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薑走了，母親不得不再次下廚，我們家又恢複了炸醬麵、熬白菜的歲月。現在，我和父親想念的再不是廚子老王，而是他他拉·莫薑。我才知道，莫薑姓譚。辛亥革命後，滿人多隨漢姓，正像我們家“愛新覺羅”，姓了“金”一樣，“他他拉”就姓了“譚”，莫薑應該是譚莫薑。後來實行了戶口製度，登記的時候莫薑卻又沒姓“譚”，還是姓了“莫”。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沒有了莫薑，我便成了大廚。因病休學不去學校，我的大半時間就全紮在廚房裏。之所以心甘情願地與紅鹽白米打交道，是源於我與生俱來的對廚藝的偏愛，就像我後來偏愛的文學。
做飯和寫文章是相通的，在談論文學創作時我常用做飯來打比喻。寫文章好比和麵，初寫成不過是剛把麵和成了一個團兒，麵得不停地揉，文章得不停地改；麵裏的疙瘩揉開了，文章裏的硬傷病句改過了，這還隻是完成一半。還不行，麵得擱在一邊醒，最少醒倆鍾頭；文章得擱，最少擱半個月。醒好的麵再揉，擱過的文章再改，基本就可以拿出去了。急茬兒的麵（疙瘩湯除外），急就的章（除非天才），一般經不住推敲。火候到了，飯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這麽簡單。大家聽了笑我，笑我的文學理論就是一個主題——“吃”。
莫薑飯做得好，是莫薑火候把握得好。莫薑是不會寫小說，倘若她能寫，應該是大家。
依著父親“順其自然”的態度，我們尊重莫薑的選擇，是去是留全不幹預。晚上，看著莫薑空****的小床，看著月影在房內的移動，我難以入睡，不知莫薑在哪裏……
一陣咳嗽，胸腔裏仍有隱隱的痛。
一個月後，莫薑回來了，憔悴了許多，卻依舊的幹淨利落。這使我想起了“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的古訓，莫薑是個知情知義的人。她沒有解釋劉成貴的“死而複生”，也沒有談論那平地冒出的兒子，隻是說給我們添了麻煩，對不住四爺四太太。
父親給她加了工錢，每月十五塊，就算是我們正式地雇用她了。
莫薑不再與我同住，她每天回家了。她在炮局胡同一個雜院裏租了兩間南房，竟然和那個賭徒加凶手過起了日子。後來我才知道，莫薑是把那個翡翠扁方賣了，用那錢安頓了這爺兒倆。炮局胡同，離我們家不遠，每天早晨莫薑早早就來了，晚上吃完晚飯，收拾完了才走。
我不理解莫薑為什麽要接納劉成貴，也不能想象她和那個渾身餿臭的老頭子躺在同一個炕上會是怎樣一種情景。誰把我賣了，我會記恨他一輩子；誰砍我一刀，我永世不會原諒他！說得好聽，莫薑是善良，是寬容；說得不好聽就是賤！我沒好氣地對莫薑說，告訴那個混蛋啊，不許他上我們家來。
莫薑說，他不來，他在東直門外粉坊幫忙呢。
粉坊是把綠豆做成粉絲的地方，終日蒸汽騰騰，湯水淋淋，粉坊的附帶產品就是豆汁和麻豆腐。無論是豆汁還是麻豆腐，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食；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再好吃，不上菜譜。一個皇上跟前的禦廚，淪落到做豆汁的份上，也算是“地覆天翻”了。該著！
我說，那個糟老頭子，站也站不穩的，還能在粉坊幹活？
莫薑說，怎麽是糟老頭子，他比我還小呢，小五歲。
我說，他得靠你養著吧？
莫薑說，過日子，能說誰養活誰呀？
明顯的，莫薑已經站在那混蛋的立場上說話了。輕描淡寫，息事寧人，以忍為閽，苦頭吃得還不夠。
莫薑說劉成貴“不會來”，劉成貴還是常偷偷摸摸往我們家跑。劉成貴來了，不敢進二門，隻是躲在東南角廚房的小院裏，怕我看見，知道我最不待見他。比起莫薑來，劉成貴有些老態龍鍾，不惟腿腳不利落，手和胳膊還發顫。一代名廚現在連炒勺都掂不起來了，這叫惡有惡報。有時候劉成貴被我在門道撞見，他會惶恐地閃在一邊，不敢拿正眼瞧我，嘴裏囁嚅著……我來給她……送點兒東西……
這個“她”指的是莫薑。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沒看見一樣地從他跟前走過去。無言的鄙視是最好的報複，不是為我，是替莫薑。
再看見他，手裏果然提著東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證實“送點兒東西”是不虛。
父親似乎不反感劉成貴，有時候知道劉成貴來了，就把他叫到裏院來聊天。劉成貴進裏院從不走垂花門，而是由廚房的小門進，順牆溜，沿著東廊進北屋。進來也不坐，垂手站著，以示卑微。我一見他這副孫子模樣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掄菜刀的時候是何等凶惡，何等無情，現在裝得跟避貓鼠似的，騙誰呀，狗奴才！
父親讓他坐，他說不敢。父親說現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沒有了高低貴賤之分，沒有那麽多禮數了。劉成貴還是不坐，還是站著，說他站慣了。父親說，你成了《法門寺》裏的賈桂，站慣了。
