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與鬥爭
一
楊絳長時間不到係裏開會，本就心虛；當錢鍾書調到城裏後，楊絳更覺隔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有人問：“楊季康怎麽不來開會？”楊絳便說：“因是‘兼任’，怕沒有資格。”由此每會必到。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於1951年秋到1952年秋在全國開展，在高等院校和文藝界一體進行，以肅清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為收尾。雖並非完全與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同步開展，許多高校還是將思想改造運動泛稱為“三反”。
思想改造運動一般有三個階段：思想動員階段、醞釀討論階段、聲討控訴階段。在思想動員階段，一切要統一認識，步調一致。這段時間氣氛相對自由，大家一起開會，讀讀發下來的學習材料，說說笑笑，抱怨兩句也無傷大雅。醞釀討論階段則要緊張得多，簡而言之，這一階段要背著被控訴的老師，集體搜集可控訴的材料證據，這便是“背靠背”；參與其中的人，壓力陡增。聲討控訴階段則是對上個階段積累的“勞動成果”集中控訴的時間，也就是“麵對麵”。當一個人最後的思想總結或者檢查被審閱和認可後，他可能感受到自己還不是一個“純潔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但至少他感覺自己是個無害於人民的人，便為此感到驕傲振奮。那些被認為有害於人民的人，自然由不得自己，要被控訴一番。
思想改造最初的稱謂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於是改稱“洗澡”。“澡盆”按照“洗澡人”的職位分大盆、中盆、小盆。職位越高，“盆”越大，參加的人也越多。清華講師以上都要“洗澡”，一般教職員隻是幫助“洗澡 ”，自己並不洗。錢鍾書還在城裏工作，學生們也要他回校“洗澡”。楊絳不敢怠慢，忙去城裏給錢鍾書請了兩周的假。徐永煐痛快準假，還用自己的車，專程把二人送回清華。
二人仔仔細細把大中小盆“洗澡”觀摩了個便。錢鍾書學習能力很強，很快了解了“洗澡”套路。他“洗了個中盆澡”，一次通過，就回城裏工作去了。夫妻二人從未加入過任何黨派，也不參加政治活動，楊絳把二人需要交代的問題一一說清，“忠誠老實運動”也得以通過。終於，在一個周日，兩人隨著學校老師排隊來到一位黨代表麵前。黨代表伸出手與錢鍾書握了握，說：“組織信任你。”
那時，外文係的“危險課”有三門：詩歌、戲劇和小說。楊絳所教授的小說課便是危險課之一。後來這三門課改為選修，由學生選與不選決定存亡。上著“危險課”的教師們，思想必然是高度緊張的：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論便會被學生或其他什麽人揪出來，狠狠聲討控訴。楊絳滿心期待沒有學生選小說課，她便可以不開，但總有許多學生選。楊絳隻好硬著頭皮開課，授課卻仍然不馬虎，在指導學生鑒賞國外小說時，重點分析技巧和藝術手法。
後來她得了法子，精讀一本小說，同時分析藝術技巧。《大衛·考伯菲》（又譯《大衛·科波菲爾》）受過馬克思肯定，楊絳便在學習英國小說時作為精讀小說教授。一次，她讀到主人公的房東太太對大衛說“你覺也不睡，飯也不吃，我知道你的問題”，學生便問：“什麽問題？”楊絳便解答：“房東太太點出他在戀愛。”
醞釀討論階段，楊絳也在為改造思想做檢討。經過朋友提點，她找到了她的“底”：一是有“過關思想”，二是曾講過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莊園》。大家認為她的問題很簡單：不做專職教授，便不屬於“向上爬”的典型；係裏給的課都肯教，報酬卻拿得少，還教得認真，便也不屬於“混飯吃”的典型；最後考慮到她滿足於做賢妻良母，便給她安了個沒有新中國人民的“主人翁感”的罪狀，草草了事。楊絳的檢討，一次順利通過，還被全校學習領導小組列為“做得好的”。
堂姐保康聽說她的檢討順利通過，特意過來與她握手祝賀，還邀她一道參加晚飯後的控訴大會。楊絳欣然前往。會議中，突然一個女學生跳上台去開始控訴，形勢變得急轉直下。隻見那個女學生咬牙切齒、捶胸頓足地嚷道：
“楊季康先生上課不講工人，專談戀愛。
“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戀愛應當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見了情人，應當臉發白，腿發軟。
“楊季康先生甚至教導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也應當談戀愛！”
原本昏昏沉沉的禮堂瞬間被驚醒。保康也不瞌睡了，睜大了眼睛盯著那個女生。楊絳並不認識控訴著自己的女學生，也全然不曉得要怎樣做。那時禮堂裏有近三千人，座位上的目光齊刷刷掃射著周圍，企圖把那個愛談戀愛的先生射成篩子。主持會議的費孝通萬萬沒料到會出現這種狀況。他清楚楊絳的為人，知道她斷不可能講這些沒水平的話，便給那個女生遞紙條，讓她控製時間。那女生卻講得興奮，索性把原本準備一同控訴的幾位教師略去，隻聲討楊絳。她情緒之憤恨，內容之勁爆，搞得人人目瞪口呆。楊絳隻好效仿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被鬧房時戴著藍眼鏡的新娘，裝作不聞不見。保康也早已不知道溜到什麽地方去了。
