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中旬，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揮23萬兵力，向延安大舉進犯，閻錫山為配合這次行動，乘軍隊西進保衛延安之機，派沈瑞師和駐汾陽之劉效增部又侵占了孝義。之後，閻錫山即令趙承綬帶沈瑞師進駐陽泉，並派1師多兵力防守壽陽，企圖與駐於該地的保安團相配合，向解放區滋擾，以控製石太線，保障太原和晉中地區的交通運輸。為粉碎閻錫山這一陰謀，並使閻錫山不敢輕舉妄動，往陝甘寧解放區增兵，晉察冀第2、第3、第4縱隊在楊得誌、楊成武和陳正湘的指揮下，遂於4月8日發起正太戰役。解放軍在取得石家莊外圍作戰勝利，於4月12日占領了石家莊以北的最大據點正定後，即沿正太路向西隱蔽急進，相繼占領了井徑、荻鹿、娘子關，並於4月下旬，3個縱隊對壽陽、陽泉形成合圍之勢。此時，陽泉閻軍深感防守不支，懼怕被殲，陸續向壽陽西逃，大部進至測石驛。由於解放軍切斷了閻軍西逃的退路，同時冀晉獨立第1旅還攻占太原東北約37公裏的段王鎮，閻錫山以為解放軍即將對太原發起攻擊，遂令王靖國第8集團軍集中兩個軍由太原附近東進，令趙承綬第7集團軍先將尚在陽泉的部隊集中於壽陽，爾後西進，企圖東西夾擊解放軍，以解太原之圍。趙承綬即令暫編獨立旅第10總隊靳誼率總隊主力和保安第4團進至測石驛地區。5月2日，解放軍對被包圍於測石驛地區的閻軍發起攻擊，經兩日激戰，將向西北方向逃竄的第10總隊主力和保安第4團殘部，殲滅於盂縣以西地區，總隊長靳誼被生俘，向西南方向逃竄的兩個師，也大部被殲。其間還先後攻克平定、陽泉，收複壽陽。向壽陽、陽泉進發的王靖國部，則被解放軍阻擊，遭到重創，所帶炮兵及重武器，大部被解放軍繳獲。至5月8日，正太戰役結束，此役共殲滅國民黨孫連仲部和閻軍共約3.5萬人，在山西戰場上解放了陽泉、壽陽、盂縣、平定4縣，控製了東自荻鹿，西至榆次間180餘公裏的正太鐵路，切斷了太原和石家莊的軍事聯係，孤立了太原閻軍，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解放區的東部地區，並使太行區和晉察冀解放區的冀晉邊區連成了一片，為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穩固的後方基地。
1946年的洪趙戰役後，由於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解放區的主力部隊忙於進行晉西南、晉北、汾孝和正太戰役，而胡宗南為了配合向延安的進攻，又加強了對晉南三角地帶的軍事部署，因此，這一地帶的不少地方又被胡軍占領。這不僅使太嶽解放區的鞏固與發展受到了嚴重障礙，而且也直接影響到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的作戰。因此，幾乎與正太戰役進行的同時，1947年4月4日，陳賡、王新亭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和太嶽軍區部隊（統稱“晉南前線部隊”）6個旅共5萬餘人，發動了晉南戰役（亦即第二次晉南戰役），以優勢兵力，出其不意地向侵占晉南三角地帶的胡宗南和閻錫山部發動了強大攻勢。在4月5日至15日的第一階段戰役中，解放了翼城、新絳、稷山、萬泉、河津、榮河、曲沃、浮山、絳縣、猗氏等縣城，以及蒙城、高顯、侯馬等重鎮和河津縣的禹門口，控製了同蒲鐵路100餘公裏，切斷了運城、臨汾兩地守敵間的聯係，奪取了禹門口，又隔斷了胡宗南軍隊的晉陝交通，使晉南、陝中之敵異常驚慌。由於它威脅了陝北胡宗南軍隊的後方，致使胡宗南徘徊於尋找陝北主力決戰與抽兵援晉之間，這就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在西北戰場上的作戰，而晉南大地則恢複到了上年內戰爆發前的局麵，並使太嶽區獲得巨大的發展。在4月21至25日的第二階段戰役中又連克臨晉、永濟、虞鄉、芮城、平陸、聞喜等縣城，並解放霍縣、趙城、洪洞縣城及據點多處。至此，晉南大部分地區被解放，胡宗南、閻錫山部退縮於運城、安邑兩地，企圖固守待援。
晉南戰役共殲滅胡宗南軍隊及地方保安團隊2.2萬餘人，並收複解放縣城25座及侯馬、禹門渡、風陵渡等戰略要地多處，解放了晉南300萬人的廣大地區，將胡、閻軍隊壓縮在了運城、安邑和臨汾3個孤立據點之內，使晉南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此役直接配合了西北戰場作戰，給胡宗南部造成後顧之憂，並且也奠定了晉南前線部隊向黃河以南轉入戰略進攻的基礎。
