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WAR ON PLAY
除語言、文化和技術之外，豐富多彩的玩耍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戴維·懷特布雷德，劍橋大學教授
玩耍剝奪不僅僅是存在於美國的問題，它還影響著世界各國的兒童。
不幸的是，一些“與GERM有關”的趨勢正在其他國家蔓延，其中包括玩耍剝奪、過度的高利害標準化測驗，以及低齡兒童的學業壓力。
近年來在一些亞洲國家，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們對兒童學業成績的期望越來越高，這些壓力讓一些家長和學生感到學無所獲，甚至無法忍受。
堪薩斯大學的趙勇教授是一位在中國長大的美國教育家，長期關注並研究美國與中國學校體係之間的差異性，他指出，中國畢業生以“高分低能”著稱，意思是“成績好，能力差”。
玩耍在兒童教育中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玩耍，特別是自發的玩耍，是兒童探索和體驗周圍世界的一種自然而必不可少的方式。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方式，孩子們可以通過玩耍闡述和驗證他們對世界、社會規範和自然法則的假設。這也是一種比直接教學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能動性，了解自身行為對他人和環境的影響。當然，玩耍也能帶來快樂，這是兒童教育的重要成果。
不幸的是，他指出：“玩耍，我是指自主決定或自主發起的玩耍，在中國還沒有成為正規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意義上，中國的正規教育更注重學習而不是玩耍。即使是在學校裏，玩耍通常也是由教師出於某種學術目的組織的。孩子們很少單純、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地玩。”
對許多中國孩子來說，學校成了他們童年時代競爭壓力和過度勞累的大熔爐。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五分之四的在校兒童每天要完成耗時2小時50分鍾的家庭作業—這是在周末。為了獲得高分，私立兒童輔導連鎖機構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據《中國日報》報道，在湖北省中部的孝感市第一中學，老師們在教室裏安裝了氨基酸靜脈注射裝置，據說是為了給備戰高考、熬夜學習的學生提供能量。
2016年12月，《南華早報》報道說，憂心忡忡的父母無視政府警告，讓孩子參與過多的學術和課外活動，希望這能給他們帶來競爭優勢。報道稱：“在一個典型的周末，家住上海的八歲女孩艾米正忙著從一個補習班趕到另一個補習班。星期六下午，她學習鋼琴。星期天早上她上英語課，下午上語文課。除了這些周末輔導，上海徐匯區一所公立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每周二和周五晚上放學後，也要上3個小時的奧數課，其中一節課是為四年級學生設計的。”女孩的母親負責接送她去上所有的課程班，她解釋了這其中的邏輯：“我也不想讓我女兒這麽拚命學習，但我沒得選。我們的目標是讓她考上一所名牌初中。不在重點初中讀書就意味著不能被好的高中錄取。不在好的高中學習意味著不能考上一流的大學，拿著一流大學的文憑就能找到一份體麵的工作，這是肯定的。據我所知，她的一些同齡人每周上五六節數學課。”這位母親坦言，“我一刻也不讓她鬆懈。天氣好的時候，她也不能跑出去玩。”另一位中國母親解釋說：“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把孩子送到了課外補習班。我也不能搞特殊，否則我的孩子就要落後了。”
北京大學社會學家鄭也夫認為，中國的家長和教學機構之間存在著一種“陰謀”，他們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給孩子報名補習班或輔導班，還給孩子成堆的家庭作業，以此來“修理孩子”。“父母讓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學這麽多，學這麽久，這太愚蠢了。”他表示，“孩子們長大後，很可能會對學習失去興趣，在競爭中失去動力。”在2013年出版的《吾國教育病理》一書中，鄭也夫指出，中國缺乏諾貝爾獎獲得者，這說明當下的教育正在“毀傷中國的創造力”。
2010年12月的《華爾街日報》中，在一篇題為《中國學校考試仍不及格》的文章裏，中國教育家、北大附中國際部負責人江學勤談到了一個在中國被廣泛認可的做法的危險性：“死記硬背的失敗是眾所周知的：缺乏社交和實踐技能，缺乏自律和想象力，缺乏好奇心和學習熱情。”他補充道，“當（標準化測驗）分數降低時，我們就知道，中國的學校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他指出，全世界都對中國的教育體係讚賞有加，而中國人卻意識到了自己的弱點，這頗具諷刺意味。他解釋說：“中國的學校非常善於讓學生們備考。因此，他們沒有為高等教育和知識經濟做好準備。根據教育領域的研究，用考試來構建學校教育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學生失去了天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追求高分的過程中變得缺乏安全感和是非觀。”
