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閻錫山並未鬆懈，他認為日偽絕不會就此罷休，其後還會對綏東大舉進犯。他在9月14日致蔣介石的函中就指出：“自王英匪擊潰後，綏遠晉北，表麵上雖較沉靜，然日方積極招匪調兵，預備甚力。蓋以王匪試探我方決心，以作其準備之標準，恐秋冬之交，必再來犯”，並提出，估計日偽兵力總共不過6萬，因而對敵第一次來犯，“必須暗集七萬以上兵力，出其不意一擊，始能速戰速勝，或可期其暫不來犯，使我得以從容布置”（《閻錫山年譜》（五），第1948頁）。同時，指定晉綏軍第19軍王靖國部在晉的4個團，以及李服贗的68師、馬延守獨立第7旅、孟憲吉獨立第8旅、炮兵4個團為“先遣入綏增加挺戰之部隊”，“爾後，視情況之必要，凡屬晉省軍隊，全數入綏挺戰。先以68師一部開綏，其餘分駐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由傅作義隨時調用。並且召集“晉綏全體軍官，輪流到省聽訓，諭以：‘我們要為國家盡責任，我們要為責任犧牲，全體官兵應成功以盡責任，成仁以保人格’”（傅作義：《綏戰經過評論》，《綏遠抗戰》第3頁）。

閻錫山為迎戰再犯之敵，在軍事上進行著積極準備的同時，在中國如何進行抗戰的這個重大問題上，經過反複思考，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守土”二字。他說“晉綏自肅清共匪（指紅軍東征一事——引者注）以來，積極準備守土，迄未稍懈。軍民均有決心死裏求生”（《閻錫山年譜》（五），第1953頁）。11月23日，正當綏東戰役激烈進行之時，他在給李宗仁、白崇禧的電報中說到：“日人得寸進尺，凶焰日張，全國動員，守土抗戰，實為必要”（《閻錫山年譜》（五），第1965頁）。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守土抗戰”。閻錫山對他的“守土抗戰”曾作過這樣的解釋：“什麽叫守土抗戰？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的抗戰行為”（《閻伯川言論集》第71—72頁）。他的這個話，可以這樣理解，即：為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亦即為了正義的事業，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要堅守、死守，不怕犧牲。閻錫山所說的“隻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十一），第74頁），實際上也包含著這個意思。

閻錫山的“守土抗戰”主張，不但與他1932年複出之初，在向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提交的《請政府檢撥十萬勁旅死守錦州以救危亡案》中所說的：“死守死抗”一致，也與他1936年提出的“犧牲救國”的主張相一致。更重要的是，閻錫山的這個“守土抗戰”，既非以往有些人所說的，是指“隻要是他負責的轄區，他就堅守”，也與蔣介石的“準備抗戰”和馮玉祥的“收複失地”有著很大的不同。它是閻錫山針對當時中國的實際國情提出來的。他認為，中國在財力、物力、經濟力，甚至“國民的愛國心”、“人民的道德”、“國民的科學知識”也都不如人的情況下，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時再抗戰”，“抗戰是為守土，不應因準備而不抗戰，即不應因準備而守土”（《閻伯川先生言論集》第72頁），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複回來”（《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十一），第74頁），而是應當“義之所在不容反顧者，成功是成功，失敗亦是成功，不容審慎，應盡力而為之”，（《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十一），第70頁）。同時，他還認為“守土抗戰不是一部分人的責任，實是全部分的責任，應當大家一致的努力”。（《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十一），第65頁）。閻錫山的這些思想，由於它體現了“威武不能屈”，“舍生取義”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些民族傳統文化，所以，其“守土抗戰”的主張成為“7·7事變”前後山西朝野之共識，它對於振奮民族精神，激勵民眾鬥誌，同仇敵愾，堅持抗戰，也是具有積極的影響的。

閻錫山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自從他複出以後，尤其“華北事變”以來，在各方麵加緊了“守土抗戰”的準備。從1935年開始，閻錫山即在娘子關、龍泉關一線和平型關、雁門關一線，修築了綿長的“永久性”國防工事，到“7·7事變”時已基本完工。同時根據其“守土抗戰應當大家一齊努力”的要求，從1936年開始，還對各地機關公務員一律施以軍事訓練，由部隊上抽派軍官，負責教練軍事動作及練習打靶，並且在各學校也實行軍訓。軍訓內容主要為製式教練、射擊教練、刺槍和手榴彈教練等。此外，閻錫山還“想把其軍隊擴充到十萬人，再建立一支比其正規軍還多兩倍的民兵和一支由一萬五千名學生組成的青年尖刀軍官隊”（〈美〉唐納德·季林著，牛長歲等譯：《閻錫山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頁）。1936年夏，鑒於綏東局勢緊張，閻錫山先是要“西北實業公司”中由原來的11個軍火企業改組成的民用企業，改組為“西北製造廠”，部分地恢複軍火生產，及至綏東戰事平定後，則要求全部恢複軍火生產，並加大了生產數量。其他民用企業也被要求生產一些軍需物品。至1937年11月太原淪陷前，這些軍工企業生產的軍火已可裝備30個步兵師和4個炮兵師。同時，為對“第一次來犯”之敵能夠“速戰速勝”，他還向蔣介石提出增兵綏遠之要求，蔣應閻之所請，不久即派中央軍第十三軍湯恩伯部、騎兵第七師門炳嶽部入綏作戰。

