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下旬，北京的氣溫仍然很低。在中南海，毛澤東手裏拿著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陷入良久的沉思當中。
當時，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在珍寶島等多處地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這為中蘇邊界衝突埋下了隱患。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決定再次向蘇方伸出橄欖枝，以談判的方式解決中蘇邊界問題。
於是，毛澤東指示外交部寫信給蘇方，再次重申中方的內外政策，爭取和平解決中蘇邊界爭端。
2月29日，中方將信件交給蘇共。
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再次闡明了對中蘇邊界問題的一貫態度和立場。
信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從來把維護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做為自己的神聖義務。
信中還提到，各國共產黨人的聯合，不是俱樂部式的聯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論為指南、為共同的理想而戰鬥的革命的聯合。
這封信重點但到了中蘇的邊界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貫認為，曆史上遺留下來的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可以經過兩國政府通過談判加以解決，在解決以前，應當維持邊界的現將。十幾年來，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如果蘇聯政府也采取同樣的態度，雙方在邊界上本來可以和睦相處，保持安寧。
隨著蘇共領導反華活動的發展，近年來蘇聯方麵不斷地破壞邊界現狀，進占中國領土，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聯方麵還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拔中國各民的團結，煽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往蘇聯。所有這些，不但破壞了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準則，而且從一般的國家關係來說，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接著，中方再次聲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對外政策：
現在，中國的鄰國，隻有蘇共領導和印度的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故意製造同中國的邊界糾紛。中國政府不僅同蘇聯以外的所有社會主義兄弟鄰國，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義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領國，都圓滿地解決了曆史遺留下來的複雜的邊界問題。
信件提到了中國和蘇聯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
我們兩國政府的代表團已經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開始舉行邊界談判。盡管曆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國政府仍然願意尊重這些條約，並且以此為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國政府將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同蘇聯政府進行友好的談判。如果蘇聯方麵也能采取和中國政府同樣的態度，我們相信，中蘇邊界問題的解決應當是不困難的，中蘇邊界是可以真正成為永遠友好的邊界的。
但是，中方多作出的努力還是沒有把蘇方拉回談判桌。中蘇關係開始嚴重惡化。
1966年1月，蘇聯和蒙古又進一步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聯由此將武力威脅推進到了距中國首都北京隻有幾百公裏的地方，這樣就使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的軍事威脅。
2月14日，蘇聯報道了蘇共中央最近就蘇中兩黨關係致東歐其他共產黨的一封信。3月22日，漢堡《死亡世界》報發表了被認為是有根據的信件的副本。
這份報紙提供了蘇聯建議與中國合作和蘇聯援助北越的詳細情況，提供了蘇聯遣責中國黨希望引起蘇美之間的戰爭的詳細情況。
信中聲稱：
自1964年10月全體會議以來，蘇共中央委員會竭盡所能使之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正常化。
……
現在，反蘇方針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國內國外整個意識形態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5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十分謊謬地說，蘇聯在中國北方的行動是與美國反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一種“配合”。
這封信暴露了蘇共的險惡用心，但也充分說明，中蘇在邊界問題上產生了巨大分歧，在短時期內不可能恢複談判。
隨著蘇聯對中國軍事壓力的逐漸加強，蘇聯開始在中蘇邊界不斷製造事端。
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