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中國東北三省已被日帝占領，民族矛盾日益加劇，而一些新舊軍閥，又想通過武力征伐來實現其政治，中國社會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這樣一種現實狀況下，閻錫山為了克服“現在的”和“未來的”困難，率先垂範，毅然把主要精力集中於實際上是山西的經濟建設上來，這不能不說閻錫山確實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獨立、自主自強意識的政治家。盡管閻錫山編訂《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也有其維護和鞏固本集團統治的目的，但他能夠從國家的現在與未來這個大局考慮來製定“計劃案”，這一點還是應當予以肯定的，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規定自1933年開始實施，但實際上在1932年“計劃案”尚在製定過程中，一些計劃的工礦業建設項目即已動工上馬了。如果這個“計劃案”不受幹擾，照此下去，或許也能實現閻錫山所說的“標的”。然而，正如閻錫山所說，由於“社會事實，是時時變遷，往往出乎我們現在意想之外”，在“計劃案”實施過程中，一方麵，因“計劃案”中的一些項目，尤其是工礦業建設項目，設計規模過大，而資金、技術力量卻相當有限；另一方麵，是中間1936年有紅軍的東征，繼而是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所以，有不少建設項目並未達到“計劃案”規定的“期成量”與“必成量”。雖然如此，“計劃案”的實施還是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績。對山西社會的發展進步，對“了現在的困難”和“了未來的困難”，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山西經濟迅速發展，令國內外人士刮目相看

《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從1932年後半年開始實施，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山西的工業、商業、金融、交通和農業等各項經濟建設事業都蓬勃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可以說，抗戰爆發前的這五年，是山西經濟建設的“黃金時期”。

在工業建設上，閻錫山為使分散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集合而為集中強固之經營勢力，以發展“公營事業”為名，從1932年後半年即開始籌劃，到1933年8月1日，終於成立了一個工業“托拉斯”性質的集全省工業之大成的“西北實業公司”。“公司”的基礎是中原大戰前的以軍事工業為龍頭的工礦企業。閻錫山出走大連後，張學良雖然由於經費及其他方麵的原因，對這些工礦企業進行了一係列的改組和兼並，也裁汰了一大批工人，但其機器設備、技術人員和業務骨幹，卻幾乎是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這就為閻錫山複出後山西工業的複興奠定了基礎。加之“山西的煤礦很多、鐵礦也很多。……有了這種工業最重要的基礎，山西可以構成一個工業區域，這是無疑義的”（《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七），第12頁）。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和得天獨厚的物產資源，所以閻錫山對創辦西北實業公司信心十足，他對公司不用“山西”，而冠以“西北”二字，就是“要由晉綏而發展向陝、甘、寧（夏）、新（疆）”等地。這樣，既可應國人因“東北藩籬已失”而開發建設西北之呼聲，名正言順地向外開拓，又可以山西為基地，把公司發展成一個在西北地區獨占鼇頭的工礦企業托拉斯。

閻錫山最初規劃的西北實業公司規模相當之大，“計劃在十年後每村要配備50部之工作母機的機器廠，以做到‘村村有機器，無村不工廠’；3年後完成300部麵粉機；5年後完成布機500台和20萬錠紗機；3年後完成煤產910萬噸，供給全省自用，完成洋灰300萬桶；5年後完成生鐵50萬噸，鋼材20萬噸”。但由於公司初成立時，毛織廠、卷煙廠、印刷廠、洋灰廠、紡紗織布廠、煉鋼廠、電氣機械製造廠等“創辦而必成”和“創辦而期成”的企業，有的正在籌建，有的尚未進行，因而它首先開始的事業，僅有辦理西北特產之輸出的“西北貿易商行”，在綏遠設立的潔毛池和在天鎮設立的特產經營場，於天鎮和綏遠涼城、豐鎮三縣之間，種植大黃、黃芪、枸杞、胡麻5萬餘畝，以輸出土特產品。1934年9月，閻錫山將壬申廠和育才煉鋼廠等廠予以改組，改組後，這些廠礦正式並入西北實業公司。它們分別是西北鑄造廠（生產輕、重機槍）、西北機車廠（生產山炮、野炮、迫擊炮和機車車輛）、西北農工器具廠（生產各種炮彈和農用器具）、西北水壓機廠（生產炮彈殼和大型鍛件）、西北機械廠（生產衝鋒槍和機械）、西北鐵工廠（生產步槍和機械）、西北汽車修理廠（修理裝配汽車）、西北電氣廠（供應西北各廠電力、蒸汽等動力）、西北槍彈廠（生產各種槍彈並軋壓各種銅皮）、西北育才煉鋼機器廠（生產工作母機、電爐鋼料和煆鑄毛坯）、西北化學廠（生產硫酸、硝酸和炸藥）等11廠。這11廠可謂西北實業公司的骨幹企業，其性質也由軍事工業變為以民用工業為主。與此同時，新建的西北煉礦第一廠、西北窯廠、西北洋灰廠、西北皮革製作廠、西北印刷廠、西北製紙廠、西北毛織廠、西北火柴廠、西北電化廠以及在西河口、靜樂、寧武等地建設的鐵、鋁采礦處，也相繼投產。計劃總投資800萬元、規模宏大的西北煉鋼廠也動工興建。