劉成貴說，四爺跟皇上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兒的分兒上我也得站。
我說，讓他站著，沒讓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親驚奇地看著我，不滿地說，你什麽時候學得這麽刻薄，老劉師傅頭發都白了，你跟一個老人能這樣說話？
我一調大屁股，出去了。
父親跟劉成貴聊的多是吃飯的事情，扯什麽滿漢全席一百三十四道熱菜、四十八道冷葷的內容；不厭其煩地用紙記了，說是要寫文章。那時候父親剛進政協，對搜集文史資料充滿了熱情，一禮拜恨不得寫八篇文章往上遞，說有些東西不寫下來就丟了。
劉成貴的師傅“抓炒王”是見過慈禧的人，據他師傅說，老佛爺精力充沛，食量驚人，隻要肚子稍稍感覺到空，隻要是沒什麽事情好做了，就得吃東西。有一回在頤和園景福閣剛吃完小吃，往諧趣園走。景福閣和諧趣園相隔不遠，幾步路，還是下坡，老佛爺不要坐輦，說要遛遛食兒。走著走著突然停下來，不知為著什麽，要吃魚羹。廚子就得拿出帶著的小灶，當場製作，當場品嚐。
劉成貴對我父親說，我師傅告訴我，老太後實際是死在嘴上，怹太貪吃，太沒有節製。有時候半夜醒了還要吃“燒豬肉皮”，最喜歡的清燉肥鴨幾乎頓頓要上，夾肉末的馬蹄燒餅和炸三角要吃剛出鍋，一咬流油的。一個七十多的老太太怎禁得住這些油膩？深秋時節，秋燥，調理不當，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宮裏的禦膳並不都好，太精細，吃幾頓可以，老吃就停在肚裏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幾位太妃的胃腸都不好。民間吃得糙，大眼窩頭麻豆腐，綠豆雜麵醃菜幫；吃著舒坦，拉著痛快。
這些話，好像不應該是從禦廚嘴裏說出來的，劉成貴自己在砸自己的行當。幾十年後我才悟出劉成貴的道理，器具質而潔，瓦甕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靜的百姓日子是最值得珍貴，最舒服養人的。
此經驗非一番磨礪不能得出。
自從劉成貴在父親的慫恿下開始登堂人室以後，東直門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經常在我們家的飯桌上出現。豆汁和麻豆腐同屬綠豆澱粉和粉絲的下腳料，將綠豆泡漲，撚皮，加水磨漿，倒入大缸發酵。下沉者是澱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濁，一股泔水味兒。麻豆腐是做粉絲的剩餘物，顏色青綠，有豆腐渣的嫌疑。
劉成貴是個狽，動嘴不動手。在他的指導下，下裏巴人的麻豆腐被莫薑做得精致無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裏紅、胡蘿卜絲，單擱出，再炒黃醬，然後將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備好的作料摻進去，充分融合，起鍋，盛入淡青色盤中，中間打個窩，澆上現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盤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傳得很遠，胡同裏一旦飄出那特有的香味，人們便知道，金家乂在吃麻豆腐了。
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較麻煩，劉成貴在送豆汁的時候還要捎帶從東直門棺材鋪帶些鋸末來。熬豆汁切忌滾開大火，大火熬的結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鍋裏還渾然一體，盛到碗裏，不待上桌，便湯水分離了。劉成貴的做法是，豆汁燒開用鋸末熬，點著的鋸末永遠處於似燃非燃狀態，豆汁便永遠處於似滾非滾模樣，水乳達到充分交融，喝起來酸中帶甜，酵味實足。父親翻出一本老舊的書，上頭有說豆汁的：
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漿風味論稀稠。
無分男女齊來坐，適口酸鹹各一甌。
雞鴨魚肉固然高貴，卻不如其貌不揚的豆汁滋味悠長。
但是我拒絕劉成貴拿來的豆汁和麻豆腐。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攤上都有，不稀罕“老混蛋”的賜予。然而，我的不屑，我的矜持，不久就被饑餓衝淡了消解了。
1958年底，我家前邊兩進房子被當時的街道公社征用改為敬老院，東南小院的老廚房也在其內。為此，莫薑不得不在後院的小土屋盤灶做飯。這以後她那高超的廚藝再無從施展了，不惟是換了廚房、改了灶眼，更是因為空前的大饑饉已經在全國蔓延開了。
