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3月，日方見對閻錫山用軟的辦法不成，便決定施用武力，給閻一點顏色，製定了“Ｂ號作戰計劃”，也稱“對晉綏作戰計劃”。在3月中旬向閻提出最後通牒的同時，派轟炸機3架，輪番轟炸克難坡西南的黃河便橋，接著又對河津北部對岸之中央陣地進行炮擊，以切斷其與晉綏軍的聯係。3月25日，日軍又發動第二次攻擊，向黃河對岸之中央軍進行炮擊。在日軍的逼迫下，閻錫山隻好派趙承綬第二次赴太原，與日方商談。但趙到太原後卻受到日方的侮辱，花穀正說趙不能代表閻錫山，你還是回去的好，我們非和閻錫山親自談不可。趙在太原呆了10餘天，毫無結果，蘇體仁也認為閻若不表明態度，日本人決不會先付給武器裝備，而且日方現今也沒有那麽多東西，於是趙隻好返回克難坡，向閻報告情況，閻說：“他們不要你當代表，你回來就好了”，“日本人什麽也不給咱，想叫咱脫離抗戰，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什麽也沒有，他們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夠，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咱不能這麽幹”（趙承綬：《我參與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30頁）。於是決定對日進行武力還擊，發動“晉西大保衛戰”，通過硬頂，抬高自己在雙方談判中的身價。1942年4月8日，閻錫山在克難坡洪爐台前舉行“民族革命根據地大保衛戰集體宣誓大會”，並提出打死1個日本兵，賞洋100元。由於閻的鼓動，以及日軍的輕敵，閻軍在孝義縣宋家莊、汾陽縣華靈廟等戰鬥中給日軍以較大打擊，僅宋家莊一戰，閻軍騎兵與敵激戰兩晝夜，就將千餘敵擊潰。6月10日，閻軍又在稷山縣黃花峪，殲敵300餘人，守軍傷亡150餘人。晉西大保衛戰，是繼1939年“冬季攻勢”後，閻錫山被迫對日軍進行的唯一一次規模作戰。不僅如此，不久，閻錫山為搶征夏糧，還派騎兵前往日占區的平遙縣淨化村及其附近“突擊糧食”。
雖然如此，日方從整個戰局考慮出發，仍想把閻錫山拉回到談判桌邊，誘閻投降。4月23日，日本華北方麵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電示第1軍：“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麵軍司令官負責進行，對交涉進展切勿過於急躁，應等待今秋全麵謀略取得進展的時機”（《華北治安戰》（下），第126頁）。而閻錫山雖然幾次拒絕與日軍首腦會麵，卻也不願意日軍廢除基本協定。經過蘇體仁從中斡旋，4月29日，雙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會見，並且日軍解除對晉綏軍之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基本協定2至3年時間全部實行，分為三個階段，分期兌現；會見前在孝義交付步槍2萬支，在太原交付聯銀券600萬元，會見時交付法幣4000萬元，聯銀券600萬元；會見後雙方問題商議完畢，閻長官應盡快發表獨立宣言（郭彬蔚譯編：《日閻勾結實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29頁）。
會見地址所以選在吉縣的安平村這個小山村，因為它是閻軍前哨陣地，村南隔一道溝為日軍防地，雙方隔溝相峙，這樣就可免除雙方通過對方轄區時的諸多不便，同時也意味著“吉祥安平”。日方為了這次會見，曾派部隊修整了河津至安平的公路，架設電話線，並在兩軍交界處架設了一座木製活動營房，以便讓與會代表休息。5月4日，日方有關人員抵達活動營房下榻。因為克難坡距安平有100多裏，又不通汽車，閻錫山為參加會議，也提前兩天從克難坡動身，移駐於吉縣城，從這裏到安平隻有30餘裏。會談因而延至6日。6日一大早，日閻雙方的警衛隊都來到安平村。接著會談開始，閻方代表除閻本人外，還有趙承綬、王靖國、吳紹之、梁綖武、劉吉迪。日方代表有岩鬆義雄、花穀正、安達二十三、茂川、三野、鬆井，林龜喜、蘇體仁、梁上椿也列席。
