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NLAND-STYLE PLAY EXPERIMENTS
學校應該是孩子最喜歡的地方。
—海基·哈珀寧，東芬蘭大學教師培訓學校校長
威廉·多伊爾的故事
2015年夏天，我搬到芬蘭，開始在芬蘭教育係統內進行一項家庭實驗。
在芬蘭約恩蘇的一所社區公立學校，我給7歲的兒子登記入學二年級。那是一個偏僻、田園風格的大學城，位於北卡累利亞的茂密森林和湖區，在你到達俄羅斯邊境之前，它是離歐盟東北部最遠的地方。由於我在電視和出版業的經驗，美國政府給我讚助了富布賴特獎學金。於是，我成了東芬蘭大學的一名教員，教授媒體和教育方麵的研究生課程。在此期間，我的兒子轉學去了大學裏的教師培訓“實驗室”學校，因為那裏離家很近。
我很快感覺到自己好像在另一個教育星球上著陸了。
在紐約，我習慣於和其他家長在操場上討論如何通過殘酷的競爭，進入公立和私立的精英與“天才”幼兒園、學前班和小學。一些家長聘請了導師和教練，讓4歲的孩子做好準備，以便在高壓力的學前入學考試和麵試中有出色的表現。當家長不能操縱自己的孩子到達那個他們夢寐以求的位置時，他們就會崩潰。
在美國，許多5到6歲的幼兒園孩子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做家庭作業。這讓一些孩子和家長感到絕望，並引發了關於如何管理這一過程的家庭爭吵。許多孩子過著被保護、被包圍、被嚴格安排的室內生活，專注於學習和按部就班的“充實”活動，每日，他們清醒的每一分鍾都由成年人編排。在美國內陸城市的高度貧困地區，學校往往存在種族隔離和資源不足問題，卻被幾代政治領袖忽視。一些可供選擇的“特許”學校裏有新兵訓練營，裏麵充滿了監獄的氣息，在這種氛圍中，學業壓力、焦慮和過重的作業被認為是孩子在標準化測驗中取得好成績的關鍵。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些特許學校雇用了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隻接受了7周的培訓，就成了“教師”。
但到了芬蘭，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國家：大多數孩子都在附近的公立學校上學，這些學校的經費分配是公平的，而且是公認的最優秀的學校。在那裏，教師像科學家一樣受到嚴格的培訓，也得到了相應的尊重。而且人們普遍認為，玩耍既是童年的核心，又是早期教育的必要基礎。那裏的課時短，作業也相對較少。
教師必須具有研究性碩士學位，在兒童教學方麵也要有廣泛、受監督的臨床培訓經驗。這樣，教師會得到公眾的高度尊重，享有專業自主權。當我告訴芬蘭人，許多美國學生和教師在學校承受的壓力和焦慮時，他們的反應是如此恐懼、難過，以至於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話題。
相反，我聽到芬蘭父母和老師反複念叨“讓孩子成為孩子”“孩子們必須得玩”“孩子的工作就是玩”後，一位芬蘭母親告訴我：“在這裏，如果你不經常讓孩子到外麵玩，你就不是人們眼中的好父母。”對芬蘭的許多孩子來說，冒險遊戲是被允許的，甚至是被鼓勵的。有一天，在大學附近的一條林間小路上，我看到一位開心的芬蘭父親在為他6歲的女兒鼓掌，她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樹，還擦傷流血了，那棵樹高到讓世界上許多父母都會感到驚駭。“如果她摔了一跤，摔斷了胳膊，”那位父親若無其事地說，“那是件好事，因為她已經學到了一些東西。”
按照當地的傳統，我的孩子在7歲時學會了如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安全地步行上學，這段上學旅程中包括8個街道交叉口和兩條繁忙的主幹道。他當時的年齡，比美國大部分地區允許孩子這麽做的年齡小了5到6歲。在芬蘭，車輛會自動停下禮讓行人，特別是過馬路的兒童，這是一個完全正常的程序。當我問兒子為什麽這麽喜歡步行上學時，他自豪地解釋說：“這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在紐約市，允許一個7歲的孩子步行上學，獨自過馬路，可能會導致父母在一天還沒結束時就被送進監獄，不過考慮到紐約市的交通隱患，也許這並沒有什麽問題。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喜歡在母親的家鄉度過漫長的夏天，那裏是密歇根上半島森林中一個主要由芬蘭裔美國人組成的社區，離歐內斯特·海明威小時候嬉戲的地方不遠。但從那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很少想起芬蘭。我在曼哈頓的操場和水泥混凝土建築裏度過了剩餘的童年時光，在那裏，我的父母參與創辦了卡德蒙學校，那是紐約市第一所現代蒙台梭利小學。我隱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感覺，我自豪地坐在自己的桌前，開啟了一段充滿發現、探索、實踐和自己主導的創造性玩耍的早教旅程。
在所有的這些地方，為什麽我偏偏來到了芬蘭？2012年，在幫美國民權英雄詹姆斯·梅雷迪思撰寫回憶錄時，我們采訪了一個美國頂尖教育專家小組，詢問他們對改善美國公立學校的看法—這是一件梅雷迪思特別熱衷的事情。其中的一位專家，哈佛教育研究院的著名教授霍華德·加德納回答說：“向芬蘭學習，那裏擁有最高效的學校，它的做法與我們在美國的做法正好相反。”加德納還建議美國人閱讀帕西·薩爾伯格的《芬蘭課程》，我很快就讀了。並發現這本書是如此引人入勝，讓人想一探究竟，於是我在帕西訪問紐約期間找到了他。
“來芬蘭看看，”帕西告訴我，“你就會明白，如果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教育家和學者資源，美國的學校將會變得多麽強大。”帕西解釋說，這個秘密很簡單。芬蘭的學校體係是建立在美國率先提出的理念之上的—如教師專業精神、教育研究與創新、合作學習、培養孩子全麵發展、通過玩耍學習—芬蘭隻是堅持了這些理念。帕西解釋說，芬蘭是一個由教育者而不是政治家或其他人管理學校的國家。芬蘭的教師是世界上最訓練有素的教師群體之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芬蘭意識到，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全國通用的標準化考試製度，因為在這個製度的最前端，也就是教師隊伍中，已經“內置”了極高的教學質量和高標準。芬蘭的家長和政界人士相信教師群體的專業智慧和判斷力，這些智慧和判斷力才能評估孩子學習的好壞，測驗公司可不行。事實上，芬蘭的孩子在高中畢業之前（18歲左右）不會參加任何高利害標準化測驗。但高度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們每天都會對學生進行全天候的評估。
