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閻錫山推行“兵農合一”的目的是這樣的，所以，“兵農合一”實行的結果，既沒有出現像他所說的“安定了家庭生活”，“負擔公道”，“生活平等”，使百姓“把光景積大”，並使之“教育機會均等”等美好景象，也沒有達到他所謂的“沒有窮人，沒壞人，沒愚人，沒閑人”（《兵農合一》（下），第59—60頁），反而給他統治區的廣大民眾帶來了巨大災難。不僅廣大農民因負擔過重，難以為生，而被迫四處逃亡，致使土地荒蕪，雜草叢生。如太原郊區，以當時最好的土地來說，一“份地”的產量也不過25石，他每一“份地”的負擔，包括地租、優待糧、正額負擔、調劑糧、學校糧、救濟糧、馬料、分數糧、富商糧、耕地糧等項目，合在一起計算，少則10石以上，多則20石，也就是說，80%的產品被閻錫山掠奪而去（太原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編：《巨變中的太原》（農業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頁）。正因為農民不堪其苦，紛紛棄地而去，逃離家園，有的甚至跑到了解放區，因此，在閻錫山統治的地區內，有些村莊逃亡戶占到本村總戶數的20%多，不少地方的荒地麵積達到30%到50%。當時流傳的一些歌謠：“兵農合一聚寶盆，村裏跑的沒有人”，“編組抓丁真真好，地裏長的全是草”，“編村村長兵販子，害得媳婦沒漢子”等，正是廣大農民對“兵農合一”暴政的無情諷刺和無比憤慨情緒的充分反映。就是在城鎮，許多私營的工商業也深受“兵農合一”之害。因為1947年以後，各商號從業人員，凡屬壯丁也都被編組。出常備兵的商號，人被拉走，還要出“優待糧花”。不出常備兵的，則要花幾百銀元才能雇到頂替的人，不少商戶一年所得利潤還不足支付這些負擔，致使商業日趨衰敗。

“兵農合一”造成的嚴重危害，就連孔祥熙和閻錫山過去的一些屬僚也看不下去。1946年12月，賈景德、溫壽泉、趙丕廉、梁上椿、徐永昌等70餘人聯名致電閻錫山，反對“兵農合一”，他們說：“現在山西省府統治下的人民，最近逃至平津汴洛及西安等處者日益增加，大多衣食無著，顛連困苦，其狀甚慘。在抗戰時期避敵寇而逃，或在占據區域不堪壓迫而逃，尚無足怪，今省府收複區內竟有此現象，殊出意外”，他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推行‘兵農合一’將社會基礎根本改造”，“征糧工作及其他一切攤派竭澤而漁”，“地方及鄉村幹部組織龐大，職權太高，分工複雜，生殺予奪，勒索淩辱，人民不堪其苦”，要求閻錫山“迅速停止‘兵農合一’辦法”，“撤消地方鄉村各級幹部，村長改由民選”，“取消一切不合理之攤派，減輕人民負擔”和“取消一切特殊單行辦法”（《山西省公安廳敵偽檔案》全宗號9，目錄2，案卷號4）。此後，賈景德還單獨致電閻錫山相勸，“將‘兵農合一’試辦區縮小，一麵試行製度，一麵容納眾意，以慰其望”。但是，閻對孔祥熙和賈景德的複電中，雖然也不得不承認“兵農合一”存在的某些弊端，但仍堅持認為“今日搶奪政權者，趁土地問題未解決之際，稱兵壯大，無法限製。山不敏，確認‘兵農合一’不隻能解決土地問題，並能解決兵役問題，國防問題，重工業問題……。實行與否，關係桑梓存亡，國家安危，潮流不可逆，時代不可違。今日土地問題，即與政權相關聯，誰解決土地問題，政權即屬於誰。土地問題若是讓他人解決，必遺國人以無窮之禍。本黨也將成噬脈之悔，山敢斷言也”，實行“兵農合一”，“此是山西安危所關，本黨存亡所係，我絕非固執己見也”（《閻錫山年譜》（六），第2256—2257頁）。之後，隨著閻統區的不斷縮小，為解決其日益枯竭的兵源、糧源問題，並對抗聲勢浩大的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更一如既往，繼續加緊推行“兵農合一”。