那個女學生簡直為控訴大會立了大功。散會後，楊絳一個人默默地走出禮堂，好似剛從地獄飄出來的魔鬼：身上散發著硫磺味，還帶著一圈空白。群眾在空白外議論紛紛，憤恨不已，也有女同誌輕聲感歎：“咳！還不如我們無才無能呢！”
外文係主任吳達元走近楊絳，悄悄問道：“你真的說了那種話嗎？”楊絳答：“你想吧，我會嗎？”吳達元立刻表態：“我想你不會。”
楊絳很感激吳主任，但怕連累他，隻好離他遠些。
楊絳一頭霧水地回到家中，見錢鍾書與女兒都不在，阿姨也早已入睡。她的委屈與疑惑無處發泄，隻好靜靜坐著，思緒萬千：“假如我是一個嬌嫩的女人，我還有什麽臉見人呢？我隻好關門上吊啊！季布壯士，受辱而不羞，因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並沒有這等大誌。我隻是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凹處來承受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絲毫慚愧。”於是，她看了一會兒書，倒頭便睡。
第二天一大早，楊絳特意穿上最鮮亮的衣服，歡歡喜喜地挎著菜籃子去菜市場買菜。她就是要看其他人的反應。有些人看了她並不理，也有人照常向她打招呼。一個相處多年的朋友，遠遠看見她便繞著道走。楊絳能理解，並不怨恨。反倒是一個平時並不怎麽熟絡的女教師，與她並肩走了好一段路，還笑著與她談天，楊絳很感激。在她看來，這些反應都饒有趣味，可以作為喜劇的素材。
經了這場風波，楊絳最先想到的便是從此可以不教課了。可下學期一到，又多了十多個學生選小說課，她隻好繼續開課。
這次批判是楊絳在那些年的風波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她大受打擊，卻也練成了刀槍不入的本事。在後來的《控訴大會》中，楊絳寫道：
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做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裏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惜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我隻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麽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煉，當時，我火氣褪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後我受批評甚至受鬥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
二
但並非每個人都像楊絳這樣堅強。那段動**的歲月，見證了多少知識分子意誌的崩潰。
高崇熙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教授，兼任化工廠廠長。他業務很好，但不太喜歡與人打交道，總落落難合。錢鍾書與楊絳跟他接觸後，發現他質樸有原則，與他們倒是投緣。高太太善於交際，還曾專程送鮮花給楊絳，說“鮮花送美人”。兩家常常來往。
一日，楊絳一時興起，想答謝高太太送花之情，便在飯後與錢鍾書一道散步，去化工廠高崇熙先生家拜訪。高太太進城去了，家裏隻有高崇熙一人。他獨自坐在既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裏，對二人的到訪有些意外。他找來杯子為兩人倒了水，勉強地笑著，回二人的話也隻有一聲兩聲。錢鍾書問起他們廠裏思想改造運動，他答：“沒什麽事，快完了。”
楊絳憑著女性的敏感，覺得高先生“心情不好”，自忖來得不是時候，便說他們隻是路過，順便看看，還要去別處，說完便起身告辭了。
高崇熙並未挽留，隻是送他們出門，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夫妻二人請他留步，他還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廠大門。他就站在工廠門口，目送他們離開。
回家路上，楊絳與錢鍾書覺得困惑，便一起討論。楊絳說：“他好像不歡迎我們。”
“不歡迎。”錢鍾書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該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們打擾他了。”
“不，他沒事，他就那麽坐著。”
“不是在看書？”
“我看他就那麽坐著，也不看書，也不做什麽事。”
“哦，也許因為運動，他心緒不好。”
“我問起他們廠裏的運動，他說沒什麽事，快完了。”
“我覺得他巴不得我們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隻過了一天，消息傳來：化工廠的高崇熙，昨天自殺了。
後來聽說，星期一上午，工間休息的時候，高太太和廠裏的一些女工在會客廳煮元宵吃，回隔壁臥室看高崇熙倒在**，臉已經變黑：他服了氰酸。
楊絳對高崇熙的自殺十分自責：“隻恨我們糊塗，沒有及時了解。”她與錢鍾書都非常欣賞高崇熙，那是一個真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清華大學籌建化學館，高崇熙為之傾注全部心血，經常廢寢忘食。上至設計、施工，下到安裝電氣、上下水、煤氣罐，他事必躬親。按照清華舊例，教授每連續服務五年，即可休息一年，赴外國進修。高崇熙連續工作了二十五年，一次也沒有享受過進修待遇。化學實驗室初建之時，經費困難，從美國進口一隻做實驗用的蒸餾瓶需要六元五角美金，高崇熙為了節省這筆開支，趁暑假學生休息，獨自一人在化學館吹玻璃泡，製作蒸餾瓶，成本隻需要兩毛錢。