會議前，閻錫山要求日方會談時不能拍照，但日方未加理會，不僅拍了照，還錄了音。這令閻錫山甚為不滿。會議開始後，閻首先發言，大談亞洲同盟，以及中日合作“要本著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原則辦事，尤其是內政處理更為要緊”等等，因為閻每談一段，再由蘇體仁的女婿楊宗藩翻譯一段，占的時間很長，花穀正聽得不耐煩起來，說：“我們是來開會，不是來聽講演”。岩鬆義雄未等閻把話全說完，就接過去發言，大肆宣揚了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麵的勝利，促閻錫山立即“覺悟”，早日通電履行“汾陽協定”條款，希望閻認清當前形勢，要閻立刻脫離重慶政府，“勿再猶疑”，並表示如閻馬上表示態度，可立刻交付現款300萬元，步槍1000支。閻錫山早已料到日方會讓他馬上表示態度，因而回答說：“凡事都要有個準備，現在一切還沒準備妥當，通電還需要時日，最要緊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陽協定中答應的東西先行交付，裝備起力量來，能對付了的攻擊，就可以推進孝義縣”等等。花穀正聽得極不耐煩，驀地站了起來說：“珍珠港一戰，美國被日本一下子打跨，蔣介石更不在話下，閻閣下和日本合作對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時候，觀望沒有什麽好處，最好馬上跟我們回太原去”，花穀正口說手動，就要拉閻錫山起來，弄得閻十分難堪，不由皺起眉頭。蘇體仁見會議氣氛如此緊張，會議很難繼續下去，遂建議暫時休會（趙承綬：《我參與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33頁）。
休會期間，閻錫山的警衛人員在村外望見山路上有許多日方人馬向安平而來，閻聽此報告，誤認為日方因會議沒有成功，要用武力威脅。其實這是日方運往會場準備交付閻的1000支步槍和600萬元聯幣，再加上會議間花穀正的蠻橫無理和岩鬆義雄的盛氣淩人，因此，閻錫山覺得，這純粹是個“鴻門宴”，再呆下去，凶多吉少，於是不辭而別，帶著幾名衛兵離開安平村，沿小道而遁，安平會議遂告破裂。事後，蔣介石認為閻錫山是晉文公，“譎而不正”（閻效正：《一些知名人士對閻錫山的看法》，《山西文史資料》第47輯，第14頁）。
安平會議後，日閻雙方談判暫時停止，但日方仍不罷休，先是將在會議上閻錫山與岩鬆義雄握手的照片予以加工，印成傳單用飛機向重慶、西安等地散發，以引起蔣對閻錫山的不滿，接著向閻錫山發出通告，廢除與晉綏軍簽定的停戰協定，日軍將采取自由行動，並要求閻錫山將汾河以南的晉綏軍撤到汾河以北，企圖以經濟封鎖和武力壓迫相結合，逼閻就範，但閻錫山堅決不從汾南撤軍，因為如果將晉西南這個主要產糧區讓給日軍，晉綏軍將“不戰而亡”。於是，日軍開始進攻汾南，並揚言進攻吉縣。
但由於日軍在南洋的戰事日趨吃緊，又不得不對閻錫山的態度放緩。不僅恢複了物資交流，而且1944年1月，還為滿足閻錫山“剿共”與“征糧”的需要，允許閻派4個師移駐浮山、安澤地區。之後，日閻雙方雖然仍保持著聯係，但無積極的進展。1945年4、5月間，隨著歐洲戰場上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閻錫山認為日本戰敗已成定局，為了利用日軍力量，奪取抗戰勝利果實，於7月間由隰縣西坡底移駐孝義樊莊。日軍為了逃脫徹底滅亡的命運，並伺機死灰複燃，遂派華北方麵軍參謀長高橋坦與閻接洽，請閻作蔣日之間的橋梁，從中斡旋，之後，閻錫山與高橋坦在孝義瑤圃村會見。高向閻提出，不久日本即宣布投降，“但希望避開同盟國，直接投降中國”，而閻也正想利用投降日軍為其服務，於是便向高提出了“寄存武力”的問題，即“日本軍隊隻改番號，日軍仍可保有日軍武器”，然後閻以“二戰區長官的名義，分別改編，給以暫編番號”（《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43頁）。瑤圃會見僅兩小時。這是日本投降前，閻錫山與日方的最後一次會見，也是最後一次勾結。這次會見，雖然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事實上，日本投降後，閻錫山還是想法“寄存”了一部分日軍武力。
縱觀抗戰期間閻錫山與日本勾結的史實，可以清楚閻日勾結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閻日勾結既有其共同的目的，也有各自的企圖。這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剿共”，而這也正是其共同的階級立場使然。所謂各自的企圖，就是日本所以要勾結閻錫山並非真正地要幫助閻錫山，而是要利用其身份、資曆和所處地位，通過給他一些物資和軍事上的幫助，促使其迅速發表“獨立宣言”，脫離重慶政府，在其整個政治誘降活動中發揮作用，並與日方共同合作，成為日本維持其占領區統治的工具，更好地落實其“以華治華”的既定政策。而閻錫山與日本勾結，則是想要借助日本，在共同剿共的同時，來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其經濟、軍事實力，以便更好地維持其對閻統區的統治。