結論：芬蘭的兒童教育體係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聯合國環境基金會《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美好生活指數》的最新質量排名中名列第一。最近，芬蘭也在—全球最有效的教育體係、最可持續的教育經濟發展、最穩定的國家、文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最綠色的國家、最幸福的國家、空氣最幹淨的國家、最有力地賦予婦女政治權力、新聞自由度最高、腐敗程度最低、最具創新性的經濟、最強大的政府機構、最佳的人力資本和最適合居住的國家—全球排名中位列第一。對於一個擁有560萬人口的有百年曆史的國家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20世紀70年代初，這個國家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經濟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也許芬蘭教育理念中最令人驚訝的部分是玩耍在兒童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無論是在校內還是校外。在早期，孩子們通過各種形式的玩耍、體育活動、音樂和戲劇來學習閱讀和數學。正式的學習在一年級之後才會開始，也就是孩子們7歲，剛進入小學的時候。在這之前，孩子們把時間花在玩上，無論是自由玩耍還是老師指導下的遊戲，都能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責任感，幫助孩子了解自己和他人。
芬蘭教師認為，當孩子在學習環境中注入好奇心並積極參與時，高質量的學習就會發生，而所有這些都會因玩耍得到增強。換句話說，當學生在現有知識和即將學習的知識之間建立起可以通過玩耍激活和培養的聯係時，優質的學習就發生了。正如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學家和哲學家卡爾·榮格所說：“新事物的創造並不是由智力所成就，而是源自於內在所需的玩耍本能。有創造力的頭腦會與它所鍾愛的對象玩耍。”
在芬蘭，我進入了這樣一個兒童教育體係—它是建立在高度專注的基礎上的，包含課堂上有趣的智力發現，還有接連不斷的戶外玩耍。有一天，在我兒子的學校裏，我看到一個四年級的學生正全神貫注地用各種工具製作機器人。一組孩子圍著電腦屏幕上的說明書，手腳並用地共同完成組裝輪式微型機器人的複雜任務，這些機器人可以說話、移動和播放音樂。他們的老師朱西·耶塔瓦解釋說，孩子們不僅是在學習關鍵的科學和技術（或稱STEM）技能，他們還是在培養團隊合作、領導、談判和管理所需的技能。
這與美國內城區一些“沒有借口”的學校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那些美國學校，低收入家庭學生受到監獄式的行為控製，未經允許不得講話，不得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甚至不得將目光從老師的臉上挪開；而在芬蘭和其他地方，孩子隨時可以咯咯大笑，隨意扭擺，因為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天生就是這樣的。這些孩子們在歡聲笑語中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似乎完全沉浸在一種“流動”的狀態中，或者說完全沉浸在創造性和富有成果的知識汲取中。
“他們一邊學習一邊玩得很開心，”耶塔瓦老師說，“為什麽不呢？他們可是孩子啊！”
課堂上的情感氛圍是溫暖、安全、尊重和充滿鼓勵的。一位在這所大學學習的中國實習老師對我感歎道：“在中國的學校，你感覺自己像在軍隊裏。在這裏，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美滿家庭中的一員。”她正在努力地留在芬蘭執教。
站在科學課堂的一邊，耶塔瓦老師說，這是他作為一名教師最美好的時刻之一，因為孩子們基本上是在獨立操作，這實現了教育的主要目的：“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學習。靠他們自己。現在，他們不需要我了！”
製作機器人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指導性的趣味探索”階段，老師溫和地監督這個過程，而學生們基本上是自學，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孩子們被放到冰天雪地的學校操場，這是他們每小時都能享受的15分鍾自由玩耍。芬蘭教育者認為，體育活動可以提高兒童的學習能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行為能力，以及他們的身心健康。這與美國不同，在美國，許多學校都在削減課間休息時間，芬蘭的學生每天中每一個小時都有15分鍾的戶外自由活動時間，不管天氣多冷，也不管是否下雨下雪。孩子們即使在5華氏度（零下15攝氏度）的寒冷天氣也要出去玩。再冷的話，他們也仍然會玩，但玩耍可能會被轉移到室內。
在戶外自由休息之後，孩子們精神飽滿地跑回教室，他們沉浸在快樂之中，精神煥發，為下一項活動做好了準備。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國家像芬蘭一樣，深諳經常接觸體育活動、大自然、新鮮空氣、情感上的支持以及合作的師生關係是兒童學習和幸福的基礎。
正如哈佛大學的霍華德·加德納對我預言的那樣：這是一片奇異的土地，一個反教育之道而行之的國度，通過與許多其他國家相反的舉措，以更高的效率（或許也因此帶來了更快樂更健康的孩子）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在這裏，新鮮的空氣、自然和規律的體育活動被認為是學習的引擎，可以改善幾乎所有對在校兒童最重要的“指標”，包括認知和行為、幸福感、出勤率和身體健康。芬蘭有一句格言：“沒有壞天氣。隻有不合身的衣服。”一天晚上，我問兒子那天的體育課做了什麽。“老師給了我們地圖和指南針，把我們送到樹林裏，”他實事求是地回答說，“我們必須找到出去的路。”一個老師穿著醒目的安全罩衫躲在遠處觀察，以保證一切安全。就這樣，孩子們在七八歲的時候靠自己學會了“定向越野”的規則和玩法。
我看到孩子們穿著襪子，開心地結伴而行，嬉戲著甚至跳著舞跑進食堂，玩耍和歡樂的氣氛延續到了學校每天的午餐時間（芬蘭免費為所有孩子提供營養豐富的熱午餐）。一個女孩在走廊上做了個倒立。一位長相威嚴的教授對不斷走進來的孩子們微笑，並和他們擊掌。他是校長海基·哈波寧，也是一名職業兒童教育家。作為芬蘭八所國立大學教師培訓學校協會的主席，他實際上是芬蘭的大師級教師。
看著孩子們飛奔而過，笑容滿麵的哈波寧向我解釋道，走廊上的場景揭示了一個芬蘭在兒童教育方麵取得曆史性成功的秘訣。“對成人和兒童來說，玩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們必須在學校裏玩，原因有很多。當孩子活動時，他們的大腦工作得更好，然後他們在課堂上會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對孩子的社會化來說也一樣重要，他們通過玩耍來協商、社交、建立團隊和友誼。”
“學校應該是孩子們最喜歡的地方，”哈波寧說，“孩子們一定覺得學校是他們的家，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非常聰明，能感受並享受充滿信任的氛圍。我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環境，讓他們能明白：‘這是一個我受到高度尊重的地方。我在這裏感到安全和舒適。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我的工作是保障孩子們一直擁有這樣的環境。所以我每天都來上班。”
