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所以作出如是評判，其根據主要是閻錫山在建立什麽社會製度的問題上，他雖然以“中”的哲學為指導，強調“得中則成，失中則毀”，並依此對進行攻擊，說它是“利用勞動者，發動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原期適應生產的發展，反因勞享分離而懈怠了勞動”，將勞動與享有分離，“就高處說是強人作聖人，使不知為誰勞動；就低處說是強人作牛馬，使不知為誰勞動，故超乎人情”等等，同時，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及其恐慌和動亂進行了揭露，感到“憂鬱”、“不安”，對今日社會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造成的種種不平表示“憤懣”，因而他認為“馬克思推斷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對的，必產生是錯的”。似乎閻錫山不偏不倚，不左不右，顯得頗為“公允”。其實，閻錫山正是要在這種“中”的掩護下，要人們反對，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發展的這第五種社會形態，“是將人的施為與曆史的演變顛倒了，並且它‘超乎人性，背乎人情’”。而隻有他的“大同主義”，由於它“超乎世界各種政治經濟製度之上，能取各種主義之所長，去各種主義之所短，包含了各種主義，代替了各種主義，消滅了各種主義，不與各種主義並立，當然亦不與各種主義對立；且可將國家的範圍，化為世界的範圍，將部分的矛盾利害，化為整個世界一致的利害，成為四海一家，世界一流”（《大同之路》第165頁），因此，它是“劃時代的主義”。今日世界，原子彈、氫彈、細菌彈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出現，已到人類“毀滅”的前夕，非實行大同主義不能挽救人類，大同主義如此美好，人們就應當信仰它。圖窮匕現，閻錫山寫《大同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
至於大同世界的經濟和思想文化建設，閻錫山也談了很多，但是並沒有多少新的內容，隻不過是對他過去主張的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土地公有及其宣揚的“仁”、“智”、“信”、“和”、“誠”、“明”、“理”、“欲”等東西加以擴充整理，並增添了一些理論色彩罷了。
閻錫山在要用他的大同主義改造世界的同時，對中國的未來也予以了很大的“關心”。他隻所以將書名定為《三百年的中國》，是因為在他看來，“……欲變政治為文化，化製度為習俗，非三百年不易成功”。而要建設“長久繼續不斷的富強文明大同的新中國”，其建設與設計，“須本中的人道，創立中的學、中的教、中的政，以學教政一體的功用，完成中的人、中的習俗、中的文化，繼續不斷地陶冶中的人，保證新中國永遠是不偏左不偏右中的人道國”（閻錫山：《三百年的中國》（上冊），第3頁）。建設這樣一個大同的新中國，“除直接民主政體外，尚有兩個先決條件：一為按勞分配的生產製度；二為百物本位的貨幣製度。就任務說，一為基本任務，是鞏固直接的民主政體，健全村本政治，培植仁風義俗，二為效用任務，是裕人生、正人行、敦人情，美善人與人的關係、政與民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這些看起來似乎頗為平常的言論，其實飽含了閻錫山的良苦用心。他絕非泛泛空談，而是有著很強的針對性的。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即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並且還說過我們就是要“一邊倒”。那麽，閻錫山所謂的中國應是“永遠不偏左不偏右中的人道國”，其所指不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嗎？