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流傳較廣的說法認定，“她”字首次入詩，是劉半農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5］其實這是極不準確的。劉半農作此詩的時間不會早於1920年8月［16］，正式發表時間似乎更晚。筆者所見到該詩公開發表的最早版本，乃是1923年9月16日《晨報副刊》上所登的《情歌》。而且此次發表還並非劉半農本人主動，實際上是有人未曾得到他的許可而“自作多情”。據筆者查知，此“自作多情”之輩，名喚“洪熙”，也就是後來相當著名的民國作家章衣萍是也。
圖14 《晨報副刊》1923年所載劉複（半農）《情歌》
筆者孤陋，不曾見此前有人提及此事，故這裏不妨岔開一點，將章衣萍當年發表此詩時寫在詩後的題記文字抄錄如下，以供文學專家們進一步深究：
這首詩，是死友SY君六個月前抄給我看的，（他是從劉複先生給他叔叔的信裏抄來的。）這詩的格調意境，在新詩界為不可多得的作品。我自失戀以來，幾乎沒有一日不背誦他。現在特地抄出來發表，介紹給國內的失戀青年。我想這在異邦的劉先生，或者不至於見怪罷。
九、十二晚，洪熙記
章衣萍，又名洪熙，安徽績溪人。曾與同鄉胡適較多交往，愛稱“我的朋友胡適之”。他還曾和魯迅等創辦《語絲》等。後出版《情書一束》和《情書二束》，大為暢銷。魯迅在編完《兩地書》之後，曾與李霽野戲說要編“情書一捆”，大概由此而發。章衣萍這位情種在失戀的時候得見劉半農此詩，遂認作情詩。雖然他的眼光的確不凡，但此詩題名為《情歌》，總讓人懷疑並非劉半農本意，而是章氏自作聰明所為。1926年9月，劉半農出版《揚鞭集》時，收入此詩，題目就取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其有不同寓意，顯然可知。
實際上，《教我如何不想她》不僅不是以“她”字入詩的最早詩歌，即便是從“她”字出現在詩的標題上來看，它也遠不能說是最早的。除了前麵提到的俞平伯的《別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就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詩，題目就叫《她麽》［17］。全詩如下：
（一）
她麽？
她嫁了麽？
她的夫是一個殘暴的野獸麽？
她是二十世紀的新人物，情願犧牲她畢生的幸福麽？
她也是完全的一個人，誰敢奪她的自主權？
唉！嫁的是她麽？
（二）
她麽？
她離婚了麽？
她嫁，是她的兄強迫她的麽？
她現在覺悟，她的兄不反對她麽？
她雖然出了苦海，她怎樣才能得自由？
唉！離婚的是她麽？
（三）
她麽？
她死了麽？
她的精神，萬分苦痛麽？
她是達觀的青年，她為了舊倫理而死麽？
她奮鬥到死，是光榮呢還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麽？
這首《她麽》一詩，以對“她”嫁人、離婚和抑鬱而死的想象，表達了對當時中國女性婚姻不自主的悲慘際遇之同情和獨特命運之關切，實在是破天荒之舉，給人以別具一格的強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詞“她”字的頻繁使用、反複出現，自然而藝術地超越了女人個體，格外凸顯了“女性”性別的整體意義，表現出對“婦女解放”運動強烈的時代關懷。
可以肯定，盡管劉半農是“她”字的最早創議者，但當上述諸人都紛紛以“她”字入詩作文寫小說之際，他卻尚處在觀望之中。這從他1920年年初以前，與上述諸人同時在《新青年》、《新潮》等報刊上發表的詩文可知。劉半農最早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的以“她”字入詩之創作，為《一個小農家的暮》。這首白話新詩中運用新生的“她”字描述農家主婦的詩句，樸實而自然，同時把傳統的“他”字留給了農夫，並用“他們”來指稱孩子們，描摹出一幅黃昏時分平淡而溫馨的農家生活圖。其詩寫道：
她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著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銜著個十年的煙鬥，
慢慢地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
調弄著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麵青山的頂上，
鬆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著月，
還數著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倫敦
的確，《一個小農家的暮》已不愧為一首很優美成熟的白話新詩，不過其發表時間卻已到了1921年8月1日。［18］應當說，在“她”字的實踐方麵，劉半農還隻能算作是一位後進。即使是在《新青年》雜誌上，更早以“她”字入詩的，也屬“新青年”俞平伯等人。如1920年11月1日，俞平伯在《新青年》發表新詩《題在紹興柯嚴照的相片》［19］中，就大量使用了“她”字。該詩寫道：
