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自然同過去的現實主義有所不同。但兒子的身上總還流著父母的血液，它們之間還有相同之處。
其實，恩格斯也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預言過。他認為將來要來完成的文學是“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曆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式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這三者之完美的融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
在沒有大工業和無產階級還沒有產生以前，在人類曆史的動力沒有為馬克思所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還沒有確立以前，人們是很難自覺地意識到曆史內容的；因之，也很難主動地掌握現實的客觀法則，並產生能預見未來麵貌的深刻的巨大的思想。因為，在過去社會中，“人們總是這樣來創造曆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覺抱定的目的，而這眾多的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意向及其對外界發生的各種影響總結起來，便是曆史。”每個人有自己的意誌和欲望。“意誌是由欲望或思考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欲望或思考的發動力，往往是性質極不一樣的。這一部分可能是外界的對象，另一部分可能是理想性的動機，如功名心、‘為真理正義服務的熱忱’、個人的憎惡，以至各種純粹個人性的癖好”。但是，“在曆史領域內起作用的許多個別意向所引起的後果大都不是所期望的，而是完全另一種的、往往是恰恰跟所期望者相反的”(以上引文均見《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所以，在過去社會裏，人們如果能夠從外界的對象給予人的影響來描寫人，能夠從個人的憎惡、癖好、熱忱以及其他理想性的動機來描寫人，那也能或深或淺地反映出現實的真實麵貌，但很少能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從“意識到的曆史內容”來描寫人和人的生活，從而反映出生活的本質和規律。詩人真實地反映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社會生活麵貌，但詩人卻還抱著“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他並不意識到“曆史內容”——這個封建製度的剝削本質。但我們的杜甫，畢竟還是中國文學史上數一數二的現實主義的大詩人哩。“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曆史內容”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不同於過去的現實主義的，也是為過去的現實主義作家所不能企及的。
一切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文學總是從進步的曆史時代和廣大的人民生活中汲取其源泉的。所以，現實主義的作品總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和豐富的人民性的。沒落的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自然有他們的文學，但不可能創造現實主義的文學。而且他們的文學，一定會隨著他們的階級的消滅而消滅的。因為他們反動了，“反”曆史的“動”，也就脫離了曆史現實的內容了。在這裏，說現實主義本身有什麽階級性，就不大妥當；但說現實主義的作品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那自然是可以的；不過這也是從作品的客觀的社會作用來說的。這裏的階級內容或階級性是指作品中反映了每一曆史時代新興階級的進步的要求和利益，反映了被壓迫的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但這也不一定同作家的主觀企圖、作家的世界觀完全相一致的。
列寧的關於文學的黨性原則，那是在無產階級已經自覺地負擔起改造世界的曆史任務的時代提出的。這個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已轉為帝國主義的時代，而帝國主義的時代，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無產階級已作為曆史舞台的主人而出現了。無產階級要把文學從對錢袋的依賴的可悲的命運中拯救出來，使它隨同自己一同登上真正人類的曆史舞台，為千百萬的勞動人民服務。並且要用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去召集創造曆史的主人的隊伍，要根據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個不可動搖的真理，去描寫勞動人民的過去、現在的生活和鬥爭的經驗，來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高成就，指出人類無限光明的前途。這一切，列寧管它叫做“自由的文學”。因為它是自覺地而又真實地反映現實的曆史內容的。在這裏，列寧是把黨性作為作家的自覺的階級思想和階級觀點而提出的，是作為作家用它來對待現實、研究現實的共產主義世界觀而提出的。但這遠非過去現實主義作家所具有的品質。對過去現實主義作家而說，“典型是黨性在現實主義藝術中的表現的基本範圍”，那是難以想象的。