後來高先生利用化學知識，自製工業原料，並以此開辦了清華化工廠。他不計較個人利益，化工廠的收益除了納稅外，全都用於增加係裏的設備。有時為了按時交貨，他常常連續加班，無怨無悔。他的作風影響了周圍的助教、學生。他們與高先生一道，兢兢業業建設化學係，直到化學係日益完備。
這樣一個人，就這麽自殺了。
還有一位令楊絳經年不忘的，是果園—虞園的園主虞先生。虞先生五十多歲，早年留美，專攻園林，回國後隻一門心思打理自己的果園。他人很和善，心腸也好。每當有小孩子去買果子，虞先生總會把稍有傷殘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給孩子。他經常爬到樹上修剪果樹，一點也沒有老板的架子。果園裏的工人都叫他“吾先生”，意思是“我們的先生”，語氣裏是帶著愛戴的。
楊絳總帶錢瑗去他那裏買果子吃，漸漸也就熟了。他會給楊絳一個籃子，讓她們自己從樹上挑好的果子摘，還會帶她們去地窖看他儲藏的大筐大筐的蘋果。
有次她去果園，開門的工人對她說：“這園子歸公了。”
“虞先生呢？”楊絳問。
“跟我們一樣了。”
楊絳打聽過才知道，虞先生同其他工人一樣，成了果園的雇員，拿同樣多的工資，但他並不能真正成為工人中的一員。
有次楊絳看到虞先生曬太陽也要離果子攤兒遠遠的，因為怕被懷疑偷果子。他吃園子裏的果子需要到市場上買，因為在園子裏買有人會說他多拿。楊絳勸他凡事看開，這不還是為自己的果園服務嘛，果園都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始終沒想通。
他不懂，自己整日從事體力勞動，為何還被人說是剝削別人。他終日生悶氣，鬱鬱寡歡，大病一場，最終死於非命—自己觸電去世。
楊絳非常痛心。她看過了世事變幻，看過了滄海桑田，看過了大廈起也看過了大廈傾，卻始終不忍看人別離。在一次次生離死別、失去與忘卻中，她的心愈發堅韌。關於這次運動，吳學昭女士在給楊絳先生作的傳中講道：“她（楊絳）始終認為，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練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須是自覺自願。”
三
1952年下半年開始，根據政務院《關於改革學製的決定》，全國高校進行了調整。這次調整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中調，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形成高等工科學校專業化比較齊全的體係。這次調整重理輕文傾向嚴重，大有完全照搬蘇聯模式的趨勢。清華大學變成了一所純工科性質的高校，一大批教師的工作崗位隨著高校調整而變動。
那年秋天，清華校園裏有了從未有過的慌亂，許多老師急急忙忙收拾行李、找車，到處都是搬家的景象。“同事都灰溜溜，隻覺清華解散了，我們都被逐出清華了。” 錢鍾書與楊絳都被分到了文學研究所，也算是“被驅逐”的一員。
那時文學研究所正在籌備中，成立後將由城內沙灘遷入燕京大學的新北大。楊絳接到通知，他們家需要搬到新北大新建的中關園宿舍去。錢鍾書正在城裏工作，錢瑗住校也不在家，楊絳就與阿姨一起請了一輛板車，把不多的行李裝了，一趟搬完。
文學所1952年2月成立，初期的工作方針是按照國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體條件，有步驟、有重點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中外的文學與文藝理論，以及整理文學遺產，促進我國文藝科學水平的提高和文學創作的繁榮。鄭振鐸、何其芳分別任正、副所長。剛成立時，所裏的研究員隻有錢鍾書、楊絳、餘冠英、羅念生等寥寥幾人。初期文學所人員編製屬北大，業務工作受中宣部領導。1956年1月，文學所劃歸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1964年6月，文學所幾個外文組與全國作家協會所屬的《世界文學》編輯部合並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1977年5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撤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便屬中國社會科學院。
錢鍾書與楊絳開始都被分配在外文組，但1954年錢鍾書從毛選英譯委員會回到研究所後，被鄭振鐸借調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組，從此“一‘借’不再動”。楊絳則始終在原單位未動。1964年外文組升級為研究所後，他們便成了兩個不同研究所的研究員。
文學所的圖書館歸錢鍾書打理。他博聞強識，所長何其芳很相信他買書的眼光，購買中外文書籍全按照他開的書單。有些善本、孤本價格很高，隻要錢鍾書覺得該買，何其芳也全憑他做主。錢鍾書曾上書周總理，申述文學所因缺少原書，選編各國文學名著的任務難以完成。而文學所“渴望已久的書籍，現存單位卻束之高閣，並沒有在學術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這批藏書撥給其他藏書豐富的單位，則是‘錦上添花’的重複存儲，而應‘雪中送炭’撥給文學所……”這封信起了作用。文學所接收到一大批中外書刊，圖書館有了豐富的血液。
