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要挽回頹勢，則必須請蔣先生放手。因於昨夜寫下一親筆信請閻錫山、居正兩人帶往溪口與蔣先生麵商。李宗仁在信內指出，如果蔣先生不采取適當步驟以挽救這種混亂局麵，李宗仁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貽誤國家大事。
1949年的中國大地上炮火連天，硝煙彌漫。
在淮海戰役中遭到慘敗以後，分布於各地作戰的國民黨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下兵敗山倒，**。
閻錫山尚在太原積極備戰時，便已知道孫科內閣曾要求美、英、法、蘇調停中國內戰，但被拒絕。而中共方麵，則宣布蔣介石等43人為第一批戰爭罪犯，他本人也名列其間。1月1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毛澤東的這一聲明，在國民黨陣營引起山崩海嘯般的震動。
一周後，蔣介石終於宣布“引退”，提出“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他本人隻作為黨的“總裁”，離開了首都南京，歸隱奉化溪口老家。
關於蔣介石下野後的情況，他的侍衛翁元晚年回憶道：
有次，老先生滿麵愁容地從黃埔路官邸大門走出來，到外麵散步，侍衛人員見他走出官邸，以為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擁而上，跟隨在他左右。蔣介石這時不禁勃然大怒，對侍衛大聲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麽多人看著我幹什麽？你們統統給我滾！”嚇得侍衛人員個個麵如死灰，就是不曉得老先生為什麽發脾氣。後來，大家一談才知道，那一陣子，老先生的心情因為戰事失利實在壞到極點。
還有一回，老先生怒氣衝衝地從黃埔路官邸走出來，一旁的貼身侍衛，趕忙為他遞上一頂禮帽，他滿麵怒容地嗬斥：“不是這一頂！”貼身侍衛見他怒火衝天，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老先生宣布下野的當天下午，輪到我在黃埔路總統官邸值下午到晚上的崗。上哨的當時，我就覺得那天官邸的氣氛有些非比尋常，因為偌大個官邸，平日車馬喧囂，這天，居然連一個人影也沒見到，確實讓我們十分納悶。
我們下哨後偷偷走近一看，這才發現，居然堂堂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卻這樣落荒而逃、無影無蹤，讓我們頗為錯愕和彷徨，難道大局已經到了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隻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嗎？
就在我們下哨之後不一會兒，在晚上8點多鍾的光景，大隊吹起了緊急集合號音。上麵的命令十分簡短，就說要我們立刻打包行李，全隊要連夜趕搭火車，到某個重要地點執行任務，至於到什麽地方，執行什麽樣的任務，沒有任何一個長官做明確的交代。等到了火車站，我們才隱約知道，目的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鄉奉化溪口，任務並不單純。我們第1隊全體官兵是在下關坐火車，先到杭州，而第3隊，則是從湯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處老先生的行館，搭乘汽車，一路直到溪口。
行動當天晚上，大家把幾十口裝“軍火”的木箱扛上了火車時，卻有幾個粗心的同誌，大意弄翻了一箱“軍火”，夜暗中，隻聽見一聲“嘩啦啦”，整箱亮晃晃的袁大頭銀元，傾覆在火車站月台上……
大部隊到達溪口後，上級對部隊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我們這個原本駐守黃埔路總統官邸的第1隊，暫時駐守溪口的雪竇寺，第2隊駐守白岩廟，第3隊駐東澳，第4隊駐蔣家墳莊，第5隊的防地則是蔣家的核心，也就是豐鎬房。
這裏麵，除了守豐鎬房的第5隊，原本就一直駐留在那裏之外，其餘的4個隊，全部都是從南京趕過去的。另外還有一個第6隊，暫時留在南京，保護李宗仁等要員；所以，基本上，總統府警衛大隊可以說是精銳盡出，而且是跟著蔣先生這個已經下野的總統走。當時沒有任何人敢於質疑，為什麽一個已經卸下職務的前總統，還能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調動六分之五的總統衛隊兵力，跟隨他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且還押運了大筆的黃金和銀元及軍火武器。(1)
