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筆者考證，1919年5月20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後第16天，24歲的北京大學學生康白情在《晨報》上發表《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的先聲》一文，其中就已兩次在女性第三人稱代詞意義上使用了“她”字，而且在此後四個月，也就是1919年10月之前，莽莽神州，似乎也隻有他一人熱心於“她”字的書寫，因此我們要稱康白情為中國實踐“她”字書寫的第一人，應不為過［2］。
這個對“她”字情有獨鍾的康白情，1895年出生於四川省安嶽縣，1917年22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1918年年底與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成立新潮社，很快成為當時新文學青年和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人物之一。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後，他又成為該會的重要成員。在郭沫若《女神》問世之前，康白情和俞平伯兩人，還堪稱當時成績最為突出、影響最大的青年白話新詩人。了解這一點，於我們理解何以“她”字要由康白情其人來率先付諸實踐，或不無助益。
圖10 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合影。右數第5人為最早全麵實踐“她”字書寫的康白情
1.“男女同校”與康白情對“她”字的最早試驗
雖然，由康白情這位熱心新文化運動、勇於革新的“新青年”率先接受劉半農的設想，創造性地使用“她”字並不讓人感到奇怪，但他之所以能於此時毅然嚐試，仍有值得一提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男女同校”和“男女正當交際”的時代新潮，在北京等地正蓬勃興起。
還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的1919年4月，康白情就在《婦女雜誌》上參與討論有關“男女合校”問題，主張男女學生之間應該有正當合理的交往。“五四”那天，康白情的新潮社同道徐彥之仍在《晨報》連載《男女交際問題雜感》一文。5月6日至10日，康白情又在《晨報》連載《大學宜首開女禁論》，強調“這女禁問題，就是那和他異物同性的‘黑奴問題’”，呼籲處於“征服者地位”的男子，應該“拋棄我們的特殊地位，傾注我們的十分同情，興這種義戰去解決他”。次日，羅家倫也加入到討論中來，在《晨報》發表《大學應為女子開放》一文，給予聲援。這樣，“男女同校”的呼聲就在社會上逐漸高漲起來，並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在康白情等人看來，“男女同校”、實行“正當的、純潔的、互尊人格的男女交際”，首先無疑是“男女平等”的人權要求；其次則屬於男女兩性彼此涵育的內在需要，用康氏的話來說就是：“從形式一麵看他，當男女交際的時會，所以克製放肆的一切禮文都自然會發生他們的效力。……從精神一麵看他，男女交際，的確有陶育德性的能力。”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康白情率先使用“她”字的那篇報刊文章，就是他以自己參與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親身感受，以他在與獨立女子社會交往的過程中所見證的女性力量，來論說其有關男女交際的思想主張的。
在那篇題為《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之先聲》［3］的文章裏，康白情告訴人們，1919年5月13日那天，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開會討論五四運動如何繼續開展的問題，可會議開始後，卻未能很快有效地進入正題，大家長久為一份不恰當的文稿和某人說話裏兩個不妥帖的字眼爭論不休，令人沮喪。這時候，有一位名叫費興智的女士終於忍不住站起來發言，她提醒各位道：“我們的集會，是要討論救國的方法——看怎麽樣才於大局有補，並不是來爭閑氣的。我們的國仇還沒有複，國賊還沒有去，但我們對於他們卻有時盡能相諒，何況我們自家人偶然說錯了兩個字，而他又已經自己認錯了，還有什麽不可以相諒的呢？”
在解釋那位如今生平已難以查考的費女士發言何以格外富有效力的時候，第二個“她”字又在康白情的筆下接踵而來了：
