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編輯圈內部，劉半農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經開始討論“she”字的對譯問題，而劉半農則由此最早提出了創一個“她”字的建議。不過，在1920年以前，他雖有此非正式的提議，卻還沒有發表文章明確闡述自己的有關見解。筆者至今，仍未能找到此前有關他正式使用“她”字的明確證據。1920年年初，在《“她”字問題》一文中，劉半農自己也曾表示說：“原來我主張造一個‘她’字，我自己並沒有發表過意見，隻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裏提過一提；又因為我自己對於這個字的讀音上，還有些懷疑，所以用的時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還沒有用過，可記不清楚了）。”［1］劉半農並非虛掩客套或不敢承擔責任之人，
圖5 《新青年》雜誌1918年第五卷第二號封麵
他當時的回憶值得今人重視。有人說劉半農1917年在《琴魂》等文中，就已經嚐試使用過“她”字了，在筆者看來，這些說法恐多屬於誤判或誤傳［2］。
實際上，在文章中公開提出並討論這一問題的，應推周作人為最早。1918年8月15日，周氏在《新青年》上發表譯作《改革》一文（原作者為瑞典著名作家、北歐戲劇大師斯特林堡），文前有兩段說明文字，其中第二段寫道：
“中國第三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分別，狠覺不便。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並用，這原是極好；日本用‘彼女’（Kanojo）與‘彼’（Kare）對待，也是近來新造。起初也覺生硬，用慣了就沒有什麽了。現在隻怕‘女’旁一個‘也’字，印刷所裏沒有，新鑄許多也為難，所以不能決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個‘女’字來代。這事還得從長計議才好。”［3］
這裏，周作人不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劉半農創造“她”字的設想，也表明了從學理上基本認同的態度。隻是鑒於實際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難，他才模仿日語，采用了“‘他’字下注一個‘女’字”的臨時性辦法。前述劉半農所謂周作人對此事提過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無疑就是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後幾期的《新青年》雜誌上，凡翻譯涉及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譯的著名的《賣火柴的女兒》、《可愛的人》［4］等小說，就都是如法炮製。這與我們前文所提到的馬禮遜在《英國文語凡例傳》中的最初處理並無不同。不過，《賣火柴的女兒》翻譯的是丹麥小說，《可愛的人》則屬於俄國小說，可見他已不是專門針對英語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對應所有西方語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了。
圖6 周作人1919年1～2月發表譯作《賣火柴的女兒》時較早使用“他女”
周作人翻譯的小說中連篇累牘的“他女”，即便今天看上去和讀起來也覺得十分別扭，想必當時即能給讀者以強烈的刺激：無論是讚成者還是反對者，讀後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編輯內部，胡適、錢玄同是率先對此作出公開回應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6、7兩期上連載他所譯的莫泊桑小說《弑父之兒》，其中第三人稱陰性代詞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時還用“那女的”來表示。譯文的最後，他特別做一注釋說明道：“我不讚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辦法，故本篇不曾用這法子。”［5］可惜胡適並沒有留下他當時反對使用的具體理由。對於胡適的這一表態，劉半農後來在《“她”字問題》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適之先生的辦法，用‘那個女人’代替‘她’（見《每周評論》，號數是記不清了），……意思是對的，不過語氣的輕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煩簡，就有些區別了。”
不過在當時，周作人的創議也曾有過正麵響應之人。在翻閱新文化運動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雜誌的時候，筆者有趣地發現，現代中國童話之父、小說大家、新潮社成員葉紹鈞（聖陶）就曾一度是“他女”的熱心實踐者，他不僅率先將“他女”使用在為女子爭人格的“婦女解放”專論裏，還可能是小說創作中最早書寫“他女”的新文學家（此前周作人基本上是在譯作裏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分別發表在該刊的《女子人格問題》、短篇小說《這也是一個人？》和《春遊》中，葉紹鈞都曾響應和追隨周作人，將“他女”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來使用。
圖7 響應周作人的提議，率先進行“他女”創作的新文學家葉紹鈞（聖陶）
從《女子人格問題》一文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葉紹鈞使用“他女”時那種為女子爭與男子平等權利和獨立地位的明顯意圖。換言之，在葉氏那裏，“他女”本身就是女子獨立和與男子平等的象征符號。該文強調，“人格是個人在大群裏頭應具的一種精神”，也即“做大群裏獨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種精神”，婦女無疑和男子一樣，都應當享有這種權利、擁有這份精神。由此出發，作者激烈批判了男權社會對婦女人格的摧殘和踐踏，譴責了綱常名教、三從四德所導致的所謂“貞操節烈”。作為一名男性作家，作者還表現出一種難得的自我批判精神。文章這樣抨擊男權社會裏壓迫女子的男人們：
男子對於女子，隻有兩種主義，一是設為種種美名，叫女子去上當，自己廢棄他女的人格，叫做“**主義”；一是看了女子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女，不承認他女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認他女的人格，叫做“勢利主義”。
《這也是一個人？》和《春遊》這兩篇小說，都是以揭示當時中國婦女的不幸命運，倡導女子獨立以及同男子平等為明確主題的。前者刻意描述了一個在夫家當牛馬、經常挨打受罵、毫無人格尊嚴的悲慘婦女形象：孩子早喪，婆家卻指責是她“命硬”；逃到城裏去做傭工，卻又被發現追回；丈夫病死，終被強迫賣掉，充當“丈夫的殮費”——這和後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的形象多少有些近似之處［6］。《春遊》則不足千字，它通過31個怪誕的“他女”，講述了一個原本全然以丈夫的喜怒哀樂為轉移的婦女，終於在出去春遊的過程中第一次找到了真正屬於自己真實感受的故事：“他女隻覺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潑、高潔，自己早和這自然、活潑、高潔融合了。”［7］作者的隱義是：一個婦女隻有走出家庭那狹小的圈子，才能有機會得到真正的獨立。哪怕是僅僅走進“自然”，也會因此獲得某種意想不到的獨立性，從而減少自身的依附人格。
葉紹鈞上述的思想闡發和獨特的文學實踐，使我們看到了“他女”一字在其誕生之時，實際上就已背負了五四時期以“女性解放”為主旨的沉重的啟蒙使命。
圖8 葉紹鈞《春遊》使用“他女”片段
需要說明的是，《春遊》等文在1922年收入葉紹鈞的短篇小說集《隔膜》時，文中的“他女”已全被改作成“伊”字，故現今一般讀其 “文集”或“全集”者，往往不知葉紹鈞曾熱心使用過“他女”一事（竊以為好的“文集”尤其是“全集”的編輯者，應當對所收文章和論著進行版本對勘，最好是以初版本為底本）。另外，可能當年“他女”一字出現時給人以過於怪異的感覺，排印者不願意或不太習慣這種特殊處理的緣故，在有關文章裏，“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故意不排的情況，也時有出現。如在《這也是一個人？》中，除了開篇第一個“他女”外，後麵的竟全都被錯排成“他”字。這從實際操作的層麵上，似乎也預示了“他女”一字極端不妙的前景［8］。
1920年年初，郭沫若在文章中也特別使用過類似的“他（女）”的用法。如該年1月26日，他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短篇小說《鼠災》（署名沫若），就多次大膽使用“他（女）”，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讀之者，多能由他所設計的語境，強烈感受到發明出一個便當的字來代表女性第三人稱，使之與男性第三人稱代詞區別開來，是多麽的必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