蔣介石在政壇多年，已練就一身能進能退的功夫，這已是他第三次“引退”了。其實他隻不過是從台前退到了幕後，既指揮嫡係部隊，也調集文物金銀等重要物資撤向台灣。1948年底，“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圖書館”的文物資料已先運往台灣；1949年1月10日起，蔣經國到上海把黃金280萬兩，白銀1520萬元和大批外匯運到寶島，運了4個月。
美國看到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於是一腳將蔣介石踢開，讓代總統李宗仁出來和共產黨談判“劃江而治”。李宗仁心裏何嚐不亂？他當然知道蔣介石另有算盤，所以當代總統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
蔣介石在1月21日（筆者注：宣布引退之日）的日記裏寫道：“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
蔣介石選擇這一天引退，是意味深長的，因為這是美國總統杜魯門就職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遜繼馬歇爾就任美國的第52個國務卿的就職日。對於蔣去李來的一幕，艾奇遜作了這樣的分析：“我就職的那天，委員長辭職了，把那個共和國的總統職位交給了李宗仁將軍。但是，他在辭職以前，已把中國的外匯和貨幣儲備全部搬往福摩薩（台灣），並要求美國把預定運往中國的軍事裝備改運福摩薩。這就使李將軍既無經費又沒有軍事裝備的來源了。”(2)
對此，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也有回憶：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要求以毛澤東1月14日所提出的“八條件”為基礎，“願即開始談判”。由於此事沒有同孫科商量過，行政院即於29日開始從南京撤到到上海，旋於2月在廣州辦公。從此南京國民黨政府，就變成一國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麵：一是蔣介石引退後，在其家鄉溪口設置電台，直接指揮軍隊，繼續發號施令，儼然形成一個太上政府；二是在廣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於溪口，並促立法院在廣州複會，以加強其與南京對立的地位。這樣，正如毛澤東所說：“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能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3)
1949年3月30日，閻錫山飛離籠罩在猛烈炮火中的太原到達南京。當日晚上，李宗仁在玄武湖邊的傅厚崗官邸設宴為閻錫山洗塵。
李宗仁官邸原係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首都警察廳廳長姚琮於1934年7月建造。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和紅軍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邀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朱德和葉劍英兩人就住在姚琮公館。抗戰期間，公館被日寇占用。1945年，抗戰勝利後，姚琮回到南京，接收該公館。次年，姚琮將該公館租給捷克大使館一年，期滿後收回房子，隨即又出租給勵誌社改作美軍招待所之用。後因李宗仁在南京無住房，而姚琮在高樓門等處還有房產，因此，他將該公館騰出來，1947年李宗仁及其隨員入住，直至解放前夕離開。
因當下形勢危急，加之二人多年前曾是“同為反蔣戰場上的戰友”——民國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巨頭為首的桂係與蔣介石大戰，次年閻錫山又與馮玉祥結盟，欲把蔣介石趕下台而大打出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中原大戰——所以彼此也用不著客套。
宴畢，李宗仁邀閻錫山入小客廳長談。
當閻錫山報告了太原防守情況後，李宗仁關心地說：“你沒有必要再回去了，太原肯定守不住的。以目前情況看來，一切全賴文白(4)此去北平與中共談判，如果能談出個結果來，太原也就可以避免毀於炮火之中了。你先休息兩天吧，我現在被孫哲生弄得焦頭爛額，許多事，還得仰仗你老兄才行。”
李宗仁說老蔣是1月21日那天飛離南京的，那天下午他把國民黨中常委請到家裏宣布下野，並且把預擬好宣告引退，把總統職務交給我代理的文告當眾宣讀。當時少不了自命孤臣孽子如穀正綱之流痛哭流涕，但是許多事情壞就壞在這些死硬派手裏。
李說他就任以後，自認為有三件要事亟須解決，一是與中共謀和；二是謀求內部團結；三是爭取美援。可他很快就發現，老蔣交給他的是一個根本無法收拾的爛攤子。而更讓他惱火的是，“行政院長”孫科以南京不穩為由，自行宣布將行政院各部遷往廣州辦公。
