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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不說俺家鄉好，我的家鄉是真好。
這不，盛夏七月，家鄉又傳來好消息——經過持續攻堅拔寨，精準扶貧順利通過國家檢查驗收。一頂如家鄉大山一樣沉重、戴在數代父老鄉親頭上的貧困帽子，如今輕紗般地抹去了，塵埃般地吹走了，儀式般莊重地收進了曆史博物館。
按說，經過七十年的滄桑、幾代人的奮鬥，摘掉這頂貧困帽子極是不易，但卻未見家鄉有什麽慶祝，也未見媒體有什麽宣傳。家鄉再怎麽低調，也抑製不了我對家鄉的關注與感佩；而家鄉麵貌的每一個變化，家鄉事業的每一項進步，我都無不為之興奮，為之自豪。
我已離開家鄉二十二載，在社會上卻始終融入不了異鄉的圈子，而離不開的仍然是家鄉朋友圈。生活上呢，家鄉風味是入了骨髓，且不說喝的一直是保康茶，吃的大都是保康菜，就是家中常備的木耳、香菇、葛粉、蜂蜜等等，也都產自保康，源自保康。工作層麵的事兒隻要與家鄉沾邊，專題調研也好，經驗總結也好，我從來都是不遺餘力，力求完美達成。即或是業餘以閑文抒**感，我也大都記錄的是家鄉物事，描述的是家鄉經曆。文自根來，家鄉是我的根。文以載道，不敢說我的一些拙作對故鄉“篳路藍縷”的精神有什麽弘揚，但我確然是憑著對荊山的敬仰之情，憑著對養育我故土的感恩之心，來字斟句酌、謀篇作文。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華誕的日子裏，我想，我極有必要為家鄉七十年的巨變而謳歌，為我們祖國走向繁榮富強征程上的一個美麗縮影、一份生動樣本寫點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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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家鄉的記憶，腦子裏裝載很滿。那山，那水，那城，那路，那村，那景……更有那勤儉善良、樸實厚道的家鄉人——家鄉的美無處不在，大荊山的美一文難表，無以言盡。
那麽，我就姑且說說家鄉那城吧。
家鄉那城是縣城。縣城是縣級行政區域的龍頭。我在縣裏工作時，曾經有位省委領導同誌到保康視察，他講，我們很多山區群眾一生都難走出大山，那麽把縣城建設好，讓老百姓來縣城看看，在他們眼裏就等於看到了首都北京，看到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這位領導的話現在看來或許有一定局限性，但在當時，其鼓動性是很強的。
對於建好縣城，或許自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置保康縣以來，曆朝曆代，無不都想把這座大山皺褶裏的縣城建好。可是，悠悠歲月，唯有開啟縣城建設的首任縣令蘇惠和青史留名。史料說，蘇公為建保康縣城，“以家人父子視其民，以家事綜理報其國，以休戚勞苦體其閭閻”，走巷進戶，遊說民眾，捐資捐物，投工投勞，曆經五載，建房三百間，築城五百十一丈，且輔修迎暉、迎秀、迎明、迎恩、迎翠五座城門，環以壕溝；又封東坡為“官山”，保護植被，搜尋泉眼，鑿山開渠，引泉自迎暉門進城入井，解除居民下河擔水之勞頓。民眾享了方便，敬稱此井為“蘇公泉”。
我曾有幸與“蘇公泉”相鄰居住十一年，少不了常去井邊悠步。其井甚圓，井口直徑四尺有五，井深六尺，井台由六塊扇形青石拚接而成，附近居民仍取此冬暖夏涼、清甜爽口之水飲用。有時月夜，我登泉亭（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建）賞月，不免懷想蘇公勵精圖治、構築一域龍頭之業績。其實，正德年間的《湖廣圖經誌》早就對蘇公褒獎有加：“開創縣治，凡百庶務，親身規劃，九年滿去，士民流涕載道，至今思之。”可見，即便是封建時代的官吏，隻要他對一個地方的建設做出過貢獻，百姓都不會忘記，史籍都留有佳評。
