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她”字從“他”中分化出來並成功流行，若隻著眼於“她”字與“伊”的競爭，還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要想探究深層的根由，還必須將其放到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甚至現代性因素彼此之間複雜關係的網絡之中，並總體置於近代國人的能動選擇之下，去做進一步的透視才行。

劉禾曾從中西文化不平等關係的角度，來把握當時中國人發明“她”字活動的實質問題。在她看來，那些把漢語中沒有歐洲語言裏第三人稱陰性代詞的對等詞視作“漢語本身的一種缺陷”、並為之設計種種方案加以彌補的行為，與其說反映了漢語本身的不足，還不如說正體現了“語言之間的不平等”，“舉例來說，在把法語的陰性複數elles翻譯成英語的沒有性別區分的they時，人們沒有感到什麽不便”，這就是證明［5］。劉禾的觀點當然有其道理。不過基於前文已有的各種敘述，筆者看問題的角度卻與之略有不同。

誠然，“她”字問題就其出現的契機而言，的確與中西語言的接觸有直接的關係，但那不過是直接因緣而已，其最終得以與“他”、“它”、“他們”、“她們”和“它們”係列詞一道，成為地道的中文第三人稱係列代詞的新成就之時，根本上仍取決於漢語自身被時代激發出的現代化需要，或者更確切地說，取決於漢語使用者自身的主體性訴求和選擇。換言之，漢語中經過了各種爭論與選擇而終獲成功的“她”字之實質，並不取決於其所直接因緣的“西方性”，它在本質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權的壓迫之果，而是漢語在新時代被強化的“現代性”訴求之結晶，盡管中西語言之間的“不平等”因素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說得更明白一點：“她”字在漢語中的合法化，本質上並不是因為它來源於霸道的西方，不是因為西方語言中有，漢語中也就必須有，而是因為它在根本上與漢語在新時代被激發出的現代性訴求，或者說現代化需要發生了關聯，從而為漢語所接納。在這裏，“她”字的西方性與現代性隻是偶然發生了重合而已。因為“她”字最初被某人設計成第三人稱女性單數代詞本身，同其後經過學界討論、社會文化的實際選擇而最終流行開來，兩者之間仍存在著重要的差別。當時，並不是所有西方性的語言特點都被漢語所吸納，可以從反麵有力地證實這一點，此其一；其二，在西方語言尤其是英語中，女性第三人稱代詞並非是其語言現代化的結果，而是其很早就有的語言構造現象。它形成和存在本身與現代性並無直接關係，隻是伴隨著其他西方現代性事物而來，從而被中國人納入現代性想象、賦予其現代性意義罷了。

現代性的內涵是豐富、多維而矛盾的，它既有特定的曆史內容，諸如“科學”、“民主”、“平等”、“自由”、“人權”、“法治”等範疇所包含的與古代傳統相區別的現代價值，又可以容納從更為寬泛的“合理性”角度來加以把握的一般原則。前者昭示其曆史性，成為曆史學家能夠把握的東西；後者則往往內蘊某種延續性和開放性，為關心普世價值的哲學家所樂道。就後者而言，它同時還表現出明顯的相對性。現代性也有其模糊性、未知性和永不滿足性的內涵特點，這是它麵向未來、需要永遠接受人類生存需要和意義尋求的挑戰，因而注定要不斷被加以批判、更新改造的潛在條件和源泉。哈貝馬斯所謂“現代性是未完成的方案”，其深意也就體現在這裏——它為人類反思永無止境的“現代化”過程，或持續增強人類不可或缺的“反思”能力提供了可能。今人在把握“現代性”內涵時，至少應該將韋伯、哈貝馬斯的關懷結合起來。［6］如果能調和進某些後現代思路，當然最好不過。

現代性有“精確性”的要求。這種精確性在近代中國打上了科學精神的強烈烙印。在“他”字成功分化出“她”、“它”等字，“他們”分化出“她們”和“它們”等詞的過程中，這一追求精確的現代性原則在自覺的語言設計者們那裏，發揮了直接的誘導作用。從前文有關的諸多論爭裏，我們不難證實這一點；同時，現代性又並不排斥人類習尚的“簡約性”之要求。不一定什麽都是越精確越被認為“合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既精確又簡約，才被公認具有“合理性”。如果有關第三人稱代詞的區分過於精確以至於煩瑣累贅，也會遭到來自人性的自然抵製，從而體現出現代性某種內在的矛盾與衝突。20世紀20年代初期那些關於第三人稱代詞過於繁細的分化方案，如設置“通性”詞和“中性”詞等過於精確化的兩分方案，當時不僅本來就少有人提倡，並且很快就被社會所淘汰，便與此種“合理性”要求不無關係。在這一點上，漢語表達及其語法的某種簡約性傳統，也正好與此一要求內在契合，因而自然發生合力作用。可見漢語傳統，也未必都與現代性訴求彼此扞格不通。