李宗仁說：“我的第二個代表團2月14日專機飛到北平。在此前後，共方由於正在消化其上次戰役所獲之戰果，長江下遊的軍事幾乎完全停頓。同時我方海軍艦隻，亦在大江上下巡邏，防止共軍渡江，因此京滬兩地的緊張局勢，頓見和緩。人心日趨安定，市麵亦恢複繁榮，人民正日盼來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時，孫科(5)帶著行政院突然從南京撤往廣州，此舉的目的，顯然是與我故意為難。我親自飛到廣州，一番苦勸後，孫科才答應將行政院遷回南京。可孫院長深知背叛本人之舉，不為立法監察兩院所共諒，乃於本月8日主動請辭，我慰留無果，情急之下，隻得於12日請何應欽來挑此重擔。”
李宗仁直言不諱地向閻錫山抱怨說：“我自1月21日登台後所下過的命令，沒有一項是實行了的，例如釋放政治犯，當以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為我最關切的事。為了釋放張、楊，我給參謀總長顧祝同下了命令，給重慶軍政長官張群打了電報；後來我聽文白說張學良關在台灣，他還拿出一張兩年前在台灣新竹井上溫泉公園和張學良照的一張相片給我看，我立即派程思遠作為我的代表去台北與陳誠商量，命令他立即放人，結果都因為囚禁張、楊的是保密局主管，它隻聽命於蔣介石，不是地方當局所能過問。舉此一端，便可概其餘。”
閻錫山雖待在太原，靠著在南京擔任要職的徐永昌、賈景德等晉籍老部下的通風報信，對中樞大事，卻是了如指掌。
1948年4月裏，國民黨在南京召開“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時，閻錫山就對出席本次大會的山西代表們麵授機宜：“總統非蔣先生莫屬，至於副總統必須能輔助蔣先生者為宜，何人適應應以總統的意見為依歸。”山西代表溫壽泉在“行憲國大”召開之前曾致函閻錫山，勸閻錫山競選副總統。閻錫山卻複函說：“我在山西將近40年，不應在此赤海孤島危亡至急的時候，為自己的便利而離開山西……今日是救亡選舉，能輔助蔣主席者始能救亡，何人為宜蔣主席始知也。”閻錫山不願參加競選，其實也是幫了蔣的大忙，因為當時李宗仁和孫科為了爭當副總統，已經鬥得天昏地暗了，蔣介石對此也頗費躊躇，如果再加摻和進來一個閻錫山，就更加麻煩。不過，閻錫山雖未參加副總統競選，他也不願看到國民政府成為蔣介石的一統天下，所以，對競選副總統的李宗仁同樣表示會給予完全支持，偏偏蔣介石為排擠桂係勢力而明確支持孫科當選副總統。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閻錫山無法同時討好蔣李，但也不願得罪任何一方，故在李宗仁與孫科決選時，采用了他畢生信奉的“中的哲學”，指示他的晉綏國大代表率領人梁化之對李孫各投一半選票。客觀上是支持了蔣介石，而沒有兌現自己“完全支持李宗仁”的承諾。
閻錫山此番飛抵南京，來見李宗仁之前，便已從徐永昌、賈景德、楊愛源、方聞等山西駐京人員口中了解到孫科故意與李宗仁作對的情形，知道那是李孫之間多年積下的矛盾，好在自己偏居山西，並未卷入其中，所以也不插言，靜待李宗仁說下去。
原來在李宗仁主政之初，他就想一反蔣氏當初的獨裁作風，好讓行政院按憲法總攪政務。而不幸的是那時的行政院長，卻是他競選副總統時的對手孫科。
孫氏在競選副總統失敗後，於1948年12月中旬繼翁文灝擔任了行政院院長。
我與孫科本有多年友誼，不幸在選副總統期間，我的幾位助選人——尤其是黃紹竑——把宣傳工作搞得有點過火，對孫氏作了人身攻擊。那時紹竑以筆名在報刊上寫了一係列攻擊孫科的文章，揭發其所謂“敝眷藍尼”事件。
藍尼原是上海一位頗有姿色的交際花，一度也曾作過孫科的外室，並替孫科生了兩個女孩子。但是戰時藍尼仍留居上海，並由不明途徑取得了大量私產。因此在戰後政府沒收漢奸財產時，藍尼財產亦在被沒收之列。藍尼不得已乃乞援於時任立法院長的孫科。孫氏乃出麵為其緩頰，因而在孫氏為此事向戰後上海當局所寫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藍尼”如何如何。這就是“敝眷藍尼”事件的發端。藍尼既是滬上交際名花，照片和新聞屢見報端，因而這“敝眷藍尼”的新聞一經傳出乃不脛而走，成為一時的花邊新聞。所以在1948年4月副總統競選的白熱化狀態之下，孫氏以蔣氏的“黑馬”身份一躍而出，那本有相當文學天才的黃紹竑便搬出這些老故事，寫出新新聞，一時哄傳，孫科為之尷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對我當然更不能諒解。他對後來的競選失敗，本可淡然處之，唯獨對此藍尼事件，則永難冰釋。所以在我接任代總統之後，他就乘機報其一箭之仇了。(6)
李宗仁畢竟算得是大政治家，在回憶錄中即便是對待自己當初政敵的花邊緋聞，也是點到即止，不加渲染，由人遐想。
李宗仁告訴閻錫山，3月26日，新華社通過廣播通知南京，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和談代表（後又加派聶榮臻），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並定於4月1日起在北平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與此同時，政府和平代表名單也公布了，首席代表是張治中，代表有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