不僅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行的是以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在經過對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造，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後，在勞動與分配製度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製度。而閻錫山則認為，無論是君主立憲的民主政體，還是共和的民主政體，“均是有黨的民主政體，其中有一黨的民主，多黨的民主。一黨政治其利弊與君主政體同，其善惡則較君主政體更大。多黨政治較為穩定，但競選時互相攻擊，當選後行不符言，有黨的民主是民主的過程，不是民主的終點，終點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政體，是無政黨的民主政體”，並且，要把他所謂的“按勞分配”的生產製度與“物產證券”的貨幣製度，作為建設“大同的新中國”的兩個先決條件，其言下之意顯然是要取消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製度的。
幸好，閻錫山的《大同世界》和《三百年的中國》這兩部書稿，在閻錫山去世後由於種種原因並未正式出版就送進了台灣曆史館，大陸國人幾乎找不到。但由此也可見閻錫山反對和的立場是多麽地堅定，其毅力是多麽地頑強了。他和國民黨在大陸上與在政治軍事上的鬥爭失敗後，又要在思想上與和繼續鬥爭下去。企圖建立起他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和“中的中國”。這既是其“力己不可逮”的無奈之舉，又是其“老謀深算”的“高明”之處。他的大同主義、公道主義、民本思想、中的哲學以及按勞分配、物產證券、村本政治等，雖然帶有某些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的色彩，但實質上則是濃重的封建複古思想和中國化了的封建社會主義，遠遠脫離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完全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他訴諸於文字的那些著述，極少有人問津，也無什麽影響，就是自然的了。
2、因病不治，終死台北，蔣介石為之舉行“國葬”，對其功德備加頌揚
閻錫山平時生活相當規律，即使在戰亂期間，也要堅持每天的午休，加上他的如夫人徐蘭森和五堂妹閻慧卿對他在飲食起居上的細心照料，甚至連他最愛吃的家鄉飯菜想要多貪幾口都不讓，所以，在他40多歲後，雖然患有輕微的糖尿病，但總的來說，身體還是健康的。
自到台灣後，由於沒有了徐蘭森和閻慧卿的照料，卸任後心情比較鬱悶，而閻錫山又頻頻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準備講演，應付各報刊記者的采訪和約稿，精心構思，撰寫各種論著，有時每日埋首書案工作長達12小時，雖醫師勸其節勞，然仍不顧，因此積勞成疾。1959年2月入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髒有些問題，已經開始發生脈搏間歇情形，經賈景德偕三軍總醫院丁農主任來醫院晤談，皆言宜繼續住院療養，遂住院月餘。閻錫山出院後為盡快完成《三百年的中國》，又不顧年邁體弱，抓緊時間寫作。有時午夜忽醒，略思有得，即起而錄下。1959年1月楊愛源去世，7月徐永昌也去世，這倆人的相繼去世，對閻錫山的打擊很大。他於1960年1月25日對《三百年的中國》初稿複核完畢後，又重新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經，想寫“讀史感想”和“讀書選錄”。如此忙碌地勞心費神，如此緊張的工作節奏，不能不使身體受到嚴重損害。1960年5月2日，閻錫山忽得腹瀉，第二天腿部出現浮腫，經服藥治療，不久康複，一切照常。原計劃參加20日第三屆“總統”蔣介石和“副總統”陳誠就職典禮，經屬下勸阻未去。21日早晨起床後，因昨患感冒，略感不適，但閻錫山仍依約於上午邀宴田耕莘樞機主教，要賈景德作陪，豈料，田主教來時，閻錫山不能站立，舌僵，言語困難，頭低垂，衣領未能扣上。田主教臨床前勸慰並為之祈禱，賈景德即請三軍總醫院丁農主任派酆特曾醫師療治，經過服藥，病情有所好轉，頭已不暈，也可以自行轉身側臥，遂決定繼續服藥。
