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係由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所統治，並按此序排列。
——休斯
怡和的業務規模宏大，無遠弗屆。
——韋怡仁
回到香港的怡和重新調整策略，邁開了新的步伐。通過旗下數十家附屬及聯營公司，怡和的投資遍及各個領域，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麵麵，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壟斷力量。同時，怡和積極向海外擴張，開始了國際化的第一次浪潮。
要說20世紀60～70年代怡和在香港的勢力，的確是無人能敵。“香港的統治者依次是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這句話能夠流傳，便足以說明怡和之顯赫。事實上，僅就地產而言，隻要看一看最繁華的維多利亞港兩岸——中環和尖沙咀，你就知道怡和在香港是何等的獨一無二。這裏最引人注目的地產樓盤，分屬怡和的兩家聯營公司——置地和九倉。
至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怡和旗下公司經營的業務，遍及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碼頭倉儲、地產、酒店、航運航空、旅遊及公用事業，可謂規模宏大，無遠弗屆。
01
香港新時代：帝國餘暉與橋頭堡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17日繼續南下進駐深圳。但解放軍並沒有跨過羅湖橋用武力收複香港，而是按兵於深圳河畔。同時，省港之間的邊界也未立即關閉。
1949年年初，在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之際，曾對代表斯大林來到中國的米高揚表示：“目前，（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早在中國內戰全麵爆發的1946年12月，會見哈默、羅德裏克、陳依範三位西方記者時，已經定下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調。哈默問：“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如何？”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麽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重要內容即所稱“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新中國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就香港問題而言，則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香港總督葛量洪曾收到中國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傳來的周恩來的三項條件：香港不能用做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周恩來提出，隻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此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對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
從內地撤退，是怡和、匯豐、太古等香港英資財團的集體潰敗。不過，香港總算可以成為穩固的根據地了。
就英國而言，當時在華投資不僅比美國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經濟地位也仰仗於與中國內地的積極的轉口貿易。英國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的現實利益，要求盡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必須無條件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地與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國進行貿易”。
英國從現實主義的外交立場出發，成為西方第一個與中國新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
1951年春，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到北京請示工作，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升格為中國駐香港官方代表機構，除新聞工作之外，還負責辦理中國政府和港英政府交往的事務性工作。中國國務院1999年12月召開常務會議決定，中央政府駐港最高工作機構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為純新聞機構。周恩來向黃作梅全麵闡釋了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思路：“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1949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征。在這個範圍內，美國和英國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暉。那麽，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是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招。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香港是正確的。”
很快，嗅覺靈敏的香港報紙披露了以上談話的主要內容。
對英國政府來說，留下香港可以留下大英帝國的餘暉。
就香港本身而言，則正在經曆著深刻的經濟轉型。朝鮮戰爭爆發與1951年6月由美國及其盟國把持下的聯合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導致香港作為轉口港貿易的災難性崩潰。香港失去了它作為中國與外部的商業轉口港和貨物轉運中心的地位。受此打擊，金融、保險、航運等行業低迷不振，香港貿易轉口港地位動搖，洋行的業務遭受重大打擊。
幸而，這一時期香港已經孕育了工業化的全部基礎。從20世紀40年代解放戰爭到50年代初，大批實業家陸續從上海及中國其他工商城市移居香港，他們帶來了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資金、技術、設備，以及與世界市場的聯係，在香港建立起最初的工業基礎。當時，香港人口已激增至200萬人，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與此同時，本地銀行對新建工業企業的扶持，港英政府逐漸發展起一整套公共政策，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工業迅速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快速發展的火車頭。1959年，港製產品出口值達到228億港元，第一次超過轉口貿易值1995億港元，標誌著香港已經走上工業化道路。1960年，香港對外貿易總值達到9802億港元，超過戰後1951年的最高水平，顯示香港經濟已經複原。
