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盡甘來
一
抗戰勝利後兩個月，錢鍾書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主編《書林》季刊Philobiblon。這本季刊於1946年6月創刊，1948年8月停刊，總共出了七期。與此同時，他還出任了暨南大學外文係教授，開設歐美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兩門課。錢鍾書每周隻上兩三次課，由學校吉普車來接；課後就回家，並不占用太多時間。1947年冬，錢鍾書擔任了留英學生派送委員會主任。經英國文化委員會主任賀德立（G.Hedlay）再三邀請，他還兼任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顧問。由於他涉獵廣泛，了解中國讀者需要，他提出的建議總是高明而有效。
1947年5月，《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轟動華語圈；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一時間，錢鍾書名滿天下，似乎再也不會被“冷落”了。楊絳開玩笑道：“錢鍾書一下子揚眉吐氣了。我呢，成了錢鍾書夫人。楊絳還未完全被人遺忘，但主要是錢鍾書夫人了。”
《圍城》吸引了大批讀者。盡管錢鍾書一再強調故事純屬虛構，人們還是企圖從錢鍾書的生活中尋得蛛絲馬跡。有暨南大學的學生來訪錢鍾書，剛好碰到楊絳上樓。那學生向來以為《圍城》中孫柔嘉的原型是楊絳，便對錢鍾書說：“錢先生，其實您的柔嘉蠻不錯的嘛！”
楊絳在回憶作為錢鍾書寫《圍城》時的後盾歲月，不由得感歎：“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麽？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誌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隨著女性話語權的確立，更多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被挖掘，極端的女權主義者便容易激進。性別不平等的焦慮讓她們草木皆兵，女性的任何犧牲在她們看來都是無謂的，是男權壓迫下的，是愚昧奴性的。我們並不漠視爭取女性權益的必要性，但談及楊絳這段感歎時，與其糾結性別視域下的男性主導與否，不如我們換種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那便是家庭個體。
世事繁雜，人生在世，要承受來自四麵八方的壓力。結束一天辛勞疲憊時，家便是最溫馨、最能慰藉旅途風霜的地方。家裏的男女主人，便是撐起這個家的脊梁。丈夫看起來總是堅強如剛，但疲累的時候，還是需要人照顧，需要溫暖的懷抱。妻子既要應付工作，又要照顧家庭，看起來無所不能，但停下一切瑣事的時候，還是需要愛人送上一杯熱茶。若是這個港灣足夠溫馨，家人們就有個休息充電的地方。最可怕的是這個抵禦傷害的地方成了傷害本身，最應該互相支持的兩個人做著互相傷害的蠢事。
但錢鍾書與楊絳的家，不僅是二人應對困苦的避難所，還是二人互相成全的堅固外殼。他們是將夫妻看作一體的人。楊絳或者錢鍾書的犧牲，在彼此看來，都是在為家庭犧牲，他們想讓這個家釋放出最大的價值。
錢鍾書的作品陸續得以出版，他也有了機會，能明晃晃地展示對楊絳的感謝與愛意。1941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錢鍾書的第一本集子《寫在人生邊上》。書稿付印時，他鄭重地在贈書頁上寫“贈予 季康”。1946年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出版時，他也談到“假使這部稿子沒有遺失或燒毀”，皆因為“此書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分藏兩處”。這次，他沒有在贈書頁上寫什麽。書稿出版後，錢鍾書在自留的樣本上寫道：
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贈予楊季康