哈波寧親自設計了這所北歐現代學校的大部分建築。這是一個由傳統教室組成的網絡，由寬敞的走廊、電影般柔和的燈光和暖色係連接起來，還有一間豪華（按照美國標準衡量）的教師休息室，用於喝咖啡和交流合作，附近還有一個供教師使用的桑拿浴室。舒適的角落隨處可見，沙發分散在各處，讓孩子們也能在此放鬆休息—和朋友蜷縮在一起或沉浸在一本書裏。所有的空間都是相連的，一側是高科技科學實驗室、壁爐和毛絨沙發；另一側是模塊化的開放圖書館和雜誌庫，供孩子們閱讀。這也是該校的獨特之處。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一位來自西班牙的老師在學校裏待了幾分鍾便沉默了，幾乎要哭出來。“太美了，”她感歎道，“在西班牙，我們的學校就像監獄。但是這裏，就像夢一樣。”一位芬蘭老師聽了這個故事後打趣道：“也許我們的座右銘應該改成‘來芬蘭哭一場’。”
在校長辦公室，哈波寧指了指牆上千奇百怪的手工雕刻木船，這些木船的形狀、大小和類型各不相同。“我是在一家商店看到的那些船，”他回憶說，“它們可真漂亮。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就當即決定要把它們買下來。我把它們掛在辦公室的牆上，這樣一整天都能看到它們。”
“後來，我意識到了它們是什麽，”他繼續說，“它們是孩子。它們代表了一個事實：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他們從不同的目的地出發，經曆不同的旅程。作為教師，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孩子們度過旅途中遇到的風暴和冒險，讓他們安全而成功地融入社會和這個世界。我的工作是為孩子們保駕護航。這也是我每天都來上班的原因。”
我了解到，在芬蘭及其他北歐國家，玩耍從一開始就“融入”了兒童教育，因為它貫穿於整個文化。學前班和幼兒園都是以玩為主的，孩子們通過遊戲、歌曲、戶外活動、對話和實踐探索來學習。數學和語言的正式學術教學直到兒童7歲時才開始，那時大多數兒童已經順利地準備好去“解碼”這兩門學科，並探索和掌握各種其他科目了。
與許多國家不同，芬蘭的父母更喜歡給孩子一個充實、愉快的童年體驗，所以不急著讓孩子更早地開始正式學習。他們表示，童年是孩子們在學習如何與其他孩子相處時，發現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刻。
2016年8月，芬蘭在全國範圍內推出了新的《國家幼兒教育與護理核心課程》和《國家基礎教育核心課程》，強調注重每個孩子的個性，並宣布“兒童有權通過玩耍學習，體驗與學習有關的快樂”。鼓勵兒童表達自己的觀點，信任自己，樂於接受新的解決方案，學會處理不明確和矛盾的信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新的信息，並審查自己的思維方式。教師被要求每天給學生反饋，並根據每個人的起點做出評估，不能與其他學生進行比較。這些新的國家核心課程是指導地方規劃和教學的基本框架，是以研究和實證為基礎，由教育工作者根據家長和兒童提供的廣泛意見而製定的。
芬蘭的教育願景與美國、英國和其他地區的政客們強加給公立學校的願景幾乎一模一樣。但事實上，芬蘭明確禁止教師將學生們的成績進行比較，教師的工作是評估每個孩子的個人成長，這與其他教育體係的普遍觀點大相徑庭。根據新的指導方針，從一年級到七年級，學校現在可以選擇減少對“數據”的依賴，減少數字或象征性的分數，轉而采用敘述性反饋和形成性評估。不及格的學生仍然會得到一個“不及格”的反饋，萬不得已時還可以撤銷。
作為一名公立學校孩子的父親和大學講師，我的生活離不開芬蘭的教育體係。在同由這個體係培養的幾十名芬蘭研究生交談之後，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盡管擁有一個相對同質的文化背景是芬蘭的優勢，但芬蘭學校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在種族上或文化上是芬蘭人，而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來自社會的配合和支持。一個以兒童為中心、以實證為依據、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完整的學校體係，由高度專業化的教師和致力於兒童和教師福祉的校長管理，並以玩耍為助推器。這是全球教育的最佳實踐，而非僅適用於芬蘭的文化怪癖。
重要的是，芬蘭小學班級的平均人數接近20人，而紐約市公立學校的班級人數通常為30人甚至更多。涉及實驗室設備或機械的課程不得超過16人，如金屬車間、木材車間、縫紉和烹飪（所有七年級學生必須參加）。由於班級規模如此之小，加上極為強大的早期特殊教育幹預措施，在芬蘭，十年級之前的學術“追蹤”被認為是不必要的。
與其他國家相比，芬蘭擁有真正鼓舞人心的教育體係，也可以說是世界上質量最高、最有效的兒童教育體係，但其學校還遠未完善，麵臨著重大的問題和挑戰，包括削減預算、移民增加和種族多樣化。近幾年來，男孩的閱讀能力急速下降，社會壓力加劇，學生輟學增加，還有來自快速發展的數字化社會的挑戰。事實上，芬蘭的一些教育優勢可能與文化有關，很難在其他國家迅速複製。然而，芬蘭的人口規模和結構與美國約三分之二的州大致相似，美國的教育政策主要由州和地方兩級管理。芬蘭的學校是獨特文化的產物，但其他國家的公立學校也是如此。
下午一點半或兩點，像許多芬蘭孩子一樣，我兒子在結束了極其短暫的學校日後，穿過城鎮來到了一個社區課餘俱樂部。在俱樂部裏，孩子們一起吃零食、做作業、做運動，或者一起去圖書館，但他們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後院進行戶外自由活動。一個漆黑的冬日下午，他們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外麵，在冰冷的雨中一起玩耍，做泥餅和雪人，用棍子挖土。那天結束時我去接他，他身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凍泥，卻特別開心。我想，在紐約市，這個年齡段的許多孩子整個上午和下午都坐在課桌旁，或忙於各種高壓的課外班，如普通話課、編碼課、曲棍球練習課和小提琴課。但對於一個8歲的孩子來說，玩冰冷的泥巴可能和任何一門“充實課程”一樣好，也許還更有趣一點。
訪問芬蘭的幼兒園時，我驚訝地發現：沒有任何教師或護理人員專注於正規的學術材料，就像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早期教育那樣。相反，我看到孩子們在日常中變得獨立，和夥伴們相處融洽，珍惜彼此的陪伴，欣賞藝術和音樂，享受玩耍。孩子們不是通過練習和作業來學習語言和基本的數學概念，而是唱歌、遊戲、與和藹的老師交談和實踐活動。芬蘭《幼兒教育法》規定：幼兒教育的目的是“開展以玩耍、體育活動、藝術和文化遺產為基礎的多種教學活動，並使學生獲得積極的學習體驗”。換換句話說，玩耍是芬蘭兒童的一項基本權利。當局有責任確保這項權利在全國的幼兒園和學校得到尊重。
