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閻錫山卻也留有遺憾，他生病期間，曾對一直陪侍在側的賈景德說，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隨“總統”“回大陸去，而深感遺憾”。閻之所雲“回大陸去”，並非指他死後將其遺骸送回大陸去，能魂歸故裏，而是指未能與蔣介石“收複大陸”，“重整山河”。這充分說明，閻錫山即使行將就木，仍掛念著“黨國大事”，仍心係於他的未競事業。

但閻錫山對他身後之事的安排，卻不甚在意，未向當局提出任何要求，隻是遺囑其家屬七點：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挽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思想日記第100段及第128段；七、七日之內，每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台北《中央日報》1960年5月24日）。

他所說的兩段日記分別是：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為做事之順道，多少好事，因禮不周，言不遜，信不孚，致生障礙者，比比皆是”。“突如其來之事，必有隱情，惟隱情審真不易，審不真必吃其虧。但此等隱情，不會是道理，一定是利害，應根據對方的利害，就顯求隱，即可判之”（賈景德：《閻故資政錫山事略》（附錄））。這或許是閻錫山對自己一生做人處事，觀察事物，化解矛盾的經驗之談，並以之告戒後人，但究竟是什麽意思，就不好妄作評斷了。

閻錫山生前還自作挽聯數幅，囑家屬在他死後，貼在指示處。

靈前的挽聯是：“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工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等事功”，橫幕是：“朽瞋化欲”。

簷柱前的挽聯是：“擺脫開，擺脫開，粘染上洗幹淨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橫幕是：“努力擺持”。

院中挽聯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橫幕是：“公道愛人”。

院門挽聯是：“對在兩間，才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橫幕是：“循中蹈對”（賈景德：《閻故資政錫山事略》附錄）。

簷柱前、院中和院門的挽聯，人們還比較容易理解，而靈前的挽聯，有人則認為閻錫山對六個字個作三次重複，特別強調，表明了閻氏一生立身處世的原則方針，建立事功的過程次序。因此，自避而斷而化，由勉乃續乃通，也可說是閻錫山這位民國傑出政治家的生平寫照（台灣：《閻錫山傳記資料》（一），第31頁）。但也有人說這是閻錫山在“故弄玄虛”。

閻錫山去世後，賈景德親自為其作了長3000多字的墓表，稱：綜合平生，一本為人類謀幸福，替造化表功能之旨，盡責任致效用，孜孜不息，日無暇晷。早歲從事革命，輔建民國，身置軍政重任四十餘年，謀國之忠皎如日星，愛黨之憂堅如金石，惠民之政沛若霖澍，研理之精貫通天人，濟世之懷老而彌篤。應時變遷，創樹良多，而覃思遠識，定力尤有過人者，故臨大事而能斷，當大難而不亂，秉大節而不移，可謂扶天地正氣之完人也矣（《閻錫山年譜》（六），第2556頁），同時，還給閻撰寫了墓誌銘，由錢大鈞篆蓋，李鴻文書寫。

閻錫山去世後，其舊屬及山西籍旅台人士，在台北組織了“閻錫山紀念會”。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民政府國史館等單位，不僅召開座談會，口述閻錫山之事跡，而且把閻作為民國的一個重要人物加以研究。

1982年、1992年，台灣“閻錫山紀念會”，分別舉辦了閻錫山百年誕辰和110年誕辰紀念大會。在百年誕辰紀念時，時任台灣國民黨總統的蔣經國曾為閻題字：“永念耆勳”，與其父蔣介石所送之“愴懷耆勳”匾額相呼應；前“總統”嚴家淦、資政鄭彥棻、國史館館長黃季陸等都在紀念會上作講演。每次誕辰紀念，“閻錫山紀念會”，還將會議上的發言加以整理，編輯出版。同時，紀念會還組織人力，收集、整理閻錫山的有關資料，並編輯成冊，供人參閱。以種種方式，表達對閻錫山的懷念。

3、一生功過是非，眾說紛紜，以史實為根據，自有公論

生於清季之末的閻錫山，曆經清朝、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朝，參加過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又目睹了台灣政壇的更迭和五十年代世界風雲的變幻。他擔任過清軍的標統、山西都督、督軍及省長。國民政府時期，曆任過國民政府委員、內政部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長、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評議委員。如此資曆之深，權勢之大，又經多見廣，閱曆之豐者，在與閻錫山同時代中者，確屬少見。而他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作所為，又不同程度地對山西乃至中國社會產生過相當作用和影響。因此，對辛亥革命史、民國山西史和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都不能不涉及到閻錫山，這是一塊繞不過去的“礁石”，也因此就不能不對閻錫山的功過是非，進行種種議論、評判。