她含著所謂的我；
我卻藏住另外一個她。
有我沒有？是她不是？
那個，可知嗎？
這個，可識嗎？
誰耐煩管這些，
怕還夾點不願意，
隻會扭扭捏捏推托著。
“唉！願了——什麽不能？”
“是！暫恕我這現在！”
……
這是《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最早以“她”字入詩的詩歌，也是該雜誌對“她”字最早的正式使用。不過總的說來，1921年以前，《新青年》雜誌對嚐試“她”字一事似並不熱衷，遠不如《少年中國》和《新潮》等其他提倡新文化的刊物。
那麽，最先以“她”字來指代和象征祖國，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樣以劉半農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為最早呢［20］？實際上也不是。前麵提到的俞平伯1920年2月發表在《新潮》上的那首《別她》，詩中的“她”就是明確指代祖國。此詩是他赴英國留學之前，書寫和表達對於祖國的熱愛及其立誌從改造自身做起報效祖國的複雜心緒的。筆者以為，《別她》一詩，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確以“她”字指代祖國、專題抒發對祖國深情的詩歌。由於此詩過去並不為一般人所熟悉，這裏不妨將其全文引錄如下：
別她（八年十二月去國作 ）［21］
厭她的，如今戀她了；
怨她的，想她了；
恨她的，愛她了。
碎的，病的，齷齪的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厭。
我的她，我們的她；
碎了——怎不補她；
病了——怎不救她
齷齪了——怎不洗她
這不是我的事嗎？
我說些什麽好！
想躲掉嗎？怕痛苦嗎？
我怎敢！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愛我便愛她，救我便救她。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懦夫！醉漢！
我該這樣待我嗎？
我該為她這樣待我嗎？
我背著行李上了我的路；
走！走！快走！！
許許多多的人已經——正在把他們的她治活了。
把祖國女性化，從而表達一種前人所不曾熟悉的別樣情愫，這既是詩歌主題別開生麵的變革，也是愛國文學前所未有的嚐試。可惜此前的近代中國文學研究，對於此類現象卻還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
實際上，1920年4月以前，“她”字不僅開始被人用來指代祖國，同時也被用來指代作者心目中其他美好的、被賦予情意的事物，如指代自己心愛的作品，自然界的花草、月亮和地方等。前文我們曾提到俞平伯以“她”代菊的詩歌實踐，他還以“她”字指代上海這樣“最先時髦開通”的現代城市［22］。在“她”字的運用方麵，早期的康白情更為靈活，早在1919年年底，他就已經以“她”字來代稱自己的文章了。［23］同時，他還以“她”字來指稱離別之船和月亮等。
1920年2月5日，在《晨報》的“新文藝”欄內，刊有一首署名“T T” 的新詩《滿月的光》，就以“她”來指代月亮。不僅形式新穎、而且詩意盎然。詩雲：
好一片白茫茫的月光，
靜悄悄躺在地上！
枯樹們的疏影
**漾出他們的伶俐模樣。
仿佛她所照臨，
都在這般伶伶俐俐的**漾；
一色內外清瑩
再不見纖毫翳障。
月啊！我願永永[久]浸在你的光明海裏
長是和你一般雪亮！［24］
至於“她”字被用來指代凝結自己理想和心血的事物之用法，我們也可以舉一個較早的例子。例如，1920年5月，清華學校的一名學生就稱自己所參與創辦的以改革社會、推進“文化運動”為宗旨的“唯真學會”為“她”，並充滿情義地寫道：
唯真學會的前途，可以由她的過去之變遷痕跡推想。……然而我們學會進步不是她自己進步，她要看她的會友為轉移，她的會友如果是“日進無已”，那麽她一定也是“日進無已”，這是我敢斷言的。［25］
可見，在最早使用“她”字的新青年中，已有人從感情上將“她”字與新文化運動的事業自覺不自覺地聯係在一起了［26］。
下麵，我們再來簡單看看“伊”字現代書寫的最初實踐情形。
用“伊”字來對譯西方的第三人稱單數詞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時期就已經出現。自覺而較多地開始將“伊”字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來從事翻譯和寫作，則大體與“她”字同時。筆者不曾專門考察五四前後“伊”字最早出現的情形，但可以斷言，至少從1919年年初《新青年》發表那篇討論“she”字的翻譯問題之後，周作人等人便已開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稱單數的意義上，比較自覺地使用“伊”字的文學實踐了。比如，1919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號上發表譯作《沙漠間的三個夢》，其中就非常自覺地在與“他”字相對的意義上使用了“伊”字（見圖14）。此後至1923年年底以前，他一直都堅持使用“伊”字。周作人的兄長魯迅對“伊”字的使用，情況大體類似。他在《一件小事》中，已用“伊”字指代女性單數第三人稱。該文最早刊於《晨報》1919年12月1日的周年紀念增刊上。不過據我所見，1919 年6月，一個署名“遼左布衣”的人在其短篇小說《慧姐》裏，已開始使用女性第三人稱的“伊”字作為代詞。［27］這比周氏兄弟的正式使用，還要早近5個月。