從全麵內戰爆發到晉南戰役結束，國共兩軍在山西整個軍事鬥爭的情況中，可以看出，經過一係列的戰役，形勢愈來愈有利於，而越來越不利於國民黨。人民解放軍在防禦作戰中，由於在軍事上重創了閻錫山、胡宗南等軍隊，並解放了大片地區，因此，它不僅在戰略上有利地配合了解放軍在西北戰場上的軍事鬥爭，粉碎了閻錫山、胡宗南相互配合進攻陝甘寧解放區的陰謀，消除了陝甘寧解放區東境的威脅，捍衛了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鏟除了閻、胡所部設於各解放區之間的障礙，使呂梁、陝甘寧、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為人民解放戰爭的進一步勝利開展，由分散作戰到集中作戰，由局部作戰向整體作戰方向發展，戰線亦由內線向外線擴展，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麵創造了有利條件。山西境內人民解放軍進行戰略反攻作戰的時機已經成熟，而閻、胡兩軍則在與軍隊的較量中，損兵折將，喪失了大量有生力量，並且丟失了大片地區，使閻錫山的統治區域大大縮小，至1947年6月底，僅剩下了運城、臨汾、大同、太原幾個城市和晉中十幾個縣，迫使閻錫山由過去的向外開展轉為向內收縮，在戰略上處於了完全被動挨打的地位。
4、推行“兵農合一”，實施“平民經濟”，閻統區經濟更趨惡化
抗戰後期，閻錫山在晉西南推行的“兵農合一”製度，雖然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但它卻較好地解決了閻錫山的兵源、糧源問題，維持了閻錫山對晉西南地區的統治。而1945年10月26日，他飛赴重慶向蔣介石“述職”期間，蔣介石除安排他在國民政府總理紀念周上講述了第二戰區八年抗戰之經過及有關重要軍政措施外，還召集部會司處長以上人員參加的幹部會議，請他講述“兵農合一”製度推行情況及與爭奪地盤的有效措施，同時，閻還應內政部等單位之請，講述了山西推行“兵農合一”製度的成效。這就更使閻錫山感到他推行的“兵農合一”製度是成功的，是得到了蔣介石及其政府的認同和讚許的。他返回太原後，在一次會議上講及赴渝經過時，其中就說道：“委員長對兵農合一的實施很讚成，叫我給大家講講。我在銓敘部、兵役部、內政部、地政署給科長以上的幹部講過幾次，與陳布雷、吳達銓諸先生研究過幾次，最後在高級將領會議上也講述過一次。按中央黨部的認識，以為非此不足以安定社會；兵役部的認識，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國防；經濟部的認識，以為非此不足以迎頭趕上；教育部的認識，以為非此不足以提高教育；內政部的認識，以為非此不足以管理人民。大家雖各有各的認識，卻都是一致的讚成！”（《閻錫山年譜》（六），第2234頁）。因此，閻錫山不僅對實行“兵農合一”的重要性、緊迫性，從理論上加以闡述，以引起其部屬的高度重視，而且采用各種方法，進一步加緊了“兵農合一”的實施。
閻錫山從重慶回到太原後，就有關“兵農合一”問題，又發表了許多言論。他說：“兵農合一的‘農’包括社會上的農、工、商、礦而言。‘兵’字是包括常備兵、國民兵和國防工業方麵的工人而言”（《兵農合一》（上）第9頁，以下凡引此書隻注頁碼），這就大大地擴大了抗戰時期的“兵”“農”的範圍，完全成了“以兵農合一為綱”，而“以編兵農互助小組、劃分份地及平均糧石（即糧銀）”為目的（第1頁）的一種製度。他還說：“這種製度，即是使兵農合一，耕戰合一，勞享合一，收負合一的一種最合理的革命製度”。它“可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為，社會無爭訟之民，可以不需刑法，能達成社會之理想”（第109頁）。“兵農合一就是三民主義的耕者有其田，最和平、最徹底”，是“走向打通社會的不二法門”，“其他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政策，都是得失參半，對錯維均”，唯“兵農合一俱利無損的解決了社會問題，都是全對的”，甚至認為兵農合一補救了馬克思主義的不足，馬克思“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個安慰”（第104、105頁）。因為“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製’”。是“曆史上的原始的公道製度。在現在，則又成為更進步更新的革命製度”。它既是“曆史上公道製度的發揚，同時也是現代革命製度的創造，是曆史和向前進的產物”（第109頁）。不僅如此，閻錫山還老調重彈，說是實行“兵農合一”，就可以“對內消滅階級鬥爭於無形，對外防止國際侵略於未然”（第59頁）。因為他一直認為土地私有是“赤化農村之導火線，為摧毀國家爆炸彈，隻有兵農合一，才能消滅剝削，使人人幸福，個個平等”。所以，兵農合一，也是“為清除不平，防止毒禍之釜底抽薪之徹底辦法”等等。
