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舊軍勢力，在第一次古賢會議上，閻錫山還決定成立軍政幹部學校，培養青年軍官，並且決定將原來準備給決死隊兩個軍的番號第33軍、34軍，撥給舊軍，將第71師擴編為第33軍，教導2師擴編為第34軍，由孫楚、楊澄源分任軍長。1939年1月，閻錫山在吉縣五龍宮“避戰”時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即“五龍宮會議”上，又作出了“建立現代化有基礎的30萬團力的鐵軍”的決議。所謂“鐵軍”，按閻錫山的說法，“就是要打人人受不住，人打來必定吃虧，使人不敢打不願打無法打，而自己打人，卻是無往而不利”。後來，他還提出“我們能完成10萬有團力的鐵軍，即可掌握山西；完成20萬就可掌握二戰區，驅逐敵人出境；如完成30萬，即一定可以支持華北”（《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3輯，第100、123頁）。在閻錫山的籌劃和大力支持下，由王靖國具體操辦，被冠以“三三鐵血團”名稱的鐵軍組織，於1939年11月在秋林成立。

於積極扶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新的多方抑製與打擊。閻錫山於1938年9月25日至10月8日在吉縣古賢村公開召開的由軍政民幹部參加的“抗敵行政工作檢討會議”亦即第二次古賢會議上，通過了由他親手製定的《抗敵行政十大綱領》、《抗戰人員必戒二十條》和《抗戰必要條件六項》。“十大綱領”雖然有軍事核心、實行說服教育、實行強民政策、整理地方武裝、盡量消除摩擦、嚴格執行紀律、按期實行考核、保障人民權利、爭取漢奸反正、普及革命教育等內容，但實際上，它不但否定了1936年11月公布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綱領”，而且繼溫泉會議後，又使閻錫山的領導進一步加強，因為在“嚴格執行紀律”中就要求“下級必須遵守紀律”，而“普及革命教育”中，又強調了“要壯大民族革命同誌會的組織”。至於《抗戰人員必戒二十條》，其中所規定的“行政不協助軍隊者必戒”、“軍隊妨礙行政者必戒”、“有武力而不抗敵、圖謀擴張勢力者必戒”、“言論行動力足以挑動階級鬥爭者必戒”、“濫委人員、成立遊擊隊、強迫人民供應者必戒”等等，可以說，都是針對抗日進步勢力，企圖限製、犧盟會和決死隊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民主政權的活動的。此外，在這次會議上，閻錫山還特地議定的“厘定區、縣戰事編製”、“統一動員機構”、“嚴格執行合理負擔”三案，也是要從法令製度上縮小犧盟會和決死隊的權力的。而第二次古賢會議後，閻錫山的許多作為也更證實了這一點。

先就閻錫山對犧盟會的態度而言，自從犧盟會成立以來，閻錫山對犧盟會一直是支持的，就在1938年1月，閻錫山還準許犧盟會挑選40名能力較強的犧盟會特派員，經過短期訓練後，調任遊擊縣的縣長。對於“犧盟會同誌”積極響應他的遊擊縣長製，去當遊擊縣長，還頗感滿意。2月，在對全省行政機構進行調整時，把原來的行政公署改為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政治主任改為督察專員，雖然對新增設的第八、第九行政區委舊派人物陳興邦、尚因培任專員，但原來7個行政區的第1、3、5、6行政區的主任宋劭文、薄一波、戎子和、張文昂仍繼續擔任行署專員。這些行署專員可代行省政府職權，委派縣長，有很大權利。這樣，到臨汾失守前，全省103個縣中，就有62個縣的縣長、9個專員公署中就有4個專員，是犧盟會的特派員。由於這些人都是員，所以，山西的政權實際上有一半掌握在了的手中。這個事實，不能不使閻錫山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他於溫泉會議成立“民族革命同誌會”，以便對犧盟會等抗日進步勢力加以控製之後，在第一次古賢會議開過不久，1938年8月，便從宋劭文的第1專區分割出靈丘、廣靈、渾源、應縣、山陰、大同、陽高、天鎮等縣，組成第10專區，從舊派專員楊集賢的第2專區分割出新派基層勢力較強的河曲、保德、五寨、偏關、平魯、神池、左雲、右玉等8縣，組成第11專區，由楊集賢任專員兼保安司令，以縮小新派勢力的活動範圍與權力。不久，閻錫山又在行政區之上特設4個“省政府行署”，分別委任其親信將領第13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王不願赴任，改為楊澄源）、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第8集團軍總司令孫楚、第6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兼第1、2、3、4即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4個區的行署主任。由於這4位行署主任可以代行閻錫山的職權，而行署之下，又依閻錫山的要求，根據全省人口、土地麵積及戰略位置，劃分成了若幹“作戰師管區”。每個師管區派若幹團駐紮，在師管區內實行軍事統治一切，師長兼專員，團長兼縣長，將軍、政、民大權，全集中在了舊派軍人手中。按閻錫山的話來說，這樣“不但有利於現在的抗戰，而且有利於將來的複興”（《犧盟會史》第488頁）。但實際上，閻錫山此法，就是要把大多數犧盟會員任縣長和4個犧盟會員任行署專員的權力以及決死隊4個縱隊的權力予以剝奪，使之完全掌握在舊派軍人的手中。秋林會議之後，閻錫山又向決死隊、犧盟會控製的地區派遣了“政治突擊隊”、“敵區工作團”、“精建會”（全稱為國民抗戰精神建設委員會。因“同誌會”的名義當時不便公開，閻錫山便借國民黨中央成立“國民抗戰精神總動員山西分會”之機，於1939年7月在秋林成立了“精建會”等），進行偵察、搗亂、破壞活動。