芬蘭是如何成為一個對兒童和家庭如此友好的國家的？最近，一個美國考察團問他們這個問題時，芬蘭議會的兩位女議員互相看著對方，同時說：“因為我們！”她們解釋了婦女在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代表作用推動了更好的整體解決方案，特別是對家庭、兒童和母親而言。她們解釋了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有多少關鍵立法是由婦女立法者發起的。例如：1986年的《芬蘭兩性平等法》，該法案要求在委員會、理事會、特別工作組和其他公共部門機構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必須不少於40%。所有北歐國家都有類似的兩性平等條例、普遍的育兒假和兒童保育製度、保證孩子平等接受高質量幼兒教育的公共政策，以及完全由國家資助的公共教育係統，其中也包括高等教育。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關於發達國家如何滿足兒童需求的報告中，北歐五國在各項排名中均占據主導地位，而美國在41個參與國中排名第37位、新西蘭排名第33位、加拿大排名第25位、澳大利亞排名第21位、英國排名第13位。
另一項國際調查，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18）》，對婦女的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和政治權力進行了比較。北歐國家（除了丹麥排名第13位）再次占據了世界149個國家的前5位，美國排名第51位、澳大利亞排名第39位、加拿大排名第16位、英國排名第15位、新西蘭排名第7位。在2015年救助兒童會關於婦女和兒童健康、學曆、經濟狀況和幸福感的年度“世界母親狀況”報告中，芬蘭和其他北歐國家再次瓜分了“母親指數”的最高位次。在179個國家中，美國排名第33位、英國排名第24位、加拿大排名第20位、新西蘭排名第17位、澳大利亞排名第9位。這些排名表明：優先考慮家庭、兒童福利和教育的國家性別差距較小。
世界上最適合母親和孩子居住的國家—芬蘭、挪威、瑞典、冰島、荷蘭和丹麥—至少有兩個共同點：在這些國家的議會或立法機構中，婦女參政率達到了40%；它們的教育體係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包括通過玩耍學習的傳統基礎。在一個國家中，可能女性擁有的政治話語權越多，該國教育體係就越能體現孩子玩耍的必要性。有趣的是，2018年的芬蘭議會中，有10%的議員具有教師專業背景。
芬蘭也是世界上教育公平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意味著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對他們在學校的學習成績幾乎沒有影響。在所有成功的學校體係中，公平都是重要的議題。注重公平意味著—高度優先的早教普及計劃，所有學校提供全麵的健康保障及特殊教育服務，以及認為藝術、音樂、體育活動和學術科目同等重要的均衡課程。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教育公平的關鍵，因為學校要滿足更多兒童的不同教育需求，也就需要獲得更多的資金，以幫助每個學生取得成功。
在所有發達國家中，芬蘭在其玩耍式學習和教師專業化的兒童教育基礎上，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基準測驗中，取得了教育公平與高成績的最佳組合。這項測驗被公認為是不完美的，但也能提供一些有效信息。芬蘭與加拿大、日本、愛沙尼亞、韓國等一道，在公平性和卓越表現方麵向世界級的最高水平邁進，這一進程可以被視為理論上的“通往教育天堂的階梯”。
芬蘭從誕生之日起，就擁有一個顯著的優勢—自一個世紀前獨立以來，婦女和兒童的權利和需求就已經“融入”了文化。芬蘭是世界上第一個婦女充分享有政治權利的國家—可同時行使選舉權和作為候選人參加競選。今天，芬蘭婦女在各行各業中都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實際上，在很多社會部門中，婦女已經掌握了話語權，這也轉化為北歐國家普遍采取的關愛家庭和兒童的政策。在現代芬蘭實驗的初期，這個國家就意識到要給所有的孩子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將會讓今後的每個人受益。1949年以來，芬蘭政府會給每個待產家庭贈送一次產科檢查和一個包含所有嬰兒護理必需品的“嬰兒箱”。因為芬蘭“嬰兒箱”計劃的成功，美國一些州現在也向有需要的母親免費提供類似的嬰兒箱。在孩子出生後，芬蘭家庭受益於強有力的育兒假政策。如果父母中有一方在家照顧子女，那麽在子女3歲前可領取家庭托兒津貼。這些政策帶來的一個影響是，許多孩子的早期記憶裏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父母的陪伴和玩耍下度過的—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輕鬆愉快的探索和發現，而父母也有充裕的時間和孩子交流，陪孩子玩耍。
孩子上小學之前的家庭生活對其今後的教育有著重大影響。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2011年所宣稱的那樣：“必須改變我們對教育的看法。我們應該讓孩子從出生到5歲這段時間打好入學準備的基礎。”在《經濟學人》雜誌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芬蘭在學前教育的國家排名中位列第一。一位名叫埃裏卡·克裏斯塔基斯的美國遊客在訪問芬蘭時解釋說：“當我看到評估對象是學習環境而不是孩子的時候，無動於衷是不可能的。芬蘭的幼兒教師對基於測驗分數的偽學術標準說‘不’，他們可以自由地關注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們與成長中的孩子的關係。”
芬蘭家長普遍認為：7歲左右是孩子上正規小學的合適時機，這種文化傳統在北歐國家得到了廣泛的傳承。在此之前，孩子們應該去日托所和幼兒園，學會享受生活，學會彼此相處、了解自己，學會在室內和室外玩耍（當然，天氣惡劣時除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以輕鬆、自然和有效的方式學習閱讀、說話和數學概念的基礎知識。
近年來，芬蘭在PISA測試中的排名有所下滑。在許多其他國家，政客和官僚們會按下名為“惶恐”的按鈕，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常見的補救措施很可能包括：教師因為考試數據不理想而受到更多的懲罰，孩子們承受更大的學業壓力。但是，芬蘭沒有這樣做。相反，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員做了在教育改革領域幾乎聞所未聞的事情。他們和孩子們交談。然後他們意識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學生在學校中缺乏參與，以及當涉及到學習和校園生活時，孩子們感到自己的聲音沒有被聽到。
芬蘭當局與教師和家長一道，決定通過更多的戶外活動和體育運動、更多的跨學科學習、更多有趣的課程和更多的生活課堂練習來改善小學教育，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學校更吸引學生，讓學生更有興趣。在芬蘭關於幼兒教育和保育的全新國家核心課程中，將更加側重於教授兒童實際生活技能，培養有助於他們成為成功的終身學習者的思維習慣，而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側重於早期讀寫和算術。幾十年來，芬蘭一直在進行一項實際上是全國性的玩耍能力實驗，而且效果非常好，他們因此正加倍努力。