綏遠的形勢日趨緊張，日偽為進犯綏東，不僅加強了張北特務機關的領導，而且擴充軍備，加緊了軍事進攻的部署。“張北田寶昌征來蒙兵幼軍及精壯者各二百名”，“王英匪部三個騎兵團六、七百名，槍馬齊備，現由各鄉村移駐張北廟灘”。“李守信擴充機炮大隊，計分十二連，每連百六七十名”，“張北現停輜重炮車六、七十輛”，“張垣之汽油多被日人買去，運往商都”，“日本坦克車五輛，由化德開往張北”，“駐熱河張海彭部，準備向察省出動”（《閻錫山年譜》（五），第1954頁）。

時刻關注著綏遠形勢的閻錫山，獲悉有關日偽這些動向後，認為大戰在即，遂於10月11日，電令綏遠方麵頒發戰鬥序列：任命傅作義為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35軍，附第205旅、獨立第7旅、補充12團，炮兵21、29兩個團及小炮2中隊；任命湯恩伯為第二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13軍、附72旅及炮兵27團；任命李服贗為第三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68師，附炮兵24團，及小炮1、3兩中隊；任命王靖國為預備軍司令官，指揮所部70師（欠205旅407團），附獨立第8旅；任命趙承綬為騎兵軍司令官，門炳嶽為副司令官，指揮騎兵第1、第2師及第7師。並且，閻錫山於當月23日電報蔣介石，稱：“我軍現已在綏邊之興和、陶林等縣駐有重兵，並做國防工事，……已令傅主席迂有敵探，立即拿獲槍斃，倘果入境來犯，即予迎頭痛擊，追蹤追剿”（《閻錫山年譜》（五），第1957頁）。11月2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請酌收複百靈廟之時機”。因為百靈廟是綏遠重鎮，也是德王把持之“蒙政會”（“蒙政會”是1933年7月間，在日本支持下，由德王成立的管轄蒙旗事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的簡稱——引者注）所在地，所以蔣介石想乘此機會，直搗匪巢。但閻錫山在11月3日的複電中認為，德王以蒙政會駐在地為借口，屯兵聚糧，為將來西進南犯之根據地，關係至重。“惟以山預料下令之日，德王或即宣布獨立，借日軍抗戰，不免有對日挑動真麵目戰爭之慮，厲害亦關重要，山意現在偽匪軍果不出鈞座所料，有所發動模樣，俟其發動，再由政府下令，較為有詞”（《閻錫山年譜》（五），第1960頁）。閻錫山這個“後發製人”的方針，因其即可避免日軍之介入，又能“師出有名”，所以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後即以此執行。

日偽經過一番部署，認為進攻時機已然成熟，11月5日，德王遂借口百靈廟特稅改路事，向傅作義發出挑戰性的通牒。閻錫山接到傅作義的來電後，即指示傅“德王此電顯係開釁之先聲，師直為壯，我方自當一一明白答辯，免為所詘”，並向傅對答複德王的主要內容予以指點，謂：“至百靈廟特稅改路一事，係商人因綏蒙交涉糾葛為時太久，自由變更路線，我們深知，當予據理答辯，其餘應變各節，及不能應允之要求，亦須振振有辭，使中外共見其聞，知其曲不在我也”（《閻錫山年譜》（五），第1960頁），對德王的挑釁表示了強硬的態度。

德王見此舉未能奏效，即訴諸武力。11月15日，王英率偽軍5000餘人，由日本駐察北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直接指揮，在日本飛機的掩護下，由商都（屬察北境，偽蒙軍基地—引者注）出動，向綏遠門戶——紅格爾圖進攻。駐守此地的晉綏騎兵趙承綬所部依事先部署，奮起反擊，是為紅格爾圖保衛戰。綏遠抗戰由此拉開大幕。在晉綏軍的堅決反擊下，經過三日激戰，打退了進犯之偽軍。之後，日偽軍集結於百靈廟，準備更大規模的犯綏。

在紅格爾圖激戰正酣之時，11月16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他“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以弟之意，非於此時乘機占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閻錫山年譜》（五），第1963頁）。蔣所以要閻這樣，是因為百靈廟在歸綏西北，相距430多華裏，為內蒙西部的交通要道，也是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的駐地，蔣介石並且於17日從沈陽飛抵太原，與閻商談綏遠及與日關係問題，這是蔣介石第二次來晉。此前1934年11月8日，他曾攜宋美齡到山西，逗留4日，其間還在閻之陪同下，至五台河邊村，拜見了閻父。蔣這次來，僅停留一天，於11月18日返回洛陽。