波士頓學院心理學研究教授、玩耍倡導者彼得·格雷教授觀察到，由於許多中國學生幾乎把所有醒著的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去創造、發揮主觀能動性、開發身體和社交技能：簡而言之，他們幾乎沒有機會玩”。一些西方政治家喜歡美化亞洲學校的好成績，但正如格雷指出的：“不幸的是，隨著我們越來越趨向於標準化的課程，隨著我們越來越多地把孩子們的時間用在課業上，我們的教育成果確實變得越來越像亞洲國家。”私教課程在中國蓬勃發展。總部位於倫敦的市場研究公司Technavio預測，在2017至2021年間，中國的私教市場將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
2015年，一個香港輔導中心進行了一場營銷活動，廣告中一個小女孩在哭，標題充滿嘲諷意味—“你不喜歡競爭？但競爭會找到你的！”廣告上的產品是為18個月大的孩子開設的麵試培訓班。
據《南華早報》2017年4月22日的報道，香港的孩子們“正變得越來越緊張、過度勞累和不快樂，而且這種狀況正在給負擔過重的精神科醫療服務造成損害”。根據香港在2017發布的一份報告，精神疾病患兒的數量正以每年高達5%的速度增長，學校和家庭中越發沉重的學業壓力被認為是潛在的致病因素。文章最後寫道：“這場危機表明，香港年輕人正在努力應對這座城市的情緒高壓鍋。”香港大學201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和美國及英國的兒童一樣，香港學齡兒童的戶外運動時間比服刑人員還要少。
在新加坡，著名兒童教育家克裏斯汀·陳告訴我們，玩耍遭遇了組織和文化方麵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在亞洲及其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也很常見：“大約80%的家庭居住在高層建築中，戶外活動便受到了限製。即使在幼兒園，日程安排上也隻允許孩子每周進行兩次戶外活動。至於室內玩耍，學前課程的重點還是‘有目的’的遊戲。教育工作者在幼兒園設計任務卡時，會讓孩子們有目的地去玩。放學後，學齡前兒童參加課外強化班，幾乎沒有時間玩耍。我擔心的是孩子完全沒有戶外活動，生活中缺乏與自然的接觸。
在韓國，孩子們的學校生活充滿焦慮，他們壓力極大，被繁重的課業和備考文化壓得喘不過氣來。39歲的公關顧問權熙善是一個6歲孩子的母親，她解釋說：“家庭作業對父母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這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特別是對有工作的媽媽來說。”她表示，“教育係統內的競爭激烈，學生必須學習一些甚至並不適合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東西，如小學就要學編碼和幻燈片製作。”
學業壓力、作業過多、睡眠不足，韓國學生的激烈競爭已經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而玩耍在教育體係中是一種罕見的存在。在韓國，超過80%的5歲兒童白天上幼兒園，放學後在私人學術培訓機構（即補習班）進行第二輪學習，時間長達4小時。當四名學生在一年內相繼自殺時，韓國高級科學技術學院學生委員會發表的聲明中寫道：“日複一日，我們陷入了一場無情的競爭，我們感受到的隻有窒息。因為作業量過大，我們甚至都抽不出30分鍾來關心那些遇到難處的同學。”學生們歎息道，“我們再也沒有無拘無束開懷大笑的能力了。”
一位韓國高中生描述了一個典型的一日安排：大約10個小時的學習，短暫的晚餐休息，然後學習到晚上10點。一些學生隨後會在家裏或補習學校繼續學習，一位補習班工作人員這樣描述補習班：“那些設施沒有靈魂，薄薄的牆壁將房間分隔開，長條形的熒光燈下，學生們都在背誦英語單詞、韓語語法規則和數學公式。”
這種持續12年不間斷的學業壓力，最終是為了一場成敗攸關的8小時全國標準化考試—Suneung考試，或稱“大學學業能力考試”。獎品是進入一所精英大學的資格，如首爾國立大學、延世大學或韓國大學。25歲的辛浪金說：“大多數老師都強調，如果我們考砸了，我們今後的一輩子就完了，因為考試是我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她把這次考試描述為“我們生活的最終目標和最終決定因素。我們認為，如果成功地完成了考試，那麽光明的未來就會隨之到來”。
根據韓國國家青年政策研究所的數據，四分之一的學生有過自殺念頭。事實上，韓國的青少年自殺率在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二。幾年來，韓國的學校體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PISA測驗中取得了高分，該測驗考查15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水平。然而，這個測驗經常招致批評，因為它強調記憶和備考，很少考查實際應用。事實上，75%的韓國孩子上的“補習班”，除了備考，什麽也不做。
