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獨白到對話
1.從“主體性”到“互主體性”
前麵談到許多現代西方哲學家如尼采、狄爾泰等人反對主客二分,以致反對與之相聯係的主體概念和主體性原則。其實,現當代哲學家中也有人覺得尼采、狄爾泰等人對近代哲學的批評太過分了。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諾(T.W.Adorno,1903—1969)就認為尼采、狄爾泰等人想取消主體,過分強調非理性,都是不應該的。他們則強調要恢複人的主體性,重視理性。但他們又受了尼采、狄爾泰等人的思想的影響,反對西方近代哲學中抽象的理性主義,反對自然科學的方法,特別是反對那種企圖使人文科學屈從於自然科學的統治的“傳統理論”,於是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的“批判理論”。自然科學的方法主張排除人的參與,以追求所謂純粹的客觀真理,而“批判理論”則認為隻有當事人參與到事物中去才能理解事物,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尤其應當如此。社會不是什麽純粹的客體,而是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它不僅包含人的認識,而且包含人的情感和意誌等,決不是幹巴巴的自然科學規律所可以解釋的。他們吸取了狄爾泰關於精神科學必須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之上和伽達默爾把解釋學看成是一種本體論的觀點,采用解釋學的方法以研究社會科學。但是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代表的“前法蘭克福學派”並沒有具體地、特別是沒有從哲學上說明如何發揮人的主體性問題以及如何展示人的理性普遍性問題。在這方麵有獨特建樹的是“後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J.Habermas,1929—)。這裏最主要的是指他把過去西方傳統哲學對“主體性”的強調進而轉化為對“互主體性”的強調,並以此維護人的主體性和理性的普遍性。
與傳統哲學的主體性原則重人與自然的關係、重人對自然的鬥爭不同,現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則轉向人與人的關係,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協調。狄爾泰等人反對“主體”概念和“主體性”,其真實意圖並不是否定人有主動創造性,實際上,他們是要由人對物的“主體性”轉向人與人之間的“互主體性”,隻不過他們沒有作這樣明確的主張和表述。哈貝馬斯的交談倫理學也是要把哲學的重心由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舊傳統轉移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
2.康德的獨白式與哈貝馬斯的對話式
康德以“主體性”為自己哲學的主導原則,而且以道德主體性為最高的主體性,他的認識論以及他關於認識主體性的論述都不過是為論證道德主體性作前導。他的道德準則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康德的回答是“絕對命令”。他的道德哲學以人類具有共同的實踐理性結構為根據,要人“隻按照那個你可以同時意願它變為一個普遍的道德律的標準去行事”。這就是說,當道德律對每一個個人,或者說,對每一個主體是普遍的時候,則這個道德律同樣地對所有其他人、其他個體都有效,這也就等於說,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確定為普遍的道德律加在別人頭上,這樣的道德律是獨白式地建立起來的。哈貝馬斯不同意這樣的方式,認為道德行為是人與人之間、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交往,隻有通過他們之間的交往、交談、對話,才能達成共識,達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所以在哈貝馬斯看來,道德律是通過主體間的對話方式建立起來的。對話與獨白是哈貝馬斯的倫理學與康德倫理學以至傳統理論的一個重要區別。[1]
3.儒家的獨白式與西方傳統的獨白式和哈貝馬斯的對話式
這裏不能不令我們想起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儒家無論是孟子的天人相通說,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無論是朱熹的“與理為一”,還是王陽明的“吾心即理”,都把封建道德律看成是無需經過主體間的任何交談、對話即可確定的,這些道德律完全是“天”或聖人之“心”的獨白的產物,而究其根源,則不過是封建統治者“天子”的獨白的產物。
西方哲學史上道德律的建立方式大體上有下麵幾種類型,一是早期的宗教、神話;二是較發達的宗教,例如基督教的上帝;三是主體性形而上學所謂最終根據,例如康德的“絕對命令”。所有這些都是獨白式。哈貝馬斯的交談倫理學所提出的對話式,乃是對西方傳統倫理學的一個大突破。哈貝馬斯自己說他的交談倫理學是康德式的,但那主要是就他和康德都強調道德律的普遍性而說的,如果就建立道德律的普遍性的方式來說,則一個是獨白式,一個是對話式,實大相徑庭。當然,哈貝馬斯所主張的對話式和“互主體性”,在黑格爾關於意識間的互相承認的理論中和胡塞爾的“互主體性”概念中都已有其思想淵源,但哈貝馬斯確實大大地發展了他們的思想。至於中國哲學史上道德律的建立方式,除了占卜與西方早期的宗教、神話大致屬於同一類型之外,既缺乏宗教,也不講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最終根據,更沒有哈貝馬斯所倡導的對話式。中國哲學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方式是聽從“天”的獨白,這是不同於西方獨白式的另一種形式的獨白。道德律是“天理”,“天理”是天經地義的東西,不容許有任何交談、商討的餘地。儒家哲學缺乏主體性原則,不承認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更談不上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對話,談不上“互主體性”。如果說承認主體,那也隻是承認“天子”一個人是主體,這也就是黑格爾所謂“隻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2]。在中國,要建立道德律的對話方式,必須清除根深蒂固的儒家的獨白式傳統。
[1] 參見哈貝馬斯:《道德意識和交往行動》(Moralbewuβ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美因茲—法蘭克福(Franlefurt a.M.),76頁,1983。
[2] 黑格爾:《曆史哲學》,5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