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鬥爭上，閻錫山也有不俗的表現。他1932年重新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後，就向國民政府要求撥精兵十萬收複錦州，並建議中央政府加強國防建設，以禦外侵。1935年在日本策劃“華北事變”，多次邀他出任“華北五省自治聯合政府”主席時，他“不為所動”，均予拒絕，使日本陰謀未能得逞。閻錫山的“深明大義”，蔣介石頗為欣慰。其後不久，鑒於綏遠形勢日緊，閻錫山遂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並於1936年冬，在蔣介石的支持和晉綏軍的英勇作戰下，對進犯綏東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取得了綏遠抗戰的偉大勝利，對全國人民以極大鼓舞。之後，他又同意組織抗日民眾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和抗日民眾武裝“決死隊”。在日軍進攻山西時，他不僅熱情歡迎八路軍三師主力進入山西，奔赴前線作戰，而且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領導，共商禦敵方略，相繼組織了“雁北會戰”、“忻口戰役”。特別是相持近一個月的“忻口戰役”，給氣焰囂張的日軍以沉重打擊，粉碎了日軍“三個月占領中國”的美夢，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雖然與日本加緊了勾結，但同時也還多少地同日軍作戰。並且，在日軍的種種威逼利誘下，閻錫山雖然有所屈服，然而，他到底也未向日本投降。他在當時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點，確屬不易。
與此同時，閻錫山自1912年主政山西後，就對治理山西予以了極大關注，尤其是在振興山西方麵，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倡導的“六政三事”，他製定的“厚生計劃”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等對於山西的農業、工業、商業貿易、財政金融和交通運輸的發展，都發揮了很大作用。抗戰爆發前山西的糧、棉、油等農副業產品的數量所以能達到曆史最高水平；“西北實業公司”所屬30多個工廠，其資本投入的總量、機械製造工人的數量、化工產品的生產能力，以及“四銀行號”的資本總數，所以能在全國占有那樣大的比重，具有那樣高的地位；同蒲鐵路所以能憑一省之力，在短短的4年多時間裏就全線竣工，創造了中國鐵路建設史上的幾個奇跡等等，都與閻錫山的努力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建設，不僅在當時就對改變全省經濟落後麵貌，保護民族工業，加強國防和反抗日帝侵略，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新中國成立後，山西工業和鐵路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閻錫山在發展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社會教育上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他通過各種途徑促進科技研究發明等等，對於推動全省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發展都有著很大的貢獻。至於閻錫山實施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從國家持續發展，社會穩定並有序活動的角度而言，也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但是，閻錫山對於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阻撓與破壞行為，也是十分明顯，毋庸質疑的，造成他種種過與非的原因，以其個人的素質品行、個性等等為由，是解釋不通的，這與他對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一樣，也不能以此作為解釋。究其根源，則是其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階級屬性使然。
中國的資產階級或曰大資產階級，它所代表的是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屬於剝削階級。它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由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但是，在中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它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因此，它有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麵。閻錫山起而舉行太原辛亥起義，出師北伐討伐奉係軍閥，對日本的侵略予以頑強抵抗，正是其革命性的表現。然而，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產生的經濟、政治條件都先天不足，它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上，往往表現出動搖性和不徹底性。閻錫山對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的卑躬屈膝，趨炎附勢，他在“十二月事變”後和日本的加緊勾結，解放戰爭中和到台灣後向美國的乞援求助，也正是其向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屈服妥協的表現。
這種屈服妥協，對於中國社會的前進發展自然危害不淺，但比較而言，閻錫山反人民的種種行經，則可說是其過與非的最主要表現。閻錫山反人民的活動從中國誕生後即已開始，之後，日益加深。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他就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戰爭開始後，他遲遲不予“易幟”，不就任廣東國民政府委以的“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就是因為他認為廣東國民政府是親共的，親蘇的，而當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殘殺人後，他便很快表示了對蔣介石主持的南京政府的擁護，不僅易幟，在全省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就任了南京政府授予的“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一職，而且，緊隨蔣介石之後，在山西大搞“清黨”，甚至為了對付，閻錫山還置北伐大局於不顧，勸奉係軍閥張作霖“聯蔣討共”。這說明閻錫山是把一直視為主要敵人的，也說明閻錫山對封建勢力的妥協。