就在閻錫山不顧廣大民眾反對和外界的各種責難，繼續推行“兵農合一”時，又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擺在了他的麵前，這就是全麵內戰爆發後，因國民黨為打內戰急劇增加的軍費開支、戰爭的巨大破壞，以及國民黨各級官員貪汙和各種官僚資本的貪婪吞蝕，已使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凋敝，物資奇缺，物價飛漲，社會秩序極不安定。到1946年底，通貨膨脹較抗戰前增加了2900多倍，上海物價漲到8000多倍。1947年4月底，法幣增發到5000倍，而物價則漲到28000倍。在山西情況更為嚴重，由於從全麵內戰爆發到1947年4月，閻錫山在向解放區進攻的一係列戰役中連連失利，致使其抗戰勝利後所“開展”的大部地區喪失，閻統區隻有在鐵路沿線的一些縣份、地區，已變得相當窄小；與此相應，同蒲鐵路南北兩段以及正太路均被切斷後，陸路交通基本斷絕。不僅太原地區西北實業公司各廠礦的生產原料因運輸困難而被迫停工或減產，而且軍民用糧和其他生活用品也極為緊張，雖然有陳納德組織的航空隊進行空運，但數量十分有限；閻統區內大批壯丁被迫參戰，無暇生產，致使糧食來源大減。而不少“公營”商號及官商合辦的商號又乘機囤積聚奇，哄抬物價。因此，山西漲風更烈。太原物價要遠遠超過上海，達到全國最高峰。1947年4月下旬，小麥每石售價法幣20萬元左右，一入5月，一改而為30萬元，5月13日進入40萬元，17日就突破60萬元，5月24日，更漲至75萬元，距太原60裏的榆次，竟高達80餘萬元。不到1個月，糧價漲4倍。

持續的物價暴漲，引起人們的極大恐慌和強烈不滿。閻錫山深恐如此下去，“必致由經濟恐慌至經濟暴動，……甚至涉及政治軍事”，“到某種程度，……我們就即須崩潰”，因此，1947年5月17日，他就指示各部門要積極行動，盡快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山西省經濟管理局及太原市政府立即召集商會、各同業公會、各街長舉行會議。會議認為，要控製目前局勢，必須管製物價，首先管製生活必需品。閻錫山認為可以，並提出了穩定經濟的“四項原則”，即簡化生活，保護生活，分配工作，配給產物。隨即決定嚴厲實行糧食、布匹、食鹽、煤炭4種生活必需品各歸各行經營。

此法實行後，雖然物價暫趨穩定，但根本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也無法得到根本解決。因為當時閻錫山所處的客觀環境，已相當惡劣，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來源已極為困難。在此情況下，閻錫山為安定人心，遂提出“平民經濟”的口號。他認為，享受不均是社會不安定的原因，醫治之法，隻有從“均”與“安”上著手，要做到這兩點，就必須實行“平民經濟”。“無論貴賤貧富一樣生活，有錢有勢的，也不許吃的特別好，沒錢沒勢的也不會吃的壞，貧富一樣，貴賤一樣，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這就叫平民經濟”。“平民經濟是極貧窮的經濟辦法”，它“是以平民利益為中心的經濟，一切經濟設施，都以平民利益為前提”，“完全采納民意”，“平民經濟”是“民主”、“平等”、“互助”、“互惠”、“合理”的經濟（《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81頁）。在閻錫山看來，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隻要貧富貴賤一樣生活，就可以安定社會了。