文學所的圖書館在錢鍾書的經營下，書全且重複少。曾有外賓參觀圖書館後很驚喜，稱讚道：“你們的圖書室不大，藏書卻如此豐富周全；無論新的，舊的，應該有的都有了。”後來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想要把文學所的外文書籍分走。李健吾和幾個年輕人便來與錢鍾書搶書，何其芳和錢鍾書都不答應，說：“你們自有買書費，很富足。”馮至對此不解，私下對楊絳說：“你對錢先生說，他若要看，可來我所借閱。”楊絳向馮至解釋道，這些書錢鍾書早已看過，隻是要保全文學所圖書館的完整罷了。
楊絳在外文所工作得並不順意。她那時隻不過四十歲左右，卻與錢鍾書等人一道被稱作外文所的“老先生”。“老”是不“老”，隻是1949年前的學者總與新同誌有些隔膜，楊絳自覺有被無視之感。外文組又分若幹小組，沒有一個小組肯接納她；1953年召開第二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全是大會代表，隻有錢鍾書與楊絳不是；外文組集體編寫《西洋文學史》，不參與者，僅楊絳一人：總之，什麽都沒她的份。錢鍾書從二級升為一級研究員之後，曾氣呼呼地點著楊絳的手背說：“從此你就永遠是三級了！”他的判斷果然沒錯，楊絳始終都是三級研究員，再未升遷。
楊絳曾說：“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後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我開始有點困惑，後來覺得很自在。所以改革開放以後，還自覺自願地把自己收斂為一個零。”她很豁達，懂得人生的終極意義，也明白自己的位置所在，所以哪怕暫時受到排擠與無視，依然能持平和的心態，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事。錢鍾書體貼妻子，所裏隻給錢鍾書發一張《天鵝湖》的票，錢鍾書看妻子沒有，便不去；每年勞動節觀禮，錢鍾書有排在前麵的“大紅條”，見妻子沒有，便也不去。夫婦二人行路至此，愈加默契。
中關園的寓所，被他們稱為“容安室”，取陶淵明“審容膝之易安”之意，意思是鬥室足以安身。錢鍾書在《容安室休沐雜詠》中寫道：
曲屏掩映亂書堆，家具無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隨處可，不須三徑羨歸來。
楊絳與錢鍾書都愛蘇東坡，羨慕他的“萬人如海一身隱”，也讚同莊子所謂的“陸沉”，並讚同英美人把社會比作“蛇阱”。後來她在散文《隱身衣》中講道：
阱裏壓壓擠擠的蛇，一條條都拚命鑽出腦袋，探出身子，把別的蛇排擠開，壓下去；一個個冒出又沒入的蛇頭，一條條拱起又壓下的蛇身，扭結成團，難分難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斷地掙紮鬥爭。鑽不出頭，一輩子埋沒在下；鑽出頭，就好比大海裏坐在浪尖兒上的跳珠飛沫，迎日月之光而鬥輝，可說是大丈夫得誌了。
楊絳懂得這套生存法則，也看得通透。如此生活，反倒可以看透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古往今來，自有人避開“蛇阱”而“身藏”或“陸沉”，消失於眾人之中，如水珠包孕於海水之內，如細小的野花隱藏在草叢裏，不求“勿忘我”，不求“賽牡丹”，安閑舒適，得其所哉。一個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傾軋排擠，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誌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然而她並不希望這種超脫變成阿Q式的精神安慰，相反，她希望物能盡其用，人能盡其才，守好初心，做好自己便可以了。
我們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麽料，充什麽用。”假如是一個蘿卜，就力求做個水多肉脆的好蘿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實實的包心好白菜。
這種篤定與從容，讓楊絳在雜亂的世界中始終守著一方自己的田地。她在這塊田地裏辛勤耕耘，播種的與收獲的，都是自己喜愛的果子。無論在何種社會環境中，哪怕周圍的朋友不能再堅持，她始終挺得過來。
遷到安容室後，錢、楊二人在住所門前種了五棵柳樹，一如五柳先生，以此明誌。
1955年，楊絳前所未有地得了一張末等綠色觀禮條，可以在勞動節去天安門廣場觀禮。她很興奮，5月1日一大早便興衝衝地乘車前往。楊絳看到車上有個戴綠條兒的女同誌，喜出望外，忙與她坐到一起。一路上，她跟著“綠條兒夥伴”穿過街，在觀禮台上找到了自己應該去的位置。
楊絳在觀禮台上等了好久，但除了四周的群眾和他們手裏的各色紙條，她什麽也沒看見。忽然遠處傳來消息：“來了，來了！”
群眾歡呼起來。他們手裏舉的紙花，匯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領袖在天安門上出現了。接下來就是遊行隊伍的腳步聲，他們都齊聲喊著口號。忽然天上放出一大群白鴿，又迸出千百個五顏六色的氫氣球。紅旗一簇一簇從眼前過去，和著花海，很是壯觀。
回到家裏，家人問楊絳看見了什麽。她忽然很茫然，什麽也答不出。她心想，雖然啥也看不見，雖然沒有“含著淚花”，淚花兒大約也能呼之即來，因為“偉大感”和“渺小感”同時在心上起落，確也“久久不能平息”。“組織起來”的群眾如何感覺，她多少領會到一點情味。
1956年，楊絳一家隨文學研究所一道搬出燕園，到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在的中關村住。後經一再搬遷，1959年他們一家搬到東四頭條一號的宿舍裏。這是個大雜院，家家戶戶挨得親近，走動也多。楊絳素來與旁人親近，大雜院的生活、吵吵鬧鬧的孩子與左鄰右舍的瑣事，讓她沉浸在煙火中，得了許多人情味。