與此同時，閻錫山對於抗戰初期他曾同意創辦的戰動總會，也采取了排斥打擊的態度。1938年2月，他要在戰動總會宣傳部任部長的趙宗複（趙戴文之子）和趙中樞（國民黨中央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之子，戰動總會宣傳部印刷科科長、秘密黨員）二人將宣傳部人員全部帶走，離開戰動總會。經戰動總會內的秘密黨團組織研究決定，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隻允許二趙離開戰動總會，其他人員一律不準離開，二趙離開戰動總會後，即到臨汾第二戰區政治部交通局任職。閻錫山企圖從組織上削弱戰動總會的舉措未能得逞後，又斷絕了對戰動總會遊擊隊的軍需供應。3月下令將戰動總會所屬12個遊擊支隊改編為山西保安二區遊擊支隊，任命續範亭為保安二區遊擊隊司令。但在中央的指示下，在改編過程中由於將一部分部隊巧妙地編入其他部隊共4300餘人，其中決死縱隊1400餘人，第120師1800餘人，編入保安四區1100餘人，因而，各遊擊支隊實際上並沒受改編的多大影響。

此後，閻錫山對戰動總會的打擊，更為變本加厲。當戰動總會所屬遊擊支隊改編後，閻就趁續範亭由苛嵐赴吉縣古賢之際，將保安二區的第14和第1支隊分別調往保安四區和苛嵐趙承綬騎兵駐地附近，以便於控製，並且密令保安二區各支隊統歸趙承綬指揮。由於續範亭的堅決反對，閻也覺得自己無理，隻好暫時“忍讓”。可是，閻並未就此罷休，不久，他便委派郝夢九（閻方派往戰動總會委員）為保安二區政治部主任，舊軍官朱耀武為保安二區司令部參謀長，企圖從人事上控製保安二區的軍政大權，架空續範亭，同時還將遊擊支隊的活動範圍由原來的68個縣，縮小到保安二區所轄苛嵐、五寨、神池、朔縣、寧武、崞縣、靜樂、左雲、右玉等13個偏僻貧瘠的縣份，以限製遊擊支隊的發展。

尤為嚴重的是，閻錫山對戰動總會的解散。在第一次古賢會議上，閻錫山就想解散戰動總會，但鑒於他覺得自己直接出麵不太方便，遂一麵電請蔣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義下令取消戰動總會；一麵通過戰動總會副主任、第二行政區專員楊集賢等人提出取消和改組戰動總會的建議。會後，閻又電召續範亭赴吉縣，商談取消戰動總會之事，當他見續維護戰動總會的態度很堅決後，遂提出戰動總會可以不解散，但是必須讓南漢宸、程子華離開戰動總會。這一提議也遭到續的堅決反對。會談未取得結果。雖然如此，但閻已“對戰動總會開始進攻，如提議由兩個專員發動各縣長和人民請願取消戰委會，再由專員匯集報閻錫山取消戰委會”，“閻已電戰總會減少工作人員，各縣經費由總會支出”等等（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戰動總會簡史》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中央和等領導對於閻錫山想取消戰動總會的一切舉動，早已知道，針對閻錫山的圖謀，中央和等為避免與閻正麵摩擦，並延緩與閻公開破裂的時間，曾做了大量工作，其間周恩來還致電閻錫山，告以解散戰動總會將會產生的不良後果，但由於閻錫山在秋林會議上，借口國民黨中央政府下達了各地戰爭動員一律由總動員實施委員會負責，不允許形形色色機關存在的通令，發出了取消戰動總會的命令。在此情況下，經中央同意，戰動總會於1939年7月1日正式發出了結束工作的通告。