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這時，紡織、製衣進入全盛時期，塑料、玩具、鍾表、金屬製品及電子業也相繼發展，並帶動了貿易、航運、金融及房地產業，香港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香港的洋行地位也在發生重大變化。在轉口貿易時期，洋行的地位之高，幾乎操縱了香港的整個轉口貿易。隨著轉口貿易一落千丈，大批實力較弱的洋行遭到淘汰。在激烈競爭中，仁記洋行、太平洋行、天祥洋行、連卡佛、屈臣氏、黃埔船塢等曆史悠久的英資大行，也同樣未能適應形勢的轉變而被收購。
與此同時，數家實力雄厚的英資洋行突圍而出，逐漸發展成壟斷香港經濟命脈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其中最為知名的，正是號稱“英資四大行”的怡和、和記黃埔、太古和會德豐，怡和依然是當時的“洋行之王”。
02
上市：怡和新麵孔當一架架飛機載著上海等內地城市的企業家飛往香港，當一批批廉價的勞動力從羅湖口岸湧向香港，資金、技術，企業家、工人，這些發展製造業的要素源源而來，為香港的第一次工業化浪潮提供了強大動力。
正因為此，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並沒有在香港的這次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擔當要角。正如香港學者鄭宏泰、黃紹倫在《香港股史》一書中對20世紀50～60年代香港工業化和股票市場的各自表現時所描述：香港工業發展的卓越成就，並沒有給股票市場帶來多大衝擊。反過來，工業發展雖然發展迅猛，但股票市場則靜止如水。
不過，1961年的股票市場已經與工業化浪潮節拍合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個熱火朝天的“股市年”。其中，怡和的上市尤其引人注目。
三年前(1958)，凱瑟克家族在倫敦三家投資銀行——巴林兄弟、羅拔·富林明及威廉·奇連公司的支持下，收購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所有股份，成為怡和的大股東。
1961年6月，怡和以每股16港元的價格，公開發售9029萬股新股，融資約15億港元，占怡和已發行股份的25％。結果，怡和股票獲得56倍的超額認購，凍結資金高達8億港元。8億港元對於現在的香港股市新股發行可以說微不足道，但在當時這卻是個驚人的數字。怡和股票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當天，同樣受到市場的熱烈追捧，收市價達到3125港元，足足高出認購價約一倍。
怡和等新股發行火爆、資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樓市，以及銀行的不審慎經營，開始點燃20世紀60年代前期香港銀行業危機的導火線。
除了怡和新股發行打破曆史紀錄之外，當年的香港股市無論在成交量和股價方麵都創下了戰後新高，全年成交額達1414億港元，成為戰後市況最為暢旺的一年。前6個月，大部分股票價格上漲了2～5成，有大量土地權益的公司上漲更是猛烈。股票市場的熾熱氣氛，吸引廣大市民參與其中，出現銀行存款“大搬家”現象，民眾紛紛將存款從銀行取出，投入股市。
同年，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氣氛也不亞於股市。人口激增，經濟發展，住宅和商業樓宇的需求快速增長，加上準許房東為了改建可拆除戰前樓宇，以及對一棟樓宇分套或分單元出售的新售樓方式出現，房地產市場極為暢旺。1961～1962會計年度未償房地產抵押貸款達到創紀錄的469億港元。
與此同時，為了獲得更多存款，銀行大肆擴張，紛紛設立分行，展開“分行戰”——由港島的中心區向香港和九龍的住宅區、荃灣和觀塘的工業市鎮，及新界的郊區擴展。為招徠業務，信貸標準被大大降低，大量貸款和投資紛紛流向樓市和股市。
隨著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投機愈演愈烈，銀行業的危機也就此拉開了序幕。最早受到衝擊遭到擠提的，正是素以高利率吸儲而聞名的華資銀行——廖創興銀行。而擠提風潮的導火線，正是狂熱的民眾認購新發行的怡和股票。
1961年4月，九龍巴士股票上市，按每股58港元的價格供售7837萬股新股。到5月的第一個周末，已被超額認購5倍半。所有認購者無論買到與否，都要以支票將股款預付給經紀人。這樣，約25億港元的支票要經過銀行係統交換。因大部分經紀人隻在最大的銀行有賬戶，較小的銀行在支票已清算但還未退款給買不到的申請人的間歇中，在清算上已經吃了虧。緊接著，6月1日，怡和按每股16港元的價格供售9029萬股新股，6月16日，股票由32萬個申請人認購，超額56倍,總計約648億港元的支票要經過銀行係統清算。這樣一來，小銀行的壓力變得更加嚴重。隨即一些銀行無力應付提存的謠言開始流傳。
在此之前，市麵上本來就已經流傳著蓄意製造的關於廖創興銀行主席的謠言。在清償力危急情況下，廖創興銀行再次被無力應付提存的謠言擊中。6月14日，大批人群開始擁到銀行提存。接下來的兩天裏，擠兌聲勢越來越大，總行與分行的門前排起了長龍。直到向兩家發鈔行——匯豐和渣打銀行求助，香港政府亦發表聲明辟謠，廖創興銀行的擠提風潮才逐漸平息。饒餘慶著，壽進文、楊立義譯：香港的銀行與貨幣，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5，194～197頁。
這次銀行風潮被當時的媒體稱為“本港有史以來最大一次”，但其實它不過是20世紀60年代前期香港銀行危機的序幕而已，1965年才是這輪銀行危機的之年。這一年，大批華資銀行因資金困難的謠言四起而遭到擠提，其中香港最大華資銀行——恒生銀行因擠提而被迫將51％的股權售予匯豐，使匯豐成為在香港有著絕對優勢的金融帝國。
1963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4月15日在廣州開幕。參加了此次交易會的約翰·凱瑟克在觀看中國地毯怡和則在籌得巨額資金後，以上市公司的新麵孔呈現在人們眼前。自此，怡和集團以怡和公司為旗艦，以兩家著名的地產及貨倉碼頭公司——置地和九倉為兩翼(置地和九倉主席一般由怡和大班出任)，展開了新一輪的拓展行動。
這一時期，怡和的發展戰略大致分雙線展開。一方麵，大肆向亞洲太平洋地區拓展，力圖發展成一家跨國性的大公司；另一方麵，繼續鞏固在香港的龍頭地位。
在香港，怡和等英資財團與港英政府緊密結合，形成了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管治的強大政經力量。自從1850年6月怡和大班大衛·渣甸獲港英政府委任為香港立法局首位非官守議員，1896年怡和洋行的歐文(JFOwen)獲選首批兩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之一(另一名為遮打遮打(PaulChatter,1846～1926)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亞美尼亞人家庭，18歲來到香港。在一家銀行工作兩年後，轉入匯票與貴金屬買賣行業。具有敏銳商業眼光和企業家精神的遮打，此後與怡和等公司一道創立了香港電燈、香港置地、香港電車、中華電力、天星小輪公司、九倉等一大批知名企業。與此同時，長袖善舞的遮打在香港政界極具影響力。他曾向港府提出中環填海計劃，並獲接納。1887年起，遮打三度出任立法局議員，1896～1926年間出任行政局議員。今港島中環之遮打道及遮打花園，即以其名字命名。)，怡和的許多大班均出任過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正如怡和所宣稱：“在香港的全部曆史中，怡和洋行在整個殖民地事務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怡和等英資財團大班身處香港的權力核心，不僅直接或間接影響港府的決策，獲得種種特權，而且可掌握最新、最機密的信息，這對怡和本身的業務發展而言，可謂如虎添翼。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