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金代值”、“資私有”與“按需分配”都不適合當今社會，那麽，究竟什麽製度才適合於當今社會呢？閻錫山認為，唯有“按勞分配”、“勞資合一”。他所謂的“按勞分配”，就是“生產資本公有、資由公給，勞動者所生之物產，歸勞動者享有，作為自己及其應養育親屬之生活，於保護、進化、互助上負擔之用。能勞動之人，須人人勞動，能力大的，知識大的多做，多享有；能力小的，知識小的少做，少享有；巧的巧做，照巧享有，笨的笨做，照笨享有。各就勞動能力生產，各就勞動結果享有。各個人勞動能力不同，其勞動結果亦不同，享有美劣多少亦異”。至於“勞資合一”，“即有生產資本之人，與勞動之人，相合為一，農為自種之小農，工商為資本自營之小工商，此小農、小工商之田與資本，皆歸私有，無資本與勞動者之區別。大工商業及大農場，分別由國、省、縣、區、村公辦。在公辦農工商下之勞動者，即是田由公授，資由公給，完全與‘按勞分配’同，即在自辦農工商下之勞動者，雖有‘按勞分配’之含義，然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實為一人，實際亦係‘按勞分配’。實行這樣的‘按勞分配’，其利有三：其一，‘按勞分配’使勞動與享有相當，即分配‘合乎公道’，以其享有，勵其勞動，勞動‘合乎人情’則‘適於生產’”。其二，“勞動與享有一致，以其享有上之所好，勵其勞動上之所惡，足以勵進化”；其三，“終老長幼之責，所付之直係親屬，老易得其終，幼易得其長”。實行“勞資合一”其利也有三：“生產資本私有，雖似含有‘按勞資分配’之含義，惟因‘勞資合一’之故，實際是‘按勞分配’，其利一。勞動與享有一致，足以勵進化，其利二。終老長幼之責，能付之直係親屬，老易得其終，幼易得其長，其利三”。
在閻錫山看來，實行他的“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就可既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病，又能彌補的缺憾，他認為“就今日中國實際而論，尤非趕速實行‘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製度，不足以圖自存。試問今日中國所受之國難為何？不外經濟壓迫，主義壓迫，武力壓迫而已。假使突破此三者之壓迫，中國當然成為自由、自主、自立之平等國家。……實行‘按勞分配’免除階級鬥爭，人力可以集中。實行‘物產證券’，開辟造產途徑，物力可以集中，人力集中，物力集中，武力自振矣。……故我國今日，欲突破此經濟、主義、武力三大壓迫，舍行‘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其道莫由”。
然而，在當時中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下，在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閻錫山也清楚，要推行他的這套理論並將其付諸實施，確非易事。因此，他提出應於推行之前，注意四點。即一、須求得國內知識界之承認，二、須使資本家覺悟，三、須求得一般人之認識，四、須求得友邦之諒解。
在研究“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的基礎上，閻錫山還開展了“新村意義及組織之理論與方法”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初步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理論，作為在中國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
閻錫山在大連期間組織有關人員對於“物產證券”、“按勞分配”的研究，當時都作了詳細的記錄和問題解答，並匯編成冊，但未公開發表。直至1934年為配合其思想上、政治上“防共”的需要，方成立“物產證券研究會”，出版會刊，陸續將其發表。
閻錫山對“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是其1919年“進山會議”的繼續與發展，都是圍繞著如何防止、消除階級鬥爭，最終建立起他理想的“大同社會”、“公平製度”這一主題進行的。並且逐步形成了他的一套以防共為主旨的理論體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閻錫山要其軍政幹部乃至教師學生把《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作為必須讀物，就足以說明他推行這套理論的用心所在了。
