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風暴”來襲
“**”爆發的導火索是1965年底開始的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隨後，批判的對象、領域進一步擴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張大字報，同時，《人民日報》在陳伯達的控製下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6篇社論。一石擊激起千層浪，全國各地學校迅即掀起了批判、鬥爭學校領導和教師的“造反”浪潮。“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席卷全國。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造反。8月5日，毛澤東又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明確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奇等中央領導。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對紅衛兵運動的任務、對象、動力、方法和領導等一係列根本性問題作了錯誤的決定，並具體地指出，“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隨後，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浙江的紅衛兵也緊跟全國形勢的發展，進行大串聯。8月2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了浙江紅衛兵代表，引發了浙江全省紅衛兵運動的新**，全省各地學校紅衛兵和師生開始大規模步行串聯活動。
紅衛兵在“大串聯”、“破四舊”的同時，要校內也開展揪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運動。一些黨政幹部被當作“走資派”、“反黨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些教師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一些黨員、團員、青年教師被當作“資產階級保皇派”、“黑爪牙”，受到揭批揪鬥和種種迫害。與此同時，在大破“四舊”中，把二十四史、古典文學作品也當作“四舊”燒毀。
接著，鬥爭風暴迅速蔓延，各級學校也相繼開始停課鬧革命，學生紅衛兵成立戰鬥隊，走出校門掃“四舊”，揪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展開大串聯，鬥爭的矛頭開始重新指向社會。
義烏中學等學校的學生紅衛兵“造反派”也加入了大串聯的活動中。紅衛兵“造反派”一麵在學校“大揭發”、“大批判”，“大辯論”打擊批判各級領導幹部和教師，一麵殺向社會，介入社會上的“打、砸、搶”武鬥活動，給社會造成極大的混亂，給人民的生命和國家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
在“**”運動的衝擊下，義烏的中小學相繼停止各科學習，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亂。耕讀小學被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受到批判而停止辦學，小學入學人數驟減20%以上。1966年下學期，義烏各初中廢止考試製度，初中招生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中則停止招生。直至1968年秋，初中才恢複正常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複招生。因此，從1966年開始的連續幾年，義烏縣各中學的學生在校人數急劇減少。
二、“複課鬧革命”
麵對愈演愈烈的“停課鬧革命”運動，全國的社會秩序急劇惡化。為穩定社會局勢，1967年9月23日，毛澤東批準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在外地串聯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10月14日，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革命。於是，又掀起了“複課鬧革命”的新**。
學校“複課鬧革命”後，紅衛兵造反運動又開始從社會轉向學校，複課並沒有緩和已經存在的造反派不同派係間的爭鬥，武鬥仍不斷蔓延。同時，學校的教師和各級領導幹部被紅衛兵“造反派”揪鬥、專政，使教師的身心都遭到極大的摧殘，教師隊伍人數劇減，學校教學管理幾乎癱瘓。
1968年下半年，義烏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精神，開始全麵分別派出工人宣傳隊、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城鎮學校和農村學校，主持學校的管理。各校請工農兵上講台，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成立革命委員會。各公社、大隊還成立“貧管會”，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在連續的清理階級隊伍和揪鬥中，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1968年夏到1969年5月，義烏發生了“同盟黨”擴大化冤案，原佛堂區10個公社的教師上百人無端受到牽連，遭受迫害，朱一芳老師因此含冤服毒自殺。
三、“鬥、批、改”
“鬥、批、改”的原意是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中規定的目標和任務的概括，即“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也稱“一鬥，二批，三改”。
1968年下半年，全國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鬥、批、改”變成“**”一個階段的任務，由以“鬥、批”為重點，轉入以“改”為重點，同時強調在“鬥”中“改”，以“大批判引路”。為此，各級學校派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領導“鬥、批、改”，實現造反派的“大聯合”。工廠、農村實行“抓革命，促生產”，各單位普遍組成“大批判組”，批判所謂“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隨著“鬥、批、改”的深入，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評價越來越“左”，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十分嚴重。同時，整個社會發展處於停滯狀態，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無法升學，也無法就業，成為無業遊民。為此，中央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一是“幹部、教師下放勞動”；二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一時間，全國各地辦起了許多“五七幹校”和“勞動基地”，大批幹部、教師被迫離開管理、教學、科研崗位，下放到農村、工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使廣大教師長期荒廢專業，損害健康，遭受到許多精神創傷和生活的折磨。有不少單位將“下放勞動”變成排除異己，整治知識分子的懲罰手段。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教育改造青年知識分子的重要措施。1968年12月，《人民日報》在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所加的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鄉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一批又一批青年奔向農村、邊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深入鄉村，用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為欠發達地區，為社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貽誤了國家人才的培養，在青年乃至整個社會引發了“讀書無用論”。輕視知識，不尊重教育和教師的思潮和社會心理長期難以消除，造成對教育事業深層的破壞，也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