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對的對立限定你的渴望，而那些渴望會把你禁錮。
——禪遜尼警句
“你故意放他們走，丹尼爾!”
那位老婦人用她花園圍裙那帶著汙漬的前擺擦著手。她周圍是一副夏日清晨的模樣，鮮花盛開，鳥兒在附近的樹叢間鳴叫。天空似乎有些薄霧，地平線附近閃著黃色的光芒。
“不，馬蒂，不是故意的。”丹尼爾說。他摘下他的卷邊帽，在換帽子前擦了擦濃密的灰白胡茬兒：“他讓我吃了一驚。我知道他看到了我們，但是我沒想到他還看見了網。”
“我為他們挑了這麽好的一顆星球，”馬蒂說，“最好的一顆。對他們的能力來說是個挑戰。”
“現在埋怨這些沒什麽用，”丹尼爾說，“現在他們已經在我們碰不到的地方了。不過，他那時候已經焦頭爛額，我還以為能輕易抓住他。”
“他們還有個特萊拉尊主，”馬蒂說，“他們在網下的時候我看見他了。我本來是那麽想再研究一個尊主的。”
“不明白有什麽必要。他們總對著我們低語，總是讓人想把他們踩在腳下。我不喜歡那麽對待尊主，你知道的!如果不是因為他們……”
“他們不是神，丹尼爾。”
“我們也不是。”
“我還是認為你把他們放走了。你太急著要剪你那些玫瑰了!”
“不管怎麽說，你要對尊主說什麽？”丹尼爾問道。
“他要是問我們是誰的時候，我就開玩笑。他們總是那麽問。我就說：‘你以為呢，長著飄逸胡須的上帝本人？’”
丹尼爾輕笑著：“那肯定會很有趣。他們很難接受變臉者可以獨立於他們的事實。”
“我不明白為什麽。這是個自然結果。他們給我們吸收別人記憶和經曆的力量，把那些東西收集足夠以後……”
“我們拿來的是人格，馬蒂。”
“不管是什麽吧。那些尊主本來應該能猜到，有一天我們收集到足夠的記憶和經曆以後，就能夠對我們自己的未來做出自己的決定。”
“還有他們的未來？”
“哦，原本把他放到他該在的位置上後，我會向他道歉的。憑什麽你可以安排別人那麽多事情，那是不是不對，丹尼爾？”
“你臉上一副那種表情的時候，馬蒂，我就要去修剪我的玫瑰了。”他退回到一排灌木叢中，那些灌木叢葉子青翠，開著和他的腦袋一樣大的花朵。
馬蒂在他身後叫他：“收集過的人足夠多，就得到了一個大知識庫，丹尼爾!那就是我要告訴他的。還有艦上那些貝尼·傑瑟裏特!我會告訴他們我有她們中的多少人。有沒有注意到當我們窺視她們的時候，她們感覺有多疏遠？”
丹尼爾彎腰擺弄著他的黑玫瑰。
她在後麵盯著他，手支著屁股。
“更別說門泰特了，”他說，“那艘艦上有兩個——都是死靈。你想和門泰特玩玩？”
“尊主們也總想控製他們。”她說。
“那個尊主如果要對那個大個兒的搞鬼，會有麻煩的，”丹尼爾說著從他的玫瑰根上剪掉了一個地麵上的芽，“天，這個真漂亮。”
“又是門泰特!”馬蒂叫道，“我本來要告訴他們，門泰特多得很，不值幾分錢。”
“幾分錢？我不認為他們會理解那個詞，馬蒂。聖母們也許會，但那個大門泰特不會。挖掘那麽遠的記憶會讓他的意識變得稀疏，他不可能還能回得來。”
“你知道你放走了什麽嗎，丹尼爾？”她追問道，在他身後跟了上來，“那個尊主胸前有枚零熵膠囊，裏麵也都是死靈細胞!”
“我看見了。”
“所以你才讓他們走的!”