根據蔣介石的要求，閻錫山立即要傅作義部署收複百靈廟的戰役。傅作義即命孫蘭峰、孫長勝為收複百靈廟前敵總、副指揮，務於24日上午攻克百靈廟。11月23日夜，孫蘭峰旅、趙承綬部孫長盛旅經過300餘裏的長途行軍，拂曉抵達百靈廟外圍後，即發起總攻。經過十餘小時激戰，於次日上午勝利收複百靈廟。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乘飛機逃脫，殘餘潰敗。此役共弊傷日偽軍500餘人，俘獲日偽軍200餘人，並繳獲大量日偽文件和彈藥輜重。然而，日軍並不甘心，除派飛機轟炸外，又增加部隊，於12月初大舉反攻，但終未得逞。此後，晉綏軍乘勝出擊，孫長盛騎兵部隊一舉收複了百靈廟以東日偽盤踞的另一個重要據點——大廟，基本上肅清了綏遠境內的日偽軍。收複百靈廟後，傅作義本來計劃乘勝奪回商都，遂由閻派駐綏遠的聯絡參謀賈毓芝電閻請示，閻複電製止，因為他認為“商都不屬晉綏管轄，與百靈廟原屬綏遠不同，……若攻商都，誠恐日方有所借口，會對晉綏不利”，傅即作罷（《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13頁）。

閻錫山在綏遠抗戰中，不僅縝密籌劃，詳予部署，而且帶頭捐輸。11月17日，他就將其父親遺產87萬元以其繼母陳秀卿的名義捐給了綏遠前線，“以作禦侮之用”，在他的帶動下，晉綏軍將領也紛紛解曩。趙戴文捐款1.5萬元，王靖國捐款4萬元，楊愛源捐款2萬元……。太原市各學校還紛紛成立了學生救國會，停火、節食，以支援抗戰。募捐運動還由軍界、學校普及於商界。“募捐援助綏遠抗敵將士，已成為太原人的中心任務”（《國聞周報》第13卷，第48期，第30頁），成為“大家一齊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麵。

綏遠抗戰的勝利，被譽為“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這個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當時，以輿論為先導，以募捐為主要形式的援綏抗日運動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從11月中旬開始，許多地方如杭州、上海、廣東等地都派代表來太原，甚至親來綏遠慰問前線部隊，……許多代表團還給閻帶來大量的資金，這些錢都是作為全國‘援綏運動’，為前方戰士捐獻一天工資的號召下而募捐起來的”。（《閻錫山研究》第237頁）。3月13日，國民政府也派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率領包括各方麵負責人員的代表團，帶來了大批慰勞品，由閻錫山陪同前往綏遠慰勞。

閻錫山由於一直是綏遠抗戰的主持者領導者，傅作義是綏遠抗戰的直接指揮者，因此，他們也因此役的勝利而名聲雀起。閻錫山就收到好幾百份電報，“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其他地方實力派們及各界領導人的電報，讚揚他和傅作義將軍敢於反抗日本，晉綏軍殺退敵人的拚搏精神”。《華北通訊》還載文說，“許多人們都看到，在綏遠的抗日運動中，閻動員起來的廣大民眾，超過曆史上任何時候”（《閻錫山研究》第237頁）。翌年3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通令嘉獎抗戰將領，閻錫山與傅作義一起被授予“一等寶鼎勳章”，趙承綬被授予“二等寶鼎勳章”。

不僅如此，綏遠抗戰的勝利，也使山西名聲大振。自從紅軍東征後，由於閻錫山在抗日救亡上采取了一係列開明進步的措施，而這次又對日偽的侵略進行了堅決地反擊，這種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敢於麵對強敵的行為，與當時國內其他省市仍然壓製民主，阻撓民眾抗日運動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一時間，山西成了除陝北根據地之外的又一個抗日的中心，不僅使國人對山西刮目相看，而且也吸引了許多愛國誌士和青年前來山西。著名愛國將領續範亭就由衷地說道：“山西以一隅之地，進行了守土抗戰，收羅進步青年，成立犧盟會，解放思想自由，允許開設生活書店，我看見山西是有了光明，雖然是僅僅點出一支蠟燭來，光明不大，但我卻和許多愛國的青年一樣，像燈蛾似的，圍著這一點光明，不肯他去了”（穆欣：《拔劍長歌一世雄——續範亭生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72頁）。

8、“西安事變”前支持少帥向蔣苦諫，事變後力主和平解決，與意見相合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與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是謂“西安事變”。

這一事變，震驚中外。由於事變是在綏遠抗戰剛剛結束不久，全國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進一步高漲，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日益強烈，而蔣介石卻仍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要繼續“剿共”這樣一種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並更趨尖銳的政治背景下發生的，作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元首的蔣介石被扣留後，致使群龍無首，中央權力頓形真空狀態。因此人們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以及如何解決這一事變，以克服“國家危機”，不能不予以格外關注。

閻錫山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事前根本就不知道，更沒有想到張學良與楊虎城二人會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但有一點他是清楚的，即張學良曾向他表示過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願望，以及向蔣介石力諫的意向，而他也向張學良囑咐過“有機會將與張聯名向委座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