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的進程往往伴隨著“質疑”和“反抗”的聲音，而且認同的趨勢愈強烈、愈是快接近最後勝利，質疑和反抗的聲音有時也可能更為激越。“她”字的認同，便是如此。
就在“她”字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後已大量流行開來，到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勢的時候，困惑的質疑之聲和頑強的抵製之聲也隨之而至。1928年，一個署名為“恰”的人在《會報》發表《他、她、牠》一文，以對話的形式，表達了對時人聲張的“他”字分化為“他、她、牠”之“精確化”理由的不理解。該文不長，不妨全文引錄如下：
甲謂乙曰：嚐閱報章及小說等類之文字中，他字計有三種，或者用他，或者用她，又或者用牠，其意何居？
乙曰：是易明也，因男女性物性之各自不同，錯雜其間，每易淆惑，特用人女牛三字，以之表別耳。故指男性則用他，女性則用她，物性則依據《說文》，牛為大物，因之物字從牛，故亦從牛而為牠。蓋他她牠三字，即男女性物性之別也。
甲曰：然則類此之字尚多，此外如伊你彼我等字，何又不以人女牛三者，各相配合以表別之乎？豈男女性物性之宜表白者，僅一他字，餘字皆無表別之必要乎？！
乙曰：是又不然。文明進化逐漸增高，宛若潮流隨時而長，今尤非其時耳。國人醉心歐化，仿效不遺餘力，苟至其時，非惟此等字有男女性物性之分，即名字、動字以及形容字等類，亦將如歐洲大陸各國之文字，而必加以男女性物性之大別也。謂予不信，子姑誌之，以當左券可耳。
甲曰：信如君言，則將來無論何字，必皆以人女牛三者相配合，以表別其男女物性乎？請取譬而罕喻之。設如學塾，原屬物類，如欲表明其屬物性，則其中必皆為牛乎？如為男塾，或為女塾，則除牛而外，必複有人，或複有女以同刊其間乎？且如為男女同學之塾，則其中又必為人女牛三者相羼雜，以完成其名實乎？凡百事業，其為男性所辦，則謂之倡辦，如為女性所辦，必將謂之娼辦乎？！
乙乃囁曰：其然，豈其然乎！吾未之學也，請還質之從事斯學者。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寄自呼蘭。［30］
作者將主張和讚成采用“他、她、牠”之分別者稱為“未之學”者，即不懂語言學之人，其疑惑態度顯而易見。不過其看法，較諸前麵提到的有關討論中的類似意見卻未見有何新意，他似乎並不充分了解劉半農和龔登朝等人有針對性地提倡“他、她、牠”三者分化的具體見解。
引人注目的還在於，大約在1933年至1934年間，抵製“她”、“牠”二字的聲浪還形成一個小**。前文我們曾提到1934年開始《婦女共鳴》雜誌公開拒用“她”字一事，那主要是從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念著眼，無疑屬於此次**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還有從語言學特別是“比較語文學”角度拒用“她”字的學者參與其中，如陳寅恪、厲筱通、誅心等人，他們多是對漢文化以外的語言文化有著廣泛了解的學者。實際上，這群人不約而同、出而表態，可以說成為民國史上公開抗拒“她”字的最後一次努力。
1933年，也就是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並通令全國遵行之後不久，著名學者陳寅恪在《學衡》雜誌刊文，公開反對“她”、“牠”二字的正式通用，認為西方語言的文法各不相同，也並不完美，不必盲目效法。他寫道：
圖35 反對“她”字的陳寅恪
圖36 陳寅恪《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一文片段
1934年6月1日，《時代公論》發表厲筱通（鼎煌，1907-1959）《“她”和“牠”的俗書問題》一文，專引陳寅恪上述論說，認定這是從“比較語文學觀點”或“就文字學理”角度來“斷言此新創之她牠二字，以為人稱代字之決不可用”，讚揚陳氏論說“足破好奇者之謬妄”。該文還明確針對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匯》中有關“她”、“牠”二字的規範性內容，集中反映了當時仍然存在的反對意見。
圖37 厲筱通《“她”和“牠”的俗書問題》一文片段
厲筱通為語言學家，後來他在破解契丹文字方麵，曾做出過重要貢獻。厲文將當時社會上反對“她”字的意見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她’字）不見經傳，不載《說文》，《玉篇·切韻》收之，不過騖奇好博，采錄異體，存此俗書而已。詁義尚未論定，何可遽用？（章太炎駁擊千餘年前古人之說，未可遽信其說之必當不易）。