“沒讓他們走。”他的剪刀窸窸作響，“交給那些死靈。他們會歡迎他的。”
這本書，依然獻給貝弗，我的朋友、妻子、可靠的幫手，也是命名本書的人。本書出版之時，斯人已逝，下麵的話是在她去世後的淩晨寫下的，這段話應該可以告訴你她給我帶來的靈感。
關於貝弗，我能說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在我們一起度過的歲月中，沒什麽是需要忘記的，連她優雅離世的時刻也值得我銘記。在那一刻，她最後一次為我獻上了愛的禮物：寧靜平和地離去。她曾經無悲無懼地談起這件事，以此讓我自己的恐懼消弭。向你展示無須害怕死亡，還有什麽比這更偉大的禮物？
正式的訃告將是這樣的：貝弗利·安·斯圖爾特·福布斯·赫伯特，1926年10月20日生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1984年2月7日下午5時5分卒於毛伊島的卡瓦拉。我知道她不喜歡過於正式，這已經是她能忍受的極限。她讓我保證不舉行那種“我的身體供人觀看，牧師在前麵講道”的傳統葬禮。她說：“那時我已經不在那具身體裏了，但它應該擁有更多的尊嚴，而不是供人觀看。”
她堅持說我最多可以將她火化後，把骨灰撒在她心愛的卡瓦拉：“在那裏，我感到了無盡的平和與愛。”唯一的儀式就是——親朋好友們聽著《憂愁河上的金橋》，看著骨灰撒落。
她知道那時會有淚水，就如現在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一樣，但在她最後的那段日子裏，她常說流淚無益。她覺得眼淚來自我們的動物本性。狗失去主人也會哀嚎。
人類意識的另一部分主導著她的生活：精神。不是任何愚蠢的、宗教上的精神，也和多數相信招魂的人口中的這個詞並無關聯。對貝弗來說，那是照耀她所遇到一切的意識之光。正因為這樣，盡管心懷悲傷，甚至是沉浸在悲傷之中，我也可以說由於她給我的，並將繼續給予我的愛，喜悅充滿我的靈魂。在她逝去的悲痛中，沒有什麽能比得過我們共同的愛。
她為撒落骨灰的時刻選的那首歌，是我們常常對彼此說的話——她是我的橋，我是她的梁。這是我們婚姻的縮影。
1946年6月20日，我們在西雅圖的一位部長麵前舉行了儀式，開始了這段彼此共享的旅途。我們的蜜月是在斯諾誇爾米國家森林的凱萊·巴特度過的，那頂上有一座消防瞭望塔。我們的住處十二英尺見方，頂上是六英尺見方的圓頂，多數空間都塞滿了火災巡查器，隻要看到有煙，我們就能定位火災發生的地點。
在這狹窄的房間內，有台彈簧動力的維克多牌留聲機，一張桌子上還滿滿地放著兩台便攜式打字機，我們一起把生活安排得相當愜意：用工作來支持音樂、寫作，還有其他生活帶來的樂事的開銷。
這並不是說我們一直都興高采烈。完全不是這樣。我們也有無聊的時刻，有恐懼，有痛苦。但總還有歡樂。即便在最後時分，貝弗還是可以微笑著告訴我說，我幫她躺在枕頭上的位置非常好，說我給她做的輕輕按摩幫她減輕了背痛，還有其他一些她自己已經無法做到的事。
在她最後的日子裏，除了我，她不想讓任何人碰她。但我們的婚姻生活創造了這樣一種愛和信任的紐帶，她經常說我為她做的事情就像她自己做的一樣。雖然我必須提供最貼心的照顧，像照顧嬰兒一樣，但她沒有感到被冒犯，也沒有說她的尊嚴受到了打擊。當我抱著她讓她更舒服些，或是給她洗澡的時候，貝弗的胳膊總是環繞著我的肩膀，臉也像以前一樣依偎著我的脖頸。
要傳達出那時的愉悅之情是很困難的，但我向你保證，一切千真萬確。那是靈魂的愉悅，甚至是麵對死亡時仍能感到的靈魂的愉悅。她離開的時候，我和主治醫生分別握著她的手，醫生的眼裏閃著淚光，說出了我和很多人談起她時都會說的話。
“她走得從容、優雅。”
許多看到這種優雅的人都不理解。我還記得黎明前幾個小時，我們住進醫院，準備迎接第一個兒子的情景。我們一直笑著。醫護人員不以為然地看著我們。分娩是痛苦又危險的事，分娩時母親死亡的事也並不罕見，這些人笑什麽？
我們笑是因為想到新生命的誕生，那是我們兩人的一部分，這種念頭讓我們充滿了幸福感。我們笑是因為這家醫院正是在貝弗出生那家醫院的地址上建起來的。這種延續是多麽奇妙!
笑是會傳染的，很快，在去產房的路上，我們遇到的其他人也都麵帶微笑。不以為然變成了欣然接受。笑是她在麵對壓力時的優雅音符。
她也是在為那些持續不斷誕生的新事物獻上笑容。她總能在遇到的一切中找到可以激發她感官的新發現。貝弗有種純真無邪的態度，是種自我的成熟。她想在每件事、每個人身上發現美好。因此，她總會在他人身上得到類似的回應。
“報複是孩子才做的事，”她說，“隻有根本上還沒成熟的人才想那麽做。”
大家都知道，她會打電話給冒犯她的人，懇請他們放下破壞性的感情：“讓我們做朋友吧。”她去世後，很多我並不認識的人的慰問潮水般湧來，讓我感到很驚訝。
這是她的典型做法：她想讓我給1974年為她治療的放射科醫生打電話，這段治療很可能是她去世最主要的原因。她想讓我感謝他“給了我這十年的美好時光。一定要讓他明白，我知道，在我因為癌症將死之時，他已經為我做出了最大努力。他把工作做到了極致，我想讓他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當我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心裏滿是語言無法形容的幸福感。所以應該也不難理解我不想也不需要去忘記任何一刻。多數人隻是在她生活的外圍徘徊，我卻以最親密的方式與她共同分享，她做的每件事都給我力量。如果不是她在之前的歲月裏毫無保留，全心付出，在她生命的最後十年，我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必須去做的事，給她力量，回報她。我認為那是我最幸運的事，是最偉大的特權。
弗蘭克·赫伯特
華盛頓，湯森港
198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