11月下旬，當冬天的第一場雪來到我所在的芬蘭地區時，我聽到教職員工辦公室窗外傳來一陣巨大的**，那裏靠近教師培訓學校的戶外遊樂區，窗外都是茂密的樹。那是孩子們尖叫的聲音。我擔心發生了什麽可怕的事，趕緊跑過去查看。
時間已經過去了45分鍾，整個芬蘭的學生都享受到了每小時15分鍾的戶外自由活動時間，這意味著他們每天有三到四個“小課間”。田野裏擠滿了孩子，他們在鬆樹和雲杉林中品嚐著冬天的第一種味道。雪越積越大，他們高興得尖叫起來。我自己的兒子就在外麵的某個地方，但孩子們被埋在冬衣裏，行動太快，我很快就看不見他了。
孩子們在新鮮的冰雪中滑倒、翻滾，他們的笑聲、叫喊聲和歌聲幾乎震耳欲聾。
一個穿著黃色安全工作服的特殊教育老師正密切關注著這一切。與芬蘭所有小學教師一樣，她接受了專業培訓，成了一名教育臨床專家，獲得了兒童教育研究和課堂實踐的碩士學位。也就是說，她是一位受過臨床訓練的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就像所有芬蘭教師一樣，也許世界上的每一位教師都該如此。
“你聽到了嗎？”她透過嘈雜聲問道，然後驕傲地說，“那個啊，是幸福的聲音。”
幾天後的早晨，我和兒子一起穿過漆黑寒冷的樹林去上學。當學校的燈光映入眼簾時，兒子說：“每個孩子都應該擁有這樣的學校。”
“你知道，”我說，“也許你是對的。”
北得克薩斯州三重課間實驗
在距離芬蘭5000英裏的得克薩斯州沃思堡市，一位名叫黛比·瑞亞的女性正在進行她自己的戶外玩耍實驗。
瑞亞是得克薩斯基督教大學哈裏斯護理與健康科學學院的教授和副院長。她的學術研究領域集中在運動機能學，也就是人體運動。多年來，她一直著迷於廣泛的研究發現，這些研究表明，體育活動可以提高兒童的學習成績。
有一天，瑞亞教授讀到了芬蘭取得的卓越教育成果，即保證每一個上學的孩子，每一天的每1個小時都有15分鍾的課間休息，直到高中。有趣的是，她在2012年到赫爾辛基和於韋斯屈萊進行了為期6周的休假朝聖，在那裏她參觀了學校和操場，親眼目睹了45分鍾的課結束後，數千名孩子從教室裏飛奔出來，他們在戶外的操場上奔跑或放鬆，然後跑回去繼續下一節課—就像是觀賞了一場奇異而美麗的國家交響樂。課間休息後，孩子們似乎很開心，精神煥發，充滿活力。不僅整個上午如此，而且可以一直持續到下午（下午時段孩子們通常很難吸收學術概念，也很難保持專注）。
一名典型的得克薩斯州小學生每天可能隻有15到20分鍾的課間休息，再加上一些簡短的課堂伸展運動，或者說“大腦休息”。“這對孩子來說還不夠，他們的身體不是那樣運轉的。”瑞亞想。她認為，“課間休息就是重新啟動係統，這樣當他們回到課堂上，就能重新集中精力，準備學習了。”芬蘭的孩子們，一天內有四到五個15分鍾的課間，他們得到的休息至少是許多美國孩子的3倍。除了正常的課間休息，芬蘭的每個孩子在上學期間都有1小時的體育活動。“芬蘭學校在行動”是一項旨在加強芬蘭小學體育文化的國家行動計劃。自2010年啟動以來，全國2000多所學校、90%以上的市政府和80%的小學（從一年級到九年級）都參與了這項計劃。
當瑞亞教授回到美國後，她決定開展一項模仿芬蘭課間休息方式的實驗。她的推理很直接：在過去的20年裏，美國兒童在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方麵幾乎沒有什麽進步，結果導致上課時間增加了，與此同時，無組織玩耍、課間和體育課成為了犧牲品。正如國際兒童教育協會所言：“測驗時代的諷刺之處是，我們對提高兒童學習成績的熱情導致了兒童健康狀況變差，兒童肥胖率上升到了危險的高水平。矛盾的是，為提高測驗成績而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孩子們的健康狀況不佳，從而降低孩子們取得好成績的機會。”
在《英國運動醫學雜誌》2016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一個由24名研究人員組成的全球專家組指出，讓孩子們活動起來，比如增加課間休息，會帶來學術益處：“課前、課間和放學後的體育活動能提高兒童和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即使是一次中等強度的運動，也能改善大腦功能和認知，提高學習成績。”他們補充說，“事實證明，從學術課程中抽出時間用於體育活動，並不是以學習成績為代價的。”
盡管許多研究人員和衛生部門達成了這一明確共識，但瑞亞知道，美國和世界各地數百萬兒童的課間休息正在被例行地取消或減少，孩子們整天被強行禁錮在荒涼的室內學校環境中，他們被剝奪了一些最基本的童年要素：定期呼吸新鮮空氣、開放的天空、運動的樂趣、無組織的戶外玩耍，以及與其他孩子在沒有成人幹擾的情況下進行的社交。
正如瑞亞和她的同事在一篇研究論文中所寫的：“當學生在學校的7個小時中大部分時間都要坐著的時候，很多消極行為就會發生，然後老師會將其歸為‘壞孩子’，而沒有認識到這是由於缺乏體育活動和大腦休息所造成的。”這些消極行為在惡性循環中引發了更多相同的行為—課間被取消，孩子更長時間地坐在椅子上接受懲罰。瑞亞認為：以自由玩耍為主的課間休息，對成長發育中的兒童至關重要，因為它對認知、社交和情感健康都有益處，能孩給子一個充電、想象、思考、走動和社交的機會。
當瑞亞思考如何將芬蘭的課間休息模式應用於美國學校時，她發現了一個問題。芬蘭的小學做了一些美國公立學校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們給公立學校的所有孩子上宗教或倫理課。芬蘭的孩子們接受了移情、同情和道德方麵的課程，這些課程能與體育活動相結合，也有助於良好的課間休息行為、良好的課堂行為和學業成就。她的解決辦法是把一個備受推崇的兒童性格發展項目“積極行動”作為她的實驗的一部分。“積極行動”的組成部分包括每周四節簡短的課程—避免特定的宗教教導，但強調同情、尊重、移情、“黃金法則”、解決衝突和合作。
瑞亞向得克薩斯州的幾位校長和地區主管提出了建設性、看似違反直覺的觀點—課間休息時間越長，學習效果越好。她認為，在許多學校為了給更多學術學習騰出時間，而削減或取消課間休息的時候，他們應該試試反著做。她主張，為提高成績，他們應該像芬蘭人那樣，將課間均勻地分配到全天—把每天休息20分鍾增加到每小時15分鍾、每天四次，確保休息時間包括無組織的戶外活動（而不是有組織的運動和體育課，這兩項要另算），並通過芬蘭式的倫理道德和人格發展課程來增強效果。
“我啟動這個項目是因為不想再看到學生們才三年級就力倦神疲，老師們才剛上五年班就精疲力盡，而幼兒園到高中都把重點放在考試上。我們現在關注的是考試成績，而不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模式。”瑞亞解釋說，“我們成年人一直認為有必要管控他們（孩子）做事的方式。我希望我們能擺脫這一切。孩子們知道怎麽玩，他們知道怎麽安排自己的玩耍，他們需要時間來成長為對自己負責的人。這會讓他們建立自信心、建立自尊，還能增強他們的適應性。”瑞亞相信，定期的課間休息可以滿足一般孩子的運動需要，重置孩子的注意力“時鍾”，並為孩子提供所需的精神休息，讓他們專注並積極地參與學習。
在看了瑞亞的演講後，兩位得克薩斯州私立學校的校長熱情地帶頭報名了。LiiNK（Let’s Inspire Innovation in Kids）項目於2013—2014學年在得克薩斯州的四所學校進行了實驗—一半學校使用該項目，一半不使用，作為“對照組”進行比較。
