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段曆史

《魯迅風》的誕生是有一段曆史的。而曆史就不免說來話長了。1937年11月，抗戰的國軍撤退淞滬，上海的文化人大批轉入大後方去。上海的抗日救國運動也暫告沉寂。所謂沉寂，實際上是抗日隊伍的休整，然而人心不免消沉了。但在舊歲正月初一的掛旗運動展開以後，抗日救國運動的氣象又複一新了。“文化抗戰”

也活躍起來，其間就有《譯報》和《文匯報》的出版，兩者都頂著西商的招牌，說著中國人的道理。《譯報》是夏衍同誌創建、梅益同誌主持的，我追隨於兩同誌之後，在出版幾個月後吧，才進去編個“報屁股”，叫《大家談》。《文匯報》也有個所謂“報屁股”的副刊《世紀風》，柯靈主編的。那時候，真的像小報的譏諷似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文匯報》的副刊上，就常有廖化們寫的一些雜文，我也是其中之一。這些文章無非是寫寫身淪“孤島”的悲憤，罵罵漢奸的無恥。不知是誰的提議，大概是文載道吧，或者就是柯靈，說要把這些廖化們的文章，湊合起來出個雜文集。點起將來是唐弢、柯靈、文載道、周木齋、周黎庵和我。兩周到那時為止，我並不認識。但他們要我把這集子起個名字。我有慨乎搖筆弄舌的文人，是不能真刀實槍趕走日本鬼子的，如說有用，那也不過敲敲邊鼓，聊以助戰罷了。於是定名叫《邊鼓集》，記不起是哪一個月出版的了。

到了同年的9、10月間，《申報》老板看看上海抗戰氣勢不錯，又來上海籌備複版了。據說是為了避免群眾誤會《申報》複版，是同漢奸們打通關節了的，要找個常常寫些抗日文章的廖化們之一的進去，借以招徠生意。(那是我後來才知道這用意的）這就找到了在《譯報》《大家談》上常寫短評的“廖化”。經過朋友和組織兩方的慫恿，我這個“廖化”就進《申報》去編《自由談》了。一進去，我才知道社論主筆是潘公弼。在漢口快要撤退而汪精衛已飛到重慶大談其“天下無不和之戰”的時候，潘公弼在《申報》上寫了篇社論，響應汪精衛這個號召。第二天，我也在《華美日報》社論上反駁這響應，真有點像“廖化風”了。但《申報》老板姓馬的看了，開初是搖頭，接著是皺眉，而最後終於認為“可惡之至”了。

恰好在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那天，在《譯報》《大家談》上登了一篇大概是題作《超越魯迅》的紀念文章，是阿英同誌寫的，那時他主編《大家談》。文章大意主要是說，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時代，我們不應停留在模仿魯迅風的雜文的階段，一定要超越魯迅。要戰鬥的，不要諷刺。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而淺出的，不要隱約而晦澀。總之，是要創造，不要模仿。筆鋒所至，自然批評到《邊鼓集》。阿英同誌是我老早就認識的，雖然那一段時間裏我們沒有碰過麵。我那時真也是“年少氣盛”，很要不得，就利用《自由談》主編的權力，寫文章在那裏答辯起來了。一場論爭。《申報》老板這回有話說了。爭論不是《申報》的傳統，而我居然論爭了，侵犯了傳統，“可惡之至，應當何罪！”乃托人諷示我辭職。我偏不自動辭職，要他下令開除。果然，大概當了編輯一個多月吧，來了封辭退的信，還多送一個月薪水。謝謝，薪水是退回了，而我也登報聲明：脫離《申報》。其用意無非為它貼上一張“招貼”：“謹防扒手”。真的，等我1941年初離開上海，我已聽到《申報》老板，由潘公弼介紹，拜謁漢奸周佛海，麵授機宜去了。這是後話，按下不表。卻說當時，另一方麵，為了結束這場論爭，由那時《譯報》主筆錢納水——這個在蘇芬戰爭後才暴露真麵目的貨色·發起座談，大家辯論一通，各持己見，並無結論，而這個錢納水也發表了他的意見，大致是“魯迅的雜文不錯，但也隻合於魯迅的年代，而魯迅風的迂回曲折的雜文，簡直要不得，蓋今日之天下，已非雜文的天下，何者，統一戰線的時代，諷刺要不得也”。於是言歸於好，座談完了。但對魯迅風雜文的抨擊，並未完了。自《華美日報》《鍍金城》的編者吳漢以至楊晉豪和叫做什麽曾迭的，都進行過對魯迅風的“圍剿”，最後，在《中美日報》的《集納》上，登了一篇張若穀的《寫文學隨筆》的文章，直接罵到魯迅先生頭上來，說，“這是可以十足代表中國浙江作家的一種習氣，

尤其是代表現代紹興師爺的一種特殊性格。”就在這種氣氛前後，大概也是文載道的提議吧，索性來出一個《魯迅風》的刊物。刊物之定名為《魯迅風》無非表現了知識分子的牛脾氣：你討厭它，我偏讓它活著給你瞧。這樣，《魯迅風》就在1939年1月11日出版了。但我不過在那刊物上，有時也寫些文章，打個雜；一切編輯、出版事宜，我都不知道；按身份，不過是個投稿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