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談到婚後夫妻的相處之道時，楊絳先生曾講道：“我認為（妻子、情人、朋友）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應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隻好分手。”她又說：“鍾書和我都認為‘五倫’—中國以前的人倫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倫如能複為朋友，交心而知己，關係定會非常融洽、和諧。我們倆就是夫婦兼朋友。”錢鍾書與楊絳的愛情之所以能持續幾十年而不減，秘訣大概都在這段話裏了。他們是幸運的，年輕時便已然有了這種覺悟。二人經營夫妻關係時，幾乎絲毫沒有走過彎路。
曾經有一位英國傳記作家寫自己的美滿婚姻，寫得很簡單：
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
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
也從未想要娶別的女人。
楊絳曾把這段話讀給錢鍾書聽，錢鍾書說：“我和他一樣。”楊絳回答道：“我也一樣。”
有妻如此，錢鍾書自然滿足。他毫不避諱地將對妻子的欣賞掛在嘴上。有次錢鍾書在朋友王辛笛家閑聊，王辛笛忽然嬉皮笑臉地問他uxorious是什麽意思。錢鍾書裝傻充愣說不知道，轉而回家告訴楊絳：“王辛笛說我有譽妻癖。”
楊絳問：“你譽我沒有啊？”
“我譽了。”
“你譽了我什麽呢？”
錢鍾書隨口說出三件事：“一件是《稱心如意》上演，楊絳一夜成名，可是你還和以前一樣，一點沒變，就像什麽也沒發生一樣，照舊燒飯、洗衣，照顧我吃藥。那時我正生病，沒去看戲。
“一件是日本人來抓你，你應付得那麽沉著，把他們引進客堂，假裝倒茶，三腳兩步上樓把《談藝錄》稿子藏好。日本人傳你第二天上午去憲兵司令部問訊，我都很擔心，你卻很鎮靜，平時睡眠不好，可是那天晚上你還睡得很香。
“還有，那次你買回一桶煤油，阿菊把煤油灌得過滿，溢得到處都是，一點火，油全燃了，火舌躥得老高，快舔到天花板了，周邊堆著幹柴，一旦點燃後果不堪設想。阿菊早已發呆，我和阿圓也嚇得大叫：‘娘，娘快來，快點來！’你過來一看火勢凶猛，用被子浸水覆蓋已經來不及，便靈機一動，順手抄起一個晾在近旁的尿罐倒扣下去，火柱立刻滅了。一場大火被你止住了……”
楊絳忙製止：“快別說了，‘呆大’！”她心裏明白，王辛笛這樣講，可能是因為徐森玉、鄭振鐸等人在錢鍾書麵前誇讚楊絳，而錢鍾書並沒有自謙的緣故。那次誇讚源於一次教育部組織的台灣行：原本旅行組織方並未計劃讓團員們帶家屬，但有些太太們卻吵鬧著要一起去，主事者很為難，唯獨楊絳非但不鬧，還主動表示不去。徐森玉先生是主事者之一，對楊絳印象很好，便對錢鍾書誇了幾句，錢鍾書沒作聲。徐森玉是王辛笛夫人的叔父，大概徐森玉在王辛笛麵前提過此事，王辛笛才會專去問他uxorious的事。
二
錢鍾書同時有了幾份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大大好轉，楊絳終於從“灶下婢”的境況中解脫出來。1946年秋，她接替陳麟瑞的班，成為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教授，教英國小說、散文等課程，直到1949年秋離開上海。震旦女校的負責人待楊絳很好，總是給她安排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時間上課。楊絳卻總是說自己“學教”：一邊學一邊教。但學生對楊絳的評價都很高，直到楊絳晚年，還有震旦當年的學生給她寄自己出版的書。
授課之餘，楊絳也會翻譯一些作品，創作一些文章。抗戰勝利初期，《觀察》雜誌向楊絳約稿。楊絳正在讀哥爾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便著手翻譯了其中一小段，譯文受到傅雷的讚賞。不久之後，錢鍾書也邀請楊絳參與《英國文化叢書》的翻譯工作。她也會因雜誌約稿，創作一些散文，自稱“隨意即興所寫，自知沒甚出色，多數沒有留存”。但這一時期，楊絳還是有《流浪兒》《風》《聽話的藝術》等散文流傳至今。