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叢書：一套文藝理論，一套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一套外國古典文學名著。文學所負責選題、供稿，人文社編輯出版。所內研究員都是編輯委員，隻有楊絳一人不是。編委每次開會，都要到北京的著名館子同和居吃一頓酒席。錢鍾書每次吃完回家，都要盛讚吃到的香酥雞和烏魚蛋湯等名菜。楊絳隻有幹嘴饞的份。
但楊絳卻沒少做編委的事。有時作者、譯者與責任編輯三者意見不一，僵持不下，便會喊楊絳來仲裁。楊絳心裏清楚，這種事稍有偏頗便會引起當事人不滿，很得罪人。但好在人們普遍對她有種誤解，無論她做什麽，都覺得是錢鍾書暗中幫助了的。這讓楊絳有些委屈，卻也多了一層保護傘。錢鍾書在學術上向來有權威，楊絳的意見也多了威嚴，兩次仲裁，各方都很滿意。第三次別人又來找楊絳，楊絳不幹了。同事替她抱不平，說她不是編委卻一直幹編委的活。何其芳聽了心裏不是滋味，便讓楊絳做了編委。誰料她剛去同居和吃了一頓，“文革”便開始了，楊絳因此遭了批判。她自忖：“活該！我自己討的！”但即便不做這個編委，楊絳身為“老先生”，成為“牛鬼蛇神”總是免不了的。
雕琢與淬煉
一
文學所裏其他小組都不肯主動接納楊絳，楊絳隻期望進到現代組，因為現代組能讀到新出的書。後來她雖“混跡”在現代組裏，但依然無研究課題。
她便開始翻譯法國作家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楊絳工作起來很有計劃，每周按五天計，每月按二十天計，每年二百天計，都有任務，定得很緊，但開會和運動往往占去很多時間。楊絳翻譯《吉爾·布拉斯》的後期，時間很是局促，忙得麵無人色。錢鍾書與錢瑗都很心疼她，幫她找書節省時間。臨近出版，楊絳請錢鍾書幫忙校對。錢鍾書看得仔細，遇到不滿意的翻譯，便在稿紙上使勁打叉號。楊絳又急又氣：把稿紙劃破了，她還要重抄呢。錢鍾書卻隻說“我不懂”。直到楊絳答應把“我不懂”的段落重新翻譯一遍，錢鍾書才點頭答應。他還替楊絳做了幾條有關文藝理論的注，楊絳對他的注很是滿意。
1954年，《吉爾·布拉斯》翻譯完畢，《譯文》月刊分期刊出。楊絳譯得很好，還得了《世界文學》主編陳冰夷的點名表揚。楊絳文風向來平和細膩，《吉爾·布拉斯》與她以前的文風略有不同，各家對此討論頗多。1954年4月26日，傅雷與宋淇書寫道：“楊絳譯的《吉爾·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載《譯文》），你能與原作對了幾頁，覺得語氣輕重與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處。足見水平以上的好譯文，在對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麵始終存在見仁見智的問題。譯者的個性、風格，作用太大了。聞楊譯經鍾書參加意見極多，惟鍾書‘語語求其破俗’，亦未免矯枉過正。”錢鍾書對楊絳的翻譯影響可見一斑，卻也暴露了許多人“自動地”將楊絳置於錢鍾書陰影下的心理。
那時年輕人初進文學所，隻要條件允許，都要由一位資深專家指導。一個名為董衡巽學生歸了楊絳指導。楊絳開始沒有答應，自謙說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導不了年輕同誌。後來楊絳與董衡巽接觸了幾次，發現他對文學有些造詣，便也同意了。由此，董衡巽成了楊絳的門外弟子。
楊絳很有責任心，凡事不答應便不答應，但無論是否樂意，隻要答應下來了，就一定會盡全力做到最好。她對董衡巽的指導非常認真，開書目、指導閱讀、解答問題、批改翻譯習作，都非常用心。但好景不長，他們的師生互動剛漸入佳境，便因楊絳參加下放勞動而不得不中止。董衡巽對老師很敬仰，曾談到老師的譯作《吉爾·布拉斯》：
為了提高翻譯水平，我讀了楊先生翻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讀的時候很感到一種語言文體美。譯文像行雲，像流水，從容舒緩，有時夾雜一些上海話，雖是方言，卻與自然流暢的譯文渾然一體。流浪漢體小說有時候枝蔓橫生，但得力於譯文的可讀，我能一口氣讀完。不過，讀完之後，我產生過一點疑慮：原文也是這樣優美、這樣暢達嗎？其中有沒有譯者的“加工”？當時不無疑慮。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說。
最近讀到法國文學專家鄭永慧同誌的文章。她說：“我在大學時看過《吉爾·布拉斯》原文，對勒薩日的文章有一定印象。50年代讀楊絳的譯本時，就驚異於行文之流暢，用詞之豐富，認為完全符合茅盾同誌的要求：‘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出來。’應認為是文學翻譯中卓越的範例。”
楊絳翻譯《吉爾·布拉斯》時是在英文組，職務是“研究”。不去研究英國文學而翻譯法國小說，她覺得自己有點“不務正業”，急急結束翻譯後便開始研究英國作家菲爾丁的小說，將成果寫成論文。不料在1956年的“拔白旗”運動中，楊絳的論文和錢鍾書的《宋詩選注》都成了“白旗”。錢鍾書還在城裏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拔”他《宋詩選注》的批判，都由楊絳代為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人對這本書的推崇，錢鍾書的“白旗”便不“拔”了。可憐楊絳的論文仍然是“白旗”，“拔”下來還要“撕得粉碎”。她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一心遁入翻譯。錢鍾書笑她是“借屍還魂”，而她不過是想要“盾身”而已。