就閻錫山對“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問題上的一些認識而言，並非一無是處，滿口胡言，其中有些還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如對“金代值”的頗置不滿，對資本家剝削壟斷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病的譴責，以及怎樣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論述等。但是，他推行這些理論的目的，隻是想要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克服主義壓迫，即在中國的實踐，以“求得消除階級鬥爭，泯滅赤化危機”，而非想推翻舊的社會製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這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當時的現實。他想改變中國社會中一些不合理的現實，使中國成為自由、自主、自立之平等國家，可是卻又想使資本家覺悟，求得友邦的諒解，凡此都反映了閻錫山既不甘心落後挨打，卻又不敢與舊世界決裂，既想有所作為，卻又怕冒風險的矛盾心態，而這也正是其階級局限性所至。
6、山西政局動**，閻錫山冒險返晉
1931年，山西可說是個多事之秋。敗退至山西境內的部分倒蔣聯軍對當地的滋擾，及其企圖對山西的長期占有，這些部隊中不時發生的兵變，以及國民黨在山西的加緊活動和中國組織的武裝暴動，都加劇了山西政局的混亂和動**，也使遠在大連的閻錫山深為焦慮不安。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出“巧電”表示擁蔣後，馮玉祥的西北軍除投降繳械者外，還有一部分忠於馮玉祥的部隊在潼關被蔣軍占領、平漢路又被石友三截斷，因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紛紛撤到山西。支應麟、高桂滋兩部進駐晉中一帶；宋哲元所屬之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趙登禹等部駐於晉南蒲縣、解州一帶；方振武所屬之鮑剛、張人傑部駐於晉南浮山、翼城一帶；孫殿英、龐炳勳等部駐於晉東南晉城、屯留、遼縣一帶。這些退入山西的7個省的軍閥部隊被統稱為“客軍”，以區別於晉綏軍，其總數達10餘萬人。這些客軍所需糧秣等一應支出，全部向駐地勒索攤派，使百姓負擔大為加重。供給稍有不周即以武力威脅；不少辦事人員還被傷害，“如臨晉縣長郭顧在赴運城交涉差務的途中，被開槍擊碎膀骨。解縣支應局長李勉生，被劉汝明部毒打致死。永濟縣長劉玉璣，被迫逃回太原，不敢回任”。“至於支應駐軍耗費之巨，至足驚人，僅就解縣說，為時不滿一年，一切供應花費計達現洋100餘萬元。鮑剛部在移駐介休期間，支應花費達200萬元”。不僅如此，“各部隊的**擄掠，毆辱民官的不法情事，已成普遍現象，尤其孫殿英及鮑剛、劉汝明等部，或製造嗎啡金丹，或販運鴉片毒品，不僅大量售賣，並脅迫駐地縣長代為派銷”（《中原大戰內幕》第525—526頁）。更有甚者，一些部隊因駐晉日久，已開始不滿足於客軍的地位，想反客為主，長期占據山西。1931年夏，石友三乘張學良改編其部隊之機，發起了對東北軍的進攻。本來，晉綏軍擬與石友三配合，一舉將張學良趕出關外，但在正準備出兵之時，截獲了蕭振瀛給宋哲元的一份電報，內稱“蔣允每月給宋哲元軍餉230萬元，晉軍出動後，宋就近奪取山西地盤，軍政全歸宋掌握”（《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165頁），這才使徐永昌、楊愛源撤消了出兵計劃。而商震則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出娘子關，攔截石部，致使石友三孤軍無援，腹背受敵，不日即告失敗。
同時，由於退居山西的客軍兵多餉少，時有士兵嘩變。山西地下黨組織即利用這一契機，在客軍中策動兵變。1931年7月4日，曾組織原國民黨第11路軍高桂滋部（司令部駐於平定縣城內）發動起義，演成了“平定兵變”。起義部隊共8個連，1000多人，接受的領導，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24軍。對於這次兵變，天津《蓋世報》曾發表社論說：“太行山脈，蜿蜒千裏，北可經蔚縣入宣、大，橫截平綏一線。南可出井徑，掠石邑，折斷平漢要衝，下臨則易定可取，遠征則平、薊可窺，沿山城邑，均係殷富之區，土匪均可利用。假使有共軍千人，則不久即能滿萬，俟其羽翼養成，則包圍無所施，竄擾不及防。較之江西，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情勢已極嚴重”。這支起義部隊後來雖然在國民黨軍隊的追剿下遭到嚴重損失，但由此不難看出“平定兵變”所引起的巨大震動。
不僅如此，閻錫山出走大連後，一度遭到很大削弱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CC派的勢力，又卷土重來，加緊了在山西的活動。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山西，又囂張起來，積極進行反閻活動，除漫罵、諷刺、討伐閻本人外，並在國民黨內部大量通緝、開除閻汪分子”（《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165頁），大有把持山西，取閻錫山勢力而代之之勢。而蔣介石也以各種手段，在晉綏軍內部進行分化、瓦解、收買活動，商震的脫離山西就是這種活動的一個結果。