楊絳的家人們似乎也各自回到穩定的生活軌道上。大姐壽康在啟明讀書時便信了天主教，父親去世後，孑然一身的她了無牽掛，去做了修女，後來還隨教會一同出國。但她性格暴躁，受不得委屈，又回國還俗了。八妹阿必與四姐一樣，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書，還得學校負責人支持，去清華做了一年助教。幾個姐妹都住在上海，來往方便，互相照應，過得倒也舒心。
最令楊絳揪心的是圓圓，因為圓圓年幼時身體實在是差。圓圓六歲時進曉星小學上一年級，起初還能開開心心地與同學一道上課，結果兩周不到便病了。下一年複學，圓圓半個月後又病了，因此圓圓整個小學的課程都是媽媽在教。1947年冬天，圓圓右手食指骨節腫大，查出是骨結核。醫生判定：“此病目前無藥可治。”圓圓聽懂了，流著眼淚對媽媽說：“我要害死你們了。”說得媽媽心都要碎了。
但是做母親的，怎麽能放棄孩子呢。好在那時家裏條件已經有了好轉，他們有能力持續給圓圓提供維生素A、維生素D和營養品。楊絳遵照醫囑，讓圓圓盡量休養，隻在**玩，不下床。十個月後，圓圓的病居然全好了。楊絳用了三個月時間為她補習算學。1948年夏，圓圓參加民立中學入學考試，竟一舉考上。
婆婆此時也記掛著楊絳。1948年7月，錢鍾書的祖父百歲冥誕，錢鍾書帶楊絳和圓圓一同回無錫老家。婆婆已經好久沒有見到楊絳，見鍾書與圓圓都胖了，唯楊絳變瘦，便囑咐她：“喜歡吃什麽，買點吃吃。”錢母向來看不起貪吃的女人，嘲笑那是“修了五髒殿”，此番叮囑楊絳，也是關切之至了。楊絳算闊綽人家出身，婆婆本以為她不能吃苦，卻發現她半點嬌氣也無，心裏更加疼愛。1957年，錢父病重時問妻子：“我走後，你跟誰過？”錢母答：“我跟季康。”
此番回無錫，圓圓對老家的一切很是好奇。此前錢基博對這個孫女並不在意，但圓圓徹底改變了錢老對她的看法，她成了錢老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圓圓不喜歡跟其他小孩一起吵吵嚷嚷地玩，更喜歡躲書房裏看書。
一天，她看爺爺正在午睡，腳露在外麵，便用被子把爺爺的腳蓋好，還掖了掖被角。爺爺家有一小櫃子的《少年》，她看了一本不解饞，又一本一本地看下去，弄得滿地都是書。爺爺醒來，看圓圓坐在地上看書，便考她《少年》裏的內容，又考她其他方麵的學問。圓圓已經讀過《西遊記》《水滸傳》，正在讀林紓用文言譯的外國小說，而那時她隻有十一歲。錢老又驚又喜，從此認定：“女孫健汝乃吾家唯一的讀書種子！”從此他對圓圓刮目相看，與待其他孫兒不同。錢鍾書與楊絳覺得“健汝”這個名字拗口，為圓圓起名“錢瑗”。但麵對爺爺，錢瑗卻一直是自稱健汝的。
黎明新生
一
1949年，錢鍾書的叔父令鍾書三弟搬來上海同住。辣斐德路錢家原本已有八口人，加上錢鍾書一家三口、三弟一家三口，擁擠不堪。錢鍾書與楊絳便打算搬出來，另尋住處。剛好有朋友介紹了蒲石路蒲園的一處房子，夫妻二人便從楊家姐妹處借了幾件家具，搬到蒲園，還留了柴米油鹽供三弟家用。錢瑗也從民立中學轉到蒲園附近的震旦附中，繼續念書。錢鍾書稱新居為“且住樓”。這時，錢鍾書不僅身兼數職，還有《圍城》加持，自然免不了應酬。每次宴會回來，錢鍾書總要與楊絳一起“研究”今日所遇之人和事，自覺“讀通”了許多人，長了不少見識。
陳衡哲就是他們住在且住樓時結識的。他們第一次見麵，是在朋友儲安平家。儲安平知道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要到上海定居，便準備在家裏請客，為他們夫婦接風。但儲安平已經離婚，家中無女主人，錢鍾書便答應他，請楊絳代作女主人接待任鴻雋夫婦。楊絳便認識了陳衡哲。此後，錢鍾書想請任鴻雋為《英國文化叢書》翻譯一本相關專業的小冊子，便特意到任家拜訪，楊絳也與他一道去。會麵結束後，任先生特用汽車將夫妻兩個送回來，不久之後又攜夫人陳衡哲到錢鍾書家來做客。那時蒲園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點心鋪，雞肉包子尤其好吃：皮暄、汁多、餡細，調味也好。楊絳就讓阿姨買回來請任鴻雋夫妻兩個嚐鮮，任鴻雋對雞肉包子很欣賞。沒多久陳衡哲又邀請錢、楊去他們家吃茶。楊絳就帶了兩條厚毛巾，把一籠剛出鍋的熱包子包了，帶到任鴻雋家。大家聚在一起，吃得開心。一來二去，楊絳與陳衡哲就相熟了。
