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不解者看來，一個小小的“她”字的曆史，卻費去著者如此多的心血，這樣的努力值得嗎？我的回答是：值得，當然值得！曆史上的事情肯定有大小之分，而劃分的標準卻各不相同。對於心靈日益豐富，越發渴求“明智”的現代人和“後”現代人來說，更為重要的，無疑是借助曆史學家對各色“曆史”的真實呈現，巧妙揭示和智慧把握，去獲取無盡的人文省思與意義感悟。從這個視角去窺測，“她”字問題焉能說小？！
五四時期的胡適曾言：“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我了解這句話的含義與分量。較之通常被人們掛在嘴上的那句關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學術國策之高論，胡適所說的這句話顯然更切實、靈性和高明，也就更為精彩。“她”字的曆史雖談不上“古”，對於今人卻早已“若明若晦”，何況筆者的努力還並不囿於傳統語言學的字義史範圍，而致力於一種文化史內涵的多方開掘呢？如果說我在“引論”中所提到的陳寅恪那句“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是本研究的方法論提示，那麽胡適此言，則是我自己對於這本小書努力追求的價值期許，或者說是自我安慰。
我正式開始“她”字曆史的研究，是在2003年至2004年。當時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我申報的研究課題不是新項目，而是延續2000年我所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學術文化的現代轉型》。“她”字問題，乃是該課題中新確立的一個組成部分。2005年7月26日，《光明日報》發表拙文《也談“她”字的發明與“伊”字》，引起一點討論，並激起了我進一步全麵收集有關資料，進行係統研究的興趣。2006年底，我完成了《“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詞符號的發明、論爭與早期流播》一文，大體實現了初步的預想。該文次年4月刊在同人創辦的《新史學》第一卷上。在此文刊行之前，我應邀赴日參加“東亞科學與藝術綜合研究的繼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向大會提交了這篇論文並發言。論文和發言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也獲得了來自不同學科的中日學者諸多的教益（我在本書第八章已有提及）。可惜當時論文已沒有機會再多加修改了。不久文章在《新史學》上公開發表，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鼓勵。特別是孫江兄，他不斷推動我對論文予以擴充和完善，還部分地將其譯成日文供課堂討論使用，尤其令我感動。兩年多來，在孫江學兄的一再督促和張壽安、陳建華、楊念群、夏明方、王奇生、沈國威、朱京偉等友人和我妻子劉輝女士的諸多幫助下，我陸續又補充、修改了不少內容，從而使原有的研究得以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寫作這本小書時，我對自己提出四個要求：一是盡可能多地呈現有關“她”字的各種“故事”，也就是關於“她”字的來龍，不同設計方案的爭論，最早的書寫實踐，文化意圖及其在實踐中出現的各種認同問題的具體生動的曆史過程。努力將“敘事”與“考證”相結合；二是盡量以插圖的形式，呈現“她”字及其姊妹字早期被實踐或論爭時的載體文本之原始樣態，乃至運用者主體的風貌，希望能帶給讀者以某種曆史現場感；三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去揭示一些相關的曆史聯係，有節製地發表一點分析評論，努力避免過度闡釋；四是不能隻見字詞不見人。字詞畢竟都是由人來使用的。缺乏“人”、“場景”和“曆史內涵”的語詞研究，語言學家可以做，而不應當成為曆史學者的主體追求。至於我在多大程度上兌現了上述自我要求，隻好交由讀者去評論了。另外，為了有助於讀者了解自己的相關研究旨趣，我還特將2007年發表的《文化史研究的省思》一文，附在了書後，供作參考。
對於“她”字問題的研究，隻是我有關近代中國新名詞長期係列研究成果中的一篇。原本並未打算單獨出版。後在朋友們的建議下，改變了主意。需要說明的是，“她”字的文化內涵雖然豐富，但作為概念，其內在的思想張力仍有局限，不足以充分體現筆者關於近代中國新名詞思想史研究的那一部分追求。這是單獨出版此篇所難免的一點遺憾。
本書的研究和寫作，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響，但我又力圖不為其中某些“後現代”的極端化偏向所囿，而願意對傳統史學“求真”，進行適度的因果追尋（盡量擺脫“目的論”的**），以及憑“以古鑒今”的信念固執堅守。在我看來，那種認為“新文化史”隻該專注微觀問題的看法，也僅是皮相之見，與其說新文化史的旨趣在於揭示微觀現象，不如說其誌在洞悉微觀問題背後的意義更符合事實。惟其神髓如此，它才更有值得我們取法之處。
其實“新文化史”與民國文化史研究的“舊”傳統也有許多相通的地方。以陳寅恪先生為例，他那“以詩證史”的強烈趣味，他對於語言文字之曆史內涵的格外看重，他晚年融心智、心態、語言文學和性別史於一爐的獨特努力等，都與“新文化史”的諸多表象不謀而合，隻不過其表述方式較為“舊式”而已。在校對書稿的這些天，我一直在閱讀陳先生80萬字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別傳》，除了不斷體驗其字裏行間閃爍著的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之外，我還強烈地感受到他那治史理念的大膽和新穎。同時，但見滿篇“河東君”，卻不見“她”字蹤影，也似乎使我找到了本書“引論”部分自我設問的可能答案。我仿佛聽到先生晚年，麵對“她”字的“橫行”，由內心深處不斷發出一種執拗的聲音：我有不用“她”字的理由，更有不用“她”字的自由！這與我的史學研究方法無關。
自然，由於受到自身知識結構和認識能力的限製，本書仍難免存在諸多缺陷乃至錯誤，有待同道去彌補與修正。人文世界的博大與深邃，總是使得研究者感覺“貧困”與敬畏；而“事後諸葛”這一曆史學者的社會職責，又不斷激勵著無數以此為業者勉為其難地去追尋，這種“困境生存”，早已成為清醒的史家們難以擺脫的宿命。在寫作此書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這種清醒。
最後，我還要對完成這本小書給予過無私幫助的其他學者、朋友、老師和學生，表示衷心的感謝之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我在各種注釋中都已提及，這裏不再重複。需要特別提到的還有方維規教授。方兄是我多年的學術同道和朋友，此次惠予序言，給以鞭策，亦當鳴謝。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和陳一鳴編輯，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他們不僅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還協助我重拍了那些獨特的照片，這裏也要一並致以謝忱。
黃興濤
2009年7月25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