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軍事指揮組

3月4日，中央軍委命令毛澤東為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同司令員朱德一道指揮中央紅軍前方部隊作戰。但是，黨中央仍沒有把軍事指揮權全權委托給毛澤東。周恩來仍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5日朱德、毛澤東從前敵司令部向周恩來報告了3月6日軍事行動部署就是明證。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從組織上名正言順地開始進入黨中央和軍事領導核心中工作。在多數重大軍事決策上，他的意見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得到了軍委的同意。可是，他一不是黨中央總的負責者；二不是黨中央委托的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隻是幫助者；三不是軍委的負責者，“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因此，一些受右傾單純防禦路線影響深的人，對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正確意見，不但不理解，而且還產生了不服從的情況。黨中央和軍委3月4日已成立了前敵司令部，前方作戰指揮均由前敵司令部軍政首長朱、毛負責。然而林彪卻在3月10日《關於向打鼓新場前進的建議》的電報，不發給前敵司令部朱、毛首長，而發給了中央軍委主席朱德，撇開毛澤東。這是黨中央要設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第一個因素。

自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每天要開二十多人的工作會議，研究作戰部署，由周恩來最後下決心。這樣，一是要花費時間，還可能貽誤戰機；二是毛澤東高出一籌的軍事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易發揮出來，因為是集體決定，毛澤東盡管有不同意見，也隻能服從。3月10日林彪、聶榮臻聯名“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金沙縣城）、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在二十多人參加的軍事工作會議研究這個“建議”時，會議絕大多數同誌同意林、聶“建議”，隻有毛澤東一人不同意，但會議通過，毛澤東隻有服從。可是，毛澤東還不放心，認為紅軍這次作戰會吃大虧，又去找周恩來，讓他晚點發出同意林、聶“建議”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又開會，毛澤東從全局出發，高瞻遠矚，科學地分析了敵情和已失去戰機的根據，才說服了大家，會議又否定了林、聶的“建議”，周恩來決定以朱德名義發出《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曆史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中，隻有組織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精明強幹的、高出一籌的黨中央的軍事領導指揮中心，代替每天二十多人參加的中央軍事工作會議，才能充分發揮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才華和軍事指揮藝術，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複雜的戰爭形勢和環境，使紅軍粉碎敵人新“圍剿”，擺脫危機，扭轉戰局。

為此，毛澤東和張聞天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幾個人組成的前委，指揮作戰。毛澤東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領導。”張聞天說：“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誌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周恩來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麽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澤東、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陳雲說舉手表示支持，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就搞了個三人指揮小組。”

又因為，毛澤東能縱觀全局，駕馭戰爭勝負，在關鍵時刻，使紅軍和黨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周恩來在談到撤銷進攻打鼓新場敵據點作戰計劃時說，在會議上“毛主席堅決反對那個軍事計劃，後來還是停止了”，“自此以後成立三人團，集中軍事領導，少開會議”。又說：“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實證明，在千軍萬馬中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其時，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集中地反映在3月11日以朱德名義發出的《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中：“林聶彭楊：據昨前兩天情報，猶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見我大部則續退新場。滇軍魯旅已到黔西，12號可到新場，安龔兩旅則跟進。依此，我主力進攻新場已失時機。因為我軍12日才能到新場，不但將為黔滇兩敵所吸引，且周川兩敵亦將出我側背，如此轉移更難，所以軍委已於昨10號21時發出集中平家寨、楓香壩、花苗田地域之電令，以便尋求新的機動，望準此行動。”

綜合上述情況分析，黨中央成立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為成員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一是由於受右傾單純防禦路線影響較深的同誌，在作戰中因毛澤東在職務上不是黨內委托的最高領導者和軍政上的最高首長，而仍幹擾毛澤東決戰防禦路線和以此製定的作戰部署；二是由於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每天召開二十多人的中央會議，研究決定紅軍的作戰，集體領導指揮軍事，使毛澤東高出一籌的軍事才能發揮不出來，因而，紅軍險境總是擺脫不了；三是黨中央為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扭轉戰局，必須把軍事大權委托給毛澤東，使他名正言順地貫徹決戰防禦路線，指揮紅軍作戰，把黨和紅軍從危境中挽救出來。黨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立表明，黨中央完全信賴毛澤東能依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憑借他多年同蔣介石軍隊作戰的經驗，正確地指揮紅軍，打破敵人的新圍攻，扭轉戰局，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