李宗仁從案頭的卷宗裏抽出一封信函，遞給閻錫山，說道：“伯川兄，我以私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準備托張治中帶往北平。你是謀國老臣，看看似乎妥當？”
閻錫山雙手接過，認真閱看。
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成難，決心謀和，悱惻之憂，諒貴黨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諒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現已遵邀蒞平，協商問題亦已采納貴黨所提八條為基礎。宗仁懍於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鑒於人類曆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秉己饑己溺之懷，更做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曆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況複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幹戈為玉帛，登斯民於任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悃，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陽印
閻錫山看畢將頭重重往沙發後背上一靠，悲聲歎道：“東北一丟，徐蚌會戰再敗，傅作義再來個雪上加霜，一槍不放獻上北平，你手中實在也就無牌可打了。我看現在最要緊的，是先把這仗停下來。隻要槍炮一停，其他的都好說。我現在擔心的是，共軍氣焰正熾，你這套劃江而治的計劃，恐怕毛澤東是不會答應的。”
李宗仁說：“停戰當然也是此次和談的重中之重。”
閻錫山說：“我不擔心文白，我擔心的是溪口。老蔣要是把和談當成緩兵之計，這事就懸了。”
李宗仁說：“所以文白行將北上之前，向我建議，他要再去溪口一趟，同蔣介石推心置腹地談一談，弄清楚他的底線。”
閻錫山說：“3月3號你不是請張治中已去過一趟溪口，動員老蔣出國考察，氣得老蔣把茶杯都砸了嗎？”
李宗仁說：“請老蔣出國考察可不是我的主意，那是因為文白常聽到我的左右憤慨地發牢騷，說蔣表麵上下野，事實上仍在溪口指揮一切，特別是對各地指揮作戰的高級將領，電報更是絡繹不絕，無人敢不唯他馬首是瞻。而我發表的七項措施，特別是釋放以張學良、楊虎城為代表的政治犯，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我說：‘我管不了，就交還給蔣吧，我這個總統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文白一看不對，便動了勸蔣出國的念頭，以便我放手去做，促進和平，這對蔣個人亦屬有利。這事文白和我，還有張群、吳忠信商量過，他們都表同意。就算我有不同想法，也是孤掌難鳴，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了。”
閻錫山歎道：“以退為進，這是老蔣常用的手段，他下野又不是第一次了，哪一次不是如此。”
李宗仁說：“前次張治中與吳忠信前往溪口碰了釘子，這一次則因上海、廣州等地死硬分子的氣焰十分囂張，公開叫囂不惜同歸於盡，也要和共產黨血戰到底。穀正綱竟敢在公開場合對我大肆攻擊，上海的特務頭子毛森甚至威脅張治中，說‘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檜，都要清算，我準備用手槍對付這些黨國叛逆！’邵力子也接到了恐嚇電報，嚇得他不敢回家。張認為溪口之行，對這幫硬分子可能起到一種鎮壓作用。張昨天去的，今天回南京。我已邀請五院院長及國民黨留京的中央常務委員明天下午到總統府茶敘，聽張治中溪口之行的報告，並商量有關和談問題，萬請伯川兄也前去指導才是。”
閻錫山正想聽聽蔣介石最新的想法，一口答應下來。
31日剛從溪口回到南京的張治中，次日下午4時，來到總統府子超樓，向黨政軍首腦和全體立法委員報告此次溪口之行的情況。
張治中說：“代總統以和談代表團即將北上，特派我去溪口請示本黨總裁。在兩天時間裏我同總裁長談了兩次，他一再表示，他已下野，和談由代總統和何院長主持，他不便參加什麽意見。上海方麵少數頑固分子，對我製造種種謠言，橫加誣蔑，令人憤慨！”
張群笑著插話說：“今年是忍耐年，大家都需要忍辱負重。”
閻錫山、白崇禧也先後發言，強烈要求首先和共產黨簽訂停戰協定。