東亞地區的教育家們越來越擔心他們過分執著於考試的高壓教育體係將遭遇失敗。因為學生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去創造、發現或釋放自己的**，鍛煉身體和社交技能。最近的一項大規模研究發現，中國小學生患有異常嚴重的焦慮、抑鬱和身心應激障礙，這似乎與學業壓力有關。該報告的作者寫道：“競爭性和開放性的教育環境導致了中國小學生的高度緊張和心身症狀。應緊急采取措施減輕學校對兒童施加不必要的壓力。”
在印度這個擁有3.5億15歲以下兒童的國家，教育體係高度分散，資金普遍不足，可以說還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玩耍在學校裏不多見。據詹姆斯麥迪遜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斯密塔·馬圖爾說，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教師的準備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玩耍被認為是學齡前兒童的工作，但印度家庭很快就采用了傳統觀念—玩耍與學習脫節，特別是在學校，”她告訴我們，“玩耍被視為純粹的娛樂，是釋放過剩能量的一種方式。它常常被視為對教育的剝奪或對學業的逃避。課餘時間是用來獎勵在學校努力學習的孩子的。從小學開始，玩耍、藝術和音樂等活動都非常有限。”
如今在英格蘭，如果你是個孩子，被發現獨自在戶外玩耍，你可能會成為刑事調查的目標。2015年，在英格蘭中部的貝爾珀鎮，一名4歲的男孩和他6歲的姐姐成為鄰居投訴的目標，理由是他們在街上玩滑板車和玩具卡丁車的時候太吵了。穿著製服的警察接到報警後前往，他們的母親被警方展開的45分鍾的現場調查嚇到了，她驚呼道：“孩子們在陽光明媚的大白天到街上玩，竟然還能驚動警察，我們這過的是什麽日子？”離這兒不遠的諾丁漢郡，警察向斯內頓埃納大道上踢球的兒童家長發出通知，警告他們亂踢球可能會造成嚴重的財產損失（球會砸到東西）。警方還提醒道，任何諸如此類的“反社會行為”或“不服從命令的固執己見”都可能被判100英鎊的定額罰款，或招致2014年《反社會行為犯罪和治安法》第12項法規下達的禁令。一家報紙報道了這一事件：“諾丁漢郡警方的一名執法人員進一步強調，任何違反這一命令的行為都是刑事犯罪，將被判處監禁。”
與美國一樣，在整個英格蘭地區，孩子遭遇交通事故或被陌生人綁架的風險已經所剩無幾了—他們在家久坐不動，玩著電子遊戲，戶外活動正在被取代。玩耍也正在從學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標準化測驗、壓力和焦慮。根據2015年英國議會工作組關於健康童年的報告，在過去的10到15年裏，英格蘭地區的小學一年級也從傳統上以玩耍為主的課程轉變為更正式的由教師主導的教學。英格蘭的孩子們甚至從4歲起就被要求通過正式的教育來學習。然而，越來越多的意見表明，四五歲的兒童可能還沒有為小學才會接觸到的正規教學方法做好準備。迫使年幼的孩子過早參與這類教學，可能會給幼兒的成長發育帶來壓力和傷害。
2012年，一份英國國家信托基金的報告揭示了英國兒童正在遠離大自然的事實。報告稱，經常在野外玩耍的兒童隻占不到十分之一，而上一代人的數據是50%。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允許兒童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在家附近活動的地區已經減少了90%。根據《聯合國服刑人員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如果天氣允許，每一個沒有從事戶外工作的服刑人員每天至少應在戶外進行1小時的適當鍛煉”。但據估計，英國近四分之三的5至12歲青少年在戶外的時間少於監獄的服刑人員。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的一項分析發現，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7至11歲的小學生午餐時間縮短，下午的休息時間幾乎被取消。
在英國，學校普遍過度使用標準化測驗，這種做法把本該以玩耍為根基的學校變成了施壓者，全國範圍內的教師和家長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2016年5月，全國超過44000名家長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抵製政府強製實施的測驗。一位名叫烏爾裏克·謝拉特的母親參加了抗議活動，她解釋說：“我今天不讓孩子上學是因為我熱愛教育。我喜歡看到我的孩子們對學習閱讀和寫作感到興奮。然而，想想看，SATs（政府強製的標準課業測評考試）和自上而下的測驗正向教師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為了這些測驗而教學，而不是讓孩子在玩耍中學習。”她補充道，“有那麽多有力的證據表明，孩子們是通過玩耍學習的，不是那些與他們的生活毫無關聯的抽象課程。”最後她總結說，“小學生不需要政府主導的全國性考試，他們正在失去學習的樂趣。”另一位參與抗議的母親尼古拉·傑克遜讓自己的孩子們待在家裏，她表示：“我不同意政府的觀點，他們加大課程的難度，以提高標準。可學習隻能發生在孩子們想學、有興趣學的時候，不是他們被迫學習的時候。”
