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固然也有“徹底”論者的批評家，正象魯迅先生在《“徹底”的底子》裏所說的，“……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立定了這個結論之後，不知到哪裏去了。誰來‘徹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藝家。然而文藝家又是不‘徹底’的多，於是中國就永遠沒有對文盲、色盲、瞎子、聾子無不有效的—‘徹底’的好的文藝。”但因之說批評家就把好作品罵走了，那也不一定的。真的是好作品，是怎麽罵也要在別人的眼裏活下來的。因為，我們的讀者不是“阿鬥”，還是有眼光的。“不過”正也象魯迅先生所說，“如果有人吵鬧，有人漫罵，倒可以給作家的沒有作品遮羞，說是本來要有的，現在給他們鬧壞了，他於是象一個落難小生，縱使並無作品，也能從看客贏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淚。”這倒真的成為“批評批評，世間多少作家，借汝之罵以存”了。現在，“百家爭鳴”以後，從前很多寫批評的人不見了，“失蹤”了；而批評“批評的”批評家出現了。仿佛過去幾年我們沒有太多的好作品，全是批評家的責任。這是頗為吃不消的罪名，批評家隻好失蹤了事。
有作家總還得有批評家。作家是社會的批評家，批評家是“社會批評家”的批評家，本來是相互唱對台戲的。既然是唱對台戲，那就不在於罵倒別人，而在於各自唱得好戲。至於批評家有一定“標準”，那是理所當然的。魯迅先生說：“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唯美的
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那就才是怪漢子呢?……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隻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這裏所謂圈子，也就是標準。批評家可以有各自的標準，但批評家的標準不一定就是作家的清規戒律。批評家不是法官，一下筆判幾年徒刑，就非去坐幾年的牢不可的。批評家說：我的標準是政治第一，藝術第二，這並不是就等於叫作家光去寫政治，不要藝術。作家的寫作過程，可能同批評家看作品到寫批評的過程剛剛相反，作家總是首先對生活有所感受，之後看出它意義，之後來寫作。在寫作時卻是貫徹意義於其所感受的形象裏的。這該是有藝術而後有政治。如果因為批評家強調政治，而作家就放棄藝術，那就是說明這作家還不是個獨立的作家。
但為了繁榮創作，批評的標準的確須要放得寬點。寬到怎樣程度呢，要看實際需要情況。我們雖然在建設社會主義，但終究是個貧乏的國家。解放後世界名著出得不多，古典名著也整理得不多。過去的“商務”和“中華”出了不少的叢書之類，雖然不免有些濫，但還可在其中選擇較好的東西，多多重印一下，這也是繼承遺產的一個辦法。而我們有些人對過去世界名著的介紹工作和有些古典文學的整理工作，抱有一概否定的態度，仿佛什麽都得“重起爐灶”，這是不對的。今天創作界是活躍的，但堅實的作品究竟還不夠多。我們的電影界還須重新記起巴金的《家》《春》《秋》的三部曲，雖然是對名著的留念，但也可以看出當前足以吸 引觀眾而可改編為電影的大作品不很多吧。在這讀者急需有東西的情況下，批評家的標準就得放寬，魯迅先生希望批評家的有三點，即“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我以為這第三點很重要。魯迅先生把這點叫做“吃爛蘋果”的批評法，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因為沒有，還是“救一救急吧”。
說到沒有，那對我們是太多了。《文藝報》要批評朱光潛的美學觀點，可是我們的批評家是不是讀過康德、黑格爾和克羅齊的美學著作呢?我自己見聞很疏，也不知道這些人的著作從前有譯出過沒有，而今天則未見其出版，那麽，批評家要來挖朱光潛的美學的根，就不可能的，而又不能不批判，隻好搬運幾句教條了。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美是客觀存在的——真的嗎?美學的問題僅僅說明美是客觀存在就夠了嗎?——如此等等。可是我們能專門責怪批評家的教條主義嗎?我們確實還缺少供批評家的研究的書，沙灘上是搭不起大屋子來的，勉強搭起來了，大風一刮來，也就吹倒。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書來說吧，魯迅先生在的時候，倒出過一套叢書，我們從此也知道些普列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梅林等等的文藝思想。可是現在呢，據說，那些東西都是從日文重譯的，而且譯得不好。而我們是新中國，新中國就得有新譯本，新譯本就是“一勞永逸”的定本。過去的東西算什麽，一腳踢開就是了。於是就“沒有”，而且安於“沒有”，在心裏卻還以為“很有”的。這對能看外文的先生們，自然沒有什麽，反正我自己總知道，但像我們這樣不懂外文的，實在有點慌。魯迅先生說：“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桂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絕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絕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和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而作家們出集子的情況，也是大致如此。正像魯迅先生所說：“那些了不得的作家，嚴謹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隻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隨他自己的便。”但是，“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梏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
自然，為青年讀者著想，不妨選精取粹，聊嚐一臠。正如翻譯，為工農大眾著想，還須改編。但為了解曆史真實，便於作家的吸收與創造，那就不能不顯出全貌。魯迅先生說：“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
總之，對文藝上，采取寬容的方針，就是為的要從無到有，從有到繁榮。隻有有了量的發展，才能有質的提高，一步登天的事是沒有的。其最後目的，自然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