如果說自溫泉會議、兩次古賢會議，直至五龍宮會議這一時期，閻錫山在抗戰道路上向後倒退的主要表現還是扶舊抑新，所采取的措施也還比較隱晦的話，那麽，隨著中日戰爭形勢的變化，在秋林會議前後，閻錫山在抗戰道路上的向後倒退，不僅表現在對日妥協的嚴重傾向和與日的加緊勾結上，並且其表現方式也變得更為肆無忌憚和更加露骨。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武漢的失守，標誌著國民黨正麵抗日戰場的基本結束。自“7·7”事變爆發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由於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戰，特別是領導的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的開辟和抗日遊擊戰爭的開展，消耗和牽製著日軍的大量兵力，給日軍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集中兵力打擊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鞏固其所占領的地區，並且為其開辟南洋戰場進行準備，因而於攻陷武漢後，遂調整了它的侵華戰略和策略，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停止對正麵戰場的戰略性進攻，政治誘降活動隨之加緊。而蔣介石也采取了嚴格限製與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政策。這種嚴重逆轉的抗戰形勢不能不對於抗戰已經信心不足的閻錫山產生影響。

就在當年冬天，閻錫山在秋林舉辦的校尉級軍官訓練團的一次講話中，就說：蔣先生的腦筋中決無抗戰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協的問題了，因此他可以設法更多地增加前線的困難，使前線將領自動要求停戰，他可以任意廣播、八路軍破壞統一，不服從命令，加他們一個奸黨奸軍的帽子，在不知不覺中，轉移抗戰為剿共，一切關鍵隻在日本條件能否接受。這種形勢我們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趕快準備雨傘。所謂天要下雨，即抗戰形勢要大變了，蔣介石已開始對日妥協與了，在此情況下，山西也應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準備好和日的準備。

不僅如此，1939年1月1日，當閻錫山在五龍宮聽到薄毓相向他報告的另一則日本廣播說是“汪精衛已由昆明正往河內，發表豔電（1938年12月29日），聲言要與日本合作”後，他當即沉下臉來，思索了一陣方說：“兆銘（汪名）走得太早了。咳！各行其是吧”！隨即將他以《的錯誤》一文為蘭本而改寫的《中心思想》，電致其秋林司令長官部辦公室主任寧超武用大通行發表，作為“元旦文告”。閻錫山這裏所說的汪精衛“走得太早了”，是對汪的惋惜，或是認為汪的降日“不合時機”，還是“不講策略”？均無可妄斷，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對汪的降日沒有任何譴責的意思。並且，汪的降日也確實觸動了閻錫山。至於他將其《的錯誤》一文的基本精神改頭換麵後，作為1939年元旦文告發表，則清楚地表明，閻錫山對的態度已經發生轉變，由過去的聯共變為了。也就是在1月9日至17日召開的五龍宮會議上，當從重慶返回的省財政廳廳長王平向他報告交涉財政經費及有關後方情況後，閻錫山因何應欽卡二戰區經費而大動肝火，罵何是“混帳”，是“漢奸行為”，並且自負地說：“全中國隻有三個真正抗戰的人，就是重慶蔣、延安毛和吉縣的我！其餘都不抗戰，也不懂政治”（《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63—264頁）。從這些言辭中，也反映出閻錫山在和日或降日的問題上是早就有所考慮的，在他看來，和日或降日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必須謹慎對待，不然就會落下千古罵名。汪精衛魯莽行事，早早降日，就是“不懂政治”，而他才是懂政治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閻錫山於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的有師長、獨立旅長以上部隊軍官、各區專員、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區幹部及部分縣長、“公道團”縣團長、“犧盟會”縣特派員等共計167人參加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即“秋林會議”上，“懂政治”的閻錫山，雖然在開幕詞中提出這次會議精神為“討論加強抗日力量，爭取最後勝利，奠定複興基礎的全盤辦法，討論事項，為軍政民工作如何進行”（《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66頁），但實際上是要在這些“抗戰”、“複興”言辭的掩飾下，為他的降日、而對其軍政幹部進行思想動員，並采取相應的一係列行動，以掃清其降日的主要障礙、犧盟會和決死隊等抗日進步勢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