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東地區，物產豐富，且因其西控同蒲鐵路，東臨上黨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41年中條山戰役後，國民黨軍隊潰退，日軍隨之占領，八路軍太嶽軍區部隊深入汾東，開展遊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對晉南日軍構成極大威脅，日軍雖多次掃**，但一直未能將八路軍趕走。因此，日軍便企圖利用閻錫山的軍隊協同控製這一地區。而閻錫山也正想“開辟汾東”，於是1942年底，閻便指示第61軍與日軍協商，日軍讓出浮山、安澤、曲沃3縣，由第61軍進駐。1943年3月，第61軍東渡汾河，進駐浮山，遭到八路軍襲擊，被迫撤回晉西南。此後不久，由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折，麵對這一形勢，閻錫山在預測中國抗戰前途時說：“我們中國此次抗戰上的問題，可以說不成什麽大問題，隻要能與同盟國家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勝利很有把握”（《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9輯（上），第5頁）。也正是這種日趨光明的抗戰形勢，使閻錫山開始考慮抗戰勝利後如何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因而，他更加緊了“開展政權”的步伐，他認為：“單靠守住晉西，實在不夠，必須向敵叛區開展，打下個縣份村莊來，開掘糧源和兵源，……這兩件事，能不能做好，是我們的存亡關鍵”（《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8輯，第136頁），於是，1944年1月中旬，閻錫山又決定以第61軍全部兵力在臨汾日軍師團掩護下，再次向汾東地區“開展”，企圖將汾東之八路軍、決死隊消滅，至少也要將其壓迫到白晉路以東地區，然後向上黨地區“開展”。
1月28日，第二戰區總參讚楊澄源指揮第61軍及續如楫所屬第五專署保安兩個團共計萬餘人，在日軍配合下，向汾東解放區大舉進犯。閻軍所到之處，大肆抓丁搶糧，搜捕抗日兵民，摧殘抗日區、村政權。但在八路軍的堅決反擊下，這次進犯又被擊退。之後，盡管朱德致電閻錫山，要他對61軍的行動“予以製止，免起衝突”，閻錫山卻置若罔聞，3月初又增派隊伍東進汾東，結果又被八路軍殲滅1個師兵力。在此後不久的進犯中，第61軍的主力第72師及新增援的第37師，也大部被殲。
經過幾番失敗後，閻錫山雖然仍決定派遣大部兵力，開往汾東，伺機向上黨推進，但攝於前車之鑒，率部東犯的第19軍長史澤波不敢貿然東進，隻得同梁培璜的第61軍等部鞏固汾東，而閻此時亦認為東進上黨的時機尚不成熟，乃命史澤波“養精蓄銳，待機再發”。雖然如此，卻也為閻錫山爾後進攻上黨地區創造了一定條件，抗戰勝利後，史澤波正是率其第19軍從汾東出發向上黨地區進犯的。
除了軍事上的武裝“開展”外，閻錫山為了開辟汾南地區，“拯救汾南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還成立了“汾南青年工作大隊”，潛入汾南地區，組織當地土匪、地主等，建立地方武裝、發展勢力。並且利用特務，潛入抗日民主根據地，破壞地下組織。他認為“如果摧毀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我們存在開展均無辦法”，隻要“拿上與民合謀，實行兵農合一，本上收複定義，革命競賽，真理戰勝，如此就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8輯，第62—63頁）。為此，閻錫山派出3個“流工隊”，分赴汾東、汾南，專門破壞的地下組織。
不僅如此，閻錫山還與日軍“合作”，“開展政權”。1942年閻日安平會議之後，由於日本開辟了南洋戰場，急需抽調大量兵力和作戰物資支援南洋戰場，因此，對閻錫山的策略，由硬而軟，進一步加緊了拉攏，以便利用閻鞏固其對山西的占領，並抽調人力物力支援南洋戰場。而閻錫山則急於“開辟汾東”，並伺機向上黨地區推進，也表示了對日願意和好的態度，企圖得到日軍的援助。在這種各自目的的推動下，雙方加強了“合作”。1943年春，太原日本高級參謀笹井向閻錫山提出了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合作方案，稱閻方可派軍政幹部，參加日方政權；日方同意閻方軍隊向汾東發展。雙方經過反複談判，於同年底，在太原簽訂了“秘密協定”，其內容主要為：日方同意除安澤、浮山等縣外，再將翼城、曲沃、長子、高平、襄垣、黎城、沁水、陽城、晉城等9縣，分期“讓渡”給閻方接管；日方政權機構和地方武裝中，閻方可以繼續派人充任要職；日閻雙方共同分擔“剿共”任務，將地區“剿清”後，其防務由閻方接管。
