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張，曆史地來看，不能說它就一無是處。閻錫山在清楚地意識到了現存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與方案。這說明，閻錫山也是想解決土地問題的，是想在這方麵有所作為的。他這樣做的目的，自然主要是為了維護其政權的統治。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如果真能做到，它對於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即使由於種種原因，他的主張未能實現，但在引起人們對土地方麵問題的關注，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社會各界對他的主張的種種評論即可說明這一點。特別是對於在30年代中國社會興起的鄉村建設和改造農村的運動中，閻錫山的土地主張，可以說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然而，閻錫山提出以“土地村公有”來解決土地問題的主要動機，是為了堵塞因土地私有而給留下“造亂”的“大空隙”的，是為了“防共”的，也就是說，他認為“造亂”的原因僅僅隻是“土地私有”，而非現存整個社會政治、經濟製度的不合理所致，似乎隻要實行了他的“土地村公有”，便可以抵製住中國領導的土地革命，就會使國家“長治久安”。這不能不說是閻錫山對事物因果關係的本末倒置，起碼是輕重倒置。而這並非是閻錫山無知所為，而是其明知故為，因為從他以往的許多言論中，也已經談到了國家的“政治不良”、“吏治”等。他隻所以如此故意顛倒，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一直堅持的地主資產階級立場。如果他承認了現存的社會政治、經濟製度的不合理性，那就等於承認了現存製度是應當否定的，領導的土地革命是合法的。正因為他不敢也不能麵對這個嚴峻的現實，卻又不願意看到他這個階級統治的國家再潰亂下去，甚至一旦讓的取而代之，所以，他隻好在不從根本上損害本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了這個實際上隻是一種改良的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以挽救這個正在走向沒落的階級。即使如此，閻錫山也還是遭到了他的階級中的一些頑固勢力的種種非議和責難，這不能不說是閻錫山的悲哀，也是這個階級的悲哀。
5、“華北事變”中，婉拒日本利誘，表現非凡
1935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進一步蒙羞的多事之秋，對閻錫山來說，是其經受考驗的一個嚴峻關頭。
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東三省之後，又侵占了熱河省全境。日帝欲壑難填，5月，開始在華北製造事端，提出了一係列無理要求。6、7月間，先後逼迫國民政府達成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攫取了冀察兩省的大部主權。緊接著，日帝便策動親日漢奸加緊了“華北五省自治”的活動，企圖使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等華北五省聯合自治的政府，脫離中央政府，從而成為第二個滿州國。
山西地處華北腹地，因其為一山地型高原，被稱為“華北屋脊”，它東控冀察，西扼陝甘，境內山嶽縱橫綿延，險關要隘遍布，易守難攻，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並且，山西物產豐富，特別是煤、鐵等礦產資源尤為雄厚，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對山西垂涎已久，在“華北事變”中，把山西作為了首選目標。因為它一旦占領山西，不僅可以在戰略上控製整個華北，甚至進而向中原和西北擴張，而且能夠攫取更多的物資，以保證侵華戰爭的需要。如1935年9月20日日本提出的“侵略華北之計劃”就明確提出“擬由正太線之石家莊與津蒲線之滄州相接，再由滄州接至大沽港，目的在將山西之煤炭輸出，送至津沽，再將日本之貨物，輸送至山西”（《閻錫山評傳》第255頁）。
除此之外，日本帝國主義所以將山西視為其“華北事變”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環，就是他們看中了閻錫山。因為在以下幾個方麵，閻錫山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其一，閻錫山是辛亥元老，在北伐中功勳卓著，後來倒蔣的中原大戰，又是他組織發動的，因而有著很深的資曆和較高的威望。同時，閻錫山不僅在治理山西上頗有一套辦法，而且能對各種錯綜複雜的局勢，應付裕如，有很強的政治領導能力，將來的“華北五省聯合自治政府”正需要這樣的人物出麵“掛帥”，如此，既可提高這個政府的威信，又能更好地“領導”起這個政府；其二，閻錫山有相當的實力，在政治上，以閻錫山為核心的山西統治集團，比較團結一致，因而能夠對山西進行嚴密的控製；同時，閻錫山掌握著20幾萬軍隊，而他多年苦心經營起的軍事工業又頗具規模，能夠解決其軍隊的槍彈供給問題。在經濟上，閻錫山開辦的“四銀行號”也很有實力。至於商業貿易和農業經濟，在閻錫山的治理下，也呈現出良好勢頭。這對於增強“華北五省聯合自治政府”的實力，使之更好地充當侵略中國的工具，顯然都是十分有利的；其三，閻錫山曾留學過日本，他與當時的教官或同學後來在日本陸軍部、關東軍中擔任要職的岡村寧茨、土肥原賢二等人，關係都較好。