這表明閻錫山勾結日本，更多的是為了“自存”、“自強”的，從當時趙戴文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則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絕不會走他們的道路”的這段話中（楊懷豐：《趙戴文家世及生平事跡》，《山西文史資料》第38輯，第152頁），不難看出閻與日勾結的真實想法，而閻一直強調的“內政自理原則”，更反映出閻錫山不願當日本傀儡，要求自立、自主的精神。日閻雙方各自的這種居心，它實際上反映了民族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正因為存在著這種民族與民族間的矛盾，所以，日閻勾結，就不可能十分緊密，而是時斷時續，時緊時鬆，有時表現友好，有時反目成仇，甚至大動幹戈。而雙方的矛盾、衝突，則是圍繞著日方要閻迅速發表聲明，而閻錫山則堅持要求日方全部履行“汾陽協定”中所答應的物資、兵丁、經費，否則就不發表聲明這個焦點來展開的。這也是日本要利用閻錫山，閻錫山也要利用日本人，“利用”和“反利用”鬥爭的集中表現。因此，閻日勾結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它是在中日民族矛盾為國內主要矛盾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的一個反映。
從閻日勾結的軌跡來考察，也可看出，在雙方勾結中，何方居於主動，何方處於被動，是隨著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日戰爭的形勢變化而變化的。應當說，從“白壁關會談”直至“瑤圃會見”，日方一直是采取主動態度的，而這種主動既有自願的一麵，也有被迫的一麵。日本為了籌劃太平洋戰爭並服務於這個戰爭，主動與閻錫山勾結，進行白壁關會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迫不及待地與閻簽訂“汾陽協定”，這都是自願的，而1943年之後及日本準備投降前的瑤圃會見，則是被迫的。在閻錫山來說，他雖然在日閻雙方勾結中一直處於被動地位，但實際上，他卻掌握著很大的主動權。這個主動權就是用要日方答應他的全部條件作“要挾”，不答應就不發表宣言。閻錫山所以敢於如此堅持，一方麵他從對整個局勢的分析中，認為日本方麵需要他，離了他，山西、華北乃至重慶政府的問題就不易解決，可謂“待價而沽”；另一方麵則是蔣介石答應給他解決一些困難，而這正是他急切需要的。正是這種政治上的籌碼與經濟上的支持，使閻錫山對日方的逼迫予以軟磨硬頂，甚至暫停談判。而1943年之後，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進展，閻錫山更硬氣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閻錫山雖然與日本勾結不斷，並且在日方的強大壓力下，作出過妥協，但他最終沒有向日本投降，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閻錫山與日本的勾結，無論怎樣， 由於他畢竟是與當時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在勾結，因此，這種勾結不能不對中國人民的抗戰，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渙散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誌，產生了對抗戰前途的悲觀情緒，更重要的是他對日本的妥協，既增強了日本侵略和滅亡中國的野心，也使日本通過與閻的“合作”，可以用少數的兵力對山西進行控製，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支持日軍加緊對中國侵略，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作用。同時，也使領導的山西和華北抗日根據地承擔了來自日、偽、閻雙方的壓力，付出了重大代價。
但是，由於閻錫山一直拒絕發表通電，脫離重慶政府，加入大東亞共榮圈，這就無形中破壞了日本的“政治謀略”，延緩了日本建立“華北國”的步伐，維護了當時國統區的統一。而“汾陽協定”簽訂後，閻錫山一直沒有離開晉西南，並且在1942年發動了“晉西大保衛戰”，則打破了日軍占領吉縣，進而渡河西進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