翼城、曲沃、長子等9縣，絕大部份為領導的太嶽、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日軍雖然多次對這9個縣進行過“掃**”、“清剿”，竭力要將八路軍趕走，但均遭失敗，根據地反而更加發展壯大。這時日軍所以要把他們“讓渡”給閻錫山，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駐於這裏的兵力有相當部分被調往南洋戰場，造成的這個空虛極需要閻錫山派遣兵力予以填補。同時，讓閻錫山的一些部屬加入其政權和地方武裝，不僅可以誘使閻錫山與日方的“合作”，而且有利於日偽政權和武裝的建設。而閻錫山夢寐以求的正是對這些地方的“開展”，並通過這種“開展”，實現其“收複失地”統治山西的願望。他說：“不隻是把汾東汾南開展了就算完了，我們能有力量還要竭力的收複全山西，更向河北開展”（《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9輯（上），第29頁）。
因此“秘密協定”簽訂後，1944年上半年，閻錫山即多次派遣軍隊向汾東開展，其中，1月28日楊澄源指揮的那次“開展”，就得到了日軍的配合，所部正是由日軍指定的據點襄陵橋和史村橋東渡汾河的，但上半年向汾東的多次開展，均遭失敗。閻錫山並不甘心，於當年秋後，又特邀臨汾日軍增派步炮聯合3000餘人的兵力，協同第61軍在安澤、浮山一帶，實行“三光掃**”。在軍事上與日方“合作開展”的同時，在政治上，閻錫山也與日方進行了積極合作。1942年夏天，騎兵第1師師長趙瑞、副師長段炳昌和騎兵第4師師長楊誠、副師長何炳，率部前往平遙縣淨化地區“突擊糧食”時，被日軍俘虜，押往太原，經日偽省長蘇體仁從中斡旋，不僅將被俘閻軍改編為“山西剿共軍”，而且趙瑞、楊誠也分別被委為第1、第2師師長。1944年冬，閻又與日勾結將此二人分別委為新編第1軍、第2軍軍長。1943年間，山西省日偽省長馮司直就向閻錫山提出，由閻派遣幹部若幹，以投降方式，由日偽政權給予安排委用。這正合閻之心意。於是，閻先派軍長張翼前去，因與日軍沒有接通關係，反而被扣押，施以酷刑，直到日本投降後始被釋放。繼又派政衛組王庚堯、陳興舜等到太原，王被委為日偽省公署“剿共委員會”秘書，陳被委為“警務廳”秘書。1944年間，閻派出的靳瑞萱被日偽省公署委為省衛生局局長，並且所派之張從龍、李石麟、焦琪瑞也分別被委為安澤、沁源、浮山3縣的縣長。
日本投降前夕，閻日雙方的這種政治合作更為密切。1945年六、七月間，閻錫山由吉縣進駐隰縣後，他接到其在太原設立的“辦事處”的報告，稱太原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部，認為現在的廳長、道尹多不稱職，希望閻從速推薦廳長級等人員若幹。閻接報告後，即派遣李榮才、孟祥祉、張馥莢偕同到達太原，準備擔任日偽廳長、道尹等職。就在這時，漢奸廳長趙汝楊由太原到了隰縣，也將日軍之意轉達於閻錫山。閻立即表示，省長一職，以你（指趙汝楊）擔任最為相宜。趙離開隰縣後，閻又授意梁上春接受日偽省政，並任省長。而梁上春又因其子梁綖武（也是閻錫山五堂妹閻慧卿的丈夫）一直是閻與日方勾結的聯係人，又推薦梁綖武任省長，日方也表示同意，但不久，日軍投降，此事未得實現（《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40—341頁）。
閻錫山與日方的合作“開展”，雖然在向汾東、汾南的開展方麵沒有取得什麽成效，但他派出的“流工隊”等特務組織的活動，卻對抗日民主政權造成了相當的破壞，同時，也糾集潛伏了一批反革命勢力。而他與日方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合作，也為閻錫山搶收抗戰勝利果實，創造了有利條件。
7、日閻加緊勾結，日對閻又打又拉，閻對日又磨又頂
武漢失陷之前，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為了盡快占領中國，即於1938年6月製定了一套“謀略計劃”，即在軍事上對華全麵進攻的同時，試圖用政治手段瓦解、誘降中隊。鑒於山西在華北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計劃中就把瓦解閻錫山軍隊的工作列入其內，並將此工作的秘密代號稱之為“狸”工作。由此不難想見日本對閻錫山的印象。1939年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部成立後，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又更名為“伯”工作，並由日本華北方麵軍第1軍具體執行此項任務。日方所以要在閻錫山身上下功夫，除了山西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及閻在地方實力派中頗具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是閻錫山在臨汾失陷後，雖然仍對日軍的進攻進行了抵抗，但已不像以前那樣堅決和積極了。1939年他發動“冬季攻勢”後，更采取了消極抗日，力圖避戰，保存實力的政策。