22日半夜，閻錫山呼吸略顯急促，下床稍坐又就寢，隨員建議馬上請醫生來治，閻說：“深夜勿擾醫生，俟天明後再看”。但隨員仍請酆醫師前來，經診斷，知已成氣管炎，並可能轉為肺炎，尤其閻有心髒動脈硬化情形，應即往醫院，作先一步治療。因中心診所病房不適宜，決定住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23日上午8時許，賈景德來到草廬，還與閻錫山敘談了半個多小時，10時許，台大內科主任蔡錫琴及主治醫師王德宏到達。此時，閻的氣喘已顯急，汗珠如豆，坐臥不寧，狀已甚危，病已擴展為肺炎，且已影響心髒，注射後，蔡主任以病況轉變甚急，山上治療困難，往醫院途中危險甚大。閻表示希望赴醫院，行至福音站附近，情形惡化，經注射並人工呼吸，均無效，時為11時32分。繼至醫院直接於心注射，仍無反應，中午12時10分，終因不治而死，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曆程，當天為農曆四月二十八日（《閻錫山年譜》（六），第2547—2548頁）。
閻錫山雖然從行政院任上已經退下來10年，但他畢竟是曾叱詫風雲的政界名人，何況卸任後還擔任過台灣總統府資政、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等名義上很顯赫的職務，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不脛而走。當天下午4時，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及民意代表、社會友好、部屬同鄉數百人前往醫院致唁。閻的遺體於5時移至極樂殯儀館。同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集評議委員、中央委員及閻之生前友好，成立了“閻伯川先生治喪委員會”。委員有於右任、李煜瀛、張群、謝冠生、黃國書、顧祝同、張其昀等200餘人。推請何應欽為主任委員，賈景德和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唐縱為為副主任委員，郭澄為總幹事。治喪委員會於5月27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出席委員有莫德惠、王叔銘、餘漢謀、白崇禧、胡宗南、劉健群、連震東等200餘人，由何應欽主持，通過呈請“國葬”等提案及治喪委員會組織暨各部門人員名單，並決定5月29日大殮。
5月29日（農曆端午節），給閻錫山大殮，何應欽代表治喪委員會致祭。之後，舉行公葬移靈典禮。從8時開始，先是舉行家祭，閻錫山的夫人徐竹青，四子閻誌敏、五子閻誌惠（分別從美國、日本趕回）堂弟閻錫圻、閻錫埛、閻錫塏、弟媳續淑仙、徐樹梅、張毓芳，堂侄閻誌洪、閻誌恒、閻誌昭、閻誌政、閻誌軍、閻誌成、堂侄女閻誌蘭等親屬先後致祭。
陳誠於8時50分致祭，祭文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祭文”。蔣介石於上午9時20分親臨致祭，送一塊“愴懷耆勳”的匾額，並慰問家屬。公祭於9時50分開始，與祭者1500餘人。下午2時移靈，由何應欽主祭，讀告攢文，啟靈，通過遍懸挽聯之甬道，在大門外將靈柩扶上靈車，行列由摩托車隊導前開道，依次為銘旌車、樂隊車、儀仗車、匾額車、遺像車、靈柩車、孝子車、送殯車，執紼護靈賓客千餘人。靈車經台北市中山北路園山士林直至陽明山菁山草廬，暫厝種能洞內。
閻錫山去世後，台灣國民黨《中央時報》社發表社論，謂閻錫山是“我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人物，卓越的軍事統帥，堅強的鬥士和傑出的政治家，他一生的勳榮，在國民革命的曆史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立說、立功、立言，先生實兼而有之”，“先生的勳業與精神，當可不朽”（《閻錫山年譜》（六），第2551頁）。《公論報》的社論則稱：“其生平，實兼有北洋軍閥、國民革命、抗戰三個時代，本身經曆即不啻一部生動的民國史。