實際上，對於閻錫山的議論評判，自閻錫山當政以來就已有之，時起時伏，綿延不絕。他去世後，這種議論評判仍在繼續，閻錫山的舊屬和台灣一些學者，在這方麵表現得相當活躍。在大陸，自“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結束後，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不斷端正和對近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涉足閻錫山研究的人員，也日漸增多，並且有不少論著問世，甚至有些外國學者，亦參與其中，各抒己見。

閻錫山終其一生，既做過不少有益於國家和民族進步發展的事情，也做過許多有害於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事情。因此，功過是非兼有，並非像其舊屬所說的：“扶天地正氣之完人”，或是一些學者所謂的“德功言千秋不朽”，也非如大陸上不少論著中所說的“罪大惡極”，“反動透頂”，似乎一無是處。存在這些不同的或截然相反的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所有論者、評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處的環境與時代的局限，以及因自身學識素養的限製，而對閻錫山那個時代的社會內容未能全麵了解，對閻錫山其人其事的有關史料又缺乏深入地挖掘和研究，致使對閻錫山的議論評判，或不夠理性，帶有濃厚的感彩，或以偏概全，或極端化、絕對化，不夠客觀公正。

曆史不能重複，隻要將閻錫山置於他當時生活的那種曆史環境之中，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狀況，世界形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閻錫山所受的教育，他的信仰，他的經曆及其當政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等等主客觀方麵的情況，再考察一下閻錫山所思所想的主旨，他所作所為的動機，他的種種作為對山西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對中國社會的變化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又是些什麽，就可以清楚，在當時中國那樣一種比較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在社會各種矛盾錯綜交織，紛紜複雜，而各個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並尋求更大的發展，相互爭鬥異常激烈的情況下，要想讓閻錫山一直就順應時代潮流，始終沿著中國社會正確的發展方向前進，是完全不可能的。閻錫山是這樣，其他人也是如此。閻錫山從對自己及其統治集團和整個階級的利害的權衡中，從對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和繁榮昌盛的考慮上，有些時候，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他能順應時代潮流，但有些時候則不能順應，甚至逆流而動，背離了中國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因此，對閻錫山功過是非的評判，既要從時代潮流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宏觀上加以把握，也要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籠而統之，或一概而論。

縱觀閻錫山的一生，他對山西和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在不少方麵是有所建樹，並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這主要是他在山西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為振興山西所作的不懈努力。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進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作為了自己的革命任務。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導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主要障礙，隻有解決這兩個存在於中國的主要矛盾，中國才能走向民主、獨立。因此，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持什麽態度，就成了衡量每個階級、每個政黨和每個人是否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一個重要標準。

閻錫山在辛亥革命中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利用其職務之便，運動新軍，聯絡同誌，籌劃起義。辛亥武昌起義後，當清山西當局加緊防範，情況突變時，是閻錫山當機立斷，決定提前發動起義，在他和同誌們的精心部署下，經過激戰，終使太原辛亥起義成功，光複省城。之後，又與吳祿貞組織“燕晉聯軍”，準備截斷南北交通，進擊北京，直搗清廷。太原首義成功，使清廷深感肘腋之患的嚴重，而燕晉聯軍的計劃，更使清廷運兵前往南方鎮壓革命受到了嚴重威脅。後來，雖然由於聯軍失敗，清軍又重兵壓境，閻錫山為保存革命力量不得不放棄太原，轉戰於內蒙古綏包一帶，但山西革命造成的震動和影響則是巨大的。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對閻錫山和山西辛亥革命，予以了很高評價。可以說，這是閻錫山一生中最為光彩的一筆。

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主義，但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窮兵黷武，鎮壓革命，勾結帝國主義。袁氏稱帝失敗後，北洋政府各派係軍閥又爭權奪利，相互攻伐，使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因此，廣州革命政府興師北伐，鏟除這些封建餘孽，就成為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北伐開始後，在南軍尚未北上的情況下，閻錫山憑晉綏軍孤單之力，在北方首先采取了軍事行動。當北伐進行之際，因寧漢之爭等原因，蔣介石被迫下野，北伐眼看有夭折之虞時，閻錫山又多方周旋，促請蔣介石複出，蔣複出後，閻又要求由蔣統一兵權、統一指揮，在全國上下的積極支援和各路北伐大軍的奮勇拚搏下，北伐取得勝利。這其中，閻錫山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閻錫山在北伐戰爭中的作用，在以往的民國史研究和有關閻錫山的研究中，幾乎沒有提及，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