五百餘年前，蘇公所建土城奠定了保康縣城之基，所築泉井成為縣城最具人文情懷之古跡。可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保康一直都是閉塞、落後的代名詞。縣城或因天災，或因匪患，或因經濟不興、人口不旺，城垣頹落，市井若墟；甚至屢屢街巷俱廢，城址盡失。有史為證，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在舊址修葺城垣，以茅草代瓦，覆頂為屋……凋敝狀貌，可窺一斑。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初，一首形象描述縣城之小之陋的民謠仍有流傳：“保康縣，賽豬圈，堂上打板子，河裏大聽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餘年後，“一無一處工廠，二無一寸公路，三無一支電燈；一個喇叭響全城，一支煙卷遊全城，一盞汽燈照全城”的新民謠，依然讓人倍感縣城之寒磣；至於“寧到漢口拾破爛，不到保康當知縣”的笑談，更是道出了保康貧窮落後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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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十七歲的我從保南小鎮到縣城臨時就業，首次進城，竟未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要去的單位。那個時候，縣城最高、最漂亮的建築是保康旅社。說它高，連同樓西可見、樓東隱形的房屋地基總高四層；說它漂亮，是其建築規模較之周圍房屋闊大一些。而其對麵的百貨商場，要算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可商場建築僅為一層，遠不如保康旅社氣派。
整個縣城，無論民居還是機關，土房占半，平房當家。街道主構架大致為三角形——底邊是河街，呈南北走向，南交東溝街，北接東街；東溝街與東街分別起自保康旅社及電影院，呈A形依山就勢斜掛於官山坡腳，交匯於縣醫院正門，充當著三角形之兩邊。在這個三角形構架內外，不規則地布局著南關街、順城巷、東後街、西街、西後街等短街小巷，連同穿城而過的316國道“將就”出來的沿河路，構成縣城主城區，總麵積不足一平方公裏。
沿河兩岸，“七五·八”特大洪水（衝毀半個縣城，奪走四十條生命）毀損痕跡猶在，房屋破舊，淩亂不堪。我工作的外貿局，除了兩層樓的職工宿舍有點看相，辦公室、倉庫皆為一層式簡陋建築，門前是城關生產隊的菜園（今文化局、影劇院），倉庫後的西後街及尚未成形的西街北段，包括沿河路均為土質路麵。而東街的路麵則具古街遺風，鵝卵石鋪就，間雜的已踩磨得發亮的青石塊，顯露著歲月的風霜。街巷民居，不少牆麵是木質板壁，打開為店麵，閉合為牆體，方便生意，頗有古意。至於今天的新街、河西、夾堤一帶，或為菜園，或為耕地，一派鄉村景象。
而去往河西或從河西進城，跨越清溪河的是上、下遊的兩處閃閃橋。所謂“閃閃橋”，即以三五根鋼絲繩牽連兩岸，在橫鋪其上的木板兩端鑿眼，用鐵絲穿眼拴綁鋼絲繩加以固定而成。清溪河寬雖僅百米，但由於河心無固定橋柱起緩衝作用，人步橋上，一步三晃。如不順勢挪步，步履一亂，極易發生墜河危險，讓人心驚膽戰。所以亦稱“戰戰橋”。
在縣城短暫的日子裏，我卻時刻都感到有種輕鬆、明快的氛圍裹繞，從電影院放映的內容（如《英雄虎膽》裏比較暴露的倫巴舞）到街頭小商販的經營，從人們的衣著打扮（有年輕人開始穿喇叭褲）到精神麵貌等等，都發生了不可名狀的變化（後來才明白是改革的春風吹到山城）。不過，未及對縣城續享更多美好，翌年四月，我正式招工去了馬橋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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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返縣城，已是1984年5月。
