在酸菜缸裏，警察看見缸裏水變了色，查出來了，把我母親打得快死了。我隻得到地主家跪著求少東家行好，借點糧，借了五鬥高粱，到秋要還十鬥。這年收下的糧連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這時同屯的窮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搶地主的！我母親聽說，攔著不讓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搶了他一百五十石糧。我把搶來的半口袋糧給了母親，就上山找抗聯去了……
“找到了隊伍，說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說，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這一句話，收下我了。”
這時，他笑起來。然後又說：“那時覺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裏死了九口。幹革命嘛，那不隻是為了一家的冤仇啊！”
這是多麽熟悉的響亮的聲音！
“幹革命嘛！”就是由於這個崇高的思想，這個每天心裏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蓋好被子，那樣熱心地幫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後又那麽由衷地為我高興，而他在當年“康德時代”卻是冬天連褲子也沒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集家並屯法令奪去了他的八個姊妹兄弟的性命！
為了偉大的理想和事業，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埋著頭，做著世界上最複雜的史無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這種工作中，他們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難忍的，隻有具有髙度涵養的人才能淡然處之的事情。應付罪犯的無理取鬧，冬天給罪犯挑熱水洗臉而他們自己隻在洋灰池裏洗冷水，罪犯按營養標準吃精米白麵而他們隻吃高粱米……這比較起來，還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為了事業而不去計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把屈辱和災難放在他們頭上的人們麵前，心平氣和地進行著一切必須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誠由衷地為這些人的一點微小的進步感到高興。這是具有何等堅強的信念和高貴品質的人們啊！
由於出現了這樣的信念和這樣的人，因此才有了這樣多得不可思議的奇跡，在我麵前才現出了那麽耀眼的光輝，也由於我終於明白了它，從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這種光輝對我也就發生了不可比擬的巨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