陳衡哲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比楊絳大二十一歲。她們是忘年交，經常喝茶談天，並不因年齡差距而有隔閡。楊絳對陳衡哲印象很好，總記得她眼鏡後那雙秀美的眼睛，經年不忘。
一次胡適與任鴻雋夫婦相約吃茶，陳衡哲便邀楊絳與錢鍾書一道來。胡適見到楊絳，便對楊絳說：“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即父親)是我的先生。”楊絳有三位姑母，但胡適所指當為楊蔭榆。楊絳還有伯父和叔叔各一位，均因事故或疾病而早逝，可見胡適“認識你的叔叔”所指非其親叔叔，而是楊蔭杭叔父兼好友楊誌洵。在這裏，胡適搞錯了，楊誌洵不是楊絳的叔父，而是叔祖父(楊絳稱為“叔公”)。
晚上回家，楊絳對錢鍾書說：“胡適真是個交際家，一下子對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稱‘你的學生’，他就自稱是我爸爸的學生。我可從沒聽見爸爸說過胡適是他的學生。”
錢鍾書便向楊絳解釋，說胡適曾向顧廷龍打聽楊絳，顧廷龍告訴他說“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兒，錢鍾書的夫人”；至於“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這句話，當然指父親當過他的老師，但父親曾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不知在哪個學校教過胡適。後來還是錢鍾書查到，1950年，楊蔭杭果然在澄衷學校給胡適上過課。楊絳便從胡適身上學了交際之道，遇人前先打聽。
1949年，攝影家郎靜山在上海舉辦了個人攝影展，請錢鍾書代為翻譯英文說明，付了報酬。後來楊絳已經記不得報酬的數目，隻記得郎先生出手很是闊綽。那時法幣貶值速度飛快，夫妻兩個覺得錢在手裏不能長久，便幹脆奢侈一把，當回“闊佬”，去杭州旅遊一次。
他們將圓圓留在家裏，托給八妹阿必，便由錢鍾書的拜門弟子周節之陪同照料，共赴杭州。錢鍾書對杭州向往已久，成行後不禁春風得意：“四年夙願，今日始償。”他還將遊覽所見寫成日記，題為《錢大先生遊杭州記1949.3.27至1949.3.31》，筆觸細膩，才情肆意。錢鍾書發現“西湖水色綠而態膩堪當油碧之目，憶意大利語亦有
Un mare d’oilo（一塘油）之稱，皺而不折，剪而不斷，表裏合一”。楊絳答：“文之Form and matter（形式和內容）宜如此。”夫妻倆學識淵博，思維活躍，令人心生敬佩。
杭州之行不過三四日，夫妻二人卻覺收獲頗多。回到家時，錢瑗特折了垂絲海棠插到書房瓶中，為爸爸媽媽接風。幾日不在家，已有數位好友訪而不得，足見得二人交友之廣。
全國解放近在咫尺，許多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分子都在考慮去留的問題。曾任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首席代表的朱家驊，對錢鍾書非常賞識，常請他吃飯，還許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邀請錢鍾書去台灣大學、楊絳去台灣師範大學任教，還許諾撥給他們專車運書籍和行李。香港大學向錢鍾書投來橄欖枝。牛津大學的漢學家K.G.斯波爾丁來信希望他們赴英。但他們不願離開故土。“當時有三個選擇，一是去台灣，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台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盡強國的欺淩。你們這一代是不知道，當時我們一年就有多少個國恥日。讓我們去外國做二等公民當然不願意。”當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的心，如同當年他們從法國返回炮火連天的中國時一樣：“每個人的遭遇，終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結連在一起的。”父輩生活和長眠之處，是他們永遠要堅守的地方。
