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895—1976），原名和樂，上大學時改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福建漳州人。他生於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1919年入哈佛大學，後又入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在北京大學等校任教授。他幾乎是唯一的去過哈佛聽白璧德的課而對其學說不感興趣的人，也幾乎是唯一的留美學生與英美派疏離而與魯迅等關係甚篤的文人，《語絲》創刊後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赴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魯迅去廈門大學就是撲著他去的。1932年他在上海主編《論語》半月刊，隨後又創辦《人間世》《宇宙風》雜誌，將1924年他音義對位翻譯的幽默（Humour）加以弘揚，在性靈的招牌下倡導閑適的小品文，一時間成為“幽默大師”。這一時期的作品收入《剪拂集》（1928）、《大荒集》（1934）、《我的話》（上冊1934，下冊1936）等。由於他以閑適為格調的各種刊物在全國影響太大，受到了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非議。
1935年林語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有《吾國與吾民》與《中國人》等不同譯法）在美國出版。1936年8月林語堂舉家遷居美國，開始了用英文創作的30年。1937年出版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像是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補充與擴展。抗戰爆發後，1939年心係祖國的林語堂出版長篇小說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這部長篇與後來出版的長篇小說A Leaf in the Storm（《風聲鶴唳》，1941）、The Vermilion Gate（《朱門》，1953）一起被稱為“林語堂小說三部曲”。1942年他翻譯、選注的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國印度之智慧》）出版，並被列為美國大學的教學用書。盡管林語堂在上海與魯迅從漸行漸遠到反目，但是，在《中國印度之智慧》的“中國篇”中，在老子、莊子、墨子、孟子、孔子等人之後，現代思想家與作家隻有魯迅一人被納入，稱為《魯迅警世語》。他還向英語世界翻譯了《莊子》（節譯）、沈複的《浮生六記》等作品。他是第一個以英文寫作名揚海外的中國作家，曾兩度被提名參選諾貝爾文學獎。
在美國，林語堂並非以一個作家而是以一個東方哲人的姿態出現的，他的書就是讓美國人來領略東方人的智慧與生活的藝術。這就是為什麽他的小說也具有哲理意味。東方哲人原本就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加上他是以小品文出道，又格外推崇莊子，因而他的《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中也有藝術性的閃光。他早期的《剪拂集》《大荒集》雖然有人當作散文看，卻也充滿了議論，而《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雖然是向美國人闡發中國文化的精義，但其中栩栩如生的藝術描寫之處卻是不少，且看《生活的藝術》的第三章《我們的動物性遺產》：
這種時間消逝的意識是藏在中西一切詩歌的背麵的——人生本是一場夢；我們正如劃船在一個落日餘暉返照的明朗下午，沿著河劃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圓，人類生命也隨著在動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長成、死亡，把空位又讓給別人。
第十一章《與上帝的關係》詳細敘述了他怎樣從基督教的牧師家庭、教會大學走向對基督教信仰的懷疑的過程，情真意切，抽取出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走出基督教信仰的林語堂，盡管自以為“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但更與老莊道家有著生命的認同。他在性靈、幽默與道家哲學之間找到了契合點，在《中國與印度之智慧》的“中國篇”中先講老莊，孔子則退居次席，他將莊子稱為“幽默大師”。
