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和商業貿易方麵，這一時期也成就斐然。山西省銀行經過改組整理後，雖然重新確立了它在山西金融中的統治地位，但卻也為保持銀行信譽而不能像以前那樣大量發行省鈔了。在當時《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正欲付諸實施，各方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的情況下，這無疑使資金的籌措受到了限製。然而，閻錫山自有其“生財之道”，由於人們對省銀行仍心存疑懼，省行不便再大量發行紙幣，閻錫山即認為，隻要再成立幾個銀號，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於是，1932年8月，他以開發西北，實行綏西屯墾的名義，以“活動金融，扶助綏西墾業”為宗旨，在包頭開設了“綏西墾業銀號”。同蒲鐵路動工後，1934年7月又成立了“晉綏地方鐵路銀號”。1935年1月又成立了“晉北鹽業銀號”。這三個銀號與山西省銀行統稱“四銀行號”。墾業、鐵路、鹽業三銀號開辦之初的資本分別為30萬元、200萬元和24萬元，均屬於“山西省公營事業董事會”管理。它們的業務主要為資助實業，存放款項，匯兌抵押，發行期票和兌換券。由於它們都被授予了發行紙幣——“兌換券”的特權，所以，實際上成了閻錫山的“籌款”機關，與省銀行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金融體係。1932年前，山西省銀行的資本隻有120萬元，到1936年，“四銀行號”的資本便增至3300萬元。這個數目相當於當時國民黨中央控製的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這4家銀行資本總數17000萬元的18.28%。其中，山西省銀行之資本為2000萬元，與中國交通銀行之資本相同。晉綏地方鐵路銀號資本為1000萬元，同中國農業銀行之資本一樣。作為地方“公營”的金融企業，在國內能達到如此水平者，並沒有幾家。
1935年11月，國民黨中央實行幣製改革，規定中央銀行發行之貨幣為法幣，並作出法幣不兌現，限製各省銀行發行紙幣的規定後，閻錫山宣布四銀行號發行的紙幣也停止兌現。但他隨即卻以“為開辟造產途徑，救濟農工困難，並維持貨幣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礎起見”為由，令“四銀行號”共同設置“實物十足準備庫”。可是，實物準備庫並沒有“十足”的實物，而是由閻錫山指示山西省政府和晉綏財政整理處，以空文給“四銀行號”增撥資本3000萬元，其中省行、鐵路、墾業和鹽業分別為2000萬元、500萬元、250萬元、250萬元。然後，令實物準備庫從四銀行號借紙幣向民間購買實物，等收回物資，即是“四銀行號”的準備金。並且規定了“四銀行號”負責供給實物準備庫購買物資和設備等費的比例，省行、鐵路、墾業、鹽業分別為40%、30%、20%、10%。這些用款，不出利息，隻按2%付紙幣印刷費。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麵呆滯、周轉不靈的機會，派員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和其他農副產品，因而，“四銀行號”的紙幣在市麵上大量出現，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實物準備庫的物資及不動產達到1000萬元以上（《閻錫山和山西省銀行》中國社會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13頁）。正由於有了這個實物準備庫，才使閻錫山又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實物準備庫設立之前，山西省銀行的紙幣發行額僅283萬餘元。墾業、鐵路、鹽業三銀號也分別僅為47萬元、110餘萬元和32萬元，但實物準備庫設立後，到1937年日軍侵入山西時，山西省銀行發行的新省幣即達2500多萬元，鐵路、墾業、鹽業三銀行也分別發行了1000萬元、500萬元、500餘萬元，“四種紙幣達4500餘萬元”（王尊光、張青樾：《閻錫山對山西金融的控製與壟斷》，《山西文史資料》第16輯，第22—23頁）。閻錫山的四銀行號及其實物準備庫，在收購農民的農副產品以及其他金融活動中對民眾的剝削是顯而易見的。從時人將同蒲鐵路戲稱為“紙糊的鐵路”，把“墾業銀號”叫做“坑人銀號”，將實物準備庫比作“赤腿穿套褲（套褲係時人所穿，套在褲子外麵，隻有兩個腿，沒有褲襠）”，即可說明這一點，但它在活躍當時市場，尤其是在支撐同蒲鐵路和西北實業公司的建設與發展上，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閻錫山對於促進發展山西的商業和外貿，也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9·18事變”後，以日貨為主的洋貨在山西大量傾銷，當時在市場上出售的日貨牌號就達664種之多，而國貨僅有91種。這不僅加劇了農村經濟的衰敗，而且也使工商業受到沉重打擊。由於外棉的傾銷，致使山西的棉花價格一跌再跌，棉農們不堪虧損，隻好棄種棉花而改種其他，因而棉田麵積驟減，1932年全省的棉田麵積和棉花產量僅及1927年的23.7和10.6%。