（二）《國音常用字匯》本身尚有問題，雖經教部公布，仍須從長計議，故此二字可采用否，尚待商榷。
（三）模仿英文，未觀會通；汨沒本國文字之特質，殊不足取。
這些反對意見，較之此前的各種觀點並無太多新鮮內容。不過在此文中，作者卻認定“她”、“牠”二字“終是俗書，非正體也”，並擺出一副力挽狂瀾、不從流俗的精英姿態，明確表示，“狂瀾之挽，正在吾輩，未可因世俗所趨，盲從附和，不敢置議”，“在此過渡時期，倡者有人，用者有人，而吾人且不能限禁，則亦惟有視為俗書，鄙而棄之可耳！”［32］
1934年4月，《北洋畫報》上有人發表《“他”、“她”、“牠”、“它”》一文，也以陳寅恪的相似思路，加以申說，並抓住現實中這幾個字使用的混亂情形，繼續表達反對“她”、“牠” 的看法，且嬉笑怒罵，態度同樣鮮明而堅決：
自從所謂“新文學”產生，一個他字，便平空多了三個同類——她、牠、它。但是這三個字用法，卻沒有確切的規定。所以在新文學裏，用得十分雜亂無章，這也是不徹底的毛病。再加上手民時時排錯，便更使人莫名其妙。最可笑的是那些譯作裏，竟然襲用原著所用那國文字的規例，人家用她代表一朵花，一個國度或是一把椅子，那譯者居然也在中文上用上一個她字。殊不知在這一國文字裏，這一件物事屬陰性，到別一國的文字裏常常適得其反。若在中文，除動物外，便不分類。你譯者既寫的是中文，你就是說中國話給中國人聽，你便須按中國規例去，你不能如此地不通。比如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所有名詞都分陰陽，比英文真切得多，而且更有“中性”（不陰不陽）一類。你若想誇耀你的譯文是由地道的西文譯過來的（他們的意思不外如是），也跟著原文陰、陽、中各類安上他、她、它等字，那不是個大大的笑話？！好在大多數的譯者，也隻能譯英文，不然，恐怕笑話正多著呢！所以我主張：（一） 譯作須按中國習慣寫出；（二）根本取消這些羅嗦的怪字［33］。
從上述所引之論可知，《“他”、“她”、“牠”、“它”》一文的作者可能了解西方文字的程度仍然有限。他對陳寅恪的前述大作或未能過目，或至少沒有細讀。因為陳寅恪明明強調英文有陰陽中三性，而法文則隻有陰陽兩性。不過，此文與上述陳、厲二文卻同一宗旨，都認為中國人應該堅守自己的語言文化特質，按“中國規例”、“中國習慣”來書寫漢文，不能胡亂接收外來影響與任意改變自己。這與九一八事變後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特別是文化民族主義心理的強勢背景不無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前後，一係列反對“她”字的文章出現之時，也正是國民政府主導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汪懋祖等人發起的“文言複興”運動發生的時候，這當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如汪懋祖就強調，中小學課本中盡除文言而代之以白話，“以為必如是則教育普及、社會進步，不意民族意識，從此告亡”。汪懋祖倡導“複興文言”的代表作《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中小學文言運動》，與厲筱通反對“她”字、鄙為“俗書”的《“她”和“牠”的俗書問題》一文，都發表在《時代公論》的前後幾期，其中《中小學文言運動》與厲文還發表在同一期，其關聯值得研究。如果再聯想到南京出版的《時代公論》背後的蔣介石係政治文化背景，這一點就更為明顯。由此看來，一個似乎僅僅存在於語言領域的“她”字，其社會認同、存亡禍福，此時已經無法與民族主義社會文化心理，特別是政府導向的文化民族主義擺脫幹係了。
就原則而言，陳寅恪等強調不要輕易“舍己從人”，反對盲目采用西方語言規則的提醒，無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不過具體到“他”字有限分化出“她”和中性第三人稱代詞一點來說，卻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從漢語的時代需要和文化交流互動的現代性等多方麵去作具體分析。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將從“現代性”反思的角度，對此問題予以集中總結，此不贅言。