所以，日本想通過閻加入汪精衛的日偽南京政府，促使那些“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打開重慶政權的崩潰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傳，以期有利於促進中國事變的處理”（《華北治安戰》（下），第122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1940年2月，田中隆吉一出任華北方麵軍第1軍參謀長，即讓日偽山西省長蘇體仁找人給閻錫山送信，當派送人閻錫山的族侄閻宜亭（名誌義）攜板垣征四郎之親筆信前往晉西，尚未返回時，蘇體仁又派漢奸白太衝（孝義縣白壁關村人，曾任汾孝遊擊支隊長，1939年被俘投敵），偕同日本特務小林高安，到孝義縣兌九峪鎮，通過“興亞黃軍”司令蔡雄飛（閻軍第68師副師長，1939年被俘投敵）的介紹，與駐隰縣大麥郊的閻軍警衛軍軍長傅存懷接洽，然後通過傅的安排，秘密前往克難坡會晤閻錫山。
這時的閻錫山在“12月”事變後，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而他又早就有“天要下雨，準備雨傘”的打算和“狡兔”也要有三窟，“第一個窟窿是日本人”的想法，因此，他對於日方主動派人前來聯絡，頗為欣喜，複信田中隆吉和蘇體仁，表示“願與日軍合作，共同‘剿共’，安定山西治安”（續誌仁：《閻錫山向日軍乞降見聞》，《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38頁）。
日方見閻如此態度，遂加緊了與閻的聯絡，閻恐惹出風聲，則讓駐隰縣的第7集團軍司令趙承綬具體負責與日的聯絡接洽工作。其間，蘇體仁還從北平請回梁上椿，共同商議如何促進日、閻關係問題，經蘇、梁的穿針引線，閻錫山逐步同日方勾結起來。
日方為了向閻錫山表示親善，1940年6月曾將靈石境內的雙池鎮據點交給閻軍駐防。7月間，駐太原日軍參謀長筱塚又提出一個“合作草案”，主要內容是：閻錫山的第7集團軍駐崞縣、原平一帶，第8集團軍孫楚駐臨汾、運城一帶；第13集團軍王靖國駐陽泉、娘子關一帶；閻的長官部駐太原，如果閻本人願到北平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更為歡迎，太原長官部則由楊愛源主持。但閻錫山認為這個“草案”純屬一紙空文，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東西，於是向日方提出必須是先幫助他充實力量，然後再具體協商“駐防問題”。日方對閻的要求，不肯明確答複。而這時，日本大本營已在籌劃發動太平洋戰爭，企圖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以便騰出更多的力量進行太平洋戰爭，因此，日軍兵務局長田中隆吉來到太原後，即授意駐太原日軍首腦：“隻要閻錫山肯投降，要什麽就答應給什麽，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條件”（趙瑞：《閻錫山勾結日軍的罪惡活動》，《山西文識資料》第4輯，第8頁）。於是，經交涉日閻雙方開始進行較高層次的接觸。11月中旬，閻錫山派趙承綬到孝義縣白壁關與日軍山西派遣軍（第1軍）參謀長楠山秀吉進行了秘密會談。趙承綬根據閻錫山於他臨行之前所指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這四項原則，在會談中要求日方先給山西軍隊裝備30個團，所有武器、服裝、糧餉及兵員均由日方供給。而楠山秀吉此行主要是試探閻錫山的意圖，並未提什麽具體條件，對於趙所提的要求，根據田中隆吉的授意，口頭上完全答應並表示隻要閻錫山“誠意合作，一切都好辦”。
會談後不久，日方即加緊了對閻錫山的誘降活動。12月間，日軍主動將孝義縣西之兌九峪、胡家窯、高陽鎮、如來村等地，“讓渡”給閻錫山的騎兵第1軍接防，雖然在接防中發生了一點誤會，但日方總算是有了一點“表示”，因而，1941年3月，閻錫山又派趙承綬偕同溫懷光再到白壁關，與日方舉行第二次會談。臨行前，閻對趙說：“如果對方把孝義讓給咱，咱就可以解決一部分糧食問題。你可用‘聯係更方便’為理由，盡力和對方交涉，我看可以辦到的”（趙承綬：《我參與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15頁）。4月7日，日閻雙方代表舉行第二次白壁關會談，最後，雙方達成口頭協議：一、日閻雙方必須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攜；二、離石—軍渡（黃河東岸）公路以北地區，對共軍之進剿，由日軍負責；離軍公路以南，汾陽、孝義以西地區，由閻軍負責，必要時，雙方可實行“會剿”。這次會談後不久，日方即依協議中趙承綬提出的日軍將孝義縣城讓給閻軍接防的要求，於6月間，將孝義縣城“讓渡”給了閻錫山的軍隊。閻之騎兵第1軍軍部及騎兵2師師部，即進駐孝義縣城。不久，閻錫山恐怕大力宣傳他向日本人妥協投降，直接打他，為防備起見，又令趙承綬將第7集團軍總司令部由隰縣移駐孝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