張治中偕屈武29日飛到溪口，30日飛回南京。到溪口以後，他就感覺到空氣和上次頗有不同，到那裏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麵，有些沒露麵。當他把與李宗仁等研究的和談大概情形報告了蔣介石，並把上述“腹案”給蔣介石看，蔣介石隻說：“我沒有什麽意見。你這次負擔的是一件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張治中在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鄭彥棻談話時，從鄭的態度和話語間，就可以體察出他們到溪口來的目的，無非是竭力反對與共產黨和談，鼓動蔣介石橫下一條心，不惜玉石俱焚，也要與共產黨死拚到底。
回南京的飛機上，屈武告訴張治中，蔣介石左右有人對他狠狠地說：“張治中這樣熱心和談，將來是沒有好結果的。”“文白太天真了，現在還講和平，共產黨願意和平嗎？我看他會死無葬身之地！”
張治中29日一到溪口就和蔣介石長談，以後有吳忠信在座也談，30日離開溪口前又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他和蔣介石從蔣介石住的蔣母墓廬順著山徑邊走邊談，一直走到溪口蔣氏祖宅豐鎬房。
國家搞成眼下這種狀況，張治中明顯感覺到蔣介石的心胸比過去寬闊了許多，似乎什麽樣的意見都能聽進去了。他甚至向蔣介石提了一個特別建議，希望他能對革命的領導方針重新鄭重考慮，從今以後，全黨應當放棄和中共進行軍事鬥爭的企圖，多作政治競賽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幹省份中，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爭取人民對黨的同情，恢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至於今後國家的體製，當然是實行多黨政治，所以我們可能一時執政，一時在野，絕不能再存過去那種由國民黨一黨專政，或以為以本黨為主體執政能夠行之久遠的錯誤觀念。我們對國家民族應當有遠大的打算，隻有實行政治民主化，實現多黨合作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後中國應走的路線。
蔣介石頻頻點頭說他讚成張的觀點，真心渴望和平，並且鄭重表示願意終老還鄉，絕不再複出。
張治中聽了很高興地說：“總裁這話對和談是很有幫助的，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裂，不知是否同意在報端發表？”
蔣介石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後，我馬上把在溪口時蔣的表示寫成新聞稿發表，次日更應立法院的邀請，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當時博得全場不斷的掌聲。事後朋友們還對我說：“這是行憲以來，在立法院會議中從未有過的熱烈情形。”
到4月1日飛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別休會半天，全體委員到明故宮機場送行，可以看出他們——至少是大多數人心理的趨向了。(7)
4月1日上午，“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一行6人加上代表團顧問和秘書等人驅車去明故宮機場。立法院還特別休會半天，讓立法委員們到機場送行。在南京的國民黨軍政大員李宗仁、何應欽、閻錫山、於右任、居正、張群、白崇禧等人也到機場歡送。
張治中在機場發表談話時說：
“我們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進行和平商談，深感責任重大，實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我們也知道在和談進程中，當不免遭遇若幹困難，但是我們雙方商談，似無不可克服的難題。我們當謹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誠意和中共方麵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議，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以慰全國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愛好和平的各界人士們，隨時給我們指導、督促和支持。”
歡送的人群頻頻向代表團揮手示意。歡送詞無非是“一路平安”“和談順利”“一路辛勞”等等老生常談。
不過，也有幾個立法委員在私下議論：
“今天他們出發的日子可不好。”
“為什麽？”
“今天4月1日是愚人節。”
“愚人節更好嘛！可以讓他們去哄哄共產黨嘛！”
“哈哈，有道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