二
1956年全國掀起了“大鳴大放”的熱潮，方式是召開座談會，並把各種“鳴放言論”登報。各政黨機關、群眾團體以及教育、科技、文藝、新聞、出版、衛生等各界也陸續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號召向黨提意見。
人聲鼎沸，錢鍾書與楊絳卻一語不發。不少人勸他們“鳴放”，他們也始終不為所動。
1958年“大躍進”時期，文學所決定分批派員下鄉去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地點在北京郊區。楊絳第一批下鄉。此時女兒已經下廠煉鋼，錢鍾書獨自在京，一個月過後也下了鄉。楊絳沒能為錢鍾書整理行裝，放心不下。那時規定，四十五歲以上的女同誌可以免於下鄉，但楊絳怕與同誌們脫節，自願下鄉。但她覺得自己下鄉的動機不純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裏是怎樣生活的。第二還是好奇。聽說，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她與其他人一道，扛著鋪蓋卷，拎著提包，拿著網袋，風風火火地就坐著長途汽車到了京郊。長途車靠站，把他們一行人和行李丟在路邊便開走了。可憐楊絳一個人，肩背手提一堆行李。體力好的男同誌走得快，早不知去向；體弱的同誌落在後麵，也不見蹤影，楊絳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惶恐。她不能停在半路上，隻好拚命往前趕，咬著牙走到筋疲力盡時才看到一處房屋，上麵寫著“人民公社”四個字，算是到了。
來的這批人被分成兩隊，一隊前往富庶的稻米之鄉，由副隊長帶領；一隊被分在貧瘠的山村，由正隊長帶領。楊絳被分在太和莊，是個山村。分到那裏的連同隊長共五男二女。隊長名蔡儀，是個謙和謹慎的老同誌。當晚，他們一行人在公社打了地鋪，胡亂對付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奔赴各自的村莊。
一位老先生剛進村子，就指著一個農村姑娘說：“瞧！她像不像蒙娜·麗莎！”大家都說像，都叫那個姑娘“蒙娜·麗莎”。又有一位老先生，看打麥場上有個高高瘦瘦、留著一撮胡子的老人，覺得他像堂吉訶德，大家便又一起喊他“堂吉訶德”。
楊絳自覺是過過苦日子的，對困難並不放在心上，但到太和莊後，她才發覺這個村子的落後超出了她的想象。在《第一次下鄉》中，她描繪了記憶中太和莊的樣子：
我們那村子很窮，沒一個富農。村裏有一條大街或通道，連著一片空場。公社辦事處在大街中段，西盡頭是天主教堂，當時作糧庫用，東盡頭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沒有井欄，井口四周凍著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兒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兒所在街以南。沿村東邊有一道沒有水的溝，旁邊多半是小土房。磚瓦蓋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據說得乘了小驢兒才上得去。出村一二裏是“長溝”，那兒有些食用品商店，還有一家飯館。
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每戶人家雖各有糧櫃，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醃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裏，缸裏醃的隻是些紅的白的蘿卜。牆腳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真正生活在這裏之後，楊絳才發現還有許多關口等著她去過，她將這些關口稱之為“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是“勞動關”。公社“煞費苦心”，為他們安排了又不累、又不髒、又容易的活兒—砸玉米棒子。他們各備一條木棍，在打麥場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邊，舉棒拍打，把玉米粒兒打得全脫落下來，然後掃成一堆，用席子蓋上。有時候他們會被安排用手推車運送地裏的秫秸雜草。推車時要把穩兩手，分開兩腳，腳跟使勁走，把襪跟都踩破。楊絳很能幹，能把秫秸雜草堆得高過自己的腦袋，然後推車上坡，拐個彎，再推下坡，車不翻。
楊絳看得出來，他們下鄉幹的全是輕活兒。“勞動關”對他們而言是“虛掩著的”，一走就“過”，不必衝殺。
第二關是“居住關”。農民讓出一個大炕，給五位老先生睡。後來天氣轉冷，村裏騰出一間空房。他們把房間打掃了，糊上白綿紙，買了煤，生上火，就算有了個窩。楊絳和另一個女同誌隻好“打遊擊”。公社裏怕凍著了她們，就讓她們睡在一戶工人大嫂家。工人家有錢買煤，可以燒暖炕。但她倆沒住幾天，工人就回來“度假了”，黨支部書記隻好連夜幫她們搬了家。
她們搬到了公社的縫紉室。縫紉室裏有一張竹榻，還有一塊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寬三尺，長六七尺，高高架在牆頂高窗底下，離地約有二米。她們睡覺時得登上竹榻，再登上個木樁子，攀緣而上；躺下了當然不能翻身，得挨著牆一動不動，否則會滾下來。楊絳照顧女伴，讓她睡下鋪，自己睡在上鋪，經常半睡半醒地過夜。窗隙涼風拂麵，倒很清新，比悶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裏舒服得多。