2017年，全國教師聯合會年度會議上，教師們考慮抵製為7歲和11歲兒童設置的SATs考試，他們譴責該考試會損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學業前途，並有使課程範圍縮小和“為考而教”的風險。一位老師將SATs比作“對學校緊追不舍的惡魔”，一位代表認為這些考試應該被“斬首”。而另一位老師則表示，教育工作者們應“徹底推到這令人生厭的”由計算機完成的標準化評估係統。
來自曼徹斯特的老師克裏斯·艾頓，認為老師應該“解放”孩子們的思想，而不是讓孩子為他們無法理解的考試做準備，她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起立鼓掌。教師工會官員凱文·考特尼指出：“小學教育，應該是孩子們逐漸愛上學習的階段，不該被害怕和恐懼失敗所占據。”他補充說，“在一係列狹隘的學科和期望範圍內不停鑽研，是在剝奪學習的樂趣，而且其中很多內容的教育價值都值得懷疑。”
“我能想到最黑暗的詞，就是虐待。”倫敦著名的切爾西露天幼兒園校長凱瑟琳·索利在接受《幼兒園世界》雜誌的采訪時說，“童年應享有的權利正在消失。會有一些孩子在閱讀測驗中不及格。他們將被視為失敗者。6歲就失敗了？彌漫在家長們中間的偏執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壓力和精神創傷。”
她表示：“我們看到孩子們來到這裏，他們會認字母表、會數數，但不會擦鼻子，不會擦屁股，也不會和其他同齡人一起玩。我們失去了這一代的孩子，他們是由善意的父母撫養長大的，他們雖然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卻被引上了一條道路，我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將會在哪裏結束。這是很危險的。”
“英格蘭地區的孩子從進入學校的那一刻起，就麵臨著學習讀寫和做數學題的壓力。”劍橋大學的戴維·懷特布雷德指出，“在許多學校，孩子們成了閱讀方麵的‘後進生’，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他們的同齡人甚至還沒開始上學。現在，政府開始對4歲的孩子進行入學考試。根本沒有例子能佐證政府口中的‘越早越好’。”
2018年，英國一個專家小組發布了一份報告，譴責政府對4歲兒童實施“基線測驗”的提議。報告的作者之一，兒童教育學家南希·斯圖爾特指出：“提議在2020年對99%的4歲兒童進行測驗，這是基於一個錯誤前提的，即4歲兒童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準確測量的。但很少有統計學家相信這一點，也沒有研究表明，4歲時的成就與後來的進步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係。”
“如果你每天監禁孩子8個小時，如果你不給老師創造的自由，如果你把他們當作數據百分點或流水線上的產品來對待—如果他們對此表示不太高興，你可不要感到驚訝，”全球著名的教育研究者和遊戲倡導者肯·羅賓遜爵士指出，“如果我們開始把學生當作人，把學校當作孕育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中心，那麽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玩耍在英國被認為是童年和學校教育的基礎。1926年，英國政治家大衛·勞埃德·喬治宣稱：“玩耍的權利是孩子對社會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玩耍是大自然對生命的訓練。任何社會若侵犯這項權利，都會對其公民的思想和身體造成持久傷害。”1967年，普羅登委員會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教育報告指出：“玩耍是兒童早期學習的主要手段。這是孩子們調和他們的內在生活和外在現實的方式。在玩耍中，孩子們逐漸形成因果關係的概念，即辨別和判斷、分析和綜合、想象和規劃的能力。孩子們開始全神貫注於他們的玩耍，而讓玩耍達到令人滿意結果的滿足感，養成了他們集中注意力的習慣，這種習慣可以轉移到其他學習中去。”《劍橋小學評論》（Cambridge Primary Review，40年來英國最大規模的小學教育調研）2009年的報告例舉了以玩耍為基礎的早期教育的優勢。
然而，在GERM的滲透下，學校“優勝劣汰”競爭的加劇、教學標準化、基於標準化測驗的懲罰性問責製和公共教育私有化，不僅席卷了美國，而且也在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英國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亞蔓延。由於國家越來越強調基礎知識和技能，在澳大利亞的許多學校裏，藝術、音樂、戲劇和其他重要的基礎教育被大幅削減。