雖然我們稱1934年前後陳寅恪等人的抗議，為民國時期對於“她”字的最後一撥“反抗”，但實際上當時反對“她”字者的人數已經相當有限。而且他們自己對其反對言論的結果也信心不足，故往往隻表示一種個人鄙棄不用的清高態度而已，對於社會上“她”字的廣泛流行，他們已經是無可奈何。
20世紀40年代初，由於“她”字的更加普及化，一直反對“她”字，其反對緣由與寒冰基本相同的前鴛鴦蝴蝶派代表周瘦鵑等人，最終也不得不改變了態度。周氏在1943年編輯《紫羅蘭》刊物時，毅然決定放棄“伊”而歸順“她”，並奉勸乃至“逼迫”自己的同道好友、仍頑固堅持“伊”字書寫的程小青和顧明道等名作家，也要一道歸降“她”字。這一改變的過程和原因，均具典型性。周瘦鵑本人對此還有過一段“夫子自道”，很是令人咀嚼回味。不僅如此，在筆者看來，由於周瘦鵑在近代中國文壇的特殊地位和他對“她”字的長期反感［34］，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一自述還具有代表文壇宣告“伊”字最終失敗，“她”字徹底獲勝的社會象征意義，故這裏不惜版麵，也要完整地引錄如下：
亡友劉半農兄，是編者二十餘年前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同事，同出同進，非常相契，彼此的書，也往往借來借去，交換著閱讀；我對於他那好學不倦的精神，一向是拳拳服膺的。後來他離開了中華，因為常在《新青年》月刊投稿的關係，認識了陳獨秀先生，獨秀先生往北大擔任文學院長時，就帶他同去。……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創製了代表女性第三者的“她”字，一直沿用到如今，並且普及全國。不過我因為“她”字即古文“姐”字，別有意義，而音也不對，所以未敢苟同。二十年來凡是我的作品和我所編的刊物中，就始終沒有見過“她”字，一律以“伊”字為代。記得去年謝啼紅兄曾在所作《因風閣小簡》中提到這一點，承他稱許我不肯隨俗的精神，而“伊”字尤別饒風趣；不過對我將別人作品中的“她”改而為“伊”，卻不以為然，他以為應該各存其真，不必強人盡同於己。這一句話，我自然很願聽從，但是不知如何，我對於這個“她”字，總覺得不對胃口，所以別人的作品一到我手中，非改不可，實在抱歉得很！這一回著手編輯《紫羅蘭》，承文友們珠玉紛投，而除了程小青兄的《龍虎鬥》和顧明道兄的《昆侖奴》中仍用“伊”字外，其他作品，竟無一非“她”。我的老毛病正想發作，而一想起啼紅兄的話，倒沒有勇氣了。想一個人應當從善如流，我難道還是做“老頑固”剛愎自用麽？而我的兒女們也提出了抗議，說大家都在用“她”字，爸爸何必堅持到底，不見年近古稀的包天笑老先生，也早已用了“她”了。這年頭兒任何事情，都該從眾，準不會錯。就是您老人家，自己的作品，也何妨從眾用用“她”呢？我覺得“從眾”二字，倒無從反駁，也不知是不是為了舐犢情深的緣故？我竟硬一硬頭皮，不但不再改去人家的“她”，索性連我自己也破題兒第一遭用起“她”來了。劉半農兄一靈不沫，定要掀髯一笑（我和他同事時本來是沒有髯的；但他是個落腮胡子，這些年來，也許於思於思了。嗬嗬！）道：‘老朋友，從今以後，您可不再和我鬧蹩扭了吧！’一麵我還得向那位替福爾摩斯打不平的程小青兄，和給昆侖奴捧場的顧明道兄唱個喏道：“對不起，老程老顧，您們瞧老朋友份上，也將就“她”一“她”吧。［35］
圖38 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一文片段
如此生動的“她”字認同史，特別是該字最終“俘虜”那些幾乎是最後一批“頑固反對”者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被動接受者們內心變化的心靈畫麵，實在不能不讓關心細節的史家們滿意之至。
參考文獻
［1］茅盾此時除《小說月報》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也都開始使用“她”字。如1921年5月和8月，其譯作《西門的爸爸》（載《新青年》9卷1號）和《一隊騎馬的人》（載《新青年》9卷4號）中都有使用。
［2］朱自清：《台州雜詩·燈光》，載《小說月報》第13卷第4號。
［3］葉聖陶：《祖母的心》，載《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葉聖陶出版於1922年的作品集《隔膜》，收錄了1919-1921年發表的作品，其中多用“伊”指代女性第三人稱單數。而初版於1923年的《火災》一書，收錄其1921-1923年發表的作品，以前使用“伊”字的地方又全部改成“她”字。