工業上也因洋貨的傾銷，使許多工廠虧賠累累，不得不減產或停產，如火柴企業，到1933年就有5家工廠停工。大同的煤礦，因日煤在山西的傾銷，致使“各廠囤積山積”，不得不“力圖縮減以渡難關”。英美煙公司的卷煙對山西市場的壟斷，就使山西每年流失現銀達1000萬元之巨（《北平晨報》1932年7月24日）。凡此種種，都不能不極大地影響著《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的實施。為了克服這種現象，閻錫山不僅提出了“保護生產”的主張，即“一為利用政治權力，不用外貨進來，一為甘地做法，不準買外國貨”，並且決定把“實施貿易之統製”，作為“計劃案”的一項重要內容。1934年又製定了《晉綏實施經濟統製方案》，決定“斟酌供給需要關係，對於輸出入貨物加以獎勵或限製”，規定“全省主要物產價格，以免奸商乘機抬高物價，阻礙省貨之推銷”，在重要城市和各村鎮組成以“國營商店”和“國貨消費合作社”為主的商業網絡；“奢侈品或全省特種產品，實行政府專賣”，省外設立貿易機關，並規定獎勵輸出辦法（全國經濟委員會：《山西考察報告書》1936年）。同時，還采取了一些相應的具體措施，這主要是，一、建立並擴大外貿機構，使之形成一個覆蓋麵廣且又相互聯結的外貿網絡，為此，閻錫山督令“山西人民公營事業”、“省縣村營業公社”，以及直屬的官僚資本這三大係統的每一個係統內都設立專門的外貿職能機構。這些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共達30多個。其中“實物十足準備庫”在省內一些重要城鎮設立的分庫、支庫就有20餘處，從業職員有600多人。二、加大外貿業務的投入。閻錫山規定，“在一定時期內對輸出業特設優待辦法，以策對外貿易之發展”（《公營事業董事會檔》第32卷）。他為將大同、陽泉所產煤炭盡量向外運銷，特批準由省政府撥給資金10萬元，在大同成立晉同銀號，專為大同礦業公司籌劃周轉資金，以使本省煤炭繼續向日本等國輸出。三、嚴格產品質量，注重商品信譽。閻錫山認為，以往的出口商品中，由於“我國舊式商人眼光短淺，每多攙雜冒假，促使外商懷疑，因之物價低落”（《中華實業季刊》第32卷），以致影響到外貿出口，因此，他要求把“實行產品檢驗”作為其出口商品能“厚信用而銷售”的一個重要保證。據此，一些企業為“增加外商信仰起見”，注重了對生產工藝的改造和產品的檢驗。四、重視商業信息。閻錫山在其製定的對外貿易綱要中，明確規定“在國內外各重要商埠派遣經濟調查人員調查各地商業狀況，作為全省貿易之標準”（《公營事業董事會檔》第32卷）。依此，公營的各種企業都在省內主要城鎮及國內各大商埠設立了辦事機構，並派遣大批人員“調查各大商埠經濟商業狀況及各國經濟大概，按期編訂報告，以供本省辦理公營或私營者之參考”。如1936年，同蒲鐵路管理處在給閻錫山呈報的關於購置機務材料的報告中，有一部分材料擬指定向禮和、禪臣、新民這幾家洋行購買。但經采運處了解，這批材料由於洋行報價太高，共預計需洋31萬餘元。於是采運處遂報告閻錫山“擬請飭知需用機關研究，將前項機車零件盡量改由各廠製造或另設專廠製造以節公帑”，此建議被閻錫山批準，決定計劃向國外購買的機車零件經由西北製造廠製造，並撥給該廠5萬元，由其與同蒲鐵路局、機車廠訂立合同（《公營事業董事會檔》第44卷），從而使閻錫山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也提高了西北製造廠的生產能力。
這些措施的采取，較好地改變了過去山西外貿基本上處於自流無序、各自為政的狀態，增強了政府對全省外貿的宏觀調控能力，從而使全省商品的出口能力有了一定提高，並且，“公營”的外貿企事業的實力，也得到了加強。如斌記商行1936年通過向洋行購進貨物，即獲淨利26.9萬多元，比上年增加了3.5萬元。同時，隨著創匯能力的增強，也有力地支持了山西的工業和鐵路建設的發展。據統計，到1935年底，西北實業公司因購進所需材料，以及同蒲鐵路所需之鋼軌、機車零件和鐵路材料等，就已對德、日、英、美等國18家洋行負債248.4萬美元，1936年又通過外貿單位向各國洋行訂購了總額為385萬多元的貨物（《公營事業董事會檔》第23卷）。這說明，山西通過外貿其創匯能力已大為增強，如果沒有一定的外匯儲備，外國洋行是不可能使其負債並提供這麽多價值的貨物的。此外，山西外貿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洋貨大量傾銷的勢頭，保護了山西地方民族工業。由於外貿事業的發展，使山西的農副產品有相當一部分被有組織地收購到外貿企業之中，而西北實業公司各廠礦產品的數量、品種、規格和質量也有了相當的增加和提高，這就相對地減少了洋行對山西農副產品的掠奪及洋貨在山西的傾銷。如西北實業公司所屬之晉華卷煙廠生產的香煙，就基本上占領了山西市場，並遠銷到綏遠、寧夏等地，到1933年英美煙除了在太原市麵略有銷售外，各縣已盡絕跡。
總之，從1932年到1937年的這5年，山西的“公營”工礦、鐵路、金融、貿易業的發展，相當迅速。1932年時，“公營”的企業資本總數隻有1038.4萬元，到1937年上半年，企業數量即增至50多個，資本總數擴充到了1060.4萬元。其中金融、商貿、工礦業和鐵路業的資本分別為3320萬元、3468.2萬元、2166.4萬元和1650萬元（據山西省委調研市編：《山西經濟資料》第四分冊，第15—16頁有關數字統計），分別占到“公營”企事業資本總數的31.3%、32.7%、20.4%和15.6%。這5年資本共增加8276.1萬元，平均每年的增長量，比1932年前15年的總積累還要多。