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糧食日趨緊張，副食也開始計劃供應，每人每月半斤清油，一斤肉，連堿麵和肥皂也要用購貨本去買。莫薑縱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來了。莫薑有些失落，有幾次我到廚房去找吃的，看見她控挲著手在廚房裏轉，不知道該幹什麽。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半糧食，按說不少，卻突然變得不夠吃。每月24號是發下月糧油票的日子，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到糧店排隊，買下月糧食。買糧的任務多由我和莫薑承擔，我記得很準，24號天不亮，我們就已經站在西口糧店排隊的行列中了。兩人手裏拿三條麵口袋，一個裝米，最小，一個裝白麵，一個裝棒子麵；裝棒子麵的口袋最大，我和莫薑都背不動，得老七來接。
莫薑會用棒子麵和白麵做金銀卷，其實就是花卷，一層白麵一層棒子麵，棒子麵是用開水燙好的。一層白的一層黃的，白的是層薄薄的皮兒，裏麵的黃很厚很厚。
菜也是定量供應，早晨菜鋪將一筐鮮菜送到我們家院裏，這是附近幾戶的供應，多少斤是有數的。由我們家代做售貨員把菜賣給大家，再把錢給菜鋪送去。這也是困難時期北京商業的售貨辦法之一，否則那點有限的蔬菜沒法分配。十幾戶街坊，有時候是一筐爛小白菜，有時候是一筐蔫蘿卜。最可怕的是冬瓜，十幾戶分一個冬瓜，每戶一小塊，分勻了太難了，分不勻彼此有意見。開始賣菜的活兒由莫薑幹，她把每戶的秤都給得高高的；怕虧了人家，怕人家不高興，結果是我們家沒菜吃。後來母親接了這個活兒，她把分量掌握得很好，剩到最後，菜雖然不好了，分量卻差不了多少。
父親因了他的職務，每月多有供應；但極有限，無外是黃豆和伊拉克蜜棗，有時是幾斤鹹帶魚。莫薑不會做鹹帶魚，她拿著那幹瘦的長條問母親，是用溫水發還是上屜蒸？我由此推斷，慈禧老太太是絕沒吃過鹹帶魚的。
看來在吃上，也有莫薑幹不了的事。
最後連菜也少見了。入冬，每戶每人配給了五斤糧票的白薯，一斤糧票買六斤白薯，我們家用架子車拉回一車，堆在院子裏。父親見了那些白薯高興地說，這回可以吃拔絲白薯了。
莫薑愁眉苦臉地說，四爺，拔絲好做，油呢？糖呢？
父親說他就是說說而已。
那一階段，莫薑和母親常出東直門，到人家收獲過的地裏去撿剩。撿剩的城裏人挺多，老娘們兒們常為半截蘿卜、一塊菜幫而打架。逢有爭執，都是母親出頭。莫薑不會吵架，她連大聲說話也不會，她隻會用頭巾遮著半張臉，在旁邊呆呆地站著。母親回來，得意地張揚著她的收獲，莫薑則一頭紮進廚房再不出來。好像一切都變了，都倒過來了，南營房出身的母親在此時此刻展現了她無可替代的優勢；貧苦人莫薑變得小姐一般的無能。
飲食問題變得越發嚴酷，不少人出現了浮腫。莫薑麵對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雞片、清蒸鰣魚，而是如何向我母親學做疙瘩湯，如何將豆汁飯做得黏稠膩糊。當我發現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個坑的時候，母親哭了，一向“順其自然”的父親也背過身長長地歎了口氣。
父親太老了，他不順其自然也得順其自然了。
我們期盼著劉成貴送來豆汁，在饑餓麵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混蛋”拿來的東西，也照喝不誤了。
粉坊成為了國營，還在生產著澱粉和粉絲，市麵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絕跡。劉成貴負責夜間看門任務，大約是本單位的職工，還時時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混蛋”提著豆汁，邁著瞞跚的步子，進東直門，拐北小街，將豆汁送到莫薑手裏……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東直門外那個國營的粉坊，沒有劉成貴那些隨時供應的豆汁，我那年邁的父親是否還能熬過那艱難的歲月。
不知是我們家的豆汁救了莫薑，還是劉成貴的豆汁救了我們。
想起了莫薑的話：過日子，能說誰養活誰呀？
1963年經濟條件相對好了些，我肺上的窟窿終於蓋上了蓋兒。此時的我複課才上高中，比同班同學大了許多。高中學生的活動範圍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學時代能比。我對同班同學顧寅頗有好感，下學常約了顧寅到隆福寺東邊夾道去喝豆汁，攤上的豆汁盡管沒有家裏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還有鹹菜絲。更主要的，是有顧寅在旁邊。並不是為了喝豆汁，我們主要是欣賞豆汁攤的環境，頭頂一個白布棚子，一個繃著臉，目不斜視的老頭子，兩條長板凳，一張小矮桌，周圍是鬧哄哄的人，左邊是賣炸灌腸的，右邊是賣切糕茶湯的……這是談戀愛極好的掩護。
此時的我，再不會讓莫薑做奶酥六品來為我壯門麵，足見我對這場戀愛的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