夫妻兩個想著自己並無資產，算是平頭小老百姓，隻求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足以。與他們關係相近的朋友，大多數選擇留下，走掉的隻有胡適。楊絳後來回憶時寫道：“鄭振鐸、吳晗同誌，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愛唱愛國調，但我們不逃跑，不願離開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裏，天陰沉沉下著小雨，解放軍已到上海，窗外槍聲不斷。錢鍾書與楊絳帶著錢瑗，平臥在三樓躲避流彈。第二天淩晨，他們聽到號角聲，知道是解放了。他們起身出門去看，隻見解放軍戰士全都整整齊齊地和衣睡在馬路上，不打擾一家百姓。那天夜裏剛下過雨，路麵都還是濕的呢。這些戰士用水泡鍋巴吃，對櫥窗裏誘人的奶油蛋糕看都不看一眼。看到此情此景，夫妻兩個覺得很感動。蒲園有一家人在解放軍渡江之前便搬走了，解放軍進駐了他家，楊絳便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解放軍，發現他們都淳樸可愛。有次她還從樓上看到他們買了冰棍，三人吮一根。夫妻兩個覺得，中國共產黨人寬和，很有人情味，與傳聞中的大不相同。
錢鍾書有了工作，錢瑗病好入學，有新雇的阿姨幫忙做家務，楊絳隻消在震旦教幾門課程，生活似乎前所未有的輕鬆。但長期緊繃的神經得到鬆弛後，人最容易生病—把因勞累攢下的病氣全都發作出來。楊絳病倒了。
她整日病懨懨的，每到下午三四點鍾就發低燒，每月體重都要減輕一磅，醫院也不能查明病因。錢鍾書嘴上不說，心裏焦急萬分。清華大學已在北京複課，正需教師。而不喜歡錢鍾書的陳福田，1948年因亂用教師致使學生罷課，早就回了夏威夷老家。錢鍾書想與楊絳一同回母校外文係任教，希望環境的轉變能使楊絳病情好轉。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周而複到蒲園訪問，聽說錢、楊要北上，便為他們一家連同阿姨買了四張臥鋪票，還給他們開了歡送茶會。卞之琳同樣有意北上，錢鍾書便勻了一張票給他，讓錢瑗與阿姨擠一張床。
二
錢、楊到達清華時，外文係主任是趙詔熊。錢鍾書辦好手續後，正式開始在新中國工作。他除教授大二的英文課外，另開了西洋文學史、經典文學之哲學兩門課，還負責外文研究所事宜。按照清華舊例，夫妻二人不能同時在校任正職教授，楊絳便做了兼職教授，教授英國小說選讀。她對這樣的狀況很滿意，因如此一來她便可以逃掉不少會議：係裏開會，她說自己不是正式教授，便可以不去；婦女開會，她說自己還要上課，不算家庭婦女，便也可以不去。
後來清華夫婦不能同做教授的規矩取消，趙詔熊便與楊絳商量，希望她擔任專職教授。楊絳推托自己身體不好，沒有答應。她向來愛惜時間。
楊絳教課很是認真，學生都喜歡她的課。係裏要她教什麽，她便教什麽，從不討價還價。對於報酬，她也不怎麽計較。因識大體，又謙虛謹慎，付出多、回報少，同事經常開玩笑地說她“被剝削”，彼此關係都好。
好在錢鍾書此時待遇還算不錯。他在清華很受重視，每月工資有一千一百斤小米，比大多數教師都高，比係主任趙詔熊隻少二十斤小米。
那時清華正忙於戰後恢複，宛若重生。大家在一處皆為共同理想奮鬥，其樂融融。校園中不乏大家，他們與錢鍾書、楊絳住在一處，關係甚好。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美好歲月。潘光旦的夫人趙瑞雲和張奚若的夫人楊景任待楊絳都好，像母親一般。錢、楊與梁氏夫婦關係也不錯，林徽因經常邀錢鍾書夫婦去家裏吃飯。他們還常去費孝通夫婦家敘舊，也進城看望過沈從文、張允和夫婦。
錢、楊夫妻是溫德先生的老學生，兩家關係甚好。那時溫德不滿蘇聯學者待遇太高又無建樹，常常生悶氣。楊絳便安慰他：“你怎麽跟他們比呢，你隻能跟我們比呀！”溫德雖仍然賭氣，心裏卻對學生的關心非常受用。他有體己話也常常隻對楊絳說，有時還會跟小孩似的抱怨：“我都很久沒吃雞啦！”楊絳就燉了雞，請他到家裏吃年夜飯，還為他慶祝生日。
那時學術氛圍自由活潑，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是談笑。錢鍾書在外文係會議上偶爾講講笑話，談些曆史掌故，大家聽得開心，常常哄堂大笑。每個人周圍都充斥著快活的空氣。不知是因換了環境，還是因生活得輕鬆，楊絳的身體果然像錢鍾書期待的那樣，逐漸好轉。