西北實業公司，由於是“山西省公營事業”，處於實際上是官辦的特殊地位，在資金、原材料供應、運輸和產品銷售上都受到關照，所以，很快擴充發展成為一個包括鋼鐵、煤炭、機械、電力、化學、建材、紡織、造紙、卷煙、火柴、皮革、麵粉等輕重工業以及國防工業在內，多種門類、多種行業的經濟實體，從而為山西現代工業的崛起，尤其是鋼鐵、煤炭、機械、電力工業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如今的太原鋼鐵公司、山西機器廠、太原發電廠、太原卷煙廠、太原造紙廠、太原水泥廠等，即是由原來的西北煉鋼廠、西北機器廠、西北發電廠、西北卷煙廠、西北造紙廠、西北洋灰廠演變而來的。

公司從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變”，短短四年之中，所轄工礦企業已達33個，員工總數達兩萬餘人，其中職員2051人，工人18597人。公司的不少企業如卷煙廠、化學廠、洋灰廠等均在全省獨樹一幟。同時，一些企業的資本、職工人數、年產值，也在全省同行業中占到很大比重，在山西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不僅如此，它在全國工業中，也舉足輕重。據對有關資料的統計，1937年，西北實業公司資本已達2166.4萬多元（舊幣，下同），占到全國（除東北三省，下同）2826家工廠資本總數3129萬元的70%。公司33個廠平均每個廠的資本為66.6萬元，其新建的西北煉鋼廠投資800萬元，比廣東省1933年度全年的工業建設經費775.2萬元還要多。公司工人1937年占到當時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的4.2%，其中西北機車廠、機械廠、農工器具廠、鐵工廠、鑄造廠、水壓機廠、育才煉鋼機器廠、汽車修理廠、電氣機械製造廠這9個廠的工人即有6843人，占到全國機器製造業工人總數的40%。這9個廠的資本為524萬元，占到全國機器製造廠業資本總數的62%，其每廠平均資本是山西全省377個同類工廠每廠平均資本數2.3萬元的22倍多。（景占魁：《閻錫山與近代山西》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8頁）。

在鐵路交通建設上，由閻錫山極力主張並大力督導，於1932年10月開始籌劃，翌年5月1日動工，到“七七事變”時，全長860多公裏，貫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鐵路的築成並通車，可說是山西鐵路建設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彪炳於山西史冊上的一個壯舉。也是閻錫山對山西的一個傑出貢獻。

清末以來，山西境內雖然有清政府修建的正太、京綏兩條鐵路幹線經過，但其裏程較短，且又處於晉中和晉東北一隅，因此，對於開發全省的物產資源，溝通山西南北，連接外界交通，促進山西經濟社會的發展，所起作用相當有限。曾先後任過山西巡撫的張之洞、胡聘之、張曾敡、寶棻等官員，為修築一條貫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鐵路幹線曾進行過籌劃。孫中山在其製定的《實業計劃》中的同成鐵路（從大同經太原、風淩渡、西安到成都）也包括了同蒲鐵路，但由於種種原因，均無結果。1927年，閻錫山聘請德國工程師籌備測量工作，製定修路計劃，爭取在1929年春開工修建同蒲鐵路，在請南京政府撥款予以援助的請求被拒絕後，遂決定由山西本省“自籌資金”修路。但不久又爆發了中原大戰，之後是他的下野，真可謂好事多磨，同蒲鐵路坎坎坷坷，幾起幾落。

閻錫山複出後，在其製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中，在鐵路建設上即提出“興修窄軌鐵路”，並規定“以5500華裏為期成量，以三分之二為必成量”，這其中自然包括了同蒲鐵路。1933年2月21日，又成立了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閻錫山自兼總指揮，同年5月1日即開始動工。

閻錫山所以急於同蒲鐵路早日上馬，並提出爭取在三年內完成幹線工程，是因為“計劃案”開始實施後，許多工礦企業建設所需用的大量原料、產品都要靠鐵路運輸，同時，盡快建成同蒲鐵路，不僅可以使其沿線幾個盆地的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而且還能夠與正太、平綏以及隴海等鐵路係統溝通，促進山西的對外貿易。對於方便人們的出行，加強地方行政管理，自然也大有益處。為解決築路經費，閻錫山本想把用其族叔、族侄名義在國外的一大筆存款取回暫用，但由於國外銀行對於國外的私人存款，不允許自由提取，而如果你購買他們國家的一些產品，則可以給你提供方便和幫助，於是，閻錫山遂通過斌記商行，先後向德國西門子公司、法國萬達鋼廠、德國克魯勃公司等企業訂購了價值近千萬元的鋼軌、機車、車輛。