為了推行“平民經濟”，閻錫山成立了附屬於山西省經濟管理局的“平民經濟辦事處”和“太原市平民經濟執行委員會”這樣兩個機構，前者為指導機構，後者為執行機構。實施“平民經濟”的辦法，主要是圍繞閻錫山提出的四項原則進行的。其中，閻錫山對於為“保護生活”而實行的定價配額售糧和為“配給產物”而實行的管製物資輸入輸出，尤為重視，可是實施的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

閻錫山為了使太原市民人人有飯吃，並能購買到一些生活用品，曾采取了按人口大小，粗細糧定量的配售糧食辦法，在太原城內各街道和郊區各村成立了消費合作社，讓平民按原法幣入股，還向市民許諾保證法幣股金不貶值，糧食不漲價，“買下原法幣，就等於買下實物，可以保持其購買力”。但是，由於糧食來源奇缺，補給僅靠空運，為數相當有限，在外埠的大宗存糧，無異被凍結，因此，定量配售糧食一策，僅實行了半年便斷然宣布停止，消費合作社也宣布退股。雖然所退法幣數字並未減少，但因幣值狂跌，市民退股實際收回的已不及入股時的十分之一值錢。配售的棉花布匹，均為私商存貨，按定價配售，也因幣值跌落而大受損失。糧食停止配售後，糧價又如失韁野馬，飛騰上漲，糧花又嚴重威脅到了市民生活，普通市民能維持一日一餐者，已非易事。就連閻錫山的中下級幹部，也有不少憑下班以後擺紙煙攤，或是零星買賣銀元，尋找一點補助，才能維持生計。大批市民為饑餓所迫，紛紛出城去挖野菜，後來連樹皮也被剝光。因饑餓所迫，有的自設靈堂，全家服毒自殺，有的在機場附近撿土裏的軍糧餘粒，（糧食用飛機空投時，不敢低飛，從高空中拋下的糧包掉到地下後炸開）而被梟首示眾。更為駭人的是飯攤上碗裏竟發現了小孩指頭，叫賣小販的提籃裏，竟擺著鹵水人肉。

至於管製物資的輸入輸出，不僅對“保護生活”未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配給產物”的名義下，給閻錫山的“公營”和“民營”企事業自肥以可乘之機。閻錫山為管製物資輸入輸出，實行統一采購，以“物資采購委員會”名義將購回的物資交“太原市平民經濟執行委員會”接收，統一定價、統一批發，采購品類計有棉花、茶葉、棉紗、油類、食鹽、顏料、木料、皮毛等8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當時，因陸路交通基本斷絕，通向外地的交通全靠空運，要加強物資管製，首先必須控製空運。準誰采購，采購什麽，采購多少，閻錫山都抓得很緊。運回以後，查驗分發，也都有嚴密、仔細的規定。輸入貨物賺錢，輸出鋼鐵、布匹、洋灰也賺錢。開始閻錫山還允許私商采購，見輸入輸出有厚利可圖，後來則索性由他的“公營”商號完全包攬，私商被排除在外。這些“公營”商號便囤積聚奇，抬高物價，大賺其錢，並且，由於閻錫山縱容這些商號私相買賣搗弄黃金，致使市場秩序更為混亂，民眾生計更為艱難。

諸多私商因貨源枯竭，想要歇業或關閉，但閻錫山為裝點門麵，粉飾市場，卻不允許他們這樣做，仍要他們繼續開門營業，否則即以破壞“平民經濟”論處。不少商人為維持生計，隻好鋌而走險，在金銀市場、糧食市場上買空賣空，因此而破產者不計其數，使太原市的商業受到嚴重打擊。1947年，全市工商總戶數曾恢複到3600餘家，與日偽統治時期不相上下，但到了1948年，便減至3184家（《巨變中的太原》（財貿部分），第1011頁）。