圖15 周作人較早使用“伊”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譯作《沙漠間的三個夢》片段
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報》、《東方雜誌》、《新潮》等很多報刊上，也都較多出現了以“伊”字來充當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茅盾、胡愈之、葉聖陶等人，則較早地成為這種“伊”字現代寫作實踐的著名探索者。至於此後到20世紀30年代，“伊”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書寫就更為流行了，甚至一度風頭還超過“她”字。這一點，我們後文還會談到。
參考文獻
［1］郭沫若1919年至1920年初所寫的一些新詩，如果隻看其各種文集、全集，或早年的詩集，很容易誤認他當時已經使用了“她”字。如1919年9月29日他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的《死的**》一詩，1920年1月7日、8日 發表在《學燈》上的《別離》和《演奏會上》二詩，詩中原本使用的“他”字，都一律被改成了“她”字，卻並未注明。現有的《冰心全集》（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亦然。甚至新近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這種情況。如1919年5月1日，傅斯年發表在《新潮》上的《前倨後恭》一詩所使用的“他”字，“全集”就都改成了“她”字。因此研究相關的語言文化問題時，好些今人編的“文集”或“全集”實不足為憑（很多時候責任不在編者，而在出版社編輯想當然地加以改動），必須非回到當年他們活動或實踐“她”字的“現場”去不可。這無疑給我們的研究增加了難度。
［2］署名為“康白情投稿”。有關康白情最早實踐“她”字寫作的結論，係筆者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考證所得。見拙文《“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詞符號的發明、論爭與早期流播》，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5～164頁。
［3］該文原載《晨報》1919年5月20日。其中也使用了“五四運動”一詞，可見那種認為“五四運動”一詞為羅家倫發明於1919年5月26日的流行說法，並不妥當。該說起源於胡適1935年《紀念“五四”》一文，其中認定在一個署名“毅”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發表於《每周評論》1919年5月26日）裏最早使用了“五四運動”一詞。後人們發現“毅”為羅家倫的筆名。“羅家倫發明說”遂流行開來。近些年，已有人考證並提出異議。或認為該詞最早見之於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發表的《罷課宣言》［見孔凡嶺：《“五四運動”一詞的最早出現及其涵義》，載《曆史教學》，2000（7）］；或認為該詞最早見之於1919年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發表的《致各省各團體電》［見楊琥：《“五四運動”名稱溯源》，載《北京大學學報》，2006（3）］。值得注意的是，發布這些宣言和通電的，都是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名義，而當時該組織的會長為北大學生段錫鵬。代表北大輪流出席有關各次會議的除段氏外，還有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易克嶷、張國燾、康白情、陳寶鍔，而羅家倫並不在其中。這一點，羅家倫有關五四運動的回憶錄亦可證明（另，以羅氏自身的性格，如果真是他所為，恐也不會不自告奮勇的“承認”）。從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所發表的《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之先聲》一文可知，1919年5月13日代表北大出席聯合會有關討論的正是康白情。他可能是次日“宣言”或“通電”的重要起草者。該文中標明的寫作時間也是1919年5月14日。此文開頭一句即為“‘五四運動’之後，產生了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就中女學界也不少參加入內的”。因此筆者大膽推測，“五四運動”一詞實有可能為康白情最早發明，並影響到他的同學和朋友羅家倫等。當然，該詞的形成也有可能是北大諸新青年之間互相啟發的結果，而康使用在先。