不過，這種“精確性”和“簡約性”訴求的作用，又是不能孤立看待的。即便是從現代性訴求的內部角度說，它們也與男女平等觀念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彼此聯動、相互製約。

單就“精確——簡約”結構的現代性訴求角度來看，如果說在一般語言中，不妨從男女性別上對第三人稱代詞加以區別以表示其性別差異的話，那麽單數詞的性別區分，直接與獨立的個體主體性相聯係，相對來說似要比複數詞的對應區分更顯必要。劉禾所提到的近代以來，“在把法語的陰性複數elles翻譯成英語的沒有性別區分的they時，人們沒有感到什麽不便”，或許可以從這種相對“合理性”角度，得到某種釋解。

無疑，不同時代的人們對“精確”和“簡約”與否的認知及其標準都會有所不同，即便是同時代的人，也會有差異，這從前文有關“他”字分化問題的論爭中不難得見一斑。但不可否認，將這兩種受到近代科學精神洗禮的矛盾訴求結合起來、而又與“男女平等”原則形成互動的那種“現代性”整體訴求，的確是近代中國推動女性第三人稱單數和複數代詞以後來的流行形式產生、並終獲認同的直接動力之一。當然，這並不表明，“她”字及其第三人稱係統代詞的最終成功，就在於它們完全符合了現代性的主導價值及其矛盾結構。因為現代漢語中第三人稱代詞都同發一個“Ta”音的結局，無論如何都很難將其與所謂“精確——簡約”結構的現代性訴求直接掛鉤，而隻能歸結為漢語“多字可以同音”這一傳統的強力延續及其與其他現代因素共同作用的互動之果。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she”或“elle”之類）的設置，乃至區分男、女、中的整個性別代詞係統的存在本身，均不能說直接就是語言現代性固有的標尺。在西方，各種語言內部早在其現代化過程開始之前，就已產生此類語言現象，可以證明這一點。不過，西方語言中那些原本並不必備“現代性”價值的詞匯和概念，在轉化成中國語言形式時，卻也並不意味著就必然不能帶有“現代性”因素或功能，或者說一定不會卷入中國人追求“現代性”的直接行為中。這裏，時空已發生錯位，劉禾的那種“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論［7］，或許能夠發揮一點解釋作用。由於中西社會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度的新文化人，在將“先發”現代化國家語言裏女性第三人稱代詞轉化成中文詞匯的“跨語際實踐”中，自覺地賦予這種性別代詞以諸種現代性的使命與意義，寄予一種現代性的追求，乃是十分自然的。不過需要同時強調的一點還在於，在這些西方語言的性別代詞裏麵，本身就存在著可供中國人進行類似精確性和男女平等價值想象的可能空間，此乃這類“跨語際實踐”得以展開的前提條件。

其實，即便不考慮女性第三人稱代詞之區分與西方語言文化中的那些現代性因素是否具有涵容關係，僅僅將其視為眾多西方語言文化係統裏一個難以忽略的現象來加以簡潔有效的中文“對應”，也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當時，與現代性伴隨的全球化過程相一致，滿足或適應一種同世界性強勢語言接觸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時代需要與挑戰本身，也未嚐不可以說是語言“現代性”的體現或現代化的要求。西方語言在這一過程中，難道不也同樣吸收了東方語言的東西嗎？劉半農在論證“她”字的合理性時曾指出，即使該字並不能在漢語中最終流行開來，僅僅作為一種西方語言文化的翻譯詞存在，也是有其用處的。可見他對此種意義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從本質上說，不同文明下的語言或許並無優劣高下之分，有沒有男女第三人稱代詞的區分，也不構成為某種語言內在的“不足”、“缺陷”或者“優長”，在這一點上，筆者與劉禾的看法並無不同，因為不同語言的形成，均有著各自不同的曆史和社會文化條件［8］。但若是具體到各種語言自身的內部去看，每種語言無疑又都有著各自不斷豐富、發展和先後經曆現代化洗禮的過程。以前沒有“她”字，固然不能說是中國語文內在的缺陷，但有了“她”字，卻豐富和發展了漢語文化自身的新內涵（下文還會具體討論），這正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跨文化交流帶來的好處。為什麽新增的“美妙”就一定要是往日相對於其他文明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呢？！［9］