其勳名之顯赫崇隆，聲望之曆久不衰，環顧當代名公，殊罕有其匹者”（《公論報》1960年5月26日版），《民族晚報》則發表評論說：“閻氏一生曆史，是功，是過，功多，過多，猶待於未來曆史家公正客觀地裁判，實難以遽下定評”（台北《民族晚報》1960年5月29日版）。何應欽根據治喪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關於呈請“國葬”的提案，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遞交了《呈請國葬與明令褒揚》的呈文，文中說閻錫山“對認識至清，理論至精，有方案，有對策，有行動，有經驗，尤為人所稱服”（《閻伯川先生紀念集》（台灣），第149頁）。蔣介石同意了何應欽的呈文，給閻予“國葬”規格，並於7月29日頒發了“總統褒獎令”，稱：“總統府資政陸軍一級上將閻錫山，才猷卓越，器識宏通，早年追隨國父，著籍同盟，辛亥之役，倡舉義旗，光複三晉。民國肇造，即任山西都督、督軍及省長，振飭庶政，訓齊卒伍，軍容吏治，煥然一新。北伐告成，曆任國民政府委員、內政部長、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等職。外贗疆寄，內讚樞衡，碩劃敷陳，並昭懋績。抗戰軍興，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創行兵農合一之製，促進生產，增強戰力，厥效彌彰。故宇既收，赤氛重煽。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受命於危難之際，馳驅蜀粵，載徙台員，遺大投艱，勳勤備著。中興在望，匡輔方資，遽喪老成，實深軫悼！應予明令褒獎，用示政府篤念勳耆至意”（《閻錫山年譜》（六），第2584——2585頁）。
自治喪委員會決定閻錫山之葬地在陽明山菁山草廬地區後，便組織營墓小組，由賈景德主持督導，經曆次勘測，選定七星山之陽為墓地。此處正是閻錫山生前散步視察後預計建亭的地方。“此地為斜坡梯田，坐北向南，遠眺台北市，曆曆在目，左右遠近峰巒環抱，周圍上下茂林修竹，園山為岸，遠山如屏，淡水基隆兩河左右縈回，新店溪複迤邐於前，山明水秀，氣象萬千，洵佳城也。墓園計地三百餘坪，全地上下依地形成為四階，最上為塚地約百坪。塚為圓形，高五尺五寸，周五十一尺，以鋼筋水泥築成，塚內中線築有‘中’字，靈柩置其上，靈柩前置墓誌銘，其後左右分列兩小屏，上刻感想日記各一段，皆新竹玻璃廠以玻璃質製成，實創始也。塚之前樹墓碑，碑高一丈五尺。塚外後壁上砌褒揚令。前階分左右兩級，便人上下，兩階之中間，築一‘中’字，字大一丈一尺。第二階前坪築‘種能’二字，字大八尺。第三階前坪中築地球模型，直徑六尺。左右分築‘世界大同’四字，字大五尺”（《閻伯川先生紀念集》第147頁）。此種設計，是治喪委員會的決定，還是賈景德的安排，不得而知，但它卻表達了閻錫山的意願和追求。
閻的墓地，7月底即破土動工，但因受台風影響，到10月下旬方告竣工。施工期間，正值夏炎，已81歲的賈景德不顧年邁曾幾度上山察看指點，不料墓地將近完成之時，未及將閻安葬，他卻於10月20日隨之作古，對閻之情感，可見一斑。
對於閻錫山的安葬日期，賈景德生前與閻之家屬初定為10月5日（農曆中秋節），後因天氣關係，又改定為12月6日。12月6日，對閻錫山進行安葬。當日上午8時30分，由徐竹青率家屬舉行家祭，9時30分啟靈，由陳誠主祭，讀告攢文。出殯行列由軍樂隊導前，儀仗隊肅立兩旁，依次是銘旌、遺像、褒揚令、匾額、執紼行列、靈柩。11時整進入墓園，舉行告窆，由何應欽主祭，讀告窆文，然後行軍禮、奏哀樂，鳴炮、封穴。安葬時，“白雲悠悠，細雨茫茫”，千餘送殯者均被雨浸。
台灣國民黨當局和蔣介石對於閻錫山的去世深表悲哀，對閻錫山的後事也料理得相當圓滿。能給予“國葬”規格安葬，並由總統親頒褒獎令者，在國民黨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閻錫山死後能享如此待遇和殊榮，其在天之靈，也確實應當感到安慰了。蔣介石的“總統褒獎令”，言簡意賅，莊重嚴謹，基本上概括了閻錫山一生的經曆和功績，給了閻錫山一個圓滿的交代。無論他們之間過去有多少恩恩怨怨，但在上卻始終是一致的，並且閻錫山在的諸多方麵，“尤為人所稱服”，對黨國的確“功不可歿”，所以蔣介石也就一筆勾銷，並表示了“實深軫悼”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