無論閻錫山在理論上給“兵農合一”增添了什麽“新”的內容，也無論閻錫山把“兵農合一”吹噓得如何之好，但“兵農合一”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它與中國周代奴隸製下的“井田製”，與隋唐時代實行的兵農合一的“府兵製”，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盡管因曆史的發展和客觀環境的限製，閻錫山對“兵農合一”賦予了一些“新”的內容，而其封建的性質並沒有改變。閻錫山所以對這種封建的統治製度情有獨鍾，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抗戰勝利後，他極力想恢複其對山西的獨裁政治統治。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在經濟上實行與之相符的製度。然而，客觀現實的變化卻不依他的意誌為轉移。抗戰勝利後，廣大民眾對於國民黨的內戰、獨裁，越來越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鬥爭日益興起。中國為了自衛反擊，並最終推翻代表著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的統治，實現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階級解放，在全麵內戰爆發之前，於1946年5月4日就作出了《中央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5·4指示”），明確提出了“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我黨目前最基本的曆史任務，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環節”。“5·4指示”的發布，無疑是對中國千百年來封建土地製度的否定，使孫中山早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有力的實施。這一指示發布後，清算減租運動，以及在此基礎上爾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各解放區迅速開展起來，並極大地影響到了國統區。麵對如此形勢，閻錫山不能不感到擔憂。因此，他在竭力宣傳其“兵農合一”以對抗領導的土改運動的同時，在行動上也加緊了“兵農合一”的實施。
閻錫山於抗戰勝利後推行的“兵農合一”，其方法較之抗戰時期更為殘暴。因為他這次推行“兵農合一”，是通過其所組織的“解救團”到基層來展開工作的。他組織的“解救團”有25個，主要在晉中、晉北等地活動，而解救團所采取的方法則是“軍事掃**，軍事掩護，建立區據點，進行村活動，河塌式的一村一村的實行‘兵農合一’政治”。“區組政軍一元化的武裝解救是推行‘兵農合一’的工具”（第30頁）。因此，它並非像閻錫山所說的“教人民做，不替人民做，不任人民做”，“不包辦，不放任自流，引導人民來做”，而完全是在軍事武裝強製之下推行起來的。並且“解救團”的幹部下鄉推行“兵農合一”時，先要“調查村中的好人壞人，壞人扣押若幹，好人推崇若幹”，而其所謂的“壞人”，實際上就是對“兵農合一”的反對者，如果被定為“壞人”，就會被扣押，這無疑是要用恐怖手段來壓製民眾。
在“兵農合一”的具體實施辦法上，根據閻錫山對“兵農”二字所作的解釋，較抗戰時期有了一些變化，即在“編組”上，兵農互助小組由3人改為了6人，1人當常備兵，5人領種份地當國民兵。常備兵從18歲到22歲壯丁中抽撥，比原來的到47歲，縮小了25歲。國民兵每人出優待糧3石，棉花5斤，共糧15石，棉花25斤，以糧6石6鬥、棉花15斤給常備兵，以糧8石4鬥、棉花10斤，優待常備兵家屬。平時常備兵在營服役1年，轉入工廠工作2年，戰時仍為在營服役3年。從此在營士兵不發餉，在廠工人不發工資。優待同組的常備兵家屬糧食比過去的5石增加了3石4鬥，棉花與過去一樣。除兵農互助小組以外，又有兵礦、兵工、兵商、兵藝、兵運、兵磨、兵林、兵牧等互助小組。在“份地”上，將過去的“20石作為1份的標準”，改成了“以足夠兩個人耕種為標準”，每份地純收益也由過去的20石改為能養活8口人為計算標準。在“均糧”上，也由過去的“各縣原有糧銀，以不增不減為原則，偏高偏低時由全村‘調劑’、縣‘補救’”的辦法，改成了按土地正產量評定土地等級，並參照“土地法”地租不得超過正產量37.5%的規定，作為領份地人一切負擔之標準，擬定各等地糧石累進標準表，作為均糧尺度，以定各登記地糧額。實施辦法隻所以會發生這些變化，從客觀上而言，主要是由於抗戰勝利後，閻錫山乘機“開展”了大片地區，閻統區人口增多，兵源已不像過去那樣緊張，所以，常備兵年齡的上限由47歲，降至22歲。同時，隨著閻統區耕地麵積的擴大，以及一些平川地區被“開展”後，土地質量也比晉西南地區要好，閻錫山為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並顯示其“公平”，也在“份地”和“均糧”上進行了一些調整，但更重要的則是閻錫山為了從人力和物力上保證其反人民戰爭的進行，一方麵使常備兵的年齡年輕化，以提高其作戰能力，一方麵大幅增加兵農互助小組負擔的糧花，以供養其不斷擴充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