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貝馬斯的“認知主義”倫理學

哈貝馬斯的交談倫理學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哈氏倫理學與康德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共同點,隻不過康德所講的實踐理性是獨白式的,而哈貝馬斯所講的理性則是個人與個人之間、主體與主體之間通過交談,共同訴諸理性,以達到共識。哈貝馬斯主張用道德的方式以解決各個個體或主體行為之間的矛盾來代替暴力的方式和強製的方式。道德行為是主體與主體之間進行真正的相互溝通、彼此理解的行為,在其中,雙方通過自己所提出的理由作為論據,以達成共同接受、共同認可的規則或規範。這裏,雙方唯一服從的標準是理性——理由,而不是任何強製性的外在力量,所以這樣達成的同意和一致是非強製性的,是合乎理性的。正因為如此,哈貝馬斯明確地稱他的交談倫理學是“認知主義”和“主知主義”的倫理學。“認知主義”就是以理性為基礎,而不以情感主義和直覺主義為基礎;即使是個人的情感、愛好、欲望之類的非理性的東西也要建立其合理性的根據,使之具有普遍性。反之,“非認知主義”則認為道德規範是個人情趣,屬於純粹由主觀方麵決定的東西,無理性、理由和普遍性之可言。

2.“理想的談話環境”的“假定”

哈貝馬斯深刻地注意到,在實際生活中要求人們的交談、對話隻服從理性——理由而不受任何強製性因素的幹擾(例如權勢的脅迫,利害的引誘,社會輿論的偏見,不平等和不能自由發表意見的傳統,等等),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此,他把自己所提出的不受理性——理由以外的力量所左右的所謂“理想的談話環境”稱作是交談中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假定”或“預期”,這就是說,交談、對話不一定就產生完全合乎理性——完全根據理由的一致和同意,但哈貝馬斯強調,要達成這樣的一致和同意,交談、對話是唯一可行的途徑。哈貝馬斯的這個思想啟發了我們,“理想的談話環境”雖然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找到,但這畢竟是一個合乎理性的理想。

3.儒家的“庶人不議”

與哈貝馬斯的這種理想相對照,中國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倫理政治理想則不然。孔子認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1]。這也就是說,不交談、不對話(“不議”)是最高的倫理政治理想。孔子以後的整個儒家傳統都繼承了這個原則。當然,他們也推崇“諫君”和“納諫”,但孔子所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正名”的思想,卻決定了“諫君”和“納諫”隻能是君與臣之間的一種不平等的對話,不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這種對話的最後裁決者不是理性,而是掌握權力的君主,盡管開明的君主也講一點理,但最終理仍然掌握在君主的手中。“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龔自珍語)。一種“萬馬齊喑”的倫理學——一種排斥交談、對話的倫理學,無理性的倫理學,與哈貝馬斯的交談倫理學——合理性倫理學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說明中國的儒家倫理學缺乏主體性原則,更談不上“互主體性”;儒家的倫理學與理性倫理學背道而馳,既不能比擬為康德以“主體性”為原則的倫理學,更遠遠比不上哈貝馬斯以“互主體性”為原則的倫理學。聯係到中國儒家倫理傳統的頑固性,我們把儒家拿來與哈貝馬斯的倫理學對照一下,或許不算是迂闊而無意義的吧。

4.“仁”與“互主體性”的區別

有一種意見認為孔子的“仁”是對人的尊重,因而也是對人的主體性的承認,並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作為佐證。把孔子的這些話評價為對人的尊重,固無不當,但認為這就是孔子的“主體性”思想,則未免過分。孔子的“仁”是以自己為出發點,所謂“能近取譬”[4],即是此意。孔子的思想誠然有其可貴之處,值得肯定。我們平常稱讚的“人情味”,也許就是孔子的“仁”的思想表現。但細察一下這種由近及遠的“人情味”,就不難看出,它是出自“自我”的施舍和恩賜,而並非出自對他人的“主體性”的承認——對他人的獨立自主的權利的承認,並非出自責任感。反之,“主體性”和“互主體性”的思想是肯定人皆有獨立自主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兩個獨立的人之間的關係,而決不是施予與被施予、恩賜與被恩賜的關係。後者是主動與被動的關係,前者則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後者確能給人以“溫暖”,但“溫暖”之餘,卻給人留下“欠債”甚至壓抑之感,原因就在於不平等;前者似乎是“冷冰冰”的人際關係,但各人各有自己的權利,彼此獨立,相互平等。“仁”與“主體性”、“互主體性”的區別也許就是中國傳統人際關係與西方傳統人際關係的區別。

5.墨子的“兼相愛”

這裏是否對孔孟的“仁”的含義,分析得太牽強、太苛刻了一些呢?我們不妨把墨子的“兼愛”拿來與孔子的“仁”對比一下,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切近地理解我上述的看法。墨子的“兼愛”有兩個特點:一是愛無差等,不分遠近親疏。墨子說:“兼以易別”[5],“兼”就是不分人與己,不分遠與近,“別”就是分別遠近和人己。與之相反,孔子的“仁”則是愛有差等,由近及遠,由己及人。故墨子主張愛應該“遠施周遍”,“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6];而孔子則認為“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7]。孔子的這個思想大概是中國人所謂“合乎人情”的一個具體表現吧,但我想這也是缺乏“主體性”和“互主體性”的表現。至於墨子的“兼相愛”則頗有“主體性”和“互主體性”的思想閃光,“兼相愛”之“相”與“互主體性”所講的相互承認對方是獨立的主體,有相通之處。難道我們不應該發揚墨子的“兼相愛”以衝擊一下儒家父子相隱的傳統嗎?

“兼愛”的第二個特點是“交相利”。墨子的“愛”不像孔子的“仁”那樣隻是脫離物質利益的抽象道德觀念,而是與物質利益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墨子雖然也講“仁”,但他的“仁”的含義遠不同於孔子的“仁”。墨子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8],可見墨子是以“利”來解釋“仁”。西方的“主體性”思想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強調認識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有利於人,所以從這方麵看,墨子的“兼相愛”實在可以說包含有“主體性”思想的因素。

[1] 《論語·季氏》。

[2] 《論語·顏淵》。

[3] 《論語·雍也》。

[4] 同上。

[5] 《兼愛》下。

[6] 同上。

[7] 《論語·子路》。

[8] 《兼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