［4］康白情的《社會》一文載《少年中國》1919年9月第1卷第3期。
［5］載《新潮》第2卷第1號。
［6］載《新潮》第2卷第3號。
［7］載《新潮》第2卷第3號。值得注意的是，康白情實踐“她”字書寫的《疑問》一詩，當時至少刊發過三次。 1920年2月登載於《少年中國》雜誌第1卷第8期，同月登載在《學燈》上，接著《新潮》雜誌又重登。
［8］當俞平伯在《**》中大用“她”字時，同期刊載於《新潮》的胡適《李超傳》仍以“他”字指代女性。
［9］文中所列田漢所作《詩人與勞動問題》《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新羅曼主義及其他》三文，分別載《少年中國》第1卷第8～9期。
［10］據筆者目前所知，郭沫若1920年12月，在發表於《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的《我的散文詩》四首中，已有兩首明確使用過“她”字，一首為《她與他》，一首為《女屍》。可參見鄧牛頓輯：《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1919—1921），載《南開大學學報》，1978（3）。
［11］周無：《去年八月十五》，載《少年中國》第1卷第6期。
［12］如周無1920年10月在《少年中國》第2卷第4期翻譯的法文詩《幸福》中，就又改用“伊”字作第三人稱女性單數詞。
［13］黃仲蘇諸詩，載《少年中國》第1卷第8～9期。
［14］廬江鳳生譯：《暮年》（俄國柴霍甫著），載《申報》1920年2月15日第15版。
［15］蔡瑛：《劉半農的“她”》，載《人民政協報》，2006-07-27。將有關內容在“百度”網上一搜，發現類似的不準確說法隨處可見。還有人認為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乃是最早正式使用“她”字。這一錯誤說法同樣眾多。出處不贅。但願筆者的考證，能夠有助於糾正這些不準確的說法。
［16］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據劉小蕙在《父親劉半農》中說作於1920年9月4日；另有一流行說法認為作於1920年8月16日。待考。
［17］《她麽》原詩載《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0年3月12日。
［18］同期《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還發表了劉半農的一首詩歌譯作，題為《夏天的黎明》，也大量使用了“她”字。劉半農注明此詩和《一個小農家的暮》都作於英國倫敦，時間分別是1921年4月和2月。
［19］俞平伯的《題在紹興柯嚴照的相片》一詩，載《新青年》第8卷第3號。
［20］劉半農寫作《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初，究竟主要指的是他的情人，還是祖國，曾有疑義。他的女兒劉小蕙在《父親劉半農》一書中強調：“當時父親所寫歌詞中‘她’確實是指我們的祖國而不是一個令人思戀的女友。”它後來被趙元任譜曲，“表達了他們兩人對祖國的無限思念之情”。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父親劉半農》第57頁。此書還認為，該詩是“首次將‘她’字引入詩句”（《父親劉半農》，第158頁）。這種說法有誤，前文已述。趙元任等也認為“她”最初即是指祖國。
［21］俞平伯的《別她》一詩原載《新潮》1920年2月第2卷第3號。
［22］見俞平伯《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一文。其中有雲：“在本文以前，先要把她的背景略說一說。上海是在揚子江的下遊，和外國通商很早，所有江南的工商界都集中此地，歐美日本也就她做工戰商戰的大本營。所以上海一麵是江南物質世界的結晶；一麵是歐美物質世界的尾閭。她在中國總算最先時髦開通的一個地方。但是到了現在，她的姊妹們都覺醒了奮起了，她還是睡著，盲目跟著人家跑，這不奇怪嗎？……”載《新潮》1920年2月第2卷第3號。
［23］見《康白情啟事》，載《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號。
［24］較早以“她”字指代月亮的詩還有1920年5月8日《晨報》上所載楊寶三的《找月亮》。
［25］鳴希：《唯真學會的過去與現在》，載《唯真》1920年5月創刊號，清華學校唯真學會出版，第59頁。
［26］稍晚一點於1921年10月10日創刊的《共進》雜誌在發刊詞裏，也這樣使用“她”字。載《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1979年印刷，第611～612頁。
［27］遼左布衣：《慧姐》，載《晨報》1919年6月5日“小說”欄。