［4］此刊前兩期都出版在每年的4月，加上1924年5月1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被宣布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而該刊卻仍沿用舊名，故推測該刊第6期出版時間大約應在1924年4月或稍前。我知道魯迅先生此文留有手稿，並就此問題專門谘詢過魯迅研究專家孫鬱教授。他告訴我手稿由台靜農先生的兒子帶往美國了。無法弄清此文手稿裏是否已使用“她”字，實不無遺憾。
［5］魯迅：《祝福》，載《東方雜誌》第21卷第6號。
［6］潛源：《咬嚼之乏味》，載《京報副刊》1925年2月4日。
［7］魯迅：《咬嚼未始“乏味”》，載《京報副刊》1925年2月10日。
［8］談到魯迅與“她”字的關係，田仲民在《魯迅小說中的“伊”與“她”》［載《咬文嚼字》，1999（5）］的短文中曾記述說，1920年7月至1924年4月魯迅不願采用“她”而采用“伊”字，是因為受到李毅韜（1897-1939）其人的影響。李氏為河北鹽山人，五四時期加入天津覺悟社，主張男女平等，並擔任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副會長，與劉清揚、鄧穎超等辦《婦女日報》，任總編輯。李毅韜竭力反對“她”字而主張用“伊”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她認為，“他，人也；她，女也，男性用‘他’，女性用‘她’，就意味著男性是人，女性不是人”。而改用“伊”字甚好，“這不僅因為‘伊’也是‘人’旁，而且‘尹’字與‘亦’字音近，含有女性也是人的意思”。於是她奔走於津京等地，極力宣傳這一主張。魯迅也一度接受了她的意見，多年采用“伊”字，直到後來“她”字逐漸流行，才予以改換。不過，田仲民先生文中卻沒有注明這一說法的出處。待考。
［9］可見梁宗岱的小說《遊伴》，其中已用了“她”字，載《小說月報》1925年第16卷第3號。
［10］胡適1922年8月27日至28日在《晨報副刊》上載《中學的國文教學》一文，其中寫到：“究竟‘關關雎鳩’一篇是泛指‘後妃之德’呢？還是美文王德後妃呢？還是刺她的曾孫媳婦康王後呢？還是老老實實的一首相思詩呢？”他在詩歌中對“她”字的使用可能還要略早。
［11］如石評梅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就有《叫她回來吧》（1924年4月22日）和《你告她》（1924年6月20日）等篇。
［12］如陳衡哲發表在《東方雜誌》第21卷第17號上的小說《西風》，就使用“她”字。
［13］黎錦暉：《他、她、牠》，載《小朋友》雜誌1923年第69期，第23～24頁。
［14］馬二先生譯：《他為什麽娶她》、《理想中之她》；淩曉肪《她的理想中之他》，分別載於《國聞周報》1924年第1卷第8期和第11期。
［15］見前引《國語普通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23年版，“甲”部第104頁，第19頁。
［16］蔡曉舟（1886-1933），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參加反清革命，投身五四愛國運動，為近代中國著名報人、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家，曾募捐創辦安徽大學。他還是安徽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組織者，後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一說病逝，待考。
［17］見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屆年會“分組會議記錄：第十八、國語教學組：（丙）議決案匯錄”，載 《新教育》1920年第9卷第3期。
［18］朱自清：《旅行雜記》，載《時事新報》副刊《文學周報》1924年7月14日第130期。
［19］該書中選收了葉紹鈞的《寒曉的琴歌》一文，裏麵使用了“她們”指代女性，“牠們”指代樹枝即中性；同時收錄周作人的《賣火柴的女兒》和《燕子與蝴蝶》兩文，前者以“伊”指代女性，後者不僅以“伊”指代女性，還以“他”指代中性。見顧頡剛、範祥善、葉紹鈞編輯，胡適、王岫廬、朱經農校訂：《新學製國語教科書》第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