四年過去，縣城變化明顯。首先，因有馬橋電站的穩定供電，城區不再有隨時大麵積停電或電壓不穩、電燈忽明忽暗的情況發生；很多地方已蓋或正在新蓋三五層高的樓房；西街完全成形，影劇院開始動工興建；新街菜地裏連接車站（現紫薇廣場）的馬路即將打通；沿河路的路麵已為水泥覆蓋，路二麵的街市雛形已延至夾堤一帶；更讓人振奮的是，清溪河上第一座鋼筋水泥公路橋，於上年“七一”竣工通車，橋高八點五米，寬十點五米，連同引橋全長一百七十米，東接沿河路，西抵縣城舊景“萬卷書”。夜晚，橋上燈光亮起，輝映河水，波光粼粼，市民流連忘返，成為縣城最搶眼的新景觀……
變化遠不止這些，最大的變化是發展思路的躍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縣委、縣政府重新打量山，重新認識山，針對山場、礦藏、水能資源優勢，時任縣委書記劉代啟組織論證提出的“以多種經營（木龍）為主的農業結構，以磷化工（石龍）為主的工業結構，以小水電（水龍）為主的能源結構”的“三龍齊舞”治窮致富方略，極大地鼓舞著全縣幹部群眾的士氣。
縣裏還把淩霜傲雪的野生蠟梅定為縣花，在進入主城區的路口塑立“九牛爬坡”縣標，以此倡導一種奮進精神。盡管，我所在的縣委機關依然在簡陋的平房辦公，許多幹部職工在老舊的土房居住。但從縣領導到一般幹部，人人勁頭十足，上下齊心協力，迎難幹事蔚成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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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4年5月到1997年5月，我在縣委辦公室工作十三年，先後服務四任縣委領導，零距離地見證了他們接力舞“三龍”、實幹興百業的精彩作為。他們團結帶領全縣人民，以“篳路藍縷”“九牛爬坡”的精神艱苦創業，持續發展以多種經營為主的農業經濟，農村大麵積的極貧狀況得到扭轉；有效開發水能資源，電力實現了自給自足；大力興辦磷化工業，突破了原礦原賣的單一生產方式。
特別是蓬勃發展的小水電接上了國家電網，使“以電興工”變為現實。於是，磷化加工廠、硫酸廠、纖維板廠、家具廠、水泥廠、精密鑄造廠、印刷廠、酒廠、澱粉廠、食品廠等一大批工業企業，在縣城主城區外圍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人流、車流爆發式增長，縣城開始變得擁擠。
1993年，深具戰略眼光的時任縣委書記李遠繼，提出把過境國道改至河西，變沿河路為真正的城市街道，並組織規劃興建了清溪河三橋（一九九〇年建成了清溪河二橋），但限於財力，河西改道關鍵節點難以打通，以致擱置成了李遠繼同誌的一大憾事。
建設事業，遺憾難免。但在那十三年裏，縣城建設突飛猛進。幾十家行政機關從低矮、陰暗的平房或土坯房裏搬進了敞亮的辦公樓；絕大多數幹部職工告別了集體宿舍或筒子樓，住上了單元房；學校、醫院、商場、銀行、供電、供水、影劇院、體育場、汽車站、賓館、公園等一大批公益和生產生活服務設施，以嶄新的容顏釋放著一個縣城應有的活力，以年輕的姿態發揮著一個縣級行政區域的“龍頭”功能。
小街小巷曾經破舊的民居，曾經木板為壁的牆體，曾經鵝卵石鋪築的街麵，皆封存進了曆史相冊。取而代之的是變高變靚的舒適住宅與商業門麵，是規整通暢的下水道，是平坦而不再硌腳的街麵。
似乎一夜之間，大街小巷還湧出了許多門店。個體、集體、國營，不同成分經營應運而生。門店牌匾，或是玻璃鑲嵌，或是電子翻轉，或是藝術書法，霓虹閃爍，綺麗華美。店牌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經濟象征，何嚐不是家鄉那城匯入時代步伐、鼓**歲月脈動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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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調離了家鄉。但每年都要數次回家，或看父母，或過年節，或因公務……而每次回家，縣城發生的新變化我都看在眼裏，喜在心裏，常常為整潔的街道、摩天的高樓、豐潤的清溪、歡悅的沿河公園、花紅百日的紫薇林、樹稠林密的官山發出由衷的讚歎；更為清新的空氣、純淨的藍天、爽口的飯菜、濃烈的鄉情而戀戀不舍。