不久，村裏開辦了托兒所。托兒所的教室裏擺著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頭有個大暖炕。她們與另單位的兩個女同誌同睡這個大炕。楊絳每早要擂著拳頭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個個娃娃已站滿炕前，目不轉睛地瞪著她們看，她感到自己成了動物園裏的猴子。好在暖炕住得舒服，她們很滿意。
第三關是“飲食關”。楊絳他們不屬於生產隊，吃飯得交錢。如果加入幹部食堂，每日兩餐，米飯、炒菜，還加一湯，豐盛是豐盛，隻是貴；農民食堂飯錢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窩頭、白薯。他們願意接近老鄉，也不慣吃兩頓幹飯，就加入了農民食堂，早晚吃玉米渣兒煮白薯塊。楊絳很喜歡粥，又稀又膩。後來她回憶起那時的吃食，似乎唇齒間還留著窩頭甘甜的味道：
廚房裏把又軟又爛的白薯剝了皮，揉在玉米麵裏，做成的窩頭特軟。可是據說老鄉們嫌“不經飽”。默存在昌黎鄉間吃的是發黴的白薯幹磨成的粉，摻和了玉米麵做的窩頭，味道帶苦。相形之下，我們的飯食該說是很好了。廚師們因我喜愛他們做的飯食，常在開飯前揀出最軟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讓我像貪嘴孩子似的站著盡量吃，我的女伴兒也同吃。可是幾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裏產生了大量氣體，又是噎氣，又是泄氣。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氣足有一丈半長，還搖曳多姿，轉出幾個調子來。我和女伴兒走在背後，忍著不敢笑。後來我揀出帶下鄉的一瓶食母生，給他們“消氣”。
我那時還不貪油膩。一次夢裏，我推開一碟子兩個荷包蛋，說“不要吃”。醒來告訴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飯時告訴了同桌的老先生，他們也同聲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來放在桌上呢！我們吃了整一個月素食，另一單位的年輕同誌淘溝，捉得一大麵盆的小活魚。廚房裏居然燒成可口的幹炙小魚，也給我們開了葷。沒料到貓魚也成了時鮮美味。我們吃了一個月粗糲之食，想到大米白麵，不勝向往。分在稻米之鄉的那一隊得知我們的饞勁，忙買些白米，煩房東做了米飯請我們去吃。我像豬八戒似的一丟一碗飯，連吃兩碗，下飯隻是一條罐頭裝的鳳尾魚（我們在長溝共買得二罐）和半塊醬豆腐。我生平沒吃過那麽又香又軟的白米飯。
以後，我們一夥都害了饞癆—除了隊長，因為他不形於色，我不敢冤他。他很體察下情，每一二星期總帶我們到長溝的飯館去吃一頓豆漿油條當早飯。我有時直想吃個雙份才飽，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滿滿的了。我們曾買得一隻大砂鍋，放在老先生住的屋裏當炊具，煮點心用。秋天收的幹鮮果子都已上市，我們在長溝買些幹棗和山楂，加上兩小包配給賣的白糖，煮成酸甜兒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隊長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買了核桃放在火上燒，燒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麽都很好吃。每晚燈下，我們空談好吃的東西，叫作“精神會餐”，又解饞，又解悶，“吃”得津津有味。“飲食關”該算是過了吧？
楊絳向來胃口小，也不貪戀吃食。飲食差了，她總是能克服。但“方便關”對她來講，便著實為難了。
有一次，食堂供綠豆粉做的麵條，楊絳吃了半碗，消化不好，半夜拉肚子。她想去“五穀輪回所”，但“輪回所”在小學後門，還要走半條路才到。楊絳怕黑，大半夜走這麽遠的路對她來說著實為難。女伴睡得正香，楊絳不忍將女伴叫醒，便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帶個手電悄悄出去。她摸索到通往大廳的腰門，推一推紋絲不動，打開手電一看，上麵鎖著一把大鎖呢。她實在無法，又順著走廊往遠處跑，經過一個院子，轉進去有個大圓洞門，進去又是個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隻見落葉滿地，闃無人跡。她想起家裏那隻貓，學了貓習性，摸索得一片碎瓦，權當爪子，刨了個坑，然後掩上土，鋪平落葉，權當過關。
第五關是“衛生關”。清潔離不開水。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還得往回挑。他們搬離借居的老鄉家時，都要把老鄉家水缸打滿，院子掃淨。楊絳她們每人備了一隻暖水瓶，每天早上從廚房打一壺熱水，連喝帶用。除了早晚，她們不常洗手，更不洗臉。她們手背比手心幹淨些，飯後就用舌頭舔淨嘴角，用手背來回一抹，就算洗臉。下鄉的日子，她們整整兩個月沒洗澡。老先生們照顧楊絳她們兩個女同誌，每兩星期專為她們燒些熱水，供她們洗頭發，洗換襯衣。至於罩衣上的斑斑點點，她們都在開會時“幹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楊絳是江南女子，一向在城市裏生活，能吃得下這些苦，不得不讓人佩服。
