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結婚

今年年初，一群學生來我家拜年，我問他們：

“下一站去哪裏？”

學生回答：

“去羅龍治老師家。”

羅龍治是台北“工技學院”的教授，我們是老朋友，偶爾遇有曆史上的典故問題，我都會打電話問他，但是我們很少見麵。於是，我很快接口：

“那好啊，我也跟你們一道去。”

進了羅家，寒暄過後，我們坐下來聊天。在場的四五個學生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話題不覺往婚姻方麵打轉，討論的是結不結婚的問題。大家七嘴八舌地發言，後來羅教授作了結語：

“給你們一個建議，如果你們要結婚，一定要確信你的對象是真情摯愛。”

學生在麵對老師訓示的時候都點頭，可是臉上卻是一副不解的神色。見此情景，我挺身對羅教授說：

“你講這些話他們不太能體會，不過我懂你的意思，我是過來人。”

二十多年前，是什麽原因促使我去結婚的呢？

很簡單，因為我對傳統賦予女人的角色和義務表示認同。那個時候的女孩，即使受了高等教育，如我們，但心裏都非常清楚：婚姻是女人生命曆程中一項很重要的任務，我們必須去完成。中國女孩的悲哀就是，沒有經曆交男朋友的階段。我們不為交男朋友而交男朋友，是為找丈夫而交男朋友，甚少女孩會對目標產生疑慮。

為什麽要交男朋友？

當然是為了體驗生命中的情愛關係。

但是，我們不懂。在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把情愛、和婚姻結合在一起。

基本上，我們對婚姻沒有什麽概念，有的也隻是我們的父母所給我們的。我們傳統文化中沒有所謂的婚姻教育，儒家雖然提出五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和夫婦，但是攤開儒家所有的訓示，前四倫的關係都有詳細的敘述教你如何去修養，唯獨夫婦這一倫幾乎找不到。

在這樣的教育下，婚姻隻有儀式的傳承。我們長大了，就跟我們的父母一樣，納入這個婚姻係統，大家都去結婚。

因此，中國人的婚姻質量之差無可比擬。我們的婚姻選擇往往是遷就社會的現實，而不是遷就個人的興趣或感情。在一個保守的社會中，離婚率雖然低，卻源自女方片麵的忍耐。從小到大，我周遭長輩的婚姻並沒有令我覺得結婚有多好，包括我母親的婚姻都是一個大失敗。但是，我從來沒有去探討結婚後的一堆問題，我隻是應社會的規範，應觀眾的請求，走入婚姻，而且還要趕在成了大齡女子前快快找到一個婚姻對象。

尋找白馬王子

在我還未進大學以前，看到鄰居的姐姐們每個人都有大把大把的人追，送花的送花，寫信的寫信，將她們的大學生活點綴得多彩多姿。當時，我最大的誌向就是上大學，在大學裏去邂逅我的白馬王子，僅此一念，竟然讓就讀一所差勁的商業職業學校的我，考進了“國立大學”，可見愛情的吸引力多麽大。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說過：“有什麽信仰能與戀愛並立共存而分庭抗禮的呢？”

上大學的第一年，因為男多女少，我在學校裏很風光，喜歡參加舞會，還被冠上“舞林第一高腳”的封號。第二年，中國台灣的大學首次出現一個延續至今的現象，文、法、商學院裏女生的錄取率比男生高。雖然我的舞技精湛，什麽活動都參加，但是我始終沒有在大學裏邂逅我的白馬王子，更沒有過什麽轟轟烈烈的愛情。

在我大四要畢業的那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柴鬆林教授發表了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個災難數字：

適婚年齡的女生多過男生！

這是一個多麽巨大的災難啊！但是，柴教授所提出的數字並不隻在中國台灣出現，它在德國和日本都是既定事實。據統計，戰爭期間的出生率不論男孩女孩都很低，戰爭結束進入太平社會以後，人口出生率暴長。日據時代的中國台灣，在抗戰最艱苦的那一年，平均人口成長率是一年十六萬，換言之就是男孩、女孩各八萬。抗戰勝利後，中國台灣的人口成長遽升到一年四十萬，男孩女孩各二十萬。如果依照傳統，男孩和女孩的適婚年齡相距五歲的話，1941年出生的八萬男孩要配1947年或1948年出生的二十萬女孩，這個比例就顯得太懸殊了。

我是抗戰勝利後第一年出生的。柴教授的災難數字發表，印證了我上大學以後內心長久的疑惑。

為什麽我可以嫁的男生都消失了？

原來，答案在此。問題是女生為什麽一定要選比自己大的男生？如果往下找，可選的對象就多了。

贏得丈夫歸

畢業之後，我很快地從不務實際尋找白馬王子的想法中醒來，接受了社會現實。原因是女孩子上大學已經十九歲，四年大學畢業就二十三歲，在婚姻市場上，一個女人最有條件的時候是在二十五歲以前，她必須在十九歲到二十五歲之間設定一個目標，努力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我已經二十三歲了，汲汲於婚姻市場中，想在身價達到最高點的時候趕緊將自己售出，以免到跌停板的時候必須等待被拋售的命運。