不但《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與《剪拂集》《大荒集》之間具有互文性，而且在《京華煙雲》等小說中，他那種說教的哲人姿態也時隱時現。林語堂小說三部曲具有內在的精神聯係，就是試圖通過小說創作將《吾國與吾民》與《生活的藝術》中的中國文化要義表現出來。因此，在閱讀三部小說的時候最好能與《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進行比照參考。抗戰使林語堂發生的思想變化並不亞於老舍，他在國內時連西化傾向濃重的魯迅都稱他為“西崽”，移居美國後很快抗戰爆發，他的英文作品幾乎是以稱頌中國文化著稱。但夏誌清對於張揚愛國主義弘揚民族正氣的《四世同堂》與《京華煙雲》一律加以貶低，而對不辨民族大義的張愛玲則推崇備至。他甚至認為“林語堂小說三部曲”，還不如在國內時期的文章。愛國當然不能當作藝術標準，但絕不能將不愛國當作好作品的藝術標準，否則屈原與杜甫都會遭到極度貶低。
《京華煙雲》將時代的更替與家族的興衰交織在一起，描寫了姚家、曾家、牛家從1900年到1938年的曆史。起點是八國聯軍侵華，中經慈禧專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與國共分裂，到日本大舉侵華結束，小說飽含對祖國的憂患，後三章幾乎都是寫抗戰的。姚家的姚木蘭及其父姚思安是小說的主要人物，木蘭在八國聯軍到來前的逃難中與家人失散，被曾家所救，後來又嫁與曾家三兒子蓀亞，而曾家二兒子經亞娶的是牛家的素雲，這就是三大家族的聯係。姚家以道家莊學為道，曾家以儒學為道，牛家則是荒**無道。小說中的姚思安是一個高人，他雖有過一段墮落的生活，卻能參悟道家迷途知返。他將生意交給內兄馮舅爺，拋下家小，到高山大川中閑雲野鶴地去過自然適意的生活。20世紀30年代日寇對中國的進逼日甚一日，姚思安的名言是：“曼娘若說中國非打不可，中國就會贏的。曼娘若說中國千萬不要打，中國就會輸的。”這就是莊子在《刻意》篇中闡發的道家智慧：“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不過姚思安臨終前不久對木蘭說的話又具有儒家意味：
由於你，你妹妹，阿非，和你們所生的孩子，我就等於不朽。我在你們身上等於重新生活，就猶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樣。根本沒有死亡。人不能戰勝自然。生命會延續不止的。
姚木蘭是小說的主人公，她深得父親的性格真傳，受到了姚曾兩家上上下下的喜愛。她有王熙鳳能幹管家的本領、薛寶釵協和眾人的方法、林黛玉發自內心的性情。她並非沒有痛苦，她愛的是孔立夫卻要嫁給蓀亞。她隻能隨順自然與命運的安排，不無嫉妒地看著妹妹莫愁嫁給立夫。然而當立夫真正有難，她居然敢於獨闖司令部去找總司令，憑著她的智慧成功地讓立夫出獄，在這方麵她又有古代木蘭的勇氣。最悲哀的是在“三一八”慘案中女兒阿滿被打死，木蘭離開喧囂的北京而去更有山水之樂的杭州居住。不過剛移居杭州，丈夫就與杭州藝專的女生麗華搞起婚外戀來，木蘭又以其智慧讓丈夫回歸自己卻不傷害任何人，並為麗華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然而，木蘭的哥哥體仁與丫鬟銀屏的戀愛悲劇卻是對姚家的控訴。體仁穿過了階級的河流在平等的岸上與銀屏攜手，從人性的角度是無可指責的；但是體仁對銀屏越好，木蘭的母親就越視銀屏為寇仇。他們共同將體仁支走去英國留學，試圖將其分開。銀屏隻能找個地方躲起來等待體仁，而體仁未去英國，在香港待了一陣後又回到家找到銀屏。然而當銀屏為姚家生了兒子，姚太太仍不讓銀屏進姚家，卻又要孫子歸來，於是便派人去搶孩子，最後是將銀屏逼得自殺。在《風聲鶴唳》中，體仁與銀屏所生的博雅又以悲悼的口吻將這一悲劇重新敘述了一遍。在這幕悲劇中，姚太太是直接的殺人凶手，甚至皇帝都不會將母子分離，姚太太卻硬是違反人性而造成了銀屏的死。這時候，信奉萬物一齊的莊子學說的姚思安與木蘭為什麽都緘默了呢？還有曾家曼娘的悲劇：曾家人明明知道兒子是將死之人，卻要曼娘嫁給他衝喜，結果曼娘很快就成了處女寡婦，連木蘭都覺得“曼娘是冥冥中一個巨大力量之下的犧牲品，是受了欺騙玩弄。”
最後，被動的隨順自然的曼娘終於認為中國人應該對日宣戰了，她本人也在日寇的侵辱下自殺。小說結尾木蘭聽到抗日軍歌：