經過北伐戰爭，國民黨建立了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後，對的壓迫更加嚴重，閻錫山為了支持蔣介石的“以黨治國”，不僅派出軍隊先後去南方和陝北，對紅軍進行軍事“圍剿”，而且在省內加緊組織武裝和政治宣傳，直至設置重重障礙，阻撓紅軍東征。“7·7”事變後，在日軍的大舉進攻下，閻錫山雖然曾與積極合作，對日軍的進攻予以了有力的抵抗，可是，當抗戰形勢發生變化，日軍將其主力用於八路軍，而對國民黨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後，閻錫山即反友為敵，對進行種種限製、打擊，直至發動“12月事變”，此後又認敵為友，與日本加緊了勾結。這就進一步暴露了中國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妥協的另一種屬性。也說明一旦帝國主義放鬆對這個階級的壓力後，它就要把進攻的矛盾指向它的“宿敵”。這也是為什麽抗日戰爭剛一結束，民族矛盾已然解決後，閻錫山便迫不及待地要調遣重兵向上黨解放區進攻了。他為了實現其對山西獨裁統治，對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拚死抵抗，雖然屢戰屢敗，依然頑固堅持，甚至采取“三自傳訓”、“總體戰”等法西斯手段，進行最後的掙紮。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人民解放戰爭的狂瀾巨卷，終於衝破了他經營多年的太原老巢。盡管如此，閻錫山仍不甘心，在廣州組閣後，還費盡心機，想挽救殘局，東山再起，但卻終歸徒勞。飛抵台灣後，又慘淡經營數月，雖不得已卸任，依然以複國為己任，並憧憬著他的大同世界，設計著對未來中國的改造。
閻錫山的曆史不謂不久，若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算起，到1960年他去世為止，長達40餘年。他的立場也可謂十分堅決，矢誌不逾。他的思想、理論、策略、方針、經驗等，也確實表現不俗。與他同時代、同階級、同政黨、同官階的人相比，閻錫山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因此，他無愧於“老手”這個稱號。縱觀閻錫山防共的所作所為，可以發現，他防共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他較少感彩，而理性的成分較多，他雖然也罵過“殺人如麻”，“是九條尾巴的狐狸”等等，但他思考得更多的是產生的曆史淵源和社會根源，以及怎樣、防共這些具有一定理論和策略意義的實質性問題。閻錫山的特點，可以說有以下幾個方麵：一、不隻著眼於現在，同時立足於曆史和未來。這從他把與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的理論，以及未來大同世界聯係起來觀察問題的視野上來看，即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特別是他反複強調的“”和的錯誤及其一直宣揚的“大同世界”，“公道主義”等主義，居心更為陰險老辣。他如此做法，其實就是要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不僅想讓當時的人們消除對、的信仰，而使人們深信他的那些主義才可以救人類救世界，而且還想讓以後的人們也是這樣，從而徹底根除的根苗，而讓他的主義永世長存。這不能說閻錫山在問題上確實高瞻遠矚，有著一定的戰略眼光。二、不是僅止於表，同時還深及於裏。閻錫山對的“危害”的言論，可謂多多，他在進行種種汙蔑的同時，對現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等方麵存在的弊病，從原因上進行剖析，並且有針對性的開出了他自以為是的根治這些弊病的“藥方”，以此向人們說明產生的原因和怎樣才能有效地防共，從而觸及到了問題的根本。如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北，領導的土地革命蓬勃開展時，閻錫山就向其部屬說，窮人所以跟著，是因為給了他們土地，他們不再受地主剝削了，因而他要地主們把多餘的土地拿出來分給窮人，後來又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張。三、不是隻限於點，同時擴展到麵。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後，實際上開始了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的武裝鬥爭。閻錫山雖然也竭力對紅軍進行軍事“圍剿”，以武力解決問題。但他從對軍事“圍剿”屢屢失敗的經驗教訓中，更認識防共，僅靠軍事，難以奏效，還必須從各個方麵展開。他先是主張防共應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後來又係統地提出了“思想防共”、“主義防共”、“政治防共”、“組織防共”、“經濟防共”、“民眾防共”等理論。並且為此而進行了種種嚐試，采取了不少措施。閻錫山所宣揚的“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就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的，如此等等。正因為閻錫山在防共的問題上如此煞費苦心，深謀遠慮，所以，何應欽也甚覺自愧不如閻錫山，說他“對認識至清，理論至精，有方案，有對策，有行動，有經驗，尤為人所稱服”。至今台灣有些人仍對閻錫山念念不忘，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辛亥革命到大陸全部解放，在這近40年的風雲變幻中，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重大曆史轉折關頭，可以說，閻錫山都參與其中，由於中國社會環境極其複雜，內外矛盾重迭交織，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又都要按照自己的政治設計來改造中國，從而使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曆程變得十分艱難曲折。因此，對閻錫山在中國社會發展變化中表現的優劣，在評判上也就有著相當的難度。以往大陸的有些論者，所以對閻錫山反人民的罪過肯定過多，而對其在反帝反封建上的積極表現肯定不多，甚或予以抹煞，在筆者看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以說就是受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把是否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信仰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講就是對的態度如何，作為了要求、衡量閻錫山的標準。這顯然是失之偏頗的。因為這不是閻錫山步入政壇後活動的整個曆史，也不是自辛亥革命到大陸解放這一時期中國社會運動的全過程。同時，更為嚴重的是，采用這個標準，實際上等於是否認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也否認了閻錫山是資產階級中人，否認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及其屬性。而這又恰恰是閻錫山表現出的種種功過是非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隻有曆史地、全麵地考察閻錫山，才會對他的功過是非做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判。
總之，閻錫山的一生，有功有過，有是有非，並且其是非功過都還相當明顯，對於他的功過是非的評判，實際上，也是我們對中國社會這一段曆史應該如何看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