如果是在以前女孩吃香的情況下，我的任務並不算難。但是，我不巧遭逢了社會人口結構巨變的過渡期，在男方是買方市場的不公平情況下，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劣勢。

這時候，我的丈夫出現了——以當年中國台灣的婚姻市場來看，他算是條件相當優厚的。一個留美學人，年紀三十歲，家世很好，家裏環境相當不錯，他可以算是搶手貨了。在男少女多的情況下，我能嫁給他，也算是我的競爭能力很強了。我想主要因為我年輕貌美，大學畢業，在中學教國文。我們是經由朋友介紹而認識的，在認識不多久之後就結婚了，倉促結婚的最大原因是，他為結婚而結婚，我也為結婚而結婚，我們兩個都在婚姻市場上待價而沽，雙方的條件談妥買賣就成交了。

離婚後，我在座談會上常常碰到柴教授，每次都要嘀咕幾句，都是他的烏鴉嘴，害我如何又如何。事實上，這是玩笑話，我的婚變當然和柴教授無關，而跟現世的社會有關。客觀地看，我在婚姻市場上所遭受的壓力還不算大，比我小三四歲的女孩到適婚年齡所受的壓力更大。多年後，我們這一代的婚姻破產，多半都是因這些小我們三四歲的女人介入而起。有時候，我們不能隻從道德或倫理的角度去看一個社會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基礎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僧多粥少。

一個不幸的家庭會製造另一個不幸的家庭，這是可以驗證的因果規律。我出生在一個破碎家庭，母親是改嫁的，她的再婚生活並不愉快，我從小就在母親與繼父的吵鬧中長大。除此之外，我們家的物質環境奇差，為了從這個家庭逃走，我將婚姻當作逃生口，踏出了錯誤的第一步。

我們常看女明星在報紙上說，演了幾年電視劇都是配角，唱了幾年歌一直不紅不火的，載浮載沉，突然向新聞界宣布息影嫁人或棄歌生子去了，仿佛結婚是解決一切的退路。也有很多上班的女孩告訴我，工作疲累沒有什麽展望，幹脆找一個對象結婚算了。她們有著共同的心態，都將婚姻視為逃避事業挫折的避風港。抱持這種心態結婚的人，最後一定婚姻失敗。道理很簡單，婚姻根本不是也不應該是躲避失敗的處所，我的婚姻所以失敗仍有它的道理在，是出於個人對婚姻的認識不清。

都是賢妻良母惹的禍？

我覺得，女人是最可愛的動物，因為她們是最善於反省的動物。

從我發生婚變開始，很多長輩好心地和我一起檢討我的過錯，而我也覺得她們都很有道理，說來說去，我發覺自己簡直不是人，是豬八戒——這幾年的婚姻生活中，我沒有做對任何一件事。婚前，我對他的了解顯然非常不夠，這點我早就知道。婚後，我一心一意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忽略了丈夫的感官滿足。我從來沒有好好打扮自己，而是讓自己從四十八公斤的小姐變成五十八公斤的肥婆。結婚六年，我沒有買過一管口紅，我的口紅是出嫁時鄰居們合夥送我的，還有接收我前夫妹妹的舊貨。在美國三年，我隻買過兩件地攤衣服，每件價值十美金。我的個性太剛強，我的前夫個性柔弱，在家裏我一定太跋扈，諸如此類等等。唯一不曾落在我頭上的罪名：我生了兩個兒子。

從反悔當中，我又生出許多假設，假使當初我不如何如何，今天我就不會如何如何。總而言之，假使一切從頭來過，我絕對不會扮演先前自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是，時光不能倒流，我一味地自責根本無濟於事，隻是讓自我的評價愈來愈低，而自我憎惡的情緒愈來愈高。

後來，我和一個很好的朋友談起我們婚姻失敗的種種，才發現我是庸人自擾。這個朋友她所扮演的角色和我完全相反，她非常重視打扮自己，講求夫妻雙方的**和愉快享受，控製先生的肚子，管束先生的經濟，非常積極地扮演守門員的角色。結果，她的婚姻和我一樣失敗。

大約婚變的第四年，我開始平心靜氣地從一個較全麵的角度去看婚變問題，我發現，任何一樁婚姻的失敗，個人固然脫卸不了責任，但是它還摻雜了社會因素。我承認我個人的因素是婚前認識不清，婚後不懂相處技巧，但是我有很多經過愛情長跑的朋友，她們的婚姻依然失敗。我想，最大的症結在於我們沒有兩性教育。

現行婚姻製度的男女關係是徹底的男尊女卑，我們正處在這個中國台灣父係社會解構的開始。解構是一種緩慢的、無形的運動，置身其中的人往往是看不清楚的，社會學家也沒有先見之明，因為我們社會的信息不夠發達，沒有辦法提供預警。

當中國台灣南部流行登革熱時，體質較弱的人就會先感染，至於台北人很少受感染並不表示我們的體質強健，而是因為我們不在疫區內。同樣的，當社會開始解構，最先遭受衝擊的自然是都市人的婚姻，而婚姻本身不健全的更是首當其衝。

誰說一定要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