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茀，1949年由台灣毅然回歸祖國大陸。欒茀是太原工學院副教授，也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生前為我國科學和教育事業嘔心瀝血。他的一生是熱愛祖國、追求革命、完全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由愛國主義者成長為共產主義者的一生。
1978年底，欒茀被診斷為癌症。這個可怕的消息，開始家裏人都不敢告訴給他。後來，當欒茀偶然瞥見醫生為自己治療的藥物名稱是阿黴素，他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知道這一切後，他不但沒有消沉，反而把生命的節奏撥快了。他推開身旁的牛奶、補品，讓孩子們拿來紙筆，開始工工整整、條理清楚地寫下自己腦子裏長久醞釀的建設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的草案、煤炭化學工業大學的辦學提綱。就算已經身患絕症，他對自己的要求還是十分嚴格。在寫草案和提綱時，就是寫到一頁紙的最後幾個字時出了錯誤，他也是重新再寫一頁。他對親人們說：“我活一天，就要多為國家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欒茀有三個孩子。他特別注意對孩子的教育，當孩子們都還小的時候，他常常督促他們努力學習，並且常在他們學習的時候，躡手躡腳地推門進來，觀察他們是不是開小差了。在孩子們稍大一些的時候，他就特地買了《科學小叢書》《雷鋒的故事》等書讓他們讀。他的三個子女在孩提時候記下的曆史故事、先進人物事跡，到成年後還沒忘。欒茀自己為了經受艱苦生活的磨煉，日常生活中吃涼飯、洗涼水澡，冬天不戴帽子和手套，並要求孩子們也這樣做。他在工作上經常好幾項內容同時進行，有條不紊。為了充分利用時間，他經常“開夜車”。孩子們常常在半夜醒來，看到父親書房裏的燈光還亮著。做父親的如此勤勉，這是對孩子的一種無言的激勵。
1969年冬天，太原工學院被疏散到了鄉下。在一個叫桃樹村的村邊大路旁，欒茀見到一個烈士紀念碑。因年久失修，多年的風雨已把碑文和烈士的名字衝刷得模糊不清。欒茀就到村裏，打來清水和兒子一起先把紀念碑衝洗幹淨，然後又找來磚頭、泥土把它修補一新。他邊幹邊對撇著小嘴的兒子說：“樹這個碑，一是為了安慰這些犧牲的先烈們，二是為了讓後代永遠不要忘了這些使我們民族感到驕傲的英雄們。”當時空曠的田野裏北風呼嘯，隻有他們父子兩人，但欒茀直到把一切都幹好才罷手。
欒茀雖然身患絕症，但依然關心時勢。每天晚上他都按時叫孩子打開電視，收看新聞聯播。每個星期的報紙，他都從頭版頭條看到末版末條。當時，欒茀全身隻有兩條胳膊能動，他常常一隻手拿著報紙，一隻手輕輕拍打著床沿，後來實在沒有力氣了，就每看完一頁，孩子過來給翻一頁。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欒茀才放下手中的報紙，進入了痛苦的昏迷之中。
在病危中，有一次欒茀睜開眼睛，他用微弱的聲音說：“孩子們都在嗎？爸爸想讓你們趁放假給我做個寫字台。以前那個太小了，繪圖寫字擺不開，我病要能好了，還要工作。”麵對著重病的父親這麽一個小小的要求，孩子們很快就給他做好了一個寫字台，可是欒茀卻再也不能用了。他望著孩子們帶來的圖樣，看了很久很久。
欒茀以自己令人驚異的毅力，在病魔折磨下做了許多工作，幾乎是在垂危中向朋友描繪煤大建校的藍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兒子欒淼的囑咐是幾句斷斷續續的話：“叫他，畢業後回山西工作，不要，留戀大城市……”對於他自己，他則說：“我的遺體交中華醫學會，讓醫務人員作科學研究吧，這也是對國家的最後一點心意了。”他一直希望山西的煤炭資源能被很好地利用，以實現以煤炭綜合利用為中心的五業聯營，建設一個美麗富饒的山西。
欒茀沒有來得及實現自己的心願就去世了，但是他頑強、刻苦、愛國的精神，卻始終為人崇仰。而他的三個子女也從自己父親的身上學到了在學校、社會上不容易學到的東西。
欒茀身上是有一種“傻子”精神。他自己以這種精神生活了一輩子，在生活上總是得過且過，隻講為國家做的貢獻。他對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教育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