閻錫山推行“兵農合一”導致的農村經濟嚴重衰敗，他實行的“平民經濟”造成的城市經濟的急劇凋敝，都使其政權統治的經濟基礎遭到了很大破壞。這其中固然與客觀上存在的戰爭環境有著很大關係，但即使不是如此，他對廣大農民的竭澤而漁，他對其官僚資本的放縱，也必然地要導致同樣的結果。然而，他執意要進行的反人民的內戰，又促使其不得不如此這般，因此，隨著內戰的進行，閻統區的經濟日趨惡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5、加緊“三自傳訓”等白色恐怖統治，閻錫山政權的政治危機加劇

閻錫山在推行“兵農合一”、“平民經濟”，希圖使其經濟狀況好轉的同時，為在政治上加強對軍政各機關、學校、廠礦的控製，以完成其所謂的“剿匪”、“複興”大業，還采用各種手段，一方麵網絡由各縣逃出來的地主、富農分子，組成“還鄉團”、“複仇隊”，隨閻軍返回原籍，向幹部和翻身農民進行反攻倒算；另一方麵，則在他統治區內的農村，以及軍、政、學部門，對所謂“有共黨嫌疑”或“與共黨有關係”的“偽裝”人員，進行清理、迫害，大搞白色恐怖。

1946年冬閻錫山為鞏固太原，提出要以太原為中心，實行“百裏開展”運動，並製定了一個《動員戡亂複興工作綱領》，提出：一、在動員方麵，以鬥爭轉生的辦法，做動員的武器，自己鬥爭自己，自己轉生自己；同級鬥爭同級，轉生同級；下級鬥爭上級，轉生上級；民眾鬥爭幹部，轉生幹部。在戡亂方麵，政治上選拔兵農基幹，建立鐵村；實行“三自”即“自清”、“自衛”、“自治”，完成鐵政。軍事上選拔鐵軍基幹，建立鐵班；實行戰場上練兵，完成鐵軍，實行以攻為守，維護政權。在複興方麵，健全國民三政（村參政、縣議政、省谘政），完成兵農基礎的政治；開渠鑿井，擴大農業生產；增加輸出，攫取工業原料。之後不久，1947年4月25日，閻錫山又對“三自”的具體含義作了解釋：“所謂自清，是人民自己起來，把假裝成好人，勾結上土匪，擾害地方、殘害好人的人，依法把他除了；自衛，是村裏的人一齊組織起來，拿槍的拿槍，巡查的巡查，種地的種地，……配合上部隊，剿除擾害社會治安，強奪人民財產，殺害人民性質的土匪；自治，是實行民選村長閭長，由人民選出好人，辦理好事，做到村中無一事不公道，無一人不公道，無一家不安生，完成此事，非但可以保障人民安生，社會安寧，並可以此剿匪，以此複興”（見《山西省公安廳敵偽檔案》，9—2—96）。並在太原成立了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張國翔等人組成，由梁化之為總負責人的“三自傳訓委員會”。但實施的結果是人民不僅未能安生，反而遭到無辜殺戮，社會也未得到安寧，倒是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百裏開展”開始後，晉北、晉中、晉東、晉南等地區的一些縣就組織了“還鄉團”、“複仇隊”，協助閻軍對當地幹部群眾進行殘酷報複。1947年1月8日，閻軍連長許德勝和複仇隊長呂振芳等率部包圍了文水縣雲周西村，12日扣捕了劉胡蘭等8人，強迫村民參加“自由轉生”。當石三槐等6人被匪軍用亂棍打死後，又威脅、利誘劉胡蘭，要她交出黨員名單和組織活動情況，但劉胡蘭大義凜然，不為所動，最後被閻軍用鍘刀鍘死。1947年10月19日，地主富農勾結複仇隊，糾合閻軍第49師第1團團長趙俊義，率部襲擊壽陽太平鄉趙家堖，15歲的尹靈芝為保護公糧，掩護群眾轉移，不幸被捕後，11月3日，即遭殺害。類似慘案，在其他地方還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