作為典型形象的“人”來說，也不是僅僅具有階級性而已。從整個人類社會來看人，那麽，人有他人類的共同性，還有他階級的特殊性。從階級社會來看人，那麽，人有他階級的共同性，還有他個人的特殊性。而我們是處在階級社會和階級鬥爭的曆史時代裏，任何人的性格裏總有階級的烙印，即階級的特性，所謂人類的共同性，正如恩格斯所說是少得很可憐的了。然而，每一個人所具有的性格還是“階級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我們的文學也必須強調為階級鬥爭服務。那是不可動搖的原則。但為階級鬥爭服務的最終目的，正是為的要消滅階級鬥爭。藝術的最大使命是要把人類的靈魂從階級束縛中解放出來：“窮困而又充滿憂慮的人是不能夠理解最好的戲劇的：珠寶商人僅隻看到貨幣價值，而看不見珠寶底美和特性。”這就是因為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束縛了他們審美的感覺。“因此，為了把人的感覺加以人化，以及創造與之適應的人的意義以求理解人的本質的一切豐富性與自然的一切豐富性，那就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把人的本質加以對象化”《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使人在這對象化的藝術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從階級的解放中解放了自己的靈魂和精神世界，並且從而發展作為真正人類的優美品質——共產主義的精神品質。
我們是為了愛，才學會憎恨的。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為無產階級事業而獻身的階級戰士，都有對愛情的追求，對美好事物的喜愛、生的歡樂，死的厭惡、自由的熱愛、幸福的期望……而這種個人的願望和要求是和人類的共同的願望和要求相通的。為了階級事業，戰士是可以舍棄這一切的願望和要求，甚至貢獻出
自己的生命，但正是戰士要把這些願望和要求成為人類所共有，他才獻身於階級事業的。無產階級的戰士是要把階級社會改造成為能夠共同享有幸福、自由、愛情的真正人類的社會而戰鬥的。高爾基說，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社會：“當著個人轉向工人群眾的時候，他這樣做也不是為了群眾利益，而是希望工人群眾在毀滅了資本主義之後保證他有著思想自由、行動自由。”而社會主義的社會，正是保證“每個公民都享有發展自己的能力、天資、才能的廣大自由”的。所以他要求個人：“要忠實地對待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英勇的工作，”要勞動群眾明白：“他們的勞動僅隻為著自己”(《蘇聯的文學》)——通過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英勇工作，為自己創造更廣闊發展的前途。人是這樣地轉向於無產階級事業，而無產階級事業又是這樣地來保證個人的廣大自由的。僅僅概括了人的階級特征，而沒有個人的獨特的東西——這些個人的獨特的東西，正是通向於人類的共同願望的實現的·那還是不能創造典型的。
說“典型是黨性在現實主義藝術中的表現的基本範圍”，這固然不能解釋過去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中的典型形象之所由產生，而且也會局限了創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典型的廣闊而自由的道路。因為這就等於說，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形象，隻要表現了他的自覺的階級性就行了，那還是把典型規定為僅僅反映社會力量的本質，並和社會力量相一致的這一定義的引申罷了，這樣的說法，又怎麽能不叫人們去創造那灰色的暗淡無光的公式化的人物形象，來符合這個原則的指示呢?
那麽，怎樣來理解黨性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典型的關係才是正確的呢?我以為，黨性既然是自覺的階級規定性，那就是屬於藝術典型的創造者作家本身的事。無產階級的黨性，也就是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首先以這個世界觀為指導，來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群眾，一切階級，一切社會，然後才進入於藝術創造過程。而當作家進入於藝術創造過程的時候，那就必須依照現實主義的方法，藝術地和形象地來進行概括人民、群眾、階級和社會等等特征；這才能使作品“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曆史內容”，總是通過人物的生動的和豐富的活動(情節）的展開，通過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畫而顯示出來的。這樣，無產階級的黨性乃是作家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作為對待現實的看法，作為研究現實的方法而使用的武器，而不是作為藝術典型的直接表現的東西。黨性可以作為攝取現實的“鏡頭”，藝術家可以借它來正確地反映現實，真實地創造典型。但黨性卻不等於現實，也不能直接地表現為典型。這正同照相機的鏡頭不能作為藝術攝影的底片而表現出來一樣。黨性不通過現實生活的對象化，不通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與個性化，就沒有現實主義的藝術，也沒有現實主義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