該計劃的初步成果是如此令人鼓舞，以至於到2017年秋天，實驗範圍已經擴大到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荷馬州六個獨立學區的20所公立和私立學校。在2017—2018學年，大約8000名小學生參加了LiiNK項目，另有8000名小學生加入了沒有采用LiiNK幹預的對照組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入該計劃的學校一直在逐步增加，幼兒園至八年級都有涉及。加入LiiNK項目的學校既服務於貧困兒童，也服務於來自不同種族的富裕兒童，它們分布在城市、農村和郊區，如得克薩斯州的沃思堡、歐文和阿靈頓。今天，在這樣一個課間休息遭到大幅削減甚至取消的國度，在這些實施LiiNK的種族多樣化學校裏，成千上萬來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得到的課間休息時間，幾乎比美國所有其他群體的學生都要多。
到目前為止，瑞亞教授的LiiNK實驗的初步成果是如此振奮人心，發展如此迅速，以至於有可能觸發美國教育中的某種奇跡—給孩子更多的課間休息。這項才實施了短短幾年的計劃已經初見成效，在無組織的戶外玩耍逐漸增加後，參與項目的教育工作者又見證了一係列驚人的成果。
根據瑞亞的說法，在所有參與“LiiNK”的學校中，學生的“課堂行為”提高了30%或更多。寫作技能教授效率提高，一年中至少節省了6個月。同理心和社會行為（如表現出行動前的思考能力）顯著改善。課堂上的不良行為正在減少。學生傾聽、決策、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在提高。老師反映說，學生更有效率、更專注，也不那麽煩躁了；他們聽課更專注，聽從指示，並試圖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讓老師解決所有的問題。紀律問題和欺淩現象減少。課堂行為和注意力集中度都分別有兩位數的提高。教師們估計，這項幹預措施使學習進度加快了幾個月。
在一篇學術文章裏，瑞亞和她的同事分享了一所私立學校的經曆。這所學校對LiiNK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試點研究（使用的是每天45分鍾的課間，並非60分鍾），研究人員報告稱，孩子們在課堂上更有紀律性，更專注，他們表現得更好，“閱讀和數學成績顯著提高”。
歸根結底，世界上任何一個孩子都可以告訴你：課間休息時間越長，孩子就越快樂、越健康、學習能力也越強。這種課間休息被定義為無組織的戶外自由玩耍，完全由孩子們自己組織和享受，必要時由成年人旁觀提供安全保障—不是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或由老師主導的體育課程，因為這些課程通常隻惠及運動能力最強的孩子，其他孩子很有可能大部分時間都站著不動。
你可能會認為，大幅增加孩子的戶外自由玩耍時間，會造成一係列的校園流血事故，遭到家長的投訴。然而，相反的情況正在發生。在這些幸運的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學校裏，不同種族、不同年齡和不同收入群體的小學生都在學校的操場上跑來跑去，但是受傷、擦傷和瘀傷事故事實上正在減少。孩子們隻是越來越擅長安全地管理自己的行動。“我注意到今年我班上的孩子們，”LiiNK學校的一位幼兒園老師說，“比我前幾年帶的孩子強多了。”這所參與LiiNK項目的學校，低收入學生比例很高，種族多樣化程度很高。“我在幼兒園教了18年書。男孩女孩絆倒摔倒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我現在卻再也看不到了。他們的柔韌性更好，耐力也增強了。還有一件趣事：當我開始上課的時候，如果是在過去的那幾年裏，孩子們會說‘哦，不，我現在不想寫’或者‘又該讀書了嗎？’，但現在這些沒再發生過。他們特別喜歡寫作。”
得克薩斯州沃思堡附近的薩吉諾小學，是一所1級（麵向低收入群體）學校。校長安布爾·比恩簽署了2016—2017學年的LiiNK實驗，因為她表示，當地政府“一直在尋找基於研究的實踐，以幫助縮小我們學生的學術成績差距”。她向我們解釋說：“我對學術和行為上的好處也很感興趣，但是心理上的好處—提高情緒彈性、培養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增強自信—是最引人注目的。我們許多學生的家庭情況、社會環境或經濟狀況阻礙了他們在學校的學習能力。如果有一個項目可以幫助我們的學生縮小成績差距，同時還可以培養社交和情感技能、提高創造力、減少低效的行為，那我們就需要為學生提供這個機會。”比恩校長對這個項目特別感興趣，因為2016—2017學年她的女兒在上幼兒園，並參與了學校實施的第一年LiiNK計劃。
在這所得克薩斯州的公立學校，該項目的效果迅速而顯著。比恩校長反饋說：“在2016—2017學年之前，我們幼兒園和一年級的老師不得不經常停止教學，讓學生進行“大腦休息”，完不成任務的學生太多，以至於老師需要提供一個快速的休息時間來幫助他們重新集中注意力。到了下午，‘大腦休息’還不足以讓學生重新參與進來。大多數學生似乎很難集中精力，很難在一段時間內專注於一項任務。自從參與了LiiNK項目，無論我在什麽時間到訪教室，表現出與課堂作業無關行為的學生數量都很少（除了真正有注意力缺陷、行為或情感困難的學生）。”
一個一年級女孩的故事說明了一係列的顯著好處。比恩解釋道：“我們的一個一年級老師在學年開始時會見了一位家長。這位家長非常關心她的女兒。這個小女孩在幼兒園的行為有很大的問題，這種行為也導致了她學習上的困難。當家長和老師在11月再次見麵時，家長說：‘她好像變成一個不同的孩子。’不當行為和不專注行為都不見了。這名學生能夠集中注意力，積極參與為她提供的學習機會。到了年底，這個學生的學業成績也達到了平均水平。通過為學生提供適合其年齡的、無組織的休息時間，她的問題行為減少了，學業上的幹擾也減輕了。”
起初，校長擔心學校缺乏遊戲設施，而且有些課間休息必須在空地上進行。
在沒有運動器材的情況下，學生們會怎麽做？我很高興看到我們的學生發揮了創造力。我竟然看到學生們創造新的玩耍形式，他們追逐蝴蝶，挖土，挖空一棵死樹，尋找石頭、蟲子和樹葉。這個場地激發了人們對戶外活動的好奇心，培養了新的，或者可以說是古老的自然玩耍方式。盡管瑞亞博士提到了創造力的提高和無組織休息時間的延長，但是親自看到它在我們的學生身上實現還是很了不起的。
比恩校長在自己的幼兒園女兒身上看到了驚人的變化，她把這些歸功於LiiNK的多重課間結合人格發展的理念。通過經常的戶外活動，她的女兒愛上了外麵的世界，產生了好奇心和創造力。比恩驚奇地說：“每天晚上我都得掏空女兒的口袋，因為口袋裏裝滿了她收集的樹葉、岩石、橡子和羽毛。收藏品每天都在增加。最後，我們不得不在車庫裏放了一個盒子，用來存放她課間休息時發現的所有‘寶藏’。還有，我女兒已經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無畏精神。由於課間休息的無組織性質，學生們見證了彼此冒險的過程—玩單杠、爬杆、從物體上跳下來。這讓他們願意親自嚐試這些挑戰。在最近一次去科羅拉多的家庭旅行中，我女兒抓住機會嚐試了繩索課程和滑索。我相信如果她沒有在LiiNK項目中的經驗，她不會有信心嚐試這些活動。我也觀察到她在校外娛樂性足球、體操和遊泳方麵的體能和力量有了顯著的提高。當其他孩子在比賽快結束時感到疲倦，她明顯比前幾個賽季更加活躍和成功。”