與惡劣的衛生條件相伴的，往往是疾病。食堂裏有個害肺癆的，嗓子都啞了。楊絳在街上也曾見過一個爛掉鼻子的。楊絳他們吃飯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惡，隻好買一大瓣蒜，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誰也不嫌誰臭，壓根兒聞不到蒜臭了。
“過五關”對楊絳來說不算輕鬆，但她與村子裏的人們關係卻很好，常有人稱她“俺大姑”。楊絳得意地說：“我在上層是個零，和下層關係親密。”
那時楊絳與錢鍾書的婚姻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卻還像新婚的夫妻一樣成雙入對，親親熱熱、恩恩愛愛地過日子，令人好生羨慕。幸福的婚姻讓女人變美，她眉眼間全是溫柔。即便在單位受了委屈，有丈夫疼惜，自己心胸也開闊，她並不因此而憔悴。此時的楊絳身材勻稱，皮膚白皙，步履輕盈，大方，見人總是和顏悅色，說話慢條斯理，舉止溫文爾雅。1959年，錢鍾書為楊絳寫詩一首：“弄翰撚脂詠玉台，表編粉指更勤開。偏生怪我耽書癖，忘卻身為女秀才。”錢鍾書在城裏工作的時候，楊絳形單影隻。楊絳下鄉之後，錢鍾書也牽腸掛肚，食不知味。
他放不下妻子，便恢複了熱戀時的習慣，每天給妻子寫一封信。楊絳說：“這時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淒戚於踽涼長往也’。”
楊絳很寶貝這些信，每一封都讀了又讀，舍不得丟。一開始她把信藏在口袋裏，後來信多了，口袋塞不下，就藏在提包裏。提包不在身上，她的心也跟著提包走了。這些信如果被別人看到，將會引起什麽樣的麻煩啊。她狠狠心，把信一股腦燒了，一邊燒一邊可惜，心疼了很久很久。
楊絳下鄉原定三個月，但後來縮短到兩個月，其中有臨近年關，照顧老鄉生活、不給群眾添麻煩的意思。回城前他們互相提意見，總結經驗，楊絳得了“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的評價，很是得意，終於能“畢業回家”了。
三
回研究所上班後，楊絳依舊指導董衡巽，主要是指導他的翻譯。董衡巽試著翻譯了一篇英國小說家薩基的短篇小說《開著的窗門》，然後拿著稿件向楊絳請教。
楊絳很快便看完稿件，找來董衡巽，溫和地問：“你是不是朱光潛先生的高才生？”
董衡巽在北京大學西語係英語專業讀書時，導師的確是朱光潛。此時他為表謙虛，連聲說“不是、不是”，心裏卻有些得意，等著楊先生的表揚。
楊絳並不吭聲，隻將稿件遞給他。董衡巽接過一看，上麵接連打了十幾個問號，頓時就紅了臉。
楊絳又問：“你是怎麽翻譯的？”
“我是這樣翻譯的：頭一遍對著原文邊查字典邊譯，譯得很慢，第二遍潤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後謄清，謄的時候再改中文。”
“你這個方法不對，你譯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應該更加嚴格對照原文，看譯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沒有走樣。”
董衡巽對此很感激，後來他講道：“(那次)犯的錯誤可能是學者的通病，但楊先生這次談話給我上了一堂端正態度的啟蒙課。我頭一次感到翻譯是一件難事，這難首先難在態度。紀實屬於水平方麵的問題，如果竭盡全力反複琢磨，也會減少一點錯誤。也許可以這樣認為：認真地翻譯和不認真地翻譯，對於同一個譯者來說，效果的差別會是驚人的。”
指導新人之餘，楊絳有了翻譯西班牙著作《堂吉訶德》的任務。那時“三套叢書編委會”的領導、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覺得《吉爾·布拉斯》翻譯得很好，便決定請楊絳翻譯《堂吉訶德》。楊絳找了五種最有名望的英文、法文譯文仔細閱讀，還是覺得轉譯有所欠缺。她說：“五種版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我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對原作忠實，隻能從原文翻譯。”但那時楊絳雖精通英文和法文，卻是不通西班牙語。她決定從頭開始學西班牙語：“一九六零年三月，我讀畢《西班牙文入門》後，便開始閱讀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說。由淺入深，漸漸能讀懂比較艱深的文章了。”她選了最具權威性的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馬林編注的《堂吉訶德》作為原本，正式著手翻譯。
1963年，楊絳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八妹楊必。楊必在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時，被分配到了上海複旦大學外文係任副教授。她翻譯的英國作家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是難得的佳作。借著這次探望，楊絳拜訪了傅雷和朱梅馥夫婦。那次拜訪很愉快，朱梅馥告訴她自己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她談論了翻譯上的一些問題。楊絳沒有想到，那是她與傅雷夫婦的最後一次見麵。事後回望，不禁讓人生出“別時容易見時難”之感，因為改變他們甚至國家命運的大事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