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病情就這麽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在此期間,我給遠在九州的哥哥寫了封長信。妹妹那裏則讓母親給她去了信。我內心暗忖,這恐怕是寫給他們二人有關父親健康狀況的最後書信了。因此,給他們兩人的信裏都寫上了這樣的內容:到了最後關頭會拍電報的,屆時速來。
當時,哥哥事務繁忙,妹妹則有孕在身。故而父親不到危急關頭是不便叫他們回家的。話雖如此,我又怕拍電報太晚了,落個埋怨,說是巴巴地趕來了卻沒能見上最後一麵。在拍電報的時機把握上,我承擔著重大責任。這一點又是旁人無從知曉的。
“確切的情況,我也說不準,但危險隨時都可能發生。這一點你可要明白。”我們從有火車站的鎮子上請來了一名醫生。檢查後,他對我如此說道。
我跟母親商量後,通過那位醫生的介紹,又從鎮上的醫院裏請來了一名護士。可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姑娘來自己的枕頭邊打招呼,父親不由得臉色大變。
父親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可他沒料到死神竟這麽快就逼到了自己的眼前。
“這回治好了,我可要再去一趟東京。人哪,是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報銷的。趁著有口氣兒在,想幹點什麽還真得抓緊幹。”
“到時候可別忘了帶上我呀。”
母親無可奈何地在一旁附和著。
父親時而又顯得異常淒涼。
“我死後,你可要好好地待你媽呀。”
對我來說,“我死後”這句話可謂記憶猶新。我離開東京前,具體來說就是畢業的那天晚上,先生曾對著夫人將這句話說了好多遍。先生那張笑吟吟的臉,以及捂住了耳朵說“不吉利,呸,呸”的夫人的模樣又浮現在了我的眼前。當時的“我死後”僅僅是一個假設而已,而如今我所聽到的,卻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事實。夫人針對先生的那種態度,我自然是不能學的,可嘴上也不得不跟父親打岔。
“快別說這種喪氣話了,你不是身體好了還要去東京玩嗎?跟媽一起。你這次去肯定會大吃一驚,變化大著呢。光是新設的電車道,就增加了好多。一跑上電車,市容自然就變樣了,況且連市區都重新劃過了。可以說,東京是一天二十四小時,每一分鍾都在變啊。”
我別無他法,隻能沒話找話。父親聽著還挺滿意的。
家裏有了病人,進進出出的人自然多起來了。住得較近的親戚紛紛前來探望,平均兩天來一位。其中也有住得遠的,平日裏不怎麽來往的。有人臨走時還會扔下這麽句話:
“我還當多嚴重呢,就這樣子,沒事兒。話說得也挺利索,別的不管,反正臉上一點也不見瘦嘛。”
我剛回來那會兒寂靜得過於冷清的家,這會兒反倒熱鬧起來了。
這期間臥床不動的父親,病情卻是每況愈下。跟母親和伯父商量之後,我終於給哥哥和妹妹拍去了電報。哥哥回複即刻回家,妹夫也說馬上動身。妹夫之前曾說過,我妹妹上次懷孕後流產了,這次要格外小心,以免成了習慣。因此很可能是他自己代替我妹妹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