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閻錫山還要農民服“義務勞動”，每人每日4小時，全年以百日為限，就連無領份地權的適齡婦女，也不例外。
廣大農民在要丁、要糧、要義務勞動這三者夾攻之下，因缺衣少食，已經無法生活，有許多人不得不放棄份地，攜家帶口到外邊謀生。以至不少村莊出現村無男丁，土地荒蕪的淒涼景象。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歌謠：“兵農合一聚寶盆，聚來聚去沒有人。種地的人少了，地荒了；打仗的人少了，跑光了”。“兵農合一實行了，茅廁滿了沒人陶；十畝地裏九畝草，留下一畝長黃槁，老百姓受死吃不飽，就是給閻錫山鬧個好”（《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29頁）等，正是對閻錫山“兵農合一”製度的尖銳嘲諷和憤怒控訴，這也許是“兵農合一”比較實際的一麵。
對於閻錫山所采取的這些經濟措施，從其實施的效果來看，受益最大的當然是閻錫山統治集團。正是靠著“新經濟政策”對晉西南的“經濟統製”，靠著“兵農合一”製度，強製人民當兵，並從他們那裏巧取豪奪，才養活了閻錫山的20萬軍隊幹部和眷屬，才一次次地渡過“經濟難關”，維持了他對晉西南地區的統治，也才積蓄了爾後反人民的實力。在當時日本對閻錫山采取經濟攻勢，而晉西南經濟又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閻錫山大量印行省鈔，推行“新經濟政策”和“兵農合一”製度，似乎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推行“新經濟政策”，也有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動機，然而，由於他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這些措施，來解決其政權的生存問題的，他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克服其兵丁、糧食來源的困難問題，以保持其軍隊的穩定和政權的運轉的，因此，就不顧或很少顧及廣大農民的利益了。而他的“新經濟政策”，其實並沒有多少新意，隻不過是在戰時條件下實行的一種更為的封建主義的經濟政策，它對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嚴格“統製”，及其違背經濟規律的一些舉措，不僅沒有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反而成了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嚴重桎梏。至於他的“兵農合一”，更是搞得怨聲載道。它雖然暫時地解決了閻錫山的一些困難，但對閻錫山政權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麵影響，而它所留下的創傷更是令人永遠難忘。
6、對內強化政治控製，向外進行“政權開展”
被閻錫山更名為克難坡的南村坡，位於黃河東岸，它東距吉縣城60華裏，西麵緊臨黃河。坡下有一渡口叫小船窩。乘船擺渡即可過河入陝。黃河由此南下10餘裏，便是有名的黃河壺口大瀑布。這裏為丘陵地形，坡南高山連綿，重巒迭峰。閻錫山所以要選擇這個地方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駐地，一來是渡河西去方便，二來有利於防空。
南村坡原來隻有兩三戶人家，自從閻錫山選中這塊風水寶地之後，很快就發展起來，到1940年夏天，這裏的機關幹部及其眷屬以及各種類型的培訓人員，已有1萬多人。隨著人口的增加，不斷新挖了許多土窯洞。這些窯洞分布於約20平方公裏的5條溝中，依山坡而挖，高低參差，錯落有致，一到晚上，那窯洞中透出的燈光，如夜空中閃爍的星星，令人似乎置身於夜景中的山城重慶。
閻錫山為了克服困難，要人們節衣縮食，一切由自己動手，爭取做到“自給自足”，並且還提出“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的口號。為此，包括閻錫山自己，無論何人，不分官兵，均穿粗布料軍裝，每人每年棉衣一套，單衣兩套。吃的方麵，一日兩餐，大部由食堂供給，有眷屬者，自己在家開灶。所住窯洞，也均由各部門自行解決，即挖即住。他還要求官兵和幹部家屬一律參加生產勞動，種菜、種地、養雞、做鞋、紡織。即使長官部公務員，也要每天勞動8小時。這雖然是閻錫山在抗戰環境中的迫不得已之舉，但從中卻也反映出閻錫山對眼下存在的困難是有充分認識，並在努力加以克服的。