縱觀澳大利亞的所有學校，玩耍正被排除在兒童教育之外，越發嚴格的學術要求被施加在越來越小的孩子身上。這項政策被稱為“國家評估計劃”（NAPLAN，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Literal and Numeracy），目標是提高兒童在澳大利亞國家高利害測試中的分數。這是一項標準化測驗製度，每年耗資1億澳元（7500萬美元），用於評估三、五、七和九年級所有學生的閱讀、寫作、語言習慣（拚寫、語法和標點符號）和計算能力。
自2008年推出NAPLAN以來，一輪接一輪的高耗時測驗穩步進行，但是人們不願看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計算和讀寫的分數已經趨於平緩或下降。最近，包括新南威爾士州在內的多州教育領導人，要求對NAPLAN進行徹底審查，並重新考慮是否應繼續實施，因為它給兒童和學校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墨爾本大學研究人員於2012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90%的澳大利亞教師報告說，孩子們在一係列高利害標準化NAPLAN測驗中出現了與壓力有關的哭鬧、嘔吐和失眠。這項研究引起了人們對NAPLAN“意外副作用”的強烈擔憂，包括測試前的教學、花在其他科目上的時間減少，以及對員工士氣和學生健康的負麵影響。“為了對兒童進行測驗，我們縮小了課程範圍，”首席研究員尼基·杜爾弗說，“其實我們可以在不限製孩子學習音樂、語言和藝術等其他學科的情況下，繼續計算和讀寫的教學。”
從2017—2018學年開始，蘇格蘭地區的4歲兒童都要用電腦進行在線讀寫和數學測驗，這些測驗被稱為“蘇格蘭國家標準化評估”（SNSAs）。一位老師反映說：“我已經教書15年了，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麽殘忍的無理取鬧！”老師們稱標準化測驗是“一團糟”和“完全沒用”的；而孩子們則“因極度痛苦而流出眼淚，渾身發抖，大哭不止，把自己弄髒”，並大喊“我不夠好”“我做不到”“你們為什麽逼我做這些？”。SNSAs並不像英格蘭或美國施行的懲罰性標準化評估，而是旨在為教師提供診斷信息和即時反饋，以幫助兒童在學習中取得進步。但許多蘇格蘭教師和家長擔心，這些測試對小學低年級孩子來說壓力太大，並強烈要求取消這些測驗。
科克理工學院的兒童教育專家朱迪斯·巴特勒表示，在愛爾蘭，未受過專業培訓的教師根本不理解玩耍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那是老師在課程結束後提供的一些東西，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最有效的‘課程’可以通過玩耍來傳授。”她告訴我們，“任務表和作業本在學校裏隨處可見。有人可能會說，這種‘產品’式教學對促進發展毫無幫助。”
即使在一些曆來喜歡玩耍的北歐國家，學校中的玩耍也受到了威脅。兒童早期教育教授艾倫·貝特·漢森·桑德塞特介紹說：“在挪威，有一股政治力量推動著幼兒園或托兒中心，朝著更加學術和正規的教學方向發展。”她告訴我們，這種推動始於21世紀初，當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PISA測驗顯示，挪威的15歲孩子的得分處於中等水平。桑德塞特告訴我們，挪威的幼兒研究人員和教師們正在反擊這種壓力，他們發起了一場支持玩耍的“暴動”，以反對政客們要求進行大規模測驗的呼籲。冰島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員科爾布倫·帕爾斯多蒂爾介紹說，冰島的學前教育學校（1至5歲）會注重玩耍，但“義務教育學校（6至16歲）就不那麽注重了”。在丹麥，奧胡斯大學（Emdrup校區）的兒童研究員和榮譽教授斯蒂格·布羅斯特姆介紹說，在他們那裏，以玩耍為基礎的早期教育（日托班、學前班和幼兒園）仍然盛行，但從小學開始，1至9年級的玩耍就隻是一個非常次要的角色了。直到2015年的學校改革要求更多的玩耍和體育活動，情況才有所改善。
現在，好消息來了！
是時候告訴你一些好消息了。
在所有這些黑暗麵前，有一線希望—事實上，學校中的玩耍可能已經準備好重新席卷全球了。在世界各地的學校和課堂中，我們發現了許多受到玩耍啟發的優秀課堂實踐正在發揮作用，它們珍視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創造力和學習能力。
我們見證了這些“玩耍捍衛者”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努力—在得克薩斯和紐約，在蘇格蘭和新加坡，在日本和中國，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
有時，勇敢的老師和家長為了捍衛玩耍而單槍匹馬地到學校據理力爭；有時，他們為了讓所有的孩子能夠玩耍而拚盡全力。
我們將所有的這些努力稱為“偉大的玩耍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