一日，錢鍾書從保康堂姐那抱來一隻黑白相雜的小郎貓，大家為它取名“花花兒”。養貓的人大概都會覺得自家的貓通人性，要比別家的貓聰明些。但家貓原本就是善取悅人的物種，看似高冷不愛理人，其實對於怎樣討人喜歡，它們清楚得很，故而如今“貓奴”遍地，對伺候“貓主子”這事欲罷不能。向來通透灑脫的錢鍾書一家人，也著了貓的道。楊絳甚至專寫了一篇《花花兒》紀念這隻貓：“我大概不能算是愛貓的，因為我隻愛個別的一隻兩隻，而且隻因為它不像一般的貓，似乎超出了貓類。”楊絳先生簡直被花花兒哄騙得“死心塌地”，禁不住對貓讚不絕口，稱它“簡直有幾分‘人氣’”。
小貓剛抱來時，認生，扯著尖嗓子喊得叫人心疼，楊絳就把它抱在懷裏，一抱就是一整天。阿姨李媽會“把”小貓，楊絳不曉得她是怎麽“把”的，總之花花兒從沒弄髒過屋子，很省心。花花兒有自己的窩，家裏沙發上鋪的一張白布墊子就是它睡覺的地方。有次，楊絳把墊子對折著，忘了打開，花花兒就把自己的身體約束成一長條，趴在上麵，一點也不越出墊子的範圍。它很早就知道吃飯的時候不上桌，隻坐在楊絳身後。李媽直誇它“仁義”。一次，它聚精會神地蹲在一摞箱子旁邊，忽然伸出爪子一撈，就逮了一隻耗子，那時候它還很小呢。楊絳去上課，花花兒就在她身後跟著，一直跟到大道邊上才停下，定定地看著她走遠。
梁思成家也有隻貓，被林徽因稱作全家“愛的焦點”，很受寵。天氣轉暖後，貓兒鬧春，花花兒與林徽因家的貓經常爭風吃醋，撕咬打架。一日清早，兩隻貓又在打架，叫聲若鬼哭狼嚎，戰況慘烈。錢鍾書聽了很心疼，“癡”性大發，披衣起身，抄起一根竹竿就要去為花花兒壯威。那時還是早春，清晨的空氣還冷得很呢，楊絳見了，連忙勸他，打貓要看主人麵，若林徽因知道了，怕會傷了兩家和氣。所幸林徽因家並未發現。
那時夫妻兩個除了上課、辦公、開會之外，深居簡出，一有時間便讀書。訪客經常看到他們坐在長桌兩端，各抱一本書來讀。清華之於他們，熟悉又陌生，少了份清幽，多了燥熱般的熱鬧；但對錢瑗來說，北上新奇又有趣。她已經在上海讀過初中一年級，本是要繼續讀初二的，無奈清華附屬中學成誌學校校長對楊絳說，錢瑗年齡太小，按照規定隻能讀初一。楊絳覺得重複上學有些浪費時間，又見北京中學生開會頻繁，動輒討論，念及錢瑗體弱剛恢複，就讓她在家學習。錢鍾書為她補習語文和英語，楊絳補代數、幾何和理化。
夫妻兩個對女兒的課業要求很寬鬆。錢瑗隻需每日向父親交兩篇毛筆字當作業，每周聽父親講些英文文法，讀一篇英文課文，再寫一篇作文，便可以了。她時間充裕，又沒有同學可以交遊，便常獨自一人在清華校園內遊**，熟悉環境，很快便將清華轉了個遍。清華草木繁盛，美麗的建築掩映其中，氣韻清幽，鳥鳴花香，錢瑗很喜歡，認定“水木清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清華眾教學樓中，錢瑗最喜歡的是灰樓的音樂堂，那裏的琴房每月交一元錢便可以每天練一小時琴。錢瑗很喜歡練琴，總覺得不過癮，便每天多練幾個小時，連功課也不做了。每日需要交的兩篇毛筆字來不及寫，她便動起腦筋，把以往爸爸沒有批改的毛筆字交了充數。頭兩次，錢鍾書並沒有覺察到不對，但事不過三，第三次，爸爸終於發現了錢瑗的秘密。事關品德，錢、楊二人絕不含糊。錢鍾書怒不可遏，痛斥錢瑗弄虛作假，氣得把教她的英文文法書都撕了。楊絳也嚴厲地批評了錢瑗一頓，責令她把文法書補好。從此，錢瑗無論學業還是做人，再不敢弄虛作假。1951年，錢瑗參加中考，考上貝滿女校。
書寫與沉默
一
那幾年，除了教書，楊絳最大的消遣是讀小說。她之前讀過一本英譯西班牙語小說《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覺得很好，就翻譯成了中文，另取名為《小癩子》。“小癩子”這個名字是楊絳先生超脫於原文的獨創。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首版《小癩子》。1953年，平明社重譯重排《小癩子》，在《譯者序》中楊絳寫道：“我們所謂癩子，並不僅指皮膚上生癩瘡的人，也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我國殘唐五代時就有‘癩子’這個名稱，指‘無賴’而說；還有古典小說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裏的潑皮無賴，每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癩子’是一音之轉，和拉撒路這字義相同，所以譯作《小癩子》。”