2016年春節，我回家過年。車子從新開通的麻（城）竹（山）高速保康出口輕快駛出，我新奇地發現路邊、河畔及至山坡高處，有許多人在那裏朗聲說笑，目送呼嘯而過的車輛，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原來，大家都是來看高速通行的。
那一年，回家過年的人可真多。因為，在新年前的臘月二十八，麻竹、保（康）宜（昌）高速同時開通。別說家鄉人對此有多麽激動、興奮，就是我們這個小家庭的歸程也是一路歡暢、無比開心。是啊，過去想都不敢想的進山如履平川的高速公路，卻在“荊山，九州之險”（《左傳·昭公四年》）的保康四通八達，卻以四條高速（穀竹率先開通，保神即將竣工）、東南西北皆可暢達而一躍為湖北山區縣高速裏程最長、覆蓋區域最廣的地區。
據說那年春節，保康境內凡有高速通過的地方，都有絡繹不絕觀看高速“飛”車的熱鬧人群。年後回襄陽與友小聚，我說這個春節過得最高興、最幸福的是我們保康人。大家聽我說了緣由，無不拍手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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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居住於河西，住所位置較高，數年來每次回家，我都會佇立窗台或上到樓頂觀賞縣城全景。而近些年再到相同地方賞景，視線卻被一棟棟高樓遮擋，難以再看全河東主城區依山傍水、鱗次櫛比、錯落有致的“小香港”模樣。為此，我在心裏嘀咕過林立的高樓讓縣城“破”了相、“改”了樣。其實，這是我多年形成的視野慣性在作祟。
那天，與家人一起經官山去茶垵，在城東的山脊上俯瞰縣城，十數裏的密集建築，宛如一條不見首尾的巨龍靜臥於青山綠水間。夾城兩山，青蔥浩瀚；清溪一水，碧波潤城。城南處的麻竹、保宜高速互通，及其南北分道揚鑣的高架橋梁，連同改道河西的穿城省道（原316國道，實現了李遠繼同誌的願望），猶如有序構築的城市精靈，流淌其上的車輛更添一份城市的靈動……
因是登高遠眺，市聲得以屏蔽；因是換了視角，眼福得以飽足——此刻的家鄉那城，靜美如詩，靈秀似畫。那向東南蔓延數公裏的城市骨架；那依地勢起伏而建的重重樓宇；那順河道攔築的梯級橡膠壩；那長堤臥波、垂柳依依的沿河步道……其精巧布局自然天成，其秀美格局終是人造。
還在21世紀之初，家鄉那城就有鄂西北深山明珠之譽。如今，這顆明珠更加絢麗，更加璀璨，不僅摘取了“全國文明縣城”桂冠，還榮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範縣”，闊步前進在綠色發展之路上。
我知道，家鄉的覺醒很早。從20世紀末抓“兩林”（長江防護林、天然保護林）建設開始，縣裏就忍痛割愛，陸續關掉了纖維板廠、水泥廠、礦粉廠、磷肥廠、硫酸廠等一批不利生態環境保護的企業。這些企業是當時縣裏的經濟支柱，纖維板廠的稅收甚至占到了全縣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它也是吞噬林木的超級老虎，其他諸廠更是環境汙染的心頭之痛。為此，縣裏決策果斷，關閉徹底，還山以樹茂林密，還水以河暢流長，還城以清新寧靜，還民以藍天碧水……直至把自己“還”成了襄陽的後花園，“還”成了人們愛去的“福窩窩”。
眼下，我同家鄉人都在期待——隨著鄭（州）萬（州）高鐵的全線開通，保康山水生態遊必呈井噴式增長，綠水青山之生態優勢必成金山銀山之後發優勢。
家鄉那城“福窩窩”，抑或該叫“金窩窩”了吧。
（稿於2019年8月，原載《野花文藝》2019年第2期，獲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我和我的家鄉·城鄉巨變看保康”征文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