在同一篇文章裏，康白情還對五四運動中因為救亡、盡自己的社會責任而開始逐漸走向社會的女性群體，對於那些為此成立和參與各種社會性組織的女性行為特別看重，稱讚其活動“狠有秩序，狠有意識，遠非民國元年的女子參政運動可比”，認為“這是他們覺著他們自己有和男子平等的人格的動機，這是他們拋棄閉關主義要和男子平等的往來的顯例。這也是男子承認他們有和他們自己平等的人格的初步”。同時他還認定，這種現象屬於他所盼望和社會所期待的“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的先聲”。
從康白情首先實踐“她”字書寫的上述情形不難看出，男女同校並實現初步的社會交往，正是那個同“他”字並肩攜手之“她”得以真正步上社會舞台的前提條件和直接契機。
2.“她”字初入新文學之掃描
康白情不僅是報刊上正式使用“她”字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把“她”字正式引入新詩和小說創作乃至文學評論的最早實踐者。
1919年8月至9月，康白情在《學燈》的“新文藝”欄目和《少年中國》上，幾乎同時發表《送慕韓往巴黎》一詩，以女性第三人稱的“她”字，代稱即將離去的汽船。同年9月，《少年中國》雜誌還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社會》、新詩《江南》和詩評《新詩底我見》，全都在女性代詞的意義上使用了“她”字。其中，《社會》是最早使用“她”字創作的短篇小說。該文全篇僅400多字，而使用的“她”字竟達18個之多。通過貫穿全文的代詞“她”字的連用，康白情塑造了一個在西湖遊憩時所見到的不知姓名的少婦形象：她婀娜多姿、樸素怯弱、心事重重而又善良傳統。這應當是新文學家使用“她”字勾畫出來的第一個中國傳統婦女文學形象［4］。
圖11 最早使用“她”字創作的短篇小說——康白情的《社會》片段
1919年10月，《新潮》雜誌刊載康白情的新詩《送客黃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說《爐景》，其中也都分別較早地使用了“她”字［5］。1920年2月，他們二人同時發表在《新潮》上的詩文，如康的新詩《疑問》，俞的短篇小說《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詩《別她》等，也都同樣使用了“她”字。［6］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號還發表長詩《菊》，以菊為“她”，傾訴著對其複雜而真切的“愛慕”之情史。其中“她”字竟可謂連篇累牘，甚至有點泛濫成災（達20個之多）。可以想見該新詩問世之時，其奪人眼目之程度。
1920年年內，康白情使用“她”字的白話新詩還有《鴨綠江以東》、《廬山紀遊三十七首之二》等。其中，前文提到的他的《疑問》一詩，已經寫得有點詩意，多少能讓人有所回味。其詩之“二”雲：
花瓣兒在潭裏；
人在鏡裏；
她在我底心裏。
隻愁我在不在她底心裏？［7］
圖12 較早使用“她”字進行創作的新文學家俞平伯
在早期創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學實踐者當中，除康白情之外，其新潮社同人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國引起熱烈的爭論之前，新文化陣營裏最愛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內涵相應最為豐富），也最為嫻熟的一個。而且他創新的自覺程度也很高。在以“她”字書寫**的那首《菊》詩的開場，他特意寫道：“前人做**詩的很多，題目差不多是用舊了。我做這首詩算是‘舊戲新排’，但被那些遺老遺少看見，必定摸摸胡子——但遺少沒有——歎口氣道：‘風雅掃地了’！”這“舊戲新排”中的關鍵之一，無疑就是以“她”字來指代**，用擬人化的手法特別明確地賦予其女性性別意義，從而釀出一種物我一體、情景交融的別樣詩味。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尚屬首次［8］。