此後，楊絳又對譯本進行重譯，共出版過五六個版本，原因在於她覺得由英文版本的二次翻譯失了許多本真，如小癩子偷吃的香腸在英譯本中被翻譯為“黑香腸”，而原本中則為“倒黴的香腸”。她體會到：“從原文翻譯，少繞一個彎，不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錯誤。” 1978年初，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楊絳重譯的《小癩子》。在寫於1977年5月的《譯後記》中，她說：“本書根據一九五八年法國奧皮葉（A ubier）書店重印富爾歇·台爾博司克（R .F oulché- D elbosc）校訂西班牙原文本（restitución delaedición príncipe）（1900）譯出。”但楊絳所擅長的是法語，而不是西班牙語。據學者考證，該版本是西法對照本，她以該版本翻譯時，很難不受法語版本啟發。
楊絳在《譯者序》（或為《譯後記》）中討論《小癩子》的同時，也對流浪漢小說的輪廓有大致的描述，可以看作國內流浪漢小說文論的先驅之作。
《小癩子》是西班牙十六世紀中期出版的。當時文壇盛行英雄美人的傳奇，渲染無敵的勇士，無雙的佳人，崇高的品德，深摯的愛情，等等，而神奇怪誕的魔法師、巨人、怪獸、毒龍之類多方作祟，造成故事的悲歡離合。到六十年代末期，繼騎士小說而盛行的是田園小說，寫超塵絕俗的牧童牧女談情說愛。《小癩子》不寫傳奇式的英雄美人，不寫“田園”中的牧童牧女，而寫一個至卑極賤的窮苦孩子。他伺候一個又一個主人，親切領略到人世間種種艱苦，在不容他生存的社會上一處處流浪，掙紮著活命。這裏沒有高超的理想，隻有平凡的現實；而卑賤的癩子替代高貴的偉大人物，成為故事主角。
……
究竟什麽是“流浪漢小說”，解釋並不一致。一般說來，“流浪漢小說”都以“流浪漢”為主角。“流浪漢”指無業遊民。他們出身微賤，沒有家產，沒有行業，往往當傭仆謀生，卻又沒有固定的主人，因為經常更換。他們或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或是無業可就，到處流浪，苟安偷生。有的是玩世不恭，有的是無可奈何。他們對國家的法紀和社會秩序都格格不入。可是他們並不公然造反，隻在法網的邊緣上圖些便宜，如欺詐訛騙、小偷小摸之類。流浪漢從來不是英雄，他們是“非英雄”(anti－hero)或小人物——不過“非英雄”或小人物不專指流浪漢。
流浪漢小說可以借主角的遭遇，揭露社會上各個角落的齷齪，諷刺世人的卑鄙；也可以借主角的為非作歹，一麵寫良民愚蠢可欺來逗笑取樂，一麵寫歹徒不得好下場來警頑勸善。反正這種小說的內容都寫這個很不完美的現實世界——徐文長《歌代嘯》楔子開場所謂“世界原係缺陷，人情自古刁鑽”。而流浪漢都看破這個世界而安於這個世界。
……
這類小說不僅都用自述的體裁，結構上也有相同處——都由一個主角來貫穿全書的情節。流浪漢到處流浪，遭遇的事情往往不相關聯。他一生的經曆並沒有亞裏士多德《詩學》上所講究的“統一性”或“一致性”，而是雜湊的情節。主角像一條繩束，把散漫的情節像銅錢般穿成一串。這種情節雜湊的(episodic)結構是流浪漢小說所共有的。
楊絳先生的翻譯，具備忠於原文之精準，卻無“翻譯腔”的洋腔怪調，讀來清新雋永，又不乏冷幽默，稱得上“信達雅”。後來，有人問著名學者朱光潛先生：“全中國翻譯誰最好？”朱光潛先生說：“可以分三個方麵—散文翻譯、詩歌翻譯和理論翻譯。”那人又問：“那麽散文翻譯誰最好？”朱先生答：“楊絳最好。”
有讀者談到《小癩子》時說：“《小癩子》，我讀過，頂好玩兒的。”這無疑是對作者及譯者最大的褒獎。
除了文論，1949年到1966年這十七年間，楊絳先生沒有創作文學作品，盡管她正處在創作的黃金期，心中也有許多醞釀已久的題材等待落筆。錢鍾書先生亦是如此。二人封筆，在後人看來固然是憾事，但反觀那個時代，對文藝作品思想批判力度之大，不禁讓人慶幸二人實乃識時務之人。
二