如果說經濟上的困難正在困擾著閻錫山的話，那麽，在政治上存在的問題，更令他焦慮。“12月”事變雖然過去了，事後經過與的反複談判，也明確了自己的活動區域，並且，閻錫山為推卸在事變中的責任，還把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第33軍軍長郭宗汾撤職留任；將第33軍的6個師、旅長一律撤職；將梁化之送往重慶受訓。但是，事變留在人們心中的陰影並未消除，其部屬對他過去過於扶植新軍，以及在事變中對新軍下手不夠堅決的怨聲，依舊不斷。不僅如此，在他的統治集團內部，過去一直存在的“文人與軍人”兩派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兩派內部嫡係與非嫡係間的權力之爭，仍在繼續。另外，一些不利於閻錫山的輿論，也悄然興起。因而，如何加強對內部的政治控製，就成了閻錫山不得不認真對待的重要問題之一。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閻錫山首先加強了同誌會的組織建設和領導力量，以使其真正成為第二戰區統一領導組織、政治、軍事、經濟的，具有總裁一切權力的政治組織。
閻錫山於1938年2月在臨汾就成立了“民族革命同誌會”，當時的目的是為了將新舊兩派勢力統一於一個組織之內，以便協調矛盾，並從組織上扶舊抑新。可是，事情並沒有朝著他所願望的方向發展。新舊兩派的矛盾日益尖銳，終於爆發了“12月”事變。但事變後，閻錫山不僅沒有對這個組織失望，反而更予以了厚望。因為，在事變前和事變中，同誌會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服從他、追隨他，並與他一道積極扶舊抑新的，是其真正誌同道合的同誌。所以，在他1940年5月8日還未返回吉縣克難坡時，2月份就在秋林對同誌會執行部實行了改組。以李江為總書記，席尚謙為副總書記，並加緊訓練幹部，規定“同誌會”區縣分會的幹部，必須由幹部訓練所畢業，方可分派工作。閻錫山返回吉縣後，又選擇一些優秀者，將其發展為“同誌會先鋒軍”（簡稱“同幹”），還由他指定或讓人介紹，從高、中級幹部中積極發展同誌會的“基幹”。同時，在山西省軍政、經濟、教育各部門中，普遍而係統地建立了“同誌會”的分會、支部、特分會、特支部。這樣，就將山西省的軍政、經濟、教育等部門的權力完全集中在了“同誌會”手中。9月，閻錫山再次改組“同誌會”執行部，由原精建會辦公室主任裴琛任執行部總書記，並將執行部由秋林移克難坡辦公。
1941年5月初，閻錫山又對“同誌會”的組織機構進行改組，將執行部總書記製改為高幹駐會製，取消正副總書記，設駐會高幹7人，由趙承綬、王靖國、梁化之、薄毓相、孟際豐、楊澄源、裴琛為第一屆駐會高幹。高幹駐委會下，設立了由其直接領導的9個委員會，即幹部管理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行政委員會、軍隊委員會、計劃委員會、理論委員會、敵工委員會、基幹委員會、秘書處。這時，地方組織共建立了10個區分會、54個縣分會。各軍隊、各區縣、各機關學校，共計發展了同誌會員80000餘人，“同幹”5000餘人，“基幹”400多人。
1943年秋，閻錫山將“同誌會”執行部各委員會合並或取消，在駐會高幹領導下設立了秘書處、組織組、軍事進步保證組、行政進步保證組、幹部管理組。並指定趙承綬、王靖國、梁化之為執行駐會常務委員，集中領導“同誌會”的基幹組織，以及“鐵軍”、“政工”、“敵工”、“青紅幫”等政工組織。但是，此後不久，梁化之便實際上掌握了“同誌會”的大權。“12月”事變後，梁化之因消滅新軍的陰謀失敗而被送往重慶受訓期間，“軍人組織”的領頭人王靖國便乘機大力發展自己的勢力，把持了“同誌會”，引起了“文人組織”的極大不滿。1940年梁化之從重慶受訓回來後，“文人組織”即推舉他出麵，與“軍人組織”相抗衡。1942年夏，乘“洪爐訓練”之機，文人組織醞釀反對王靖國的大聯合，要從王手中把權奪過來交給梁化之。加上閻錫山對王的做法也甚為不滿，因而在這場文武較量中，王靖國的勢力逐漸削弱，而梁化之的勢力則大為增強。梁化之得勢後，驕橫傲慢，加上他用特務做法，監視打擊了不少幹部，因而，也像王靖國那樣，引起了閻錫山基幹內部普遍的不滿，可是由於他在閻錫山同意下所成立的“流動工作隊”（簡稱“流工隊”）、“真理辨證處”等特務組織，在1943年至1944年間，通過派往各縣的“流工隊”，對縣、村、各學校進行的“淨白陣營”活動中，對各縣參加過“犧盟會”的青年和民眾大批扣捕起來，作了一次徹底的過濾，以此發現在閻統區內的工作和組織線索，而後加以破壞，並且，對於政治嫌疑人員，經過所謂“真理辨證”，使其將自己的地下組織關係和工作關係都坦白交代出來，再通過他們，去追尋地下組織的活動，以此來淨化閻統區的政治和閻錫山統治集團的陣營。這些活動，恰恰正是閻錫山與日偽加緊勾結，並對進行打擊所需要的，因此，閻錫山不僅對於那些對梁化之不利的種種輿論，不予理睬，反而對他重用有加，因為他認為，在二戰區隻有梁化之了解最深，也隻有梁化之才能和鬥。正因為如此，所以，閻錫山一直鼓勵梁化之。