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俞平伯還是在小說中最早熟練使用“她”字的新小說家之一，以及最早在詩歌中以“她”字題寫詩名的白話詩人之一。其小說《爐景》與《狗和褒章》對“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爐景》發表於1919年10月，全文不足700字，生動地描寫了一個有錢男人將娶小進門時，哄騙、威逼，使得妻子被迫接納的小故事。《狗和褒章》發表於1920年2月，全文篇幅不長，但構思巧妙，通篇始終不見主人公的名字，唯有一個“她”字反複出現。全篇共使用了40個“她”字，生動、鮮明而又典型地塑造了一個獨守空房一輩子，孤苦寂寞而又敏感多疑，整天與狗為伴，最終見到褒章才得以瞑目的悲劇婦女形象。這是對傳統禮教摧殘中國婦女於無形的一種自覺的文學鞭笞，其中“她”字的反複出現，強烈凸顯了女性的性別特征和終身“守貞”的悲哀，很好地增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這是以反舊式禮教為主題、以“她”字書寫為鮮明表征的新文學實踐之早期佳作。以往有關的文學評論，基本上都忽視了俞平伯關於“她”字書寫的鮮明時代特色，甚至沒有一位從這一角度對上述作品加以關注者。
較早自覺地以“她”字入小說和詩歌的，還有新文學家王統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參與創辦的《曙光》雜誌第1卷第2號上，發表小說《她為什麽死》，通過使用88個“她”字，清晰地敘述了山東曲阜縣城一個名叫慧如的女子的愛情悲劇故事，有力地弘揚了婦女解放的新文學主題。《她為什麽死》還可能是中國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標題的短篇小說。1920年2月，王統照發表的《懺悔》和稍後發表的《是藝術殺了他》等小說裏，以及在1920年2月5日發表於《晨報》上的《二十世紀的聲》等譯詩中，都大量實踐了女性代詞“她”字的書寫。
圖13 較早嚐試“她”字書寫的新小說家王統照
如果從刊物角度來看，對“她”字的早期使用和傳播貢獻最大的，當推新文化人所創辦的《少年中國》、《新潮》和《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特別是由少年中國學會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該雜誌由當時中國最富有創造活力的新文化人創辦於1919年7月1日。從該年9月的第1卷第3期開始，它就不斷刊登使用“她”字的詩歌、小說、劇本和其他文字。其重要作者和譯者康白情、田漢、黃仲蘇、周無、鄭伯奇等人，都是書寫“她”字最早期的一批實踐者。尤其是著名的詩人和劇作家田漢。從1920年年初開始，他在該刊上的“她”字書寫連續堅持了4年。如1920年2月至6月，他先後在《少年中國》發表《詩人與勞動問題》、《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和《新羅曼主義及其他》等文，均大量使用了“她”字［9］。此後，他所創作和翻譯的劇本《環珴璘與薔薇》、《沙樂美》、《哈姆雷特》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也都自覺嚐試了“她”字的書寫。值得一提的是，他1920年3月所寫的《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一文中所引用的德語詩歌，乃是其好友郭沫若幫助翻譯，該詩也較多地使用了“她”字，可見至少到此時，郭沫若也已可能零星地開始了使用“她”字的文學實踐。［10］
在《少年中國》雜誌上，1920年4月以前較早使用“她”字的，還有少年中國學會的重要成員周無、黃仲蘇等人。如1919年12月，周無在該刊發表《去年八月十五》一詩，就使用了10個“她”字［11］。但此人1920年在該刊又改用“伊”字［12］，表現出一種遊移不定的態度。這種情況在早期也並不少見。又如1920年2月至3月，黃仲蘇在該刊發表《泰戈爾的詩十七首》、《泰戈爾的詩六首》等譯詩和《送會友魏時珍、王若愚、陳劍修、許楚僧赴歐留學》等自作的新詩，［13］也都熟練地使用了“她”字來表現詩境和詩意。至於1920年4月以後至1921年，在《少年中國》上實踐“她”字書寫的新式作家就更多了，如鄭伯奇、惲震、袁弼、沈澤民等都是，但總的說來，還是以詩人較為積極和突出。實際上，在“她”字的最早期書寫實踐中，詩歌乃是最為重要的嚐試領域，自然也是受到影響較多的文學形式。因為詩歌對文字簡潔的高度要求，其達情的特別需要，象征式表達的慣用手法等，都為女性代名詞的“她”字提供了無限廣闊的用武之地。
除詩歌外，小說包括翻譯小說領域，也是“她”字肥沃的試驗場。1920年4月之前，像《申報》這樣社會閱讀麵較廣的報刊，也開始在翻譯文學中使用了“她”字。如1920年2月15日，《申報》上刊登廬江鳳生所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所著的短篇小說《暮年》（時稱“哀情短篇”），其中所使用的“她”字就達到49個之多，給人的印象相當深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