錢鍾書隻在清華教了一年書。1950年8月，他接到喬冠華的通知，被借調到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翻譯《毛澤東選集》。這一安排，據說得益於費孝通的推薦。但錢鍾書的清華老同學胡喬木此時正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新聞署署長，同時也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成員，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錢鍾書對此一直很關注。
錢鍾書不是黨員，承擔這一項頗有政治意義的工作任務，自然與他專業能力過人密不可分。他經過牛津嚴格的語音訓練，文字風格稱得上是noble（雍容大雅），與毛主席的氣魄與風度相配；但從根本而言，還得益於組織的信任。
錢鍾書被推薦到毛選英譯委員會的消息剛一傳出，一位住在城裏、清華校慶時過校門而不入的老同學，專程雇了人力車趕過來祝賀。錢鍾書惶恐地對楊絳說：“不好，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毛選英譯委員會辦公處設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錢鍾書便搬到城裏住，周末回清華指導他帶的研究生，直到他們畢業。楊絳平日便獨守清華。
清華1924屆畢業生徐永煐是毛選英譯委員會的主任，業務能力很強。據傳言，周恩來總理曾說過，他認識的中國人裏，英文最好的有“兩個半”：“半個”是宋慶齡，因為中文差些；“兩個”裏有一個是徐永煐，另一個有說是陳翰生的，有說是冀朝鼎的。開始參加委員會的有金嶽霖、錢鍾書、鄭儒箴、王佐良等一批人，還有史沫萊特、愛潑斯坦、艾德勒等一批外國專家；但一年以後，委會員便隻剩下錢鍾書和幾個年輕助手了。
錢鍾書知識麵廣，語言條理清晰，水平很高。有次金嶽霖對成語“吃一塹，長一智”如何翻譯舉棋不定，便問錢鍾書。錢鍾書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A fall into pit, A qain your wit”，贏得讚賞一片。
但這項工作並不容易，因為毛選的英文翻譯與中文編輯在同步進行，原文在編訂過程中不斷修改，英譯文也不得不跟著變動，因此往往是譯了改，改完譯，有時覺得以往的譯文不好，又全部推翻重新譯。楊絳笑他們的翻譯就像《奧德賽》中王後織的布，織了拆，拆了又織。
錢鍾書對此毫無意見，完全服從，但他也有主見。一次翻譯到“孫悟空鑽進龐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裏”這樣的情節，他覺得不對。他自幼愛看《西遊記》，內容是極熟悉的，堅持“孫猴兒從來未鑽入牛魔王腹中”。胡喬木調來全國各地各個版本的《西遊記》來看，發現錢鍾書果然沒錯。毛主席還得把他的原文改一改。
總體而言，錢鍾書對在毛選英譯委員會過的日子很滿意。委員會會開得少，搞運動也沒聲勢，他覺得清淨，很喜歡。他效率高，別人一天做完的事，他半天甚至兩小時就做完，剩下的時間便自己看書，好不快活。他效率高，也緣於他工作有計劃，井井有條。他不僅自己這麽做，還經常提醒忙碌的領導要做什麽，並為領導做好一切準備。徐永煐笑稱錢鍾書是自己的“office wife”。由於兩人合作愉快，私下便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徐永煐去世，兩家還是一直來往，關係很好。
錢鍾書珍惜時間，他周圍的人都有體會。學生黃雨石（黃愛）回憶：“錢先生不看電影不看戲，似乎除了讀書，沒有其他愛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兒。中南海的宴會請帖，他從來未去參加。他總把時間騰出來用在讀書上，從不肯輕易浪費一點點。錢先生常說，像他這樣的人，可以稱為Miser of time（時間的小氣鬼）。”
在翻譯毛選的三年時間中，錢鍾書晚飯後經常會和同在委員會幫忙的學生們一道逛舊書店。他對學生們說：“你在這兒如果找到一本書我沒讀過，我就不算你的老師。”學生們好奇，便專挑冷僻的書問他看過沒有。結果他每每都能講出此書何朝代何人所作，書中講什麽內容，從未錯過。黃雨石說：“說來慚愧，我真不配做錢鍾書的學生，錢先生卻百分之百地有資格當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