在這一期間，全省的農業經濟，也有了很大發展。據統計，1936年度，全省糧食等農副產品的總產量是：糧食3367410噸，棉花30000噸，油料45000噸，煙葉5460噸，蠶繭1000噸，幹鮮水果1173750噸；家畜家禽的蓄有量是：大牲畜2129000頭，羊4596000隻，豬602000頭，家禽3874000隻。按當時全省農業人口10595000人計，每個農業人口的平均量是：糧食317公斤，棉花2.83公斤，油料4.26公斤，蠶繭0.09公斤，幹鮮水果11.05公斤，大牲畜0.2頭，羊0.43隻，豬0.057頭，家禽0.34隻（《集體經濟》1989年第3期，第27頁），這個數量是山西曆史上所達到的最好水平，其中的糧食總產量，直到1952年，才再次達到。
上述事實說明，抗戰爆發前5年，山西經濟建設發展的勢頭是相當強勁的，其成就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沒有抗日戰爭的爆發，山西經濟當會在此基礎上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戰前這5年，山西經濟能有這樣快的發展，原因很多。在客觀上，主要是山西社會局勢總的來講還比較安定。雖然“9·18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但國內的主要矛盾仍是階級矛盾，而這個矛盾鬥爭的中心又在南方，國共兩黨軍事鬥爭“圍剿”與“反圍剿”的主要戰場在湘、鄂、贛等省份。處於北方的山西，相對而言，比較安定。其間，雖曾有1936年春的紅軍“東征”，同年秋冬又有反擊日偽進犯的綏遠抗戰，但前者時間不長，隻有兩個半月，後者的戰場又在綏遠，對整個山西社會局勢並未造成大的破壞和影響。這一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對山西經濟建設的發展，顯然是十分有利的。而山西得天獨厚的豐富礦產資源，也為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上的有利條件。
從主觀上來看，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方麵就是以閻錫山為代表的山西統治集團，對發展經濟建設予以了高度重視，不僅在思想上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在行動上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積極措施。閻錫山向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送報的《十年自強計劃提案》，他督導製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及其實施，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閻錫山對於科學技術對發展經濟建設的意義，有著明確的認識，他就說過：“科學為發達物質之途徑，……。今欲救國裕民，應用非常方法促進科學之進步，以發展物質之文明”（《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9集，第33頁），並認為中國的今日落後，就是因為自然科學不發達，所以如此，主要是我們對於人與人的關係、政治、法律、經濟等間的關係的研究，一直相當重視，而對於人與物的關係“即所謂人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關係”的研究，則相當缺乏。因此，他不僅要求重視對科學技術的學習，認為“從容學去太慢，從頭學去太拙，應該迎頭學去，將今日世界上所有講人與物的關係的新發明、新著述，搜羅淨盡，選拔高才，趕步研究，以補缺陷，並挽救危亡”（《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8集，第4—5頁）。同時，建立一些科學技術領導機構，並用各種方式方法培養技術人才，在實際中委以重任，大膽使用，以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些技術人員在西北實業公司的建設中，在同蒲鐵路工程上和金融貿易及農村水利事業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觀上的另一方麵，就是山西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即以經濟建設所需經費的籌措而言，山西省四銀號發行的各種建設券、借款券、公債等，到1937年上半年共達7000萬元，而這些都是廣大民眾認購的，以1936年全省人口1100多萬計，人均便在6元以上。除了這種對民眾“文明”的籌款方式外，工廠為減低產品成本而要“工人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資”，向農村發放高利貸，增加賦稅，鐵路征用農民土地時對地價的壓低等，這些無形的榨取，又無不充斥著廣大工人農民的血汗。除此之外，廣大民眾對日貨的積極抵製，工程技術人員為增加產品數量，提高產品質量而對工程技術的不斷改進，鐵路建設中技術人員為重新勘測合理線路的不畏艱險勞苦，築路兵工和廣大民工日以繼夜地艱苦奮戰等等，凡此，都有力地支援了山西的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