在另一所收入較低、種族多樣化的公立學校—位於得克薩斯州薩吉諾附近的埃爾金斯小學，一年級教師肯德拉·尼文談到了LiiNK項目帶來的意外收益—“直升機教師”的消失。她解釋說：“在參加LiiNK之前，課間休息的教師職責包括解決學生之間的糾紛，防止學生從秋千或器材上跳下來，並反複提醒他們，如果他們這樣做或那樣做，他們可能會受傷。我們是直升機老師，經常警告孩子們可能發生的事情並叫停孩子們的自我發現。而現在，學生們正在冒險，在探索他們真正能做到什麽！老師們不再解決這些小問題，不再奔赴救援，以確保他們感到舒適。學生們正在學習照顧自己的需求。”她補充說，“我最喜歡LiiNK的地方是，孩子們能夠成為孩子！”
根據尼文的說法，孩子們收獲的益處通過課間休息直接流向課堂和學習。
“課間休息時，我看到孩子們在泥土、棍子、蟲子、草、影子和石頭上探索。他們還用這些東西發明了新的玩法。一些孩子為昆蟲建造了棲息地，實踐了風化過程，發現了陰影，同時與夥伴分享他們的發現。我見過孩子們在課間休息的時候給其他孩子講解什麽是風化過程、陰影、棲息地、力量和運動以及測量。課堂上，我注意到學生們的寫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現在能夠寫出更有創造性的故事。他們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帶入奇妙的冒險之中。許多孩子滿頭大汗地回到教室，頭上戴著鮮花，指甲縫裏有一點泥土，有時甚至連鞋子粘上了泥。在我們的教室，學生，甚至我們老師自己，在上課的時候有點兒不整潔是可以的。我班上的孩子在課堂上更快樂，也更有創造力。他們現在和其他班級的學生互動，並能夠在短暫的休息後回到課堂，更加專注和機敏。他們真的開始渴望休息，以便重啟身體和大腦，達到最佳學習效果。LiiNK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一，是孩子們把在學術上學到的東西運用到課間休息中。自從參與了LiiNK，課堂生活也發生了變化。我現在花更少的時間重新引導學生和管理課堂行為，這意味著有更多的時間教學。當孩子們回到課堂上，他們會更加專注、更加機敏，並且準備好回到課程教學中。”
在沃思堡附近的鷹山小學，校長布萊恩·麥克萊恩認為，給孩子們更多休息時間的理念很有意義，因為“孩子們並不是天生就要整天坐著不動的”。LiiNK的成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通過給孩子們適當、更多的休息時間，“我們正把童年還給孩子”。麥克萊恩說，允許孩子們有更多時間休息的一個結果就是有更高質量的教學時間，“孩子們回到教室安頓下來，開始學習，因為他們知道不久後就會得到另一個休息時間”。他說：“我們的老師和家長完全接受了這一點，我還沒有收到過哪怕一個家長對此的抱怨。”他補充說，“我們對所看到的結果非常滿意。”
對於小榆樹橡樹角公立小學的校長黛比·克拉克來說，LiiNK項目是一種“粘合劑”，它將學校所有的學習策略聯係在一起，成功地全方位教育孩子，並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學業成就。“允許學生經常休息，可以讓他們的大腦有時間‘重新集中注意力’，這樣當他們回到課堂時，就可以進行持久且有意義的學習。”克拉克校長稱，“體育活動與較長的注意力持續時間有關，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師吸引學生的能力。課間不僅僅是一次休息，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在無組織的課間休息中，學生們在思考、創造和解決問題。這提高了他們的社交技巧和自信心。他們對壓力的適應能力變得更強。總的來說，我們的學生一整天都更專注於學習任務，而不是煩躁不安。他們的學業成績更好，身體也更健康。”她總結道，“除了額外的休息對健康的明顯好處，我相信頻繁的無組織課間休息促進了積極的社交和同伴間的互動。這反過來又改善了我們學校的氛圍。學生們正在改善他們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都是家庭、學校和未來職場日常所需的重要生活技能。”
乍一看，這是一個悖論：增加課間休息時間，同時減少課堂時間，學習質量就會提升。小榆樹ISD學校集團的查韋斯分校（小學）校長道格·塞維爾表示，一些老師最初對這種轉變感到擔心。“增加孩子在外麵的時間，減少他們在教室裏的時間，這是沒有道理的，”塞維爾說，“但是老師們開始意識到，實際上孩子們從外麵回來後會更加投入。他們不但沒有浪費時間，反而獲得了更多的教學時間，因為孩子們回來後更加專注了。”
“北得克薩斯實驗”還處於早期階段，但它的創始人黛比·瑞亞對此有著遠大的抱負。“我真心相信，這是未來的潮流。”她預言道。她相信，30年後每天四次課間休息將成為全美各地學校的常態。“我們知道這是對的，我們的孩子會再次快樂起來，他們會茁壯成長，不會焦慮。我們的老師也會很高興，他們不會崩潰，因為他們沒有做違背自己教育初心的事。”
黛比·瑞亞提醒我們：“雖然這些變化是美妙的，但它們來之不易。由於考試成績的地位仍然很高，教師們在這一變化發生的第一年感到非常緊張。在啟動變革之前，如果沒有關於實施這個項目所需的新政策和新程序的充分培訓，這個項目就不會實施。”僅僅每天增加休息時間是不夠的。“如果沒有我們的支持和指導，學校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保持現有的課間休息，並進行額外的積極行動。”瑞亞總結道。
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一種幾乎無成本、低技術的幹預措施，可以極大地促進兒童的學習和健康發展。
“這對孩子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他們很快樂，很專注，也更活躍。”傑西卡·卡塞爾說道。她是查塔努加鄉村地區一所LiiNK項目學校的一名六年級老師。
“這一切聽起來好得難以置信，對吧？”這位老師問道，“這簡直太棒了。”
長島玩耍革命
2015年，紐約州的一個學區宣布了一場教育革命。教師和家長決定奮起解放他們的學校和孩子—給孩子更多的玩耍。
這場革命在長島的帕奇奧格—梅德福德區爆發，該區有8700名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學生，其中超過一半的學生處於經濟不利地位。革命的領導者是邁克爾·海因斯，他體格健壯、熱情洋溢，是一位年輕的學區負責人。他意識到，基於對兒童施行強製性大規模標準化測驗的聯邦教育計劃，如《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和《力爭上遊》，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他認為是時候嚐試一些新的，甚至是激進的東西了。
海因斯開始觀察他的學生們是如何度過他們典型的一天，並越來越警覺地意識到，他們的休息時間、玩耍時間和自主分配的時間是多麽的少。“我們在剝奪孩子的童年方麵做得真不錯，”他想，“孩子們從早上醒來到上床睡覺，期間的每一刻該做些什麽，我們早就給安排好了。他們沒有能力給自己留出時間，不能做孩子，更不能為自己做決定。”
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以及20世紀90年代他開始當小學老師時，情況是多麽的不同。“我的學生經常可以自由地玩耍，”海因斯回憶說，“我喜歡看他們在身體、情感和社交方麵受益。我們每天有三次出去玩的機會。”一個想法開始在他的腦海中形成：“孩子們必須有在學校玩耍的自由。童年本身岌岌可危。我發誓要保護孩子們，我必須把這個給他們。”