［20］參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特色資源”《館藏解放前師範學校及中小學教科書全文庫》中的“初高級中學”國文國語教科書部分。在查閱這些教科書的過程中，曾得到韓秋紅的大力幫助，特此致謝。有關教科書及傳播“她”、“伊”的具體情況，請另見書後的“主要參引文獻”。
［21］見《國音常用字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第172頁，第244頁。
［22］見《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匯》，北京，商務印書館1949年版，第84～85頁，第375頁。
［23］見張文治等編，中華書局1935年8月印行，1947年第11版，“醜集”29，“寅集”2。
［24］見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標準國音常用字典》第66頁。該字典編纂者、出版地和具體出版時間均不詳，但應當是民國1930年至1940年的出版物。
［25］除已經提到的一般詞典外，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還有一些專門化詞典，也垂範性使用“她”字。如錢謙吾編的《新文藝描寫辭典》及《新文藝描寫辭典續編》，其所示範的大量女性描寫段落中，就都使用“她”字。見上海，南強書局1931年版，第283～303頁；《續編》第557～572頁。
［26］這8位接受我采訪的史家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戴逸先生、李文海先生、王思治先生、史鬆先生、王道成先生，曆史係的王汝豐先生、李佩芬先生，以及北京師範大學我的老師龔書鐸先生。其中，龔先生告訴我，他在福建讀書時和50年代初到台灣念書時，“她”字都發“伊”音（不過據我所知，福州方言裏“他”字就念“伊”，未必即得是遵循字典發音）。史鬆先生則告訴我他在湖北省立第三小學讀書時，“她”和“他”雖然都發“ta”音，但“牠”卻是發“tuo”音的。可見當時語言學家規定的發音也並非毫無影響。
［27］可見中國辭典編纂處編：《國語辭典》第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相關部分。
［28］楊伯峻：《中國語文文法通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第47～48頁。
［29］到20世紀40年代時，一些來華日本人也專門記述了中國語言第三人稱單數詞的這一明顯變化。見挾間新太郎：《華語漫談（其の二）·“他と她と牠”》，《華北合作》1943年第9卷第5期。
［30］恰（卻酬）：《他、她、牠》，載《會報》1928年第33期。
［31］見陳寅恪：《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載中華書局出版《學衡》雜誌1933年第79期。
［32］厲筱通：《“她”和“牠”的俗書問題》，載《時代公論》1934年6月1日第114號。
［33］誅心：《“他”、“她”、“牠”、“它”》，載《北洋畫報》1934年第1080期。此條材料的獲得，得到夏明方教授的幫助。從作者署名“誅心”來看，其對發明和使用“她”字者的動機就感到不滿，覺得其心可誅。
［34］可參見周瘦鵑：《一片胡言》一文，載《申報》1922年7月7日。其中諷刺退位的宣統皇帝溥儀主動向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示好，文中諷刺道：“做朋友也好，切磋幾時，溥儀先生就能弄些新符號頑頑【玩玩】，清宮中倘仍用得著做上諭時，更可加上些‘她’、‘底’、‘牠’一類新字眼了，嗬嗬！”1921年和1923年，他在《申報·自由談》中的有些短文，也能表現出其不喜“她”字的態度。
［35］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載《紫羅蘭》雜誌1943年5月第2期。此條資料，係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陳建華教授惠贈。特此致謝。在五四時期，鴛鴦蝴蝶派對“她”字的態度總的說來似顯消極。除周瘦鵑外，另一代表人物李定夷起初也是如此。不過在其主編的《小說新報》中，他卻能容忍別人使用“她”字。如1923年第8卷第4期的《小說新報》上所載的“覺悟小說”《你的幸福》中，就用了很多“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