按慣例，一年一次的同誌會全體基幹大會第四次會議，於1945年2月16日在吉縣召開。閻錫山這次一反常態，一改過去完全由他指名決定的辦法，而要在會上實行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閻錫山本希望將梁化之選到同誌會工作委員會，但他卻沒有想到有三分之二的與會者，把梁化之選成了“開展”高幹，即到縣上進行“開展政權”工作，這實際上是要把梁化之擠出“同誌會”首腦機關，而把李江選為組織高幹，負責同誌會工委會之責。閻錫山聞訊大怒，馬上叫來李江、王靖國嚴加斥責：“我以為等我死了以後，你們造反，不料我活著，你們就反了！我教你們組織起來革我的命，我閻某不是婦人……”，繼之聲淚俱下。王靖國等恐懼萬分，當即下跪求情：“我們有甚不到之處，會長教訓好了。如此言重，實甚惶恐”（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誌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80頁）。接著，仍由閻錫山提出侯選人名單，交各小組討論。與會代表那敢還有異議，隻好照單通過。“選舉”結果，同誌會執行部責任會議的成員是：楊愛源為首席高幹，孫楚、王懷明為責任高幹，李江為行政高幹，薄毓相為兵農高幹，王靖國為軍事高幹，梁化之為組織高幹，謝濂、裴琛為審議高幹，王尊光為經濟高幹，趙承綬、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翟全晉、楊澄源為開展高幹。另外，還有席尚謙、白誌沂、鄧勵豪、孟際豐、溫懷光、劉傑、楊貽達、李培德、嚴廷颺、續如楫、劉涵森、李崇才、孟祥祉、孫福麟、劉效增、劉逢洲、高倬之、於鎮河等18名候補高幹。
在加強“同誌會”工作的過程中，閻錫山為統一其黨政軍民各級幹部的思想認識，還以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這一理論作指導，從1941年暑期開始，通過舉辦訓練班，對幹部進行訓練。閻錫山把這種訓練稱之為“洪爐訓練”，意即訓練班就像是冶煉鋼鐵的洪爐，通過在洪爐中的冶煉，使受訓的“每一個同誌去掉自身上的必須得割除的雜渣，把好的成分鍛煉成一塊堅硬的鋼鐵”，從而使受訓者既成為“警覺、迅速、負責、自動、深入、徹底的革命幹部”，又能夠“熔化成齊一的整體，加強整體的內力，推進整體的發展，不允許有一個不健全的細胞，破壞整體存在與發展”（《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4輯，第284頁、282頁），使各級幹部一切唯閻錫山之命是從，“誌會長之誌，言會長之言，行會長之行”，以便形成“在集中領導下，精密的分工，有機的配合，表現齊一進步的團力”。這顯然是閻錫山對內加強政治思想控製的另一個重要舉措。
參加“洪爐訓練”的人員，是軍隊連級以上、行政小區級（縣屬區）以上幹部，以及政工、政衛、理論宣傳、經濟、兵役、學校等全體幹部。他們被分批召集到克難坡進行輪訓。
閻錫山對“洪爐訓練”十分重視，不僅興建了“洪爐台”，作為集訓場所，還親自製定了“會訓”即“警覺、迅速、負責、自動、深入、徹底”，撰寫了“洪爐訓練歌”，而且每天早晨六點，他都要在洪爐台前，對受訓人員訓話，同時，為配合訓練，還創辦了專門刊物《革命洪爐》，編印了《洪爐訓練集》。
“洪爐訓練”從1941年夏至1945年7月的4年中，在克難坡、吉縣、隰縣共舉辦了61期，輪訓幹部2萬餘人。其中第1至第4期，共受訓中高級幹部2600餘人。在二戰區的幹部中，可以說很少有沒經過洪爐訓練的。閻錫山對於在訓練中表現好的，稱之為“鋼鐵幹部”，加以提拔重用，對於表現不好的，則稱之為“爐渣子”，予以清除。
閻錫山在加強對內控製的同時，為了擴大其統治區域，還提出了“鞏固晉西革命根據地與開展政權”的口號，竭力向其政權管轄範圍之內而又未能控製的所謂“敵叛區”滲透、蠶食，建立自己的政權。而實際上他“開展政權”的對象卻主要是抗日民主根據地，他認為隻有這樣，才可能維持和擴大其統治範圍，若向日軍占領的地區擴展，就會影響他與日本正在加緊的勾結活動。
閻錫山為了“開展政權”，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12月”事變後，閻錫山的管轄範圍僅限於晉西南地區，它西臨黃河與陝西為界，其東與南兩麵，以汾（陽）離（石）公路為界，則是八路軍、新軍活動的區域，因此，閻錫山把汾東即汾河以東的安澤、浮山、翼城、襄陵、臨汾、曲沃等地，以及汾南即汾河以南，東至稷山，西至黃河的猗氏、萬泉、榮河、臨晉一帶地區，作為了“開展政權”的主要對象。他曾說過：“汾東為我戰區政治經濟之重要地區，也是我們生存發展的基地，所以我們對汾東絕不放棄，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奮鬥來鞏固汾東，開辟汾東”（《閻司令長官抗戰複興言論集》第6輯，第71頁）。並且把汾南也視為他的二戰區的“政治經濟重要地區”，“對汾南也絕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