在日本方麵看來，出於這層關係，閻錫山是會與他們合作的，況且用自己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比較放心；其四，閻錫山於北伐結束後，因“編遣”問題，就與蔣介石鬧得不可開交，終於導致了倒蔣的中原大戰。此後，雖然由於形勢的變化，閻、蔣之間的矛盾有所緩和，但實際上這種矛盾在新的形式下仍在繼續著。“閻錫山在名義上是蔣介石的部下，但他一直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蔣介石力圖將其嫡係分子打入山西各種機構的內部，同時千方百計從閻錫山的內部收買一些人為其所用。閻錫山則千方百計地控製其屬下的軍政機構，隻用忠於他的人員，歧視、監視和打擊蔣介石的嫡係分子和與蔣暗中勾搭的人，並且借“12·18”穆光政事件，趕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使國民黨省黨部在很長時間內不得不“停業”，連個掛招牌的地方都沒有，而閻則另外組織自己的政治團體，諸如“青年救國團”（簡稱青年團）、“建設救國社”等，“實行他的一套政治主張”（犧盟會和決死隊編寫組：《犧盟會和決死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5頁）。因此，日本方麵認為閻錫山“是舊時代的軍閥”，並在1928年“全國統一之後，曾有背離中央的經曆，故而對之頗為看重”（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黨史教研組編：《華北事變資料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華北事變”一開始，閻錫山就成為日本方麵最寄予厚望的擔綱人物。為使閻錫山就範，日本方麵對閻積極爭取，頻頻拉攏。1935年6、7月間，日本駐北平使館武官高橋坦首先來到太原，訪晤閻錫山，拉攏他出任“華北自治政府”的主席。其後，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以及與閻錫山有同學關係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關東軍參謀長阪垣征四郎也陸續來太原對閻進行工作。直至1936年1月中旬，日本駐天津參謀中井還偕新任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飛赴太原，會見閻錫山。這些人對閻錫山軟硬兼施，恩威並用，一方麵吹捧閻如何如何的英雄，說隻有他才能勝此重任，一方麵則威脅閻，如不答應，就要采取必要措施。日本華北軍駐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就曾公開聲稱要“迫使閻錫山，綏遠傅作義退到汾河以南”（《蔣總統秘錄》（十），第100頁）。與此同時，日本在其他方麵也加緊了“華北自治”的步伐。“何梅協定”簽訂後，日本即由山海關外調集軍隊威脅平津，並組織漢奸配合日軍及日本浪人，在平津兩地到處挑釁，製造事端。1935年6月底，由漢奸白堅武任總司令的“正義自治軍”在武裝搶占豐台車站後，就劫持兩輛鐵甲車開向北平永定門，準備炮轟北平，接收北平各機關。此外，還勾結漢奸拚湊偽組織，企圖加速華北政權的特殊化，在冀東和察北，就醞釀組織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蒙疆自治政府”。對於綏遠，日本也伸出了黑手。日本關東軍以“為了中國和平與安全”，“共同合作”完成任務為由，1935年秋在強迫綏遠當局於歸綏設立特務機關後，又要求綏遠當局“驅逐國民黨綏遠黨部，趕走蔣介石派來的特務人員，取消歸綏市一切抗日標誌，布置沈陽—天津—歸綏的日本航空班機”。布置日航班機一事未經應允，乃籍口借用歐亞航空公司（綏新線）機場降落日機。此後，日機在歸綏可以自由降落，日本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的軍人以及滿鐵會社調查團，滿蒙開發會社人員，新聞記者便不斷來綏，非法進行攝影繪圖，為所欲為。
閻錫山對於日本得隴望蜀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覺，並主張進行抵製。1932年初，他複出後不久，鑒於“9·18”事變帶來的民族危機，就向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提交了《請政府撿撥十萬勁旅死守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以武力占我東北三省，藐視我國家之主權與國際間之正義，至此而極，“今者日本野心未死，節節進逼，其處心積慮，勢必亡我東省全土，吞我東蒙全部而後快意，當此危機存亡之秋，苟措置不當，華北數省，覆亡堪慮”，“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領土，我即不願輕與宣戰，亦宜以鐵血主義，堅抗死守，不使日軍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地，得寸進尺，而後乃可以徐圖自存也。錦州為東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其覆亡之禍，勢必迫於華北全部，錫山等興念及此，良用心悸。夫國家興衰存亡，固政府之責，國民犧牲奮鬥，實乃民族之光。……處此艱窮危急之時，圖國家民族繼存之道，政府宜速撿撥十萬勁旅，增防錦州”（《閻錫山言論類編》卷三，上）。可見，閻錫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痛恨的，也是主張對日本的侵略進行抵抗的。而他對日本擴張野心的預料，也是被眼前的事實所證實了的。