這歌聲離他們越來越近，木蘭心中湧起一陣強烈的情緒，是一種快樂感，一種光榮感，她想那是必然無疑的。她的激動為從前所未有。這種激動，隻有個人融進偉大的運動中，才會感覺得到。她記得她看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的殯儀行列時，她心裏有這樣的激動：那時的激動像現在的感覺，但是沒有這麽強大，不像現在這樣震動她的全身，這樣震動她的心靈。使她這樣激動的，不僅僅是那些士兵，還有那廣大的移動中的人群，連她自己都在內的廣大的人群。她感覺到自己的國家，以前從來沒有感覺得這麽清楚，這麽真實；她感覺到一個民族，由於一個共同的愛國的熱情而結合，由於逃離一個共同的敵人而跋涉萬裏；她更感覺到一個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偉的力量，就如同萬裏長城一樣，也像萬裏長城之經曆千年萬載而不朽。她已經聽說華北、華中，全部的人口的逃亡，聽說四千萬的男女同胞，向中國西部遷移，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遷移。她覺得這四千萬人是以基本上共同的韻律在移動。……她看見，所有這些人，都寧願要戰爭，不願身為亡國奴，曼娘就是一個例子。雖然這場戰爭毀滅了他們的家，殺死了他們的骨肉，使他們一無所有了，隻剩下他們的一身行李，隻剩下了飯碗，隻剩下了筷子，他們不悔恨。這就是人類精神的勝利。再大的災難，人的精神都能克服，能超而上之，由於精神的堅強弘毅，能改變而成為偉大榮耀，光輝萬丈。
木蘭所見的外在的光景改變了，她的內心也改變了。她失去了空間和方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個體感，覺得自己是偉大的一般老百姓中的一份子了。
連身在美國的林語堂都如是寫，抗戰使中國作家走向合群的文化選擇，就不是偶然的了。
林語堂辦雜誌提倡幽默，但他的創作卻沒有多少幽默特征：他的雜文不如魯迅的雜文幽默，他的小說不如魯迅的《阿Q正傳》幽默。不過第38章的審判孔立夫，是比較富有幽默與諷刺意味的。在那個軍閥專權可以隨便抓捕文人的時代，武人給文人所強加的罪狀是很有幽默色彩的。因說“樹也有感情”以及將妹妹嫁給了家裏的“仆人”，就被指為共產黨。法官提出的犯罪證據，孔立夫本人就將之駁得**裸的荒誕，加上前教育總長的麵子，竟不能使孔立夫脫罪。原因被那個愚蠢中透露出幾分良善的法官透底了：“他得罪了人。”在這裏審判僅僅是走過場，孔立夫因寫文章揭露牛懷瑜的醜行而被陷害，是無論如何也要有個“莫須有”的罪名，這就使整個審判成為一種具有荒誕色彩的諷刺。
《京華煙雲》雖然使用“章”而不用“回”，但章的名稱與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沒有任何兩樣，如“第一章 後花園富翁埋珠寶 北京城百姓避兵災”。林語堂原想將《紅樓夢》翻譯成英文，放棄這一企圖後他想寫一部像《紅樓夢》那樣的小說。當然《京華煙雲》的藝術成就無法與《紅樓夢》相比，但《京華煙雲》所受《紅樓夢》的影響是很大的。寶黛的詩社在《京華煙雲》中變成了“四嬋娟”與巴固（隱指徐誌摩）等人組成的文學圈，經常吐血不放心木蘭弟弟阿非之愛的紅玉就很像林黛玉。甚至小說中很多語句都有《紅樓夢》的痕跡：“木蘭把曼娘給她的那個玉桃兒是掛在胸前的衣裳下的，現在拿出來說：‘好姐姐，這次原諒我。我隻是想逗你高興的。’”小說中有些描寫是很精彩的，如寫木蘭與立夫在泰山上的見聞與感慨：
木蘭看見立夫眼睛上那副夢想的表情。在這塊無字的石碑上，他讀到了興建萬裏長城的暴君的顯赫榮耀，帝國的瞬即瓦解，曆史的進展演變，十幾個王朝的消逝——仿佛是若幹世紀的曆史大事一覽表。而這個默默無言的黑暗的岩石，在高山日落的時候，橫壓在立夫和木蘭的心頭，那塊巨大的石碑，是向人類文化曆史堅強無比的挑戰者。
立夫說：“你記得秦始皇怕死，派五百童男童女到東海求長生不死之藥嗎？而今物在人亡。”
木蘭說出謎一般的話：“因為石頭無情。”
這時暮靄四合，黑暗迅速降臨，剛才還是一片金黃的雲海，現在已成為一片灰褐，遮蓋著大地。遊雲片片，奔忙一日，而今倦於飄泊，歸棲於山穀之間，以度黑夜，隻剩下高峰如灰色小島，於夜之大海獨抱沉寂。大自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是宇宙間的和平秩序，但是這和平秩序中卻含有深沉的恐怖，令人凜然畏懼。
小說中這種生動的描寫很多，智慧凝成的哲理語言也隨處可見，因而像夏誌清那樣將這部小說一棍子打死，就很不明智。然而這部小說的確有著藝術上的缺憾，首先，這種缺憾不像有人所說的說教，因為這部小說中的說教絕不會有《卡拉馬佐夫兄弟》多，後者仍是最偉大的藝術巨著。其次，這種缺憾也不像有人所說是幾部分湊成的，作者顯然對全書有著整體的構思，說幾部分湊成的根本不成立。那麽小說的缺憾何在？第一，是小說作者過於理性，艾略特讓詩人逃避情感，但這是針對富有感情的詩人而言，問題是林語堂就是理性大於情感類型的人，隻要把《京華煙雲》與《紅樓夢》一比，就知道《紅樓夢》是如何以情動人了。第二，就是小說在理性指導下總在敘述一些外在的事件，而缺乏對血肉人生的直麵切入；而在姚思安與木蘭身上又有理想化的傾向，這種理想化往往遮蔽了真實而複雜的人生。第三，將時代的更替與家族的興衰交織在一起並沒有問題，在藝術處理上可以通過小說中人物之口加以點染即可，然而《京華煙雲》卻是一會兒描繪家族，一會兒敘述曆史，造成了結構上的機械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