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抗戰期間忙於主持“文協”的各種活動，不過，老舍不屬於“文人無文”的領導人，他在創作上也很勤快。為了宣傳抗戰，他嚐試了各種文體。抗戰後期老舍又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1943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火葬》，就是一部憑著想象力虛構的抗戰小說。小說中的王舉人白讀了聖賢書，在日占區敷衍偷生，甚至與敵人沆瀣一氣。他的善良單純的女兒夢蓮反倒是非分明，她的未婚夫丁一山化裝入城卻被漢奸殺死，便衣隊石隊長又派人到王家做仆役，在夢蓮的幫助下，終於得到日寇的軍用地圖。王舉人被日寇懷疑通敵而下獄，石隊長率軍炸毀日寇軍火庫，並火燒王舉人與漢奸劉二狗的住宅。獄中的王舉人被嚇死，夢蓮投奔抗日軍隊。小說情節富有傳奇性，敘述又有說書口吻，而人物的內心則被忽略，還是不脫宣傳抗戰的通俗文學特征。

從1944年初寫起到1947年旅美期間完稿的《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與《饑荒》。以北平西城護國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的祁家為網結點，唱響了一曲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之歌。祁家是四世同堂，祁老人是第一代，祁天佑是第二代，瑞宣、瑞豐與瑞全三兄弟是第三代，小順子與妞子是第四代。小說從北平的淪陷寫起，以小羊圈胡同的祁家、錢家、冠家同侵略者日本人的關係推動情節的發展。小說第十一章，就傳來錢默吟的兒子仲石與日寇同歸於盡的振奮人心的消息。小說沒有正麵描寫，而是巧妙地借著傳言在不同人物中激起不同的反響，來表現不同人物的性格。瑞宣覺得中國人太苟安於世了，現在終於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表明古國是不會屈服的。冠曉荷與大赤包想秘密報告日本人，以他人的血換取自己的升遷。冠家的叛逆高第則怕錢默吟受害，一個女孩子居然跳牆讓錢默吟快逃。錢默吟認同這個消息，表明兒子平時就流露出以生命殉國的念頭。然而他想的不是自己逃避，而是轉移抗日戰士：

我不考慮那個！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隻能臨危不苟，兒子怎死，我怎麽陪著。我想日本人會打聽出他是我的兒子，我也就不能否認他是我的兒子！是的，隻要他們捕了我去，我會高聲的告訴他們，殺你們的是錢仲石，我的兒子！好，我們先不必再談這個，而要趕快決定怎樣教王排長馬上逃出城去。他是軍人，他會殺敵，我們不能教他死在這裏！

麵對侵略者的屠刀，錢家人最有骨氣，詩人錢默吟錚錚鐵骨，無論日本人怎樣威逼利誘、嚴刑拷打決不屈服。冠家則是不可救藥的奴才之家，冠曉荷是向日本人出賣靈魂的奴才，他的妻子大赤包更是恬不知恥，被日本人委任為北平妓女檢查所所長，從而成為全城妓女的幹娘。祁家介於這兩家之間，第一代與第二代祁家人都具有正氣，祁天佑不能忍受日本人的淩辱投河自盡。小說重點描寫的第三代發生了分化：老三瑞全是與錢家仲石一樣的硬骨頭，北平淪陷不久他就扮成吊喪人護送抗日軍人出城，從此加入抗日軍隊；老二瑞豐與冠曉荷、大赤包沆瀣一氣，不惜出賣靈魂。老大瑞宣作為全書的主人公，是刻畫得最用心的人物，他與老三一樣具有浩然的民族正氣，然而長孫的地位讓他不能像老三那樣甩手就走，而要忍受淪陷的屈辱以侍奉祖父與父母。他讚許錢家人的行為，在錢家落難時盡力相助，並蔑視冠家人的無恥。

小說描寫淪陷中的北平度過了惶惑、偷生與饑餓，終於迎來了日本人投降。此時老三瑞全與戀人高第一起歸來，詩人錢默吟從監獄中回家，仿佛是一個大團圓，然而就在得知日本人投降這一天，第四代的妞子卻死於饑餓引起的疾病，日寇的侵略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小說弘揚民族正氣，描寫了日寇的血腥與殘暴，卻沒有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小說是這樣描寫那個急於告訴中國人日軍戰敗的日本老太太的：

老太婆跟祁老人一樣，也愛好和平，她在戰爭中失去了年輕一輩的親人。她本來無需感到羞愧，可以一徑走向老人，然而這場侵略戰爭使黷武分子趾高氣揚，卻使有良心的人慚愧內疚。甭管怎麽說，她到底是日本人。她覺得自己對小妞子的死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她又往回走了幾步。在祁老人麵前，她覺得自己有罪。

當中國人群起要打這個日本人時，被瑞宣擋住並讓老太太快離開。因而夏誌清在他的小說史中批評《四世同堂》是“狹隘的愛國主義”，並以“幼稚的愛國心以及憎惡罪惡的表現，使小說讀來毫無真實感”，基本上是不實之詞。

這部長篇100章80多萬字，在長度上可以與另一部描寫抗戰的長篇巨著《財主底兒女們》相媲美，而且這兩部長篇巨著都具有家族小說的特點。《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的祁家為中心，從北平淪陷寫到日本人投降，在結構上很完美。而且小說也運用了象征技巧，且看瑞宣眼中的錢默吟：

錢老人的神誌逐漸清爽，在他看，便是殘暴的日本人沒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詩人的證明。同時，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戰士，仗雖然打輸了，可是並未屈服。隻要不屈服，便會複興；他幾乎把錢詩人看成為中國的象征了。

大赤包成為妓女的首領，就是無恥的中國人的象征。小說在語言上也很生動，如描寫不能像大學那樣搬走的中學校長含著眼淚對教師說，在淪陷時願意走的就走，“不能走的，我請求大家像被奸汙了的寡婦似的，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又如描寫錢默吟在北平淪陷後不再喝酒、作詩：

現在，他似乎與詩告別了，因為他覺得二子仲石的犧牲，王排長的寧自殺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運，都是“亡國篇”中的美好的節段——這些事實，即使用散文記錄下來，依然是詩的；他不必再向音節詞律中找詩了。

如果將《四世同堂》與《貓城記》相比，就會發現抗戰使老舍的文化觀發生的變化太大了。《貓城記》是對中國文化及其所造成現實的一個悲觀寓言，在對國民性的描寫中很難發現積極、正麵與有價值的東西。小說結尾，象征著日本人的小矮人侵入，貓國（中國）人居然不思抗敵，還在自相殘殺。而《四世同堂》很大意義上是以藝術的形式對《貓城記》的一種文化批判。小說通過錢默吟與祁天佑等人的言行，弘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與節操，令人想到為國沉江的屈原、不辱節操的蘇武、流離中憂國的杜甫以及以身殉國的文天祥、史可法等仁人誌士。在錢默吟身上既能發現儒家的氣節也能發現道家的審美人生，他寫詩從不示人隻給自己看故稱默吟，但國家有難，他又寧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