多年來，海因斯一直在閱讀關於芬蘭學校體係的驚人成功，以及其玩耍在兒童早期教育中的強大根基的相關文章。這給了他一個鼓舞人心的想法，並且他把它分享給了所在社區。在學校董事會和當地家長的大力支持下，海因斯和他的團隊采取了一係列在當今美國公共教育領域幾乎聞所未聞的措施，這些措施對於一些政客和官僚來說，是驚世駭俗的，是魯莽的冒險，荒唐程度不亞於褻瀆神明。海因斯的團隊將每天的休息時間從20分鍾增加到40分鍾，並鼓勵孩子們即使下雨下雪也要到戶外去。他們把積木、樂高玩具和廚房用具帶回教室。他們給每個孩子40分鍾的午餐時間。他們為八年級的孩子增加了瑜伽和正念訓練選修課。他們為幼兒園到五年級的孩子們建了一個無組織的“玩耍俱樂部”，每周五早上8點到9點15分開放。
他們開設了“發散性思維房間”，裏麵裝滿了巨大的泡沫塊，沒有成年人的打擾，孩子們可以在這裏談判、規劃、創新、合作，共同設計和構建新世界。一個教室裏的免費早餐計劃開始了，這樣孩子和老師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吃飯。家庭作業的數量大大減少了。海因斯稱這個項目為“PEAS”（Physical growth,Emotional growth,Academic growthand Social growth）：身體成長、情感成長、學術成長和社會成長。這與電子技術無關。玩耍的時候，沒有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或者台式電腦可供使用。
2018年，海因斯給他所在的地區寫了一封信，告訴老師和學生們，他們的價值不僅僅是政府強製下的成績數字，他們應該隨心所欲地把這些分數扔進垃圾桶。“我們必須放棄一刀切的教學計劃，讓孩子停止為了在年終標準化測驗中創造高分而死記硬背。相反，孩子們應該參與到玩耍、專題研習、合作、協作和開放式探索中。”
根據現有的研究，海因斯也不主張讓年幼的學生晚上在家做作業。海因斯告訴一名記者：“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作業之間存在相關性。”現在，他推薦給當地孩子們的晚間活動是戶外玩耍，花時間與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睡前讀半個小時的書。
海因斯告訴我們，當他第一次提議將課間休息時間加倍時，一些小學校長非常擔心，甚至感到害怕。“他們懷疑我是不是瘋了。”他回憶道。
一些老師想知道：“我們如何填補失去的教學時間？我們怎麽能用更少的時間來教學呢？”“現在我們再也不能把課上完了。另外，有了課間之後，孩子們會汗流浹背地回到教室，弄得到處都又髒又亂。”“哦，天哪，這甚至不會是可控的混亂，而是終極大混亂！”
但事實恰恰相反。就像在得克薩斯州、芬蘭和其他偉大的玩耍實驗中一樣，學生們茁壯成長。一旦大人們很快學會放手，讓孩子自己玩，他們就能很好地管理自己。課間休息後，孩子們更加專注，更願意在課堂上學習。學生們在課上確實學到了更多。這個地區的紀律問題減少了50%以上。學生出勤率上升，無論在校內校外，壓力和焦慮現象都有所下降。教室變成了快樂的地方，成為有益的學習場所。“在我20年的教育生涯中，從來沒見過這麽多快樂、適應能力強的孩子。”海因斯感歎道。他認為一些家長可能會反對這種激進的新項目，但他沒有收到任何投訴。
該區七所小學每周開放75分鍾的“玩耍俱樂部”，生動地說明了正在進行的革命。學校操場在這段時間內是開放的，還有幾個室內的指定免費遊戲室。孩子們自己決定他們想做什麽。球類和運動器材放在室外，室內有大量的道具和活動道具供孩子們選擇。起初，海因斯認為每所學校可能隻會有20個孩子參加，如果幸運的話，可能會有25個，而且可能大多數是幼兒園裏最小的孩子。他想得太離譜了。在俱樂部開放後不久，每個學校平均有100名來自各個年齡段的兒童參加活動，他們在每個周五上午前往，享受自我主導的玩耍。這是俱樂部能夠容納的最大人數，排隊等待的名單還有很長。
每個“玩耍俱樂部”都配有四個成年人，以確保沒有人意外受傷，除此之外，他們接到嚴格的命令，不得幹涉孩子。“他們在那裏，”海因斯透露，“主要是因為，我們可以告訴家長有人在那裏（保障孩子的安全）。”如今，你可以看到孩子們在“玩耍俱樂部”裏做各種各樣的事情—造堡壘、建造和拆除摩天大樓、玩捉人遊戲、踢球、編排新遊戲，以及最常見的到處跑。這些都是自我主導的，孩子們說了算。“幾乎所有以前不被允許做的事情，他們現在都在做。”海因斯解釋說。
許多成年人在觀看“玩耍俱樂部”的壯觀場麵時，感到的最激動人心的事情是，他們突然意識到，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們正在一起玩耍。這是教育工作者很少見到的一個小小奇跡，因為孩子們通常被嚴格又狹隘的年齡組分開。但是，在“玩耍俱樂部”，幼兒園和一年級的孩子正在與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孩子玩耍及合作，反之亦然。大一點的孩子在指導小一點的孩子。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被邀請和他人一起玩，也能感覺到自己是受歡迎的。
該地區的特雷蒙特小學的校長洛裏·科爾納驚歎道：“在我28年的教育生涯中，這可能是最令人驚奇的經曆之一。看著不同年齡和不同年級的孩子們一起玩，這種體驗真是令人著迷！這個俱樂部是自我主導式的，很少受到成人顧問的幹預。孩子們在一起交流合作，協作和學習。”巴頓小學的校長朱迪思·索特納表示同意，他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大一點的孩子們竟然自己去包容和引導小孩子們。看起來很神奇，也很棒。”迦南學校校長羅伯特·愛潑斯坦補充說：“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讓他們發揮創造力，參與自我主導的遊戲。我們鼓勵學生在需要的時候運用自己的技巧來解決衝突。在沒有成人幹預的情況下，解決衝突的能力是社會能力中重要的一環。這個玩耍俱樂部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在最少的成人幹預下練習互動和交流。”
據負責人海因斯透露，這些天，許多來自其他學區的家長和教師團體，都來到這個紐約州玩耍解放區的灘頭陣地，親眼目睹這一奇跡。然後，他們回家告訴自己的政治家和學校管理人員，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得到同樣的待遇。不可避免的回答是：“不可能。”海因斯告訴我們：“有很多社區想要做這樣的事情，但是由於某些被上帝遺棄的原因，他們不被允許這樣做。”他認為唯一的解釋是官僚主義的惰性，一種根深蒂固、非理性的對現狀的固守。“額外的成人監督費用是最低的，”他指出，“投資回報率如此之高，就好像你投資100美元，就自然而然地會得到10000美元的回報。你為什麽不這麽做呢？錢不是借口。這毫無意義。嚐試一下也不會有什麽損失。”
長島的玩耍革命才剛剛開始，看起來已經沒有回頭路了。該地區正在陸續開放七個新的最先進的學校操場，以便學生將來有更好的和更深入的玩耍體驗。海因斯表示，對他的學生來說，一切都很順利：“如果我試圖把這些奪走，我會被當地人綁起來處以極刑的。”
這片紐約學區的家長們對這項偉大的玩耍實驗有什麽看法？海因斯經常聽到的評論是：“謝謝你做的一切！”“我的孩子現在喜歡上學，一點也不覺得有壓力。”“我的孩子等不及要來學校了！”
“如果由我來決定，”負責人海因斯告訴我們，“這些孩子每天都會有比一個小時還要多的休息時間。”
“我最關心的‘數據點’是快樂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