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已經出版五年了。五年來，該書得到了許多相識與不相識的學者的鼓勵，也獲得了多項意想不到的獎勵。這樣一本為“她”字做“傳”的小書，能有如許影響，老實說早已超出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期待。特別讓我欣慰的是，此種多少有些“取徑”異樣，不免被認為“微觀”一點的研究，不僅受到語言文學界和性別研究界朋友的關注乃至嘉許，竟然還很快得到許多史學同行的認可，可見曆史學這門古老、博大而深厚學科所內具的包容性。對於筆者來說，在這個喧鬧的時代，能夠沉下心來，為知識積累做點切實的努力，所做事情雖小，卻不乏一種實實在在的充實感。
2015年年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希望增訂再版《“她”字的文化史》一書，筆者欣然應允。這次增訂，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一是借機增補了一些有價值的新資料，涉及諸如郭沫若與“牠”字的關係；魯迅有關“她”字的筆墨官司；1923年民國“通俗音樂之父”黎錦暉為推廣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正確認知與用法而專門發表的《他、她、牠》歌曲；1924年蔡曉舟在中華教育社有關“她”字的提案和會議通過的決議內容；一些有特色的相關新圖片；等等；同時，還增補了一些當時被遺漏的前人研究成果。二是做了個別地方文字的修改。如為避免誤解，把第八章的標題改為“現代性訴求與外語因素、漢語傳統的互動”，特別補上了“外語因素”四字；該章的第一節把原標題改為“與‘他’發音相同又形體略別：‘她’字勝‘伊’之主因”，特別補上“形體略別”四字等，但基本觀點則保持不變。同時，為使全書各章標題統一，特分別給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七章，增補了副標題，並在有關“文化史事件”及其敘述方法，“現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考及其與“她”字產生和社會認同的關係等方麵，也略做了一點補充，以使原有的觀點更加清晰化。
另外，這次增訂，為盡可能彌補疏漏和多少有所改進，筆者還集中時間查閱了拙著出版後海內外陸續發表的近20篇有關書評。盡管書評作者對拙著鼓勵居多，但也兼有批評或建議，如有的認為本書還是較多地關注了精英人物的選擇，對下層民眾的認同仍嫌揭示得不夠充分；有的以為本書對“她”字的古代存在之性別延續意義的作用估計不足、強調不夠；還有的認為20世紀40年代有關“她”字認同情況，可能仍有多加考察分析的必要；等等。可惜由於時間原因、資料局限或者認識分歧，這次增訂卻隻能作個別表述的調整，無法多加改進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修訂此書的過程中，得以見到楊劍利博士評論拙著的書評《現代性與“她”字的認同》一文，讀後覺得頗有啟發和感觸。因就文中提出的批評做出回應，並作為附錄收入此次增訂版之中，但願對讀者了解本書的觀點與內涵，能夠有所幫助。
最後，筆者還想借此次增訂拙著的機會，對梁文道、趙剛、張仲民、胡其柱、沈潔、嶽秀坤、賈永梅、胡傳吉、畢新偉、胡文輝、張俊峰、王飛、曹靜、倪雪君、李倩、栗月靜、王天根和楊劍利等為拙著寫過評論文字的所有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他們的評論，多少都有益於自己去做進一步的思考。在原書撰寫和增訂過程中，戴逸、李文海、龔書鐸、王思治、王汝豐、王道成、史鬆、李佩芬等前輩曾接受我的采訪，特別是李文海、龔書鐸和王思治三位先生，他們雖然都已離開人世，但其教誨和勉勵，卻將永遠銘刻在筆者心中。李文海先生在拙著出版之後，還曾主動提議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這既使筆者大感意外，又讓筆者倍覺溫暖。他老人家對學術創新的期待，我和我的同事們都不會忘懷。此外，餘華林、沈潔、韓秋紅、陳鵬等曾幫助查閱資料；張仲民、瞿駿等曾提供參考意見，在此也要一並致謝。同時，筆者還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王寧編輯，她為出版此書的增訂版，特別是調換插圖，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黃興濤
2015年3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