正是基於對日本的這種立場和認識，所以，閻錫山對於日本對他的爭取拉攏，沒有表現出動搖。據《蔣總統秘錄》第十三冊中所載，“六月，日軍對於華北五省當政者的政治工作，也還是進行的頗為起勁，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的閻錫山。二十四年六月下旬，日本陸軍省當局滿蒙工作的負責人前往太原訪問。其後日本大使館武官高橋坦以及駐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幹部，曾陸續到晉，不僅閻先生沒有為他們動搖，反而在報端發表公開信，將日本陰謀揭穿，並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來太原訪問的日本軍官所持軍事地圖，顯示日本最初隻想利用黃河以北，作為日、蘇交戰時的補給基地，但現擴大及長江以北地區’，呼籲中央，提高警覺”。這裏所說的閻錫山“沒有為他們動搖”，應該是事實。對此，徐永昌在與宋哲元談論“華北自治”時所說的“日人華北五省特殊化陰謀，其心目中之領導人物首為閻主任錫山，惟閻公絕不走離開中央之途徑”，也可印證。但是，從徐永昌接著所說的閻錫山“主張對日極力忍耐敷衍，但不出頭負責”（《閻錫山年譜》（五），第1857頁）這句話上，則說明閻錫山對於頻頻而至的日本說客，並沒有斷然拒絕，而是采取了“極力忍耐敷衍”的態度。閻錫山如此做法，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因為日本既然決意搞“華北自治”，那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如果斷然拒絕，很可能激化矛盾，使事態變得嚴重起來，屆時局勢更難預料。關於閻錫山的“不出頭負責”，也並非吾不為之，爾等可為之，而是從保存自己的角度出發的。因為如若由他出頭負責，不僅早就聲明要北上抗日的中國，便會以他降日為由，名正言順地率領與山西一河之隔的中央工農紅軍進攻山西，而且，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也會視其為漢奸賣國賊對他大張撻伐。如此，他對山西的統治就將岌岌可危了。正是出於對全局和個人利益的考慮，閻錫山在此處境下，才對日本采取了“婉拒”的態度。並且為了照顧日本人的麵子，還應允了日本可派人來山西參觀考察的要求，這也許是閻錫山“忍耐敷衍”的辦法之一吧。而日本人見縫就鑽，1936年1月，日本增派特務機關進駐太原、大同，加緊了對山西的特務活動。其後不久，一批批的日本人又以各種名義前來山西考察。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在山西各地遊覽時，進行各種調查、勘測活動，把山西的山川形勝，關隘要塞，交通線路均予詳細考察，並繪製成圖，甚至有些村莊裏有幾口井，也都標進圖內。“7·7事變”後，日軍進攻山西時所以對地形那樣熟悉，並選擇他們認為可行的進軍路線，都與此有著很大關係。
閻錫山在“華北自治”問題上與日本進行周旋的同時，為防患於未然，還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麵，在省內加強了救亡自強的教育。1935年7月15日，在太原綏署、山西省政府聯合紀念周上，他就強調“救亡對症有效方劑在自強，自強於未自亡之前易，自強於已自亡之後難。自強於人未亡之前易，自強於人已亡我之後難。……故今日欲圖救亡，當先自強。”在9月18日他發表的“告山西農民書”中，又指出，“日本今日之國力，尚不足侵吞中國，今後十年、二十年勢力即強，現應隱忍以待時機，我們應在此十年之間，決心自強”。為此，“極應，一、加速度以縮短年限，二、加強度以增進效率”。（《閻錫山年譜》（五），第1838、1852頁）。另一方麵，籲請中央決定30年防守國策，以自強救國。9月28日，閻錫山在給蔣介石的電函中即指出，現在國家“外侮憑淩，匪亂未定”，“深長計慮擬請決定三十年防守國策，以圖‘自強救國’之計”。並且對現在國力羸弱的情況下，如何增加生產以保證民眾之生活，保證一定數量的軍隊的供給，進行了一些具體設想。因此，10月26日，閻錫山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時，受命參與擬定“三十年防守國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閻錫山對“華北自治”事態的變化一直予以了密切關注。他雖然表示了“不出頭負責”，但卻並沒有置身事外，而是時刻關注著日本的動向以及國內其他軍政要員的態度，並采取了相應的對策。閻錫山“不出頭負責”，有其前述的原因，然而，他很清楚，自己不出頭負責，並不等於其他人也不願意出頭負責。因為，隻要日本“華北自治”之心不死，它總要尋覓一些願意“出頭負責”之人的，而在中國錯綜複雜的政壇上，因政見不合、黨派之爭或一些利益衝突，總會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於不顧而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這些人無論是誰，隻要他“出頭負責”，就會對華北乃至整個中國造成嚴重危害。而事實也證明了閻錫山的這種顧慮並非多餘。據徐永昌說，在“華北自治”問題上，因閻錫山的“婉拒”，“日人絕望於閻，乃轉而寄望於商（河北省主席商震）、韓（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今則責望於宋（哲元）”（《閻錫山年譜》（五），第18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