在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由於其社會、政治和文化優先進入現代化，故其語言在許多方麵也較早地打上了現代化的烙印。當這些西方國家以殖民侵略的方式來到東方時，其所帶來的語言強勢乃至文化壓迫中，自然也會包括這方麵的內容。這種現實的文化“不平等”帶給中國人的痛苦與啟迪實際是並存的。回顧近代，理性的中國人不會否認，清末民初大量科學術語和新詞匯的引入、新創，正規漢語語法的自覺探索和現實講求，西方新式標點符號係統的選擇采納，均已構成為漢語現代化毋庸置疑的重要內容。“她”字雖不能說是這一西方語言現代性引進中國的直接產物，但它無疑是中國人在追尋現代性的過程中，通過與西方語言文化接觸、碰撞而創造出來的美妙之果。

此外，從“現代性”的曆史內涵角度來透視該問題，“她”字的產生和社會化認同的實現，與男女平等、女性自主的現代價值原則，以及大眾至上的民主想象所參與起到的複雜多向作用，也不無關聯。

關於大眾至上的民主想象的功能，我們從前文分析的民眾白話口語發音、大眾語運動等對社會選擇“她”字的影響，可以集中概見；而男女平等價值原則所發揮的作用卻遠為曲折而複雜，並不完全呈一個作用方向，有時甚至是反方向。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揭示過的，它的真實效果，最終取決於同時參與作用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一方麵，它不僅曾被籠統反對“他”字應分化的人們所利用，也一度成為擁護“伊”字者排斥“她”字的重要觀念因素；另一方麵，它與精確性分別原則也有著相互涵容之處。男女平等，既是消滅男女畛域的共同人性標準的呼喚，同時也未嚐不是男女性別首先明確區分、彼此獨立的訴求。更確切地說，要“平等”必須先“區分”，隻有真正把握了彼此的“差異”，才能最終尋得真正的“平等”。現代性內在的這一深層矛盾，在一個小小的“她”字問題上，可以說得到了高度集中的體現。就此而言，漢語傳統中不分男女的“他”字，也並不意味著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實際上，與其說它是舊時代男女平等的文字標識，就像前文提到的當時有些論者所聲言的那樣，毋寧說它乃是漠視女性、甚至輕賤婦女獨立個性的語文表征。因為那是一個公認婦女遭受歧視、女性獨立意識沒有覺醒的時代。［10］當然，更為穩妥的看法或許是，傳統漢語中男女不分的“他”字使用，隻是一種獨特的東方語言習慣而已，同男女平等與否，本無直接關聯。

不過，創製“她”字的五四時代卻出現了新的背景。盡管筆者在當時有關該字的爭論中，並未看到有人直接以“男女平等”為辭，主張女人應該有一個與男人並稱的第三人稱單數符號，但誰又能完全否認在眾多的認同者和使用者的心目中，男女平等可能也成了其潛在的價值動因呢？事實上，“她”字誕生於主張社會平等、男女同校、同工同酬，婦女參政等思潮澎湃的時代，康白情等人對“她”字最初實踐的例證，以及人們從“男女平等”價值觀出發對“伊”字的維護和擁戴等，都能間接、曲折地說明這一點。

至於說到“她”字在“他、她、它”序列裏最終獲得定位的過程中，這一“男女平等”原則參與作用的途徑，那就更加微妙了：它雖不足以根本動搖“她”字的地位，卻幫助抑製了“牠”字（至少在繼承左翼文化運動傳統、更強調男女平等政治文化的大陸，“牠”字終被淘汰），從而成全了“它”字。而這反過來，無疑又有助於“她”字地位的鞏固。今天，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在盡情地享用這一方便的女性新代詞符號的時候，從字形上已經很難再感受到“她”字當年那些曾經讓人敏感的內容了。因為習慣成自然的語言屬性，有助於人們忘記這一切。

綜上所述，筆者願意再強調一遍，漢語中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之發生與成功，最初雖起源於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也有傳統語文因素的影響，但歸根結底卻是其被時代激發出的具有內在矛盾和張力的現代性訴求、或者說現代化需要主導作用的產物，是這種訴求、需要與西方語言和漢語傳統互動的結晶，盡管其最終結果及其達成的方式本身，未必全然符合“現代性”的核心價值。換言之，在“她”字生成和得到認同的過程中，以英語等為代表的西方語言的存在和以“女”旁造陰性字的漢字傳統等隻是直接因緣，卻不是其最終的決定性因素。其最具能動性的決定性因素，乃在於作為主體的中國人的現代性需要、訴求及其選擇［11］。正因為如此，“她”字在剛剛誕生之時和被書寫使用之初，其身上充滿了生氣淋漓的現代性，也就毫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