另外，山西地下黨組織，於中原大戰後，也進一步活躍起來，不僅許多被破壞的組織又重新恢複起來，而且還針對“退回山西的各種雜牌軍隊中，差不多都有我黨的地下組織。許多外地員隨軍轉來，大大充實了山西地區的革命力量”這一實際情況，決定在山西發動武裝暴動，組織紅軍（太原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印：《中國太原地區鬥爭史料》第74頁）。據此，在發動“平定兵變”組織了“中國工農紅軍第24軍”之後，又在呂梁地區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晉西北遊擊大隊晉西遊擊隊第1隊”等革命武裝。
凡此種種，都使遠在大連的閻錫山如坐針氈，深感事態的嚴重。如若照此下去，山西早晚會易手他人，或是被國民黨的CC派執掌，或是為赤化，或是讓客軍反客為主。因此，他急於想返回山西，盡管有人時常來往於大連至太原，向他匯報山西的情況，但他總覺得不如自己回去親自料理山西放心。
還有一個促使閻錫山決定返晉的原因，就是閻錫山寓居的大連在遼寧，遼寧屬東北地區。張學良主政東北後，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尋找種種理由，向張施加壓力，以圖在東北尋求更大的利益，進而吞並東北。據梁汝舟回憶，1931年春夏之間，曾留學日本，充當日本走卒，後數任偽滿州國大臣的趙欣伯，就由沈陽來大連活動過一次，“他到大連後說，東北三省讓張家父子搞得一塌糊塗，人民水深火熱，不堪其苦，所以很多人希望閻先生以治晉之方，救救東北。他托人向閻轉達此意，閻聞言大驚，急派人主動訪趙，經過兩日，趙遂悄然返省。由此推測，可以肯定，趙來大連是日人派來的，至於閻如何表示，我就不得而知了。隻聽閻在事後說，此種人，遠不得近不得，見了麵就麻煩了”（梁航標；《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蔣閻關係》，《山西文史資料》第7輯，第12頁）。顯然，日人派趙欣伯來大連，並說出這番話來，就是想試探閻錫山的態度的，目的是一旦時機成熟，即讓閻錫山代替張學良主政東北，成為日人的傀儡。可是閻錫山卻沒有貿然從事，究其原因，可能覺得這不現實，但他又不敢得罪日本方麵，所以采取了不近不遠的態度。然而，覬覦東北已久的日本並未放慢侵占東北的步伐。1931年7月，日本陸軍省就製定了《解決滿州問題方案大綱》，規定了對中國東北采取軍事行動的部署，此後，關東軍進行了一係列的具體準備。在吉林長春北郊的萬寶山，製造了屠殺中國農民和挑撥中朝關係的萬寶山事件。8月，本莊繁就任關東軍司令官，一向政治嗅覺靈敏的閻錫山，對於東北發生的這些事情不能不予以關注，並予以分析，可能覺得日本在東北將會有大的舉動，東北形勢將會發生什麽大的變化。果真如此，東北將會大亂，不但會殃及他避居的大連，而且他本人也極有可能被卷進去，於是，也想趕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閻錫山決定返晉的主意打定後，即付之行動。為了對內對外有一個交代，1931年8月1日，他“接劉升由五台河邊村帶來的口信，及先生表兄曲容靜手書，告知：太公子明先生，自7月20日後，屢感身體不適，飲食漸減，念子之心益切”。閻接信後，“心有不安，憂心於色，翌日，即著靳瑞萱與日人接洽，以飛機送回山西”（《閻錫山年譜》（四），第1634頁）。閻子明有病，兒子回家探親，自然合情合理，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謂“口信”、“手書”，完全是閻錫山事先安排好的。
經過一番籌劃，8月5日，閻錫山出大價（約合美金三、四萬元）包租一架僅可坐四五人的日本小型飛機，於當日4點半出發，經近5個小時的飛行，9點多鍾，降落於大同機場。閻錫山出走8個月之後，終於又回到了山西。
閻錫山這次潛返山西，進行得十分秘密，他到達大同時，連其親信、騎兵司令趙承綬都感到突然和不安。據趙承綬回憶說，1931年“8月4日，隨同閻錫山逃往大連的侍從副官張逢吉，突然來到大同我家中。我知道他來必然有要緊事情，所以立即引入住室，問其由來，張馬上取出一個小紅布條，上邊有閻錫山的親筆字，說即乘飛機返省，要我密接。張逢吉接著和我耳語：‘總司令（指閻錫山）明天就坐飛機回來，請司令（指我）務必親自去接，並且要嚴守秘密’。我問：‘你何不早來兩天，我好早作準備’。張答：‘這是總司令計劃好的日期，早來怕泄露了不好’。第二天，我和張逢吉一起坐上轎車子親到大同飛機場等候（當天我的汽車不在大同），時間很久，飛機方到，降落後，閻錫山身穿綢大衫、頭戴草帽，還戴著一付黑色眼鏡，……從飛機上走下來。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禮，閻微笑和我握手，隨即上車，坐在轎車子裏麵，我和張逢吉分坐前沿左右，遮住閻錫山，以免人看見。當時我心裏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既高興閻錫山回來，又怕蔣介石、張學良知道後問罪。當晚閻就住在大同城內戶部角新教巷二號我的家中”，第二天，由大同出發，悄然回到他的老家五台縣河邊村。對於閻錫山的突然返晉，趙承綬忐忑不安，提心吊膽，而閻錫山卻似乎有恃無恐，毫不在意。據趙承綬回憶說，閻在大同逗留時，“我曾試探著問閻：‘蔣先生和張漢卿是不是同意總司令回來？’閻說：‘張漢卿自顧不暇，那顧上管咱們的事，他也管不了咱們。我是不怕他們的。要怕他們還回不來呢！隻要你們好好整頓隊伍，有了力量就好辦事。事情不能沒有（意指蔣、張找麻煩），但他們決不能把咱們怎麽樣’”（趙承綬：《我參與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