當時閻錫山的一些屬僚認為修築同蒲鐵路這麽大的工程，僅憑山西一省之力，實非易事，況且山西剛經過中原大戰，經濟十分拮據，希望得到中央的幫助，可是，閻錫山卻對他們說：“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錢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南京說的事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辦到，我們不能再等了！”也有人覺得修窄軌不夠氣派，將來也不便與其他鐵路係統相銜接，而中央也一再指出：“修築同蒲路，應采用標準軌距”。但是，閻錫山經過算細帳，認為若用標準軌，僅鋼軌和枕木兩項，全路就得860多萬元，再加上征地、橋梁、隧道、涵洞、車站等，下來得六七千萬元，如此之大的投入，自己沒有就得借債。這筆款即使以最低年息一分計，每年所付利息就要六七百萬元，因此他說：“如修標準軌，三十年複利損失，即可至78951萬元”（《閻錫山年譜》（四），第1721頁）。在鐵路通車初期營運收入少，不可能有盈餘來支付息金的情況下，“日積月累，恐怕修了同蒲鐵路，將來就是賣掉山西，還不夠還債務的”（(《山西文獻》（台），第25期，第5頁)，“我們現在的力量不足，可以先修成窄軌，……二十年以後，我們有了錢，再換寬軌，就不是什麽困難的問題”（郭廷蘭：《修築同蒲鐵路見聞錄》，《山西文史資料》第24輯，第141頁），正是有了這個準備，所以，當時的同蒲路路基是按寬軌標準修築的。

閻錫山為了加快同蒲路的修築進度，並保證質量和節約成本、減低費用，曾采取了許多措施。首先，組建了一個有高度權威，能協調各方的領導機構，先是1932年10月由太原綏靖公署下令設立了晉綏兵工築路局，第二年2月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由閻錫山自兼總指揮。指揮部下設之督工、兵工、經理、監製材料、會計、事務、文書、衛生等幾9個組的負責人，多為綏署所轄之職能部門的主官。工程開始後，又組織了同蒲南段、同蒲北段兩個工程局，各自獨立工作，南北分進；其次，閻錫山采用了“兵工築路”的做法，下令晉綏軍步兵的4個師以及孫楚的正太護路軍、炮兵獨立第一旅和各師、旅中的兵工約3萬餘人，投入同蒲鐵路工程建設；再次，放手讓工程技術人員工作，對原先勘察設計不甚合理的線路重新勘察設計，並采納他們好的建議；第四，下令西北實業公司相關工廠生產築路的各種工具和鐵路設備，能自己製造的，就盡量不向外購買。為了解決修路所需用的大量水泥，閻錫山不是由政府給洋灰廠撥款，而是讓築路總指揮部與洋灰廠簽訂合同，以預先付款的方法，讓洋灰廠購置設備，洋灰廠出洋灰後，以貨抵款。

與修築同蒲幹線鐵路的同時，按照“計劃案”忻州至窯頭的忻窯支線、祁縣到晉城的白晉支線、原平至繁峙的原繁支線、太原到磧口支線上的部分路段，以及未列入計劃的西山支線和上蘭村支線等支線鐵路（均為窄軌），也相繼上馬，到1937年大都竣工，總計長180公裏。這樣，從1933年到1937年，全省共修築鐵路1043公裏，加上7公裏專用線，共為1050公裏，提前五年實現了“計劃案”中“以五分之二為必成量”的要求。這也就是說，山西這4年多修成的鐵路，其長度相當於此前近30年修成的山西境內之正太、平綏鐵路總長度317公裏的3倍多。1933年至1936年，中央和地方共修成鐵路3727公裏，山西同蒲幹線就有700多公裏，占到全國總量的18.71%，因此，這個時期是山西鐵路建設大發展的一個時期。其中，同蒲鐵路幹線的建設更在國內鐵路建設史上創造了一些奇跡。其一，它進度快，如浙贛鐵路浙江玉山縣至江西南昌一段，全長905公裏，前後曆時6年，年平均築路150多公裏。江南鐵路南京至孫家埠一段，全長178公裏，用了22個月，年均築路92.3公裏。而同蒲鐵路863公裏，隻用了4年另5個月，年均築路199.3公裏。其二，費用低。1895年至1927年，中國所築鐵路每公裏的平均費用是88480.3元（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5頁），而同蒲鐵路每公裏平均費用隻有18688.2元，即使因窄軌比標準軌省三分之二。按每公裏56064.6元計，也隻是那時全國每公裏平均費用的63.4%，就是與20世紀30年代全國其他鐵路所花經費相比，同蒲鐵路幹線也是很少的。玉山縣至南昌一段鐵路花費6400多萬元，每公裏平均7萬多元。南京至孫家埠一段鐵路，花費710多萬元，每公裏平均費用3.98萬元。而同蒲鐵路費用為1612.8萬元，每公裏平均約為1.87萬元。

至於閻錫山把一些經濟手段運用到鐵路建設上來的事實，除了對大量經費的明顯節約外，更重要的意義，則在於他改變了經濟建設上的傳統觀念和方式，在如何加快經濟建設的問題上，向人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因此